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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
1964 年毛泽东在回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写作经过时说：“先写了一篇短文，..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对内容作了发挥。1961 年他还曾说，他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他是喜欢的。因为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①。这些回忆，不仅说明了该文对于反对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奠定我党思想路线的里程碑作用，而且反映了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艰苦历程和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反教条主义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理论准备不足，革命实践经验不足，对待马克思主义尚缺乏科学态度，加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承认，共产国际曾给予许多正确的指导，这对于中国革命起了许多有益的作用。但也无庸讳言，共产国际也确提出过不少错误的意见，而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又对此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创立发展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根据当时的情况，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这是他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在农民问题、革命道路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建军打仗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产物。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认真地吸取了失败的惨痛教训，在井冈山创建了农村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步。然而，在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也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影响，不可能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要以农村根据地去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然而到1929 年至1930 年，农村游
① 转引自《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61 页。击战争广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扩大，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城市斗争的开展却累受挫折，非常困难。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国情、斗争的形势告诉人们：中国革命要胜利发展，就必须把工作中心首先放在乡村。经过实践的探索和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中，最先在实际上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摒弃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并为教条主义者所奉行的“城市中心”的框框。对此周恩来曾指出：这封信“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①。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这是他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的一个重大成果。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国际共运中没有先例，马列书本中更找不到现成答案。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支持和肯定的决议或提出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措施。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深入调查，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践中，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以及党和军队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大大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认真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教训的结果。
与毛泽东相反，由于共产国际完全按照他们定的基调来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他们派出代表罗明拉兹来中国主持“八七”会议，把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中国同志身上。这就使中国党不能也不敢正确总结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而是跟着共产国际指责陈独秀，说是他违背了国际指示才使大革命失败的。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更忠实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
②。共产国际右时跟着右，后来“左”了又跟着“左”。共产国际不断发出错误指示，中国党则不断地以错误指示领导中国革命。如果说毛泽东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取得了上述成果的话，那么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此后则教条主义日趋严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为新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是革命转折关头中共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投降主义的不满，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错误指导，便为“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罗明拉兹在报告中将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没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退却计划，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八七”会议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发展。1927年11 月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由于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参与，便使“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举行毫无希望的武装起义，结果相继失败。1928年6～7 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一些正确的分析，但仍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到了敌人一边。对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是忽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虽然在决议中也提到了发展根据地，根据地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但实际上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发展根据地的目的是要为城市工作服务的。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城市对农村的作用。共产国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总是以俄国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对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不但不予认可，反而把正确的游击战争同“左”倾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加以批评。如1928 年2 月，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就教训中国党：“必须反对对滁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这实际是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观点来指责中国党“沉溺”于农村工作，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忽略了城市对农村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批评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而以“城市中心”模式塑造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不是抵制，而是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党，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而照本宣科地批评各地武装起义，说是“因为缺乏城市领导，且没有适当的配合和联系”而失败；批评湖南、湖北省委在秋收暴动以来“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① “沉溺于”游击战争；单纯要求各地党组织“恢复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工人对(，) 乡村的领导”，强调“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并根据共产国际这方面的错误指示精神，以城市为中心向地方作具体工作部署。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4 页。
除了上述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外，由于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本人的“左”倾意识等原因，对于共产国际在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也是言听计从的，这都反映了当时党中央“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严重程度。这从以下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四次来信所作的反映即可看出。
1929 年2 月8 日，共产国际执委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信中对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作了错误分析，开始提出了举行总同盟罢工、准备夺取政权等脱离中国实际的过“左”口号。同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央通告第37 号——中央对国际2 月8 日训令的决议》，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足以成为中共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接着，《通告》就按共产国际的基调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提出了党的策略任务。
