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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逼上梁山”
1945 年重庆谈判，毛泽东曾与国民党政府要人陈立夫趣谈上山打游击时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①这段趣谈，一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和批评；另一方面，也恰当地喻出了我党上山进行武装斗争的背景、原因。
“八七”会议以后，城市武装起义屡遭失败的严峻形势，把毛泽东逼上了井冈山。他利用反动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
一城市中心论的破产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党认识到，武装工农，军事训练，“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如前之述，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深刻总结教训时就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陈独秀拒绝武装工农、不要兵权、“专做民众运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1927 年7 月12 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 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就在组织上使党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可能。从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义开始，我党就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只重视民众运动而不重视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武装斗争究竟应在哪里搞，以哪里为中心，也即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究竟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具体道路才是正确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16、134 页。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4 页。① 参见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人民文学》1977 年第9 期。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开始时全党都有些茫然。当时只能把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榜样。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①因此，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南昌起义就曾希图重走北伐战争时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道路，结果失败了。“八七”会议上，由于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的愤怒，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了“左”倾苗头。把“暴动要有一定条件、反对在不利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主张，一概斥为“胆小怕牺牲的机会主义余毒”。这种“左”倾情绪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1927 年10 月10 日和23 日，中央连续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号召工农贫民兵士“团结在工农暴动的旗帜之下”、“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暴动建立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这两个文件表明，“八七”会议所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此时已演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左”的方针了。而且，中央这些越来越“左”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在党内很少受到反对和抵制，“左”的拼命主义情绪在全党几乎普遍地存在着，从而到处出现不顾客观条件而盲目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其中突出的有：武汉暴动、顺直大暴动和上海暴动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当时党内瞿秋白等人不但没有认真总结这些失败的教训，反而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革命不是处于低潮，而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
由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发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瞿秋白等人的主张，在各地得到了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农村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在贯彻11 月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央常委讨论并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坚决地发动“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并规定总暴动的中心和重点是夺取广州。12 月广州起义爆发，并占领广州。本来，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趁粤军主力回到广州之前，把革命武装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起义军被迫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的军队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几乎在广州起义的同时，湖南省委指导长沙市委发动了一次城市工人武装起义——长沙“灰日暴动”，也很快归于失败。省委及长沙市委机关10 余处先后被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178 页。被捕牺牲。在这之前原准备的武汉暴动则根本没有发动起来。
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惨败；而大革命失败后，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发动工农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而结果还是失败呢？这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思考：中国革命、武装起义究竟应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到底在哪里？
对此，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上山造势。1927年7 月4 日，毛泽东在讨论湖南农民武装问题时就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所谓“上山”，就是在敌强我弱、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将弱小的革命力量从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撤出，到敌人鞭长莫及的农村区域或革命基础较好的山区去保存和发展自己。所谓造势，就是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造成星火燎原之势。
毛泽东上山造势的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早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生裂痕的时候，毛泽东就对“上山”有所考虑。他曾对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讲到统一战线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时说：我是有打算的，实在不行我要带农民“上山”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后，毛泽东更明确地主张“上山”。1927 年5 月许克祥叛变革命后，他又对由湖南来武汉请示工作的同志说：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②。6 月，毛泽东回湘担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便对工农武装作了上山安排，并多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还派郭亮等得力干部下去督促。7 月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力主农民自卫军“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①。“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交朋友②。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毛泽东也曾提到：我们的人不多，就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要干锤百炼，要能走路，要上山为王，还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③。秋收起义前夕，有人曾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队伍去广东。对此，毛泽东态度仍十分明确：“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④。认为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又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他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又说：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打圈圈，8 年都没被消灭，我们也要“就地打主意”。
① 参见《江西党史通讯》1987 年期10 期第9 页。② 据袁任远的回忆。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4 页。②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20
③页）。《钟期光同志谈话记录》（1977 年10 月）。
④ 毛泽东1927 年8 月9 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⑤ 据何长工回忆。
