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 第三节 建设一支新型的军队
第三节 建设一支新型的军队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封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安营扎寨的，不乏其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成就自己的事业，有些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落草为寇了。鉴于这种历史教训，毛泽东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后，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他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创立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实行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把农民占绝大多数和处于农村战争环境下的工农红军建设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设了一支既会打仗、又受群众拥护的革命武装力量。
①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16～317 页。①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第7～8 页。
一全新的军队全新的质
如前所述，1927 年9 月9 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 年4 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湘南农军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1928 年5 月，各地工农革命军都相继改为“工农红军”，成为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
工农红军创建之初，面临着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弱小的军队如何生存、发展，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各地起义部队中，一部分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是农民武装，还有一部分土著武装。如何使这支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武装队伍适应严重的斗争环境，担负起创建和保卫工农政权的艰巨任务？又由于中国的国情，这支革命武装队伍中的主要成分不是城市工人而是农民，革命战争主要也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偏僻落后、分散孤立的农村进行。这些工农红军——穿军装的农民，虽然都是有相当觉悟的志愿者，但他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却又与无产阶级军队的特质格格不入。旧中国文化的落后和封闭的习惯势力，又增加了带领和管理这支队伍的困难。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这支队伍又不只是担负打仗消灭敌人一项任务，还要做大量的诸如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建立党组织等工作，随之也就产生了如何摆正军党、军政、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种复杂的情况下，解决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毛泽东为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创造性工作。
1927 年9 月底，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部队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不足1000 人，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基层没有党的组织。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巩固和发展这支新的革命军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将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普遍建立共产党组织，班建小组，连建支部，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做到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管理。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基础。
1927 年11 月中，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团长陈浩等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部队不做群众工作而单纯搞军事操练，不去打土豪解决给养而是靠摊派，损害了群众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及时予以批评，并就此总结经验教训，于12 月底在砻市集合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他向大家说，我们的军队，要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办呢？那就要求每一个战士，既要会打仗，又要会做群众工
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闹革命，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接着他宣布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并提出过一些朴素的维护群众利益的纪律要求。1927 年10 月24 日，在红旗即将插上井冈山之际，毛泽东在荆竹山集合工农革命军庄重地宜布了三项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 月25 日，毛泽东又在遂川县城的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随着部队的实践活动，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内容不断修改、充实、完善，如“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不久就改为“不拿群众的一个鸡蛋”，以后又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后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项纪律后来也改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有些条文看来事小，但却生动反映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它对加强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和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加强军民的密切联系起了重大作用。
1928 年2 月，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合力攻打宁冈新城之敌，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一个地主靖卫团，缴枪数百支，俘敌百余名。俘虏被押至茅坪后，毛泽东宣布了宽待俘虏的政策：第一，对俘虏不搜腰包，不虐待，与工农革命军同等待遇；第二，医治敌军伤兵；第三，愿留者欢迎并开欢迎大会，需走者欢送并发给路费、路条。宽俘政策的执行，震惊了敌人，对瓦解敌军产生了巨大威力，连敌人也对此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1929 年12 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强调红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列举了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指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形成。这样，毛泽东就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而系统地创立了一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它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三湾改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深刻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确定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和措施。明确指出，红军只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明确了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红军领导党。1932 年9 月21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提出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明确规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①。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毛泽东强调要经常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用马列主义、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指战员，以纠正部队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多而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部队能成为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建立完整的制度和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军必须肩负三大任务。中国的红军必须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设。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必须有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在有条件建立根据地的地方，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用战斗保卫根据地。因此，中国红军的任务，就不能像其他军队那样只是打仗一项任务。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红军的给养和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其他根据地也规定了大同小异的红军任务。这表明，红军是完全不同于雇佣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筹款的任务发展为开展生产运动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又规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