1929 年6 月7 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批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上“犯了最大的错误”，认为中共“六大”提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是路线错误，实际上提出了对富农与地主不加区别地反对的过左政策。同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就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表示：“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提出党的策略是“应坚决的反对富农”。此后中央就开始了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这不仅是在消灭农村中的资产阶级，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1928 年4 月30 日）。
而且侵犯到中农即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人为地削弱了革命力量。
1929 年8 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不顾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工运才开始恢复的形势，要中共拒绝利用合法斗争，以消灭黄色工会、公开赤色工会去独立领导斗争等。对于这些脱离形势和实际的策略，中共中央照例“完全接受”。于同年12 月14 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62 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表示：“中央经过详细讨论，完全接受国际之指示”。接着，检讨了过去的所谓“错误”，完全按国际的指示要求布置了消灭黄色工会等等过“左”的斗争任务。
1929 年10 月26 日，共产国际发出了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并以此向中国共产党布置了过左的任务。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可以而且应当去准备群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工农政权了。还布置了其它一些过左政策和任务。中共中央又于1930 年1 月11 日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决议》重复共产国际的调子，认为目前中国“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必须按国际指示，现在就准备群众去“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决议还不加区分地认为要对改组派和改良主义这些“最危险的敌人”作“最坚决的斗争”。
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国际四次来信所作出的反映，鲜明地体现出对国际指示的“本本”主义态度：不管国际指示正确与否，禽中国实际差距多大，都亦步亦趋，一概认为是“完全正确”，表示“完全接受”、“完全同意”。再加上中央在给各地发的指示和决议中，又冠之以“经过详细的讨论”一类的语词，那就更具迷惑和强制作用了。对一个远离中国的指挥中心给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脱离实际的发号施令，持如此照抄照搬、盲目服从的态度，当然会严重影响自己策略的制订而危害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势必会激起党内如毛泽东等那样的善于独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同志的抵制和反对。
当然，中共“六大”以后，革命渐趋复兴，形势确有转机。但敌强我弱且十分悬殊的形势并未改变。然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只看到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连续来信中一系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就开始发热。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同当时党的许多老干部一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尚嫌不足；他有较多的领导城市工运的经验，但缺乏农村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他立场坚定，且有冲锋陷阵、一往直前的冒险精神和好动敢干的性格，但缺乏冷静的头脑和运筹帷幄的谋略。这样，在国内外出现的某些有利形势的刺激下，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的严重影响下，便使得党内不断滋长的“左”倾思想终于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体系。
1930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李立三本人多次发出通告和讲话，强调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认为现在不是积蓄力量而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夺取政权的时候了，尤其是片面强调产业区域工人斗争和中心城市暴动的作用。认为只要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形成革命高潮，而只要把许多中心城市的暴动汇合起来，就能实现全国总暴动的胜利。从而认为乡村必须服从城市的斗争，即仍是奉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想。1930 年初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而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年4、5 月间，李立三便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等人的农村中心正确思想。
他断言：“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①..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期间，李立三还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等论文，发表在4、5 月间的《红旗》上。5 月中，他又把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以《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为题，在《布尔塞维克》上重新发表，以示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系统批判。其内容基本上仍是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中的不加区别地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坚持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和过高估计有利形势等“左”倾论点，尤其是坚持城市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此外，这时还有人以记者的名义在《红旗》发表文章，批评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观点是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写到马列主义书本上去了的才是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写的就不是马列主义。
面对上述日趋严重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再也不愿沉默了，他挺身站出来说话了，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响亮而严肃的口号。他在实际斗争中最先认识和感受到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谬误性、危害性。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勇气，针锋相对，独树一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党内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错误，强调“本本”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①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制订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以争取群众，战胜敌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他针对当时党的领导对共产国际指示照抄照搬的情况而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一句话中连呼三个“中国”，真可谓令人振聋发聩！
二对“本本”科学态度的结晶
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学说。然而，它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也从来就是采取这种
①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 年5 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0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5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科学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多次批评过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呆板的公式到处照搬照套的错误倾向。例如多次批评过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的本本主义错误，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具体指导本国的斗争，而是把它变成“刻板的正统思想”“到处搬用”，“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的教条主义错误。马、恩一再教导各国无产阶级：“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他们要求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原则时，要灵活地、创造性地用它来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从来就不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既是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更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各种错误思潮、流派的批判中产生发展的。如果马克思不能对前人的学说吸取精华、排除糟粕、跳出旧窠臼、开拓新领域，而局限在18 世纪末的死板公式和现成水平上，那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也仍然是发展的学说，它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用来自群众斗争实践中的新结论来丰富自己。马恩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中，是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方法的，他们都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来就认为不同国家的革命应采取适合不同国情的策略和走不同的道路，并从不拒绝来自群众斗争实践所创造的新形式。可见，马恩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本本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他们也从来就反对人们以本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理论。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但也并非局限于马恩的现成结论。比如列宁根据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和新特征，就没有为马恩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中“同时发生”或“同时胜利”的结论所束缚，而是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时，也坚持同本本主义作斗争。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是行动的指南，是对于革命的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他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决不能“拿狭隘了解了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②。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也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种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的，是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总的指导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③来学习和运用的。他认为马列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照抄照搬是不成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的。虽然它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十月革命作榜样，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开展革命，又不能不遇到马恩所未曾预料到的、别国也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及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比如中国革命的敌人，既有帝国主义，又有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既要反帝又要