总之，从大革命失败前夕到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反复考虑了上山问题，仅根据现有资料，他就9 次提到上山问题。因此，当1927 年9 月，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各路起义队伍到浏阳文家市会合。在9 月19 日晚前委在文家市开会讨论进军方向时，他就实际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原来“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前进、向地图上像眉毛一样的地方（即山区）前进的主张。20 号早晨，毛泽东集合部队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后，部队撤离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发，从而开始将毛泽东关于“上山”的思想付诸了伟大的实践。
1927 年10 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将秋收起义的革命大旗插到了井冈山上。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方圆550 多里。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为革命军事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里物产丰富，资源充足，“千山竹，万山木，走路不见天，一望不着边”。大小五井一带虽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但周围各县多稻田，盛产粮棉，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力，可供应部队给养。而且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优越。因此井冈山地区“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首先，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工农革命军初到井冈山时，周围各县的党组织完全被破坏，政权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群众的情绪因大革命的失败遭受过严重挫伤。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首先必须恢复和建立各县的党组织，工农革命军10 月底到达井冈山，11 月上旬前委便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重建党的组织。11 月底，中共茶陵县委首先恢复建立。1928 年1 月上旬，由毛泽东主持在遂川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同年2 月初成立了永新县委，2 月下旬成立了宁冈县委。同时还分别于1928 年1 月成立了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和酃县特别区委（3 月改为县委）。这样，边界各县都建立起了党的组织。5 月，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这时边界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增加至一万余人。
与此同时，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农革命军到达边界各县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暴动，打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浮财，帮助群众恢复和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进而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 年11 月底，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任主席。1928 年1 月下旬，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王次淳被推选为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遂川县的《施政大纲》，亲自参加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大会。这一天，群众喜气洋洋，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起草的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至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毛泽东在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农民出身的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被选为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他号召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红色政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成
立后，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更大的打倒豪绅的斗争，推动了全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加速形成。2 月下旬，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永）新遂（川）边陲工农兵政府也于此时成立。至此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边界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同年5 月和6 月，又分别成立了永新县和酃县、莲花县工农兵政府。5 月下旬，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其次，加强革命武装的建设。在工农革命军内部的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对部队的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工农革命军还十分注意帮助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和前委对井冈山上的原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了团结、改造工作，将他们的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任正、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此外，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和指导下，边界各县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从而使得边界的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①。
1928 年4 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这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上的革命武装力量，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但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进剿，均被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败。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总结的：“4 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 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 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②，6 月的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遂川、酃县、安福、吉安各一部。边界割据局面进入全盛时期。
实践斗争检验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正确性。山上的红军与某些仍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的武装力量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起义连遭失败，而红军在山上却进退自如：在这山打了胜仗，便翻到那山休整；等敌人跌跌撞撞追到那山，红军则以逸待劳，趁他们喘息未定，突然一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又迅速转移到山的另一面，练兵和发动群众去了。这样三番两次，敌人前后挨打，拖来拖去，晕头转向，只好溃退或被消灭。然而在这样翻山越岭拖着敌人打时，战士们一方面充满胜利的喜悦，另一方面也由于行军作战极频繁，山高路长，从山下到五井要爬一整天。于是也流露了“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的思想和对井冈山的埋怨。在这种思想情绪一露头时，毛泽东就及时给予批评与开导，以通俗的语言阐析革命的道理。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井冈山虽然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利我们机动，便利我们打击敌人。我们有井冈山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这样，敌人的吹嘘就会变为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59 页。
上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摸索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关键一步。它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它既在险恶的形势下，保存了党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又以这些革命力量作为党和红军的种子，在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逐步扩大和发展。这种保存和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退却与进攻结合起来的关系。从退却来说，是一次有计划有阵地有秩序的退却，是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从而保存了革命实力，找到了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阵地。从进攻来说，这是一次有目标的清醒的大胆的进攻，是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这就严重动摇了反革命统治的基础，给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这种由城市转向农村，将保存与发展结合、退却与进攻结合，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规律，是复兴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二红色政权理论