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红军的民主制度。实行军内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体现，是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创建红军之初，就注意在红军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官长打骂士兵作风，建立“士兵委员会”。尤其是经济上的民主，“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使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①。“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②。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后深刻地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③当然，我军实行的民主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毛泽东还注意及时批评和纠正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错误观点和行为。三大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打破了旧军队的传统影响，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显著标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统一的革命纪律。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泽东创建红军之初就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他把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上遇到的一些不良情况提到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的高度加以解决，从而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全军统一的革命纪律。它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更是群众纪律，是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体现，是全体军人的行动准则，红军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胜利，以及后来人民军队能打败各种敌人，就是靠每个指战员能自觉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实践证明，军队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保持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以夺取战争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 页。和圆满完成党赋予的一切任务，就必须严格地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不但是要实现军内民主，做到官兵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而且要做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敌军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矛盾重重，完全存在被我军瓦解的客观可能性。因此，毛泽东把瓦解敌军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制订了宽待俘虏的一系列政策。毛泽东认为，红军的胜利，不但要依靠自己的英勇作战，而且要依靠敌军的瓦解，红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执行，对于瓦解敌军官兵意志，削弱敌军战斗力，增强我军战斗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向苏区进攻的白军士兵，“一方面被强迫进攻我们，一方面却在受我们的革命教育，每个苏区可以说都是白军士兵学习革命的大学校。因此，替蒋介石挖坟墓的不只是红军，前且是他们自己的士兵。”实践证明，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也是人民军队性质与宗旨的体现。是正确处理军队内外关系的准则，是团结一致克敌制胜的法宝。
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是现实斗争环境的迫切需要。
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针对当时党的组织薄弱及后来的单纯军事观点而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中虽有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力量很弱。即使是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党支部也仅建在团上，党的力量也很薄弱。南昌起义失败也是与此有关系的。秋收起义仍属我党领导武装斗争之初期，故党的领导仍相当薄弱，一个团仍然只有一个党支部。由于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在艰苦斗争环境中无法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因而经不起严酷战争环境的考验。秋收起义吃败仗受挫折，党的领导薄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正是在深刻总结了北伐的最后失败、南昌起义在广东的失败和秋收起义连遭挫折的严重教训的基础上，才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因为连队是部队战斗、生活、工作的基层单位，支部建在连上，就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正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才使弱小的部队逐渐强大起来。后来，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一种排斥党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又在一部分同志中滋生和发展起来，错误地认为军事与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甚至认为军事应该领导政治，并且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错误思想如果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使部队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滑向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上去。于是，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重申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从而保证了红军继续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官兵一致、军内民主等制度，是根据地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必然要求。
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农村虽然可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能供应部队的吃穿，但在有限的区域突然增加这么多人口，敌人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故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敌人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山上。红军每天的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即便如此，全军每月也需大洋一万，连这样的低标准也是难以为继，一降再降。敌人的封锁使根据地物价远远超过外面地区，五分甚至三、四分钱一天的伙食费就只能过最艰苦的生活，经常吃粗糙的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和野菜。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两件单衣，全军500O 人的冬衣，有了棉花又无布。而井冈山的严冬，冰天雪地，常冷至零下五、六度甚至七、八度。战士们又只能以门板当床、稻草作被，大家挤在一起互相温暖着。实在冷得无法睡时，就干脆起来跑步、刺杀、操练。因为作战和营养不良，伤病员也很多，约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药品却很短缺。动外科手术时，经常在缺少麻醉剂的情况下使用简陋器械进行。此外，在官兵关系上，有的军官过去染上旧军队的恶习，还打骂士兵。在这种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如果军官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而搞特殊化，如果没有军内民主，不关心爱护和尊重士兵而是打骂士兵，就必定造成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因此，官兵一致和军内民主就成为艰苦环境下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官兵一致、待遇平等，“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①甚至新来的俘虏兵，由于对他们采取优待政策，他们也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红军物质生活虽然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作战中的表现就大不一样，在白军里不愿卖命，一到红军中来就勇敢作战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66 页。
有关保护群众利益的一系列制度和纪律，也是斗争实践中逐步提出的必然要求。尽管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发现“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就注意到了群众纪律问题并作过一些规定。然而由于部队处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仍在个别战士身上时有发生。现实情况便提出了制订严格革命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并加强部队自身建设、提高部队威望的问题。为使军人守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毛泽东即把过去口头规定的一些朴素纪律，用文字形式加以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于是产生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不但亲自制订纪律，而且经常督促检查执行，经常深入群众听取反映，并亲自处理过士兵中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
