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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红旗卷起农奴戟”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06～307 页。1959 年6 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抚今追昔，激情满怀地写下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壮丽诗作。这是他对1925 年和1927 年亲自发动和领导韶山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深情回忆，更是对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伟大作用的热情歌颂。
与陈独秀阻拦、指责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毛泽东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因势利导，积极地领导农民运动，并从中看到了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得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著名论断。
一农民运动的尝试
1923 年春，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亲自委派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和安源俱乐部负责人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到赵恒惕的老家衡山岳北，领导衡山农民对土豪劣绅、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发起了全面进攻，同年9 月，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成为湖南产业工人同农民结合的伟大开端。
1923 年4 月底或5 月初，毛泽东离湘赴沪，调中共中央工作。6 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秘书。由于党务工作十分繁忙和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致使他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体力不支，加上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上与陈独秀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于是他于1925 年2 月回韶山养病。养病期间，遵照中共“四大”的精神，在韶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亲手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而使他直接投身农村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寻找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一是广泛的宣传。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一方面前来探望的乡亲川流不息，另一方面他自己利用走亲访友的方式，广泛接触贫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绅士，调查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农民的要求，分析农村各阶级的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并向他们宣讲革命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他以生动的事实和比喻，深入浅出地启发贫苦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向他们讲述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而自己却没吃没穿；而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绞罗绸缎，有权有势。听了毛泽东讲的道理，受苦的乡亲们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决定的，而是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的结果，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毛泽东还用本乡的事实进一步告诉农民，天下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极少数，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是大多数。接着他以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生动比喻告诉农民，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摆脱贫困，争得做人的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还把帝国主义比作洋财东，以帝国主义指使各派军阀争权夺利以致造成连年军阀混战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后台老板，说明不但要打倒地主阶级，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二是周密的组织。首先是组织农民协会，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通过他们的四乡串连来进行秘密农协的组织工作。这时，毛泽东在安源亲手培养入党的雇农毛福轩，也从安源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二、三月间，在毛福轩、毛新枚等串连发动下，韶山一带的许多乡成立了秘密农协。其次，创办农民夜校。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利用伪省长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通过秘密农协的活动，创办了农民夜校。随同毛泽东来韶山的杨开慧，也同毛泽东一样，经常深入农家了解疾苦，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成为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夜校开办后，由杨开慧协助主持夜校的工作。在夜校里，坚持把传授文化知识同宣传革命真理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上夜校，农民不仅学了文化知识，而且提高了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韶山便涌现出了20 多所农民夜校。夜校的明灯照亮了韶山冲的黑夜，照亮了韶山农民革命的道路。夜校学员积极参加秘密的活动，这使农协随着夜校的发展而在各乡都建立起来了。再次，建立中共韶山支部。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农民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在领导农民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善于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如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等。为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决定吸收他们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在韶山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韶山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发展。最后，组织“雪耻会”，“五卅”惨案后，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指示秘密农协在各乡成立“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活动。由于军阀和土豪劣绅对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雪耻会”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便指示秘密农协要利用“雪耻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发展农民革命组织，壮大农民革命力量，韶山党支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原有的基础上，“雪耻会”由20 多个乡扩大成“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韶山农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
三是有力的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韶山农民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了有力的斗争。当时韶山一带掌管学校行政的教育会和掌管经济的学委会，都操纵在土豪劣绅及其走狗手里。他们对农民运动百般阻挠，公开与雪耻会作对，不准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准办农民夜校，不准农民上夜校读书。且贪污公款，克扣薪饷。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党支部发动群众，把教育会和学委会的权力从土豪劣绅的手中夺过来，使学校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斗争策略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明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跟他们斗争。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依靠进步教师，揭露了掌握教育行政大权的土豪劣绅及其代理人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农民革命斗争及贪污公款、克扣薪饷等罪行，改组了教育会和学委会，选举李耿侯、庞叔侃等为两会执行委员，10 多所学校的校长也由进步教师担任。这年夏天，韶山地区一个多月没下雨，田地龟裂，禾苗枯萎。许多农民家里揭不开锅，而地主豪绅却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升米由60 文很快涨到160 文，并将谷米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在旱情严重威胁农民的时候，毛泽东到处奔走，了解灾情，指导斗争，指示将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囤积居奇、阻止偷运谷米。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以“雪耻会”的名义，坚决开展平粜、阻禁的斗争。他们要求团防局长、土豪成胥生组织平价粜谷给农民。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又组织数百农民点着火把，带着扁担箩筐，连夜跑到银田寺河边，将成胥生等