① 《马列著作选读》第150 页。② 《列宁全集》第17 卷，第22 页。③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 页。反封建。而英、法、德等国则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般说来，都只是推翻国内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待无产阶级革命时，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统治力量都已退出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舞台。俄国革命时虽还有农奴制残余，但革命的主要敌人也己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不同，由此决定革命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有其特殊性。比如中国民主革命就不能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资产阶级的问题只能留待民主革命胜利后解决。另外，中国的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也都有其与别国这些阶级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此等等。因此，解决中国革命的这些复杂问题，决不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所能奏效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①。所以毛泽东一直反对照抄照搬而强调把握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而学以致用。他说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也即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因为毛泽东一贯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包括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贯反对照抄照搬现成结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以当党内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一切从“上级”指示、从马列主义现成结论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危害时，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向教条主义领导者发起挑战，也就是合乎逻辑、十分自然的事情了。所以说，毛泽东一贯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是他能初步提出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不惧权威的个人气质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党的思想路线，不仅有它客观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基础，也有他不惧权威，不拘成训的个人气质的影响。
无论是研究早年的毛泽东还是纵观毛泽东的整个一生，我们都可以发现：毛泽东是旧的传统秩序及规范的挑战者和反抗者，是一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一生敢于为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紧张奋斗的革命家。10 岁时他就敢违抗私塾先生关于只能读经书不准看所谓“邪书”的陈规，被先生指斥为反叛学生而被赶出学堂门；他敢于在家长制极为森严的时代同父亲的暴虐展开激烈的反抗斗争；他还敢在当地的“土皇帝”族长头上动土，发动农民开仓济贫，打击族长豪绅囤积谷米的丑恶行为；甚至13 岁那年——他还是一个乳气未干的孩子，就敢于向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发出大胆的挑战。一次他偶翻《论语》，几行大字在他眼前跳动：“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看到这里，他就开始怀疑起来，心想：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蠢话来了？贫苦人怎么能够快乐？财主老倌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究礼貌呢？这位孔圣人只怕有点糊涂呢！13 年后，他又一次提出反孔问题，这时正是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认为反孔有很多理由，单就这“孔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 页。老爹”“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①。他认为凡是要探求真理，成就事业，就必须敢想敢于，而不能满身的奴性和惰性。因为“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②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必须洗涤国民旧思想，开发国民新思想。他大声呼吁种种方面都要来一个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③。他对传统观念中的那种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很是反感。他从《西游记》的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突破，于是为这个孙大圣“欢呼”、叫好。他从《淮南子·天文训》等典籍中看到关于共工的神话传说，最为欣赏共工那种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种新秩序的形象，并在自己作诗词时予以歌颂和阐发。他不相信一成不变的现成结论，不愿受既成原则和现成结论的束缚，努力超越现实。他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多次同人讨论过这样一类问题：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我们是洋人还是中国人等等这样一类在旁人甚至于几岁小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便是住在天上；我们有做神仙的资格；外国人看我们也是洋人。总之，不拘成规、富于想象、努力超凡脱俗，是毛泽东特立独行、一生进取、富于天才的创造魅力的人格内容。他有着激烈的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情绪，有着朝气蓬勃的创新欲望，有着逆反传统习惯势力的文化冲动和蔑视现存思维框架的否定精神。这种个人气质还体现在他早年对读史、立志、行事等方面的观点上。对于读史，他认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①。因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他的不拘成规的思维方式和独到见解，也时常体现在他对历史现象的看法方面。关于立志，他认为不能以前辈及近人在军事或教育等方面有成就因而羡慕，出于一种模仿性遂“盲从以为己志”。而应从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中求得真理，以奉之为“言动之准”、“前途之鹄”，如此立志，才“非盲从之志”。关于“行事”方面，他认为当今人们行事，往往“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因此要普及哲学，以使人们开动自己的脑筋，“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②。总之，在读史、立志、行事等方面，他都强调必须有自己的主张和头脑，而不能盲从。这也正如他在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后对全党所郑重告诫的那样：“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③“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以“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到了晚年，他还曾大声呼喊：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他的这种对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8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8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3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7 页。条主义的批判态度，就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甚至丝毫马虎不得的医疗问题上也“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次，毛泽东牙痛得很厉害，但不肯用药而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几天后果真好了，他很是高兴欣慰，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不可不听”、“不可全听”，“尽信书则不如全无书”等观点，都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不以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盲从任何权威的可贵精神和科学态度。甚至像医生对病人这样的绝对“权威”也不愿盲从。
很显然，对这样一位一生不信邪、不信神，不盲从权威，不迷信书本，不愿人云亦云，不甘逆来顺受，只相信真理，只相信科学，只相信“人生社会的实际”的革命家、政治家来说，“本本”主义者的那套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拿上级指示来的作法，自然是为他所痛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本本”主义盛行并必然带来危害之际，他不可能不挺身而出，不可能不向“本本”主义领导者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不言从、不迷信国际训令和别国经验的可贵精神，也包括不畏惧、不苟同“本本”主义领导者的无畏气概。他大声疾呼，对执行上级指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而不能“一味盲目执行”①；对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要“反对本本主义”。这种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在当时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毛泽东的那种不甘于现状而思积极进取、不人云亦云而善独立思考、不逆来顺受而敢反抗斗争、不拘泥成训而喜变革创新的优良的个人气质，不能不说是他能提出我党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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