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也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治军思想的合理借鉴。
我国古代战争频繁，接连不断，有的历史时期几乎全由战争构成。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500 余年战争连绵不断。几千年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军事典籍、军事思想的遗产。对于这些，毛泽东都广泛涉猎、并有相当的研究。他自己曾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他一生博览群书，从我国古代孙子以及老子、商鞅、韩非、司马迁等古代思想家、军事家那里批判地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不少内容都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其思想渊源，有不少也可追溯到古代杰出军事家在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成就和作法，也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军事遗产的批判继承。
在注重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在军队建设中，最直接的固然是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及军需供给。但是，隐藏在这些直接东西后面的，还有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政治教育问题。古代许多著名军事著作和军事家，在注意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注重军队的政治教育。孙武即是首先看到政治教育重要性的大军事家之一。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眼，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①在孙武看来，军队的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令之以文”，即进行政治教育，晓之以道义，以使士卒亲近依附。另一方面还要“齐之以武”，即用强迫性的纪律统一号令，使部队听从指挥，遵守军纪，整齐一致。尉缭子认为，军队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士兵明确作战目的。他说：“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②就是说，士兵不明确作战目的，是决不会愿意拼死卖命的。而这一“信其心”的效果则要靠政治思想教育来达到。吴起也认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①这也是在讲做好部队政治工作对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古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做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如《黄石公三略》中说：“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以上都说明古人治军是非常注意从政治上建设军队，用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的办法管理军队的。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古人的思想，强调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 页。
在正确处理严格与爱抚的关系方面。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依靠严格的纪律来维持其高度的集中统一。可以说，严格，是军队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严格应与爱抚相结合。古代治军思想中，就已经强调要正确处理严格与爱抚的关系，注意将二者统一起来。《尉缭子·攻权第五》中说：“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就是说，只有善于正确处理爱抚与严格关系的人，才会善于带兵。唐朝名将李靖则强调，对士兵要爱在先，严在后，爱是严的基础。只严不爱或“威加于前，爱救于后”，都将“无益于事”，二者“不可反也”。然而爱不是姑息。孙武一方面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另一方面也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②显然，爱必须与严结合起来。在实践方面，古代确也出现过一些身体力行、爱护士兵的将领。如魏国大将吴起，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同衣食，分劳苦。士卒生了毒疮，他用嘴吸浓血，因而深得军心，连战皆捷，曾取得战76 次胜64 次的赫赫战绩。宋将岳飞亦爱兵备至，“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①故岳家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当然，古人所谓爱兵，是出于对军心的笼络。然而作为思想遗产，在人民军队的治军、管理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一定的批判继承，仍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在正确处理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方面。古人治军打仗有的也能注意处理好同老百姓的关系。他们也看到老百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打仗不但要动员军队，而且要动员老百姓，老百姓若不支持、拥护，战争难免失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① 《孙子·行军篇》。② 《尉缭子·战威第四》。① 《吴子兵法·图国第一》。②《孙子·地形篇）。
① 《宋吏》卷365《岳飞传》。
②《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又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些都阐明了一个道理，战争的胜负，除了部队本身指挥得当、英勇作战之外，老百姓人心向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要百姓拥护，就必须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古代也有不少军事家带兵打仗时，注意处理好同老百姓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尽量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以争取老百姓的拥护。如岳飞就在军中宣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同“掳”）掠”。“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故岳家军深受百姓欢迎，打仗所向披靡，连敌也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明将戚继光备倭守边时，也很重视军纪。他对部下说：国家驻军沿海，是为了巩固海防，保护百姓。而原来的官兵不但不能打倭寇，还扰乱百姓，叫百姓守城杀贼来保护他们。国家养这种军队何用？只有勇于杀敌、保护百姓的军队，才能得到百姓拥护。他还说，如有违犯军令、军纪者，即使是我的儿子，我也要按军法惩处。且他言行一致，士兵们赞颂说：威将军铁面无私，军令如山。在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戚家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军队。当然，封建统治者军队中的所谓不扰民、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是少见的，且纯系从战争胜负本身的目的出发：也即其出发点并非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然而只要他们注意了对老百姓利益的保护，则直接受益者就不能不说是老百姓。这比起对老百姓动辄抢劫掳掠、凶残暴虐的军队来说，老百姓的处境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老百姓也能拥护支持他们。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兵家的这些有益作法，为人民军队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保护老百姓的纪律和措施。当然人民军队的纪律完全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唯一宗旨出发的，这一点与古代兵家的治军措施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确处理处罚与教育的关系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军纪就要执行，但如有违犯的怎么办，那就免不了要处罚。然而处罚的目的还是在于教育士兵懂得纪律的必要性、严肃性，以促其自觉执行。所以，处罚必须与教育结合起来。对此，古代兵书也不乏论及。《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说：“先廉耻而后刑罚。”就是强调先进行教育，后再执行纪律。诸葛亮虽有挥泪斩马谡的严峻执法的故事，但他也是主张重教育的。他曾总结商鞅专任刑罚的历史教训，认为“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①他主张把执法与教化即处罚和教育结合起来。他曾亲自写过“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教令，就是为使部属懂得怎样做是违犯法纪，以促其自觉守纪。人民军队为了切实执行纪律，也强调严格执纪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如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在强调必须坚决彻底纠正红军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同时，也一再强调：
② 《孟子·公孙丑下》。① 《诸葛亮集·论诸子》。“从教育上提高”、“主要是加强教育”、“加紧教育”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把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与古代治军思想混为一谈。毛泽东的治军思想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是任何古代治军思想所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所在。然而从他为我军制订的一系列建军原则里不时闪烁着古代治军思想的光彩中可见，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中，对古代治军思想中的精华之处又的确是有所批判吸收的。