豪绅地主准备运往湘潭县城的粮食全部截住。成胥生半夜闻讯，急派团丁镇压，团丁见农民人多势众，慌忙朝天开枪，妄图吓跑农民。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声势反而更大。要求平粜谷米、不准偷运出境的怒吼声响彻银田上空。逼得成胥生只好按平价将粮食粜给了农民。其他土豪见势不妙，也都被迫同意平粜。韶山党支部领导的平粜、阻禁斗争取得了胜利。接着，党支部又领导农民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息等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至1926 年8 月底，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已逾半年余。半年多的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敌人便视毛泽东为眼中钉。团防局长成胥生密告赵恒惕，要求派兵逮捕毛泽东。在当地农民的护送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去广州后，他还时常关心着韶山农民运动。11 月从广州来信，指示韶山党支部派庞叔侃等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建议把“雪耻会”变为公开的农协组织，以便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农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还寄来了农协组织章程。
毛泽东在韶山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实践，为他后来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进一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准备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百姓齐，泰山移
思想指导实践，实践又产生新的思想。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和巨大力量，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越发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由此，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逐渐提到新的高度。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并围绕着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向学员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教育，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大大地推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 年8 月，毛泽东到广州后，农民问题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就明显地突出起来了。他接连在一些场合突出他讲述农民问题并连续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10 月20 日，在他撰写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热情赞颂了广东的同志领导农民同地主所作的斗争。讲到大会的责任时强调：尤其是要“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80％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①。10 月27 日，在这次大会的闭幕演说中，他专门批判那种认为现在是反帝时期，要一致对外，不要扶助农民以与土豪劣绅作对的所谓“中间派”②的奇怪论调，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中间派的理论是站在反革命那边的理论，它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的理论与策略。并断定这种反对农民同地主斗争的所谓中间派是“不能存在”、“不能立足”的。他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因此这个问题尤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③。同年11 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的调查表上，明确填写自己现在是“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2 月1 日，他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①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1925 年10 月20 日）。
② 参见1925 年10 月28 日广州《民国日报》。③ 参见1925 年10 月28 日广州《民国日报》。分析》一文，1926 年1 月1 日，他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专论，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这个时候他“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成果。
从1926 年5 月起，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这里，他除了担负领导责任外，还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收集整理各方面的资料，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成立“农民问题研究会”，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毛泽东亲自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36 个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调查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另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或调查提纲，要学员将自己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使学员们交流了各地情况和各自的学习体会，加深了对家乡和全国农村的认识，为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使学员们把学到的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还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学习，参加火热的斗争，学习和摸索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还邀请彭湃讲授海丰和东江的农民状况及农民运动情况，给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讲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时，他以丰富的材料，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把旧中国的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并指着他画在黑板上的宝塔说，宝塔的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绰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然后他分析道，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一定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接着他又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和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分析，阐述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悲惨遭遇，进一步说明社会上受剥削最深、受压迫最重、生活最痛苦的是农民，也即农民又是宝塔塔基下的底基。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宝塔的底基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与中国农民的境遇是完全一致的。旧中国的农民历来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在奴隶社会，压在中国奴隶头上的就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遍布各地的奴隶主。奴隶主贵族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却穿华丽服饰，吃山珍海味，住高敞宫室，玩珍宝狗马。居有臣妾侍候，出有车辇代步，与此相对照的是，奴隶们日夜劳碌、累死拼活，却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住透风漏雨的茅棚土舍，吃不能下咽的野草苦菜。他们呐喊：“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尤其残忍的是他们随时部有可能被施以骇人听闻的酷刑与惨无人道的殉葬。自周秦以来的封建社会及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来说虽是进步了，但压在农民头上的仍有乡绅地主、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宰相皇帝，进入近代中国更加上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阶级等等。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近现代封建法西斯国家政权对农民的强力压榨，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野蛮的武装掠夺等，并不亚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对奴隶的狠毒性。农民将自己收获的六、七成甚至