对于实践上已经走出的这样一条正确的新道路，在理论上还并未为全党所接受和认识。当时主要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左”倾盲动主义：脱离中国实际，一味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认识或拒绝承认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因而沉醉于城市暴动。“左”倾盲动主义强令井冈山部队去攻打强敌固守的城市，造成了井冈山上因强敌反扑而导致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到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强敌的“会剿”，再加上根据地物质生活的艰苦，于是跟着就出现了另一种错误认识即右倾悲观情绪，不相信根据地能在农村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主张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分城乡而在一切地方，实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就成了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回答这个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在1928 年10 月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即是其第一部分）的决议，和同年11 月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总结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①这些原因和条件主要是：
其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
① 参见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见《回忆毛主席》。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8 页。中国社会经济中，基本的经济形态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即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为红军在根据地的仔在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深了各自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他们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种军阀混战一方面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和痛苦，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他们本身的力量，而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可乘之机，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就能乘军阀混战的空隙，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坚持和发展起来。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
其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的存在，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大革命时期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的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都曾经开展过斗争，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
其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是又一个客观条件。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形势也就随着国内豪绅买办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其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红色区域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白军的进攻。而有了坚强有力的正式红军，便能够造成长期的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局面。
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日益巩固的一个最“要紧的条件”。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并正确实行“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帝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由于边界的党实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并进而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在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力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和依托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即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也是使红色政权能够坚持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②
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无疑是对“上山”思想的重大发展，它解决了革命武装力量“上山”之后向何处去和能否继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5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50 页。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从防御逐步转为进攻，保存和扩大自己，即弱小革命力量上山之后的出路问题。同时，这一理论及其形成过程，也为后来进一步寻找一条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了充分的实践准备。因此，红色政权理论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第一个根本前提。如果说“上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危急形势的逼迫即客观条件所致的话，那么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则说明毛泽东已从主观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革命，不但必须，‘上山”，还必须“下乡”，即去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建立湘赣边界较小范围的农村根据地之后于1929 年初。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进到了赣南闽西更广大的地区。这使毛泽东的政治视野更开阔了。“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瑞金民众如火如茶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①。他进一步看清了军阀混战的形势，坚定了创造农村红色政权和发展红军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一起，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集中红军主力行动，在地方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援下，以矫若游龙之势，在赣南闽西地区往返游击，“坚决奋斗”，“不但敌人无奈我们，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②红军打垮了闽西和赣南的地方土著军阀势力，从3 月到6月，即初步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两大根据地的开辟，使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同年3 月20 日，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写了《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红军必须确立以赣南闽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方针；井向中央建议：“不仅在湘赣闽粤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还特别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这说明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范围已由原来的湘赣边六县而大大扩展了。
同年3 月底，红四军回师赣南。4 月3 日，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央2月9 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这次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信中对红四军领导作了不适当的指示：“你们应有计划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认为：“自然，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将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来信还提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方便。”为了“隐匿大的目标”，认为“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接到中央来信后，前委即进
①《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②《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行了讨论。毛泽东在3 月给中央报告的思想基础上，于4 月5 日在瑞金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对中央的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央来信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复信特别强调了进行农村根据地斗争的重要性及进一步扩大割据区域的必要性。复信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①..“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②复信重申：“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 余县一大地区的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①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②..