二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军队的宗旨，即为谁进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目的问题，是决定军队性质的最本质的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反对中国的武装斗争以农村为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认为，在一个农民区域，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它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到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把老百姓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红军①。可见布哈林一点也不知道中国的工农红军完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既会打仗又深受群众拥护的军队，而不是“与民争食”，遭老百姓反对的军队。
的确，工农红军初创时情况十分复杂，一部分是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矿工，大部分来自农民。各种成分的人员当兵入伍的目的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当然，绝大部分是为了追随共产党闹革命，为了摆脱受剥削压迫的地位而参军的。但是，也有许多人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投身到军队中来的。有的被形势所逼，有些是为了图报私仇，有些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或者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军队中来的。因此，他们很多人不懂得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和立场，不懂得为人民当兵打仗的道路理，没有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因此，确定我军的宗旨，是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强调，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我军的性质，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而英勇奋斗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共产党的党性和军队的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唯一宗旨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
1927 年，毛泽东就向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我们有湘鄂赣经过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党就注意在红军中“加紧政治训练”，使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①.. “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②。古田会议的决议中，(，) 又明确指出：“世界上的军队，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反动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革命军队，它是为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工具。”而“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① 参见《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21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3 页。
③这样，毛泽东就为我军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划清了人民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和讲话中，对人民军队的宗旨进一步作了阐述和规定。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他认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表现，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他要求我军指战员同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样才能无敌于天下。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对我军宗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他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把人类推进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宗旨，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党的纲领、路线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的纲领、路线而斗争，实质上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是我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决定了我军建设的三个原则：“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团结”，“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它是人民军队一系列建军原则的精髓和核心。作为人民军队唯一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固然是“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它既是群众观点的直接体现，又是把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从群众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的可靠保证。红军关于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规定，则是人民军队为人民谋利益的具体的也是基本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民军队统一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的规定，一方面是使群众利益得到直接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军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以及“官兵一致”的原则，则是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瓦解敌军看上去是与敌方军队的关系，其实也是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密不可分
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8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0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3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39～1040 页。的。从敌方来说，其广大士兵和一部分军官也是出身于劳动人民，他们是被迫为反动阶级卖命的，因此能争取过来的应尽量争取过来。对我方来说，瓦解一部分敌军，减少一些战争或削弱敌人的一些力量，就为人民减少了一些牺牲和痛苦，减少一些社会财富即人民利益的破坏和损失。所以说，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是他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的必然反映。他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见毛泽东是把群众利益作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当作衡量共产党人及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的。毛泽东还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正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因而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才得以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力挽狂澜，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一个个异乎寻常的困难，夺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们要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渊源作更深一层探讨的话，那就必然要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作进一步的探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的产生固然离不开他从小对人民群众的特殊而深厚的感情，更离不开他对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了种种否定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宣扬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论点。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①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马、恩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列宁称这是“一条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宁坯强调：群众的革命首创行动和人民的从下夺取政权，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③。