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①。苛重的田赋，繁杂的捐税，沉重的劳役，频繁的天灾，强制的封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等等，像无数根粗大的绳索，将农民死死捆在难以活命的小块土地上，使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罗网中苦苦挣扎。在极端落后的农村经济环境中，广大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②逃荒讨饭比比皆是，饥寒而死不可胜数。吃糠渣野菜、嚼树皮草根，更是家常便饭。农民之经济地位，已濒临绝境，老弱者辗转以至死亡，强壮者则沦为乞丐、兵匪、娼妓、流氓。据北京农商部统计，1914 年至1918 年，4 年之间减少农业户数1564 万余户，平均每年约减少400 万户。在政治上，农民被束缚于封建统治制度之下，毫无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③这就是旧中国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严重性的深刻论述和“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的号召，使来自农村的学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大增强了学员们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斗争的决心和斗志。他们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带领农民，团结奋斗，打倒地主豪绅，把贫苦农民早日从“宝塔的底基”下解放出来。
三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 年6 月，毛泽东在给学员的讲课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在实际上说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各受苦阶级阶层的人民，而别的阶级阶层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经考察后向学员分析道：工人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藉以改善经济待遇，那么，资本家手里的原料必须廉价、丰富，产品必须畅销。而原料是农民供应的，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他们就无法生产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因农民是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若农民很穷，买不起工业品，则资本家产品肯定滞销积压。而如果资本家既无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不能畅销其产品，甚至连工厂都有可能倒闭，那么工人哪里会有加工资减工时之希望。可见要想达到工人斗争的目的即要解决工人问题，必先待农民问题之解决。①至于商人，即是从农村收购原料进城市，从城市运工业品到乡村，从中获得利润。如此便决定了商人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农民既穷，则农业品也不好，商人购买亦难其选。再农民之购买力不足，则对于工业品当然不要。而工业品之销售多属于农民，农民既是如此，则商人亦遭痛苦。”可见商人事业的好坏也要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假如农民问题解决，则商人问题亦解决”②。学生、兵士也与农民关系很大。假如农民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4 页。① 参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勣听课笔记。② 参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勣听课笔记。题不解决，工业难发展，这样，学工业的学生没有工厂可容纳他当工程师，学商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去请他经商，学师范的则会因工农贫穷，子弟上不起学，也要失业。再者，农民问题不解决，兵士的衣食也必无人供给等等①。这样，毛泽东就从各阶级阶层社会作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各受苦阶级的问题，但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换言之：“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②。“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③。
1926 年7 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国国民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为了帮助和推动国民政府加紧进行北伐的准备，早在同年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就专门讨论了如何准备北伐的问题。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而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会议论证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④。提出党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⑤。在这种积极准备北伐的形势下，这年3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后设立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民众运动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西、湖北、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省是将来革命军北伐所经过之区域，目前应以全力注意这些省份的农民运动。为此，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了招生范围，向全国20 个省招了327 名学员，其中来自北伐将经过的几个省的学员即占了一半以上。这都说明了毛泽东充分注意到了在北伐所经之地区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对于北伐战争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也就是在北伐出师之际，党中央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应继续贯彻北京特别会议精神，放手发展工农运动，坚决支持北伐战争。但会议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接受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农民问题上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革命斗争的办法。会议在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还提出要建立包括小地主在内的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口号。会议还反对建立农民武装，限制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而且只能是防御性的自卫而不能是进攻性的自卫。对于北伐战争，这次会议也不是表示积极的态度。这样，形势就明显地出现了党的政策与客观要求严重脱离的状况。一方面是北伐战争需要农民运动的大力开展，需要全国工农运动特别是北伐将经过的地区的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需要各地农民起来推翻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根基——土豪劣绅、地主阶级。而另一方面却是党
① 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勣听课笔记。②毛泽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1926 年12 月20 日）。
③ 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勣听课笔记。④《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1926 年2 月）。
⑤《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1926 年2 月）。
内右倾，不仅不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反而进行种种限制和压制。这样，农民运动的开展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以北代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于1926 年9 月1 日发表了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针对党内右倾对农民运动所作的种种限制，他在文章的开篇便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的最大对象就是乡村地主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压迫榨取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而他们之所以能压迫榨取农民，就是完全靠封建地主阶级对他们的死力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压榨。因此，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唯一坚实基础，不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如果不大力开展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①因此，那些“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②。这样，毛泽东就通过反动阶级的依存关系，从更深一层揭示了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深刻说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批判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正因为农民运动极端重要，决定着国民革命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连呼三个