毛泽东3 月给中央的报告和4 月给中央的复信，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新发展。比他以前创造湘赣边界红色政权时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它超出了湘赣边界根据地六七个县份的比较狭小的区域，进一步提出在包括闽西赣南20 余县较大范围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在江西南昌四周的广大农村首先实现一省割据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造成割据的设想。因此，对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文件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不应低估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即是这两个文件提出的战略构想的实践结果。
当然，这时毛泽东关于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思想，仍未上升到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全国革命斗争胜利的直接联系，仍未提出以农村为中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也即还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三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1929 年上半年，毛泽东以在赣南闽西扩大根据地的思想为“前进的根基”，进一步发展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在这一基础上，他于1929 年召开了古田会议。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文章分析、纠正和澄清了当时党内对农村根据地党的性质的非难和根据地内部存在的“红旗能够打得多久”的疑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涌现了一大批农民先进分子，使红军和根据地增加了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
①《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②《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①《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②《前委来信》（1929 年4 月5 日）。
这不仅引起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非难，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怀疑。这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吸收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是否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削弱或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呢？换言之，以农村为中心能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呢？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主要的是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过：“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是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里，“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②。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影响到党内。即便是工人党员，也容易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党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使党员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建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如果这样，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可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反之，如果不以马列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没有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那就不光是农民党员，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无时无刻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教育。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固然要加强思想教育，对工人出身的党员也要不断进行思想教育。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强调要对党员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持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加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①。从而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员，“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②，因而能坚持在生活艰难、战斗频繁的情况下，红军仍“维持不敝”③。这说明，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农民党员也是可以变为先锋战士的。在井冈山时对红军内党的思想教育已有注意，有所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就已解决好了思想建党的问题、解决好了在农村仍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问题。后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发展，农民成分进一步增多，红军共产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断涌现，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增多而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即思想教育的削弱所造成的。
为了加强党和红军的思想建设，克服红军中和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
① 《列宁全集》第31 卷，第22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1 页。①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②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③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1929 年12 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强调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大家起来彻底肃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会议规定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办法。强调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党的领导机关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肃清流寇主义”，努力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红军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以保证在农村环境中和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即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下决心整顿党的组织，规定多从战斗士兵中发展党员，重新规定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并规定将不符合党员条件、屡犯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党员清洗出党，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保证党的组织能切实发挥对军队的领导作用。
这样，毛泽东就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保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就为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如周恩来曾指出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只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出以乡村为中心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来①。
与党内对农村党的性质的非难相联系，在井冈山根据地内部，也提出了“井冈山的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虑。其核心，还是一个城市中心论。对此，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讯，实际上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0 年新年前夕，林彪曾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尤其是反对毛泽东关于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针对林彪的这种错误主张，毛泽东在信中直截了当地严肃指出：“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 月18 日晚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85 页。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 页。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②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应在城市的重要思想，也即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胜利的思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在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时写的。由于古由会议决议成功地解决了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中“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问题，也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个关键问题。也由于古田会议前夕中央的“九月来信”中曾正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③因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就有根据、有把握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大必要性。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红军是“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①。既然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夺取全国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力量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那么党的工作重心当然就应该放在这“最重要因素”——农村根据地方面。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而不是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毛泽东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②。同时，毛泽东在信中还批判了“城市中心”的思想，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说：“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③“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具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④这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突破了“城市中心”的框框，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由此得出了同“城市中心论”者相反的结论，即：要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可见，1930 年1 月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业已形成。
②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1 月5 日。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98 页。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97～98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97～98 页。
尽管1930 年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实际形成，然而1930 年期间毛泽东仍起草过或签发过一些有关攻打中心城市的文件并有领兵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行动。如1930 年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提出“夺取江西全省”和“攻打南昌”的口号；1930 年6 月25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了“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并率领红一军团由汀州向南昌进军等。对这些事实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二七”会议虽然不适当地提出了攻打南昌的口号，但从“二七”会议的内容及红四军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个口号仅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次会议的实际主张是把党的工作放在农村，通过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基础上再努力造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之势，这同“左”倾思想的城市中心论是完全不能等同的。也正由于他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所以他一再受到李立三统治的中央的批评。说他“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认为‘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第二步，这理论反映了农民意识”。至于1930 年6 月的汀州会议接受中央进攻南昌的意见，对此我们也可以具体分析。朱德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曾谈及此事。朱德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当时“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①可见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方案是怀疑的，是被迫接受的，这种组织上的接受和服从并不表示他思想上改变了“农村中心”的观点而接受了“城市中心”的观点。红一军团进军南昌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郭化若回忆：7 月11 日由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时，“只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实际并没有部署攻打南昌”，占领樟树后就决定西渡赣江，“并不乘胜北上攻打南昌，反在8 月1 日派少数兵力在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八一示威任务达到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筹款。”①朱德1944 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次部队没去打南昌，而只在牛行车站打枪示威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事也作了类似的回忆。并说：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因为“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总之，在我们对毛泽东1930 年期间发布的有关文件和行动联系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我们仍可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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