他还明确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④斯大林在这方面也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⑤毛泽东正是把马列主义这些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中，作出了富有特色的创造，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系统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路线，并以这种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具体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能够保持人民军队新质的建军原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45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104 页。③ 《列宁全集》第26 卷，第273 页。④ 《列宁全集》第30 卷，第47 页。⑤《斯大林文选》（上），第147 页。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的是，毛泽东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实际上与对中国历史上重视老百姓作用的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代表着他们政治利益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有限地承认并重视人民群众作用的思想观点，比如“君轻民贵”、“君舟民水”、“国以民为本”等等。当然，这些思想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的清官也确为老百姓平过冤狱，做过好事，但这毕竟是极有限的。他们或出于自身利益，不可能真正实行；或由于腐朽势力的反对，根本难以实行。但这些思想观点提出后，对老百姓的生存多少是有点好处的，对社会发展也多少是有裨益的。尤其是留下了十分丰富、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料。民本思想也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之一。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民本思想加以改造和吸收，从而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上升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运用于党的各项工作中。在战争年代，最主要的则是运用于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和人民战争实践中，使人民军队真正建设成为一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新型军队。也就是说，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其更深一层的原因也包含了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的批判和继承。
三独特的战略战术风格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英勇地发动和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由于党和军队缺乏作战经验，大部分起义都失败了。这个时候诞生的工农红军，数量少，装备差，物质供给非常困难，根据地流动不定。它面对的敌人是掌握着全国政权的统治者，是拥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他们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并得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弱小的红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亟需探索的重大军事课题。如果说中外近代史上一般的军事家都只是研究敌我双方力量均衡基础上的军事战略问题的话，毛泽东则不得不立足于以弱胜强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并形成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独特风格。
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受挫部队上井冈山后，就开始了以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敌人的探索，并逐步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井冈山上过去有一个名叫朱聋子（朱孔阳）的人，以“打圈子”战术对付官军。敌人来了，他利用井冈山的有利地形，绕几个圈子，就甩掉了敌人。但朱聋子的战法，虽可避开敌人追击，却不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这样消极防御就始终改变不了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吸取朱聋子战法的合理成分，改造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做到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92 页。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井冈山上，毛泽东还经常向部队讲战略战术，他风趣地说：我们打仗，好像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毛泽东还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至1928 年5 月进行了五斗江、草市坳等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后，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基本形成了。毛泽东把它总结概括为著名的16 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里最先是提出“敌进我退”，就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保存自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反对死打硬拼而作有计划的退却。之后，加上了“敌驻我扰”，就是对于驻扎的敌人，派出正规军或地方武装，以多种形式骚扰，使其疲惫不堪，穷于应付，挫其锐气，耗其精力，再后，又添上“敌疲我打”，就是待敌士气下降，精疲力尽，无力应付时，主动袭击，以歼灭其有生力量。最后，增加了“敌退我追”一句，即对溃逃中的敌军，要乘胜追击、坚决打击之。这样，适合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就在他指挥的对敌作战中逐渐形成了。6 月，红军在井冈山与地方赤卫队密切配合，成功地运用了16 字诀，消灭了江西“两只羊”（即敌两个师长杨池生和杨如轩），取得了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1929 年4 月，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①这是对这个时期我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高度概括。1930 年以后，随着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红军的作战形式开始由游击战逐步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游击战的16 字诀也得到新的发展；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吸取了马克思关于“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②的思想，实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毛泽东指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必须将敌人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这样才能变防御为进攻，变劣势为优势，变弱者为强者，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在战略上我们是以一当十，在战术上我们要以十当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1930 年12 月，为了粉碎敌军“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动员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②。这副对联艺术上的造诣很深自不必说，但它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标志着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超出了原来16 字诀的朴素性。红军作战队伍也已从小游击队发展到了大游击兵团，作战形式已从朴素的游击战发展到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当然，作战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那个16 字诀。且这种运动战决不是那种深沟高墙、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到1931 年9 月，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军以劣势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即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03～104 页。② 转引自《毛泽东思想发展简史》第17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20 页。② 《星火燎原》二，第70 页。较为系统地形成了。这主要包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打持久战、防御战，在战役上打速决战、歼灭战；实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暂时处于劣势力量和落后装备的红军对付强大的敌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它使得红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③。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关野英夫在评述毛泽东的兵法时曾说：“自古以来，‘优胜劣败’是兵家不变的常理。”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在以劣对优或以弱对强时”，“把‘优胜劣败，的规律推翻了”。他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兵法的特色”④。也即是毛泽东独特的战略战术风格。应该说，这种评价是颇为恰当的。
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毛泽东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则是使红军和根据地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扩大，逐步发展的必有兵法和战法。
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81 页。④ 转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 年第3 期，第116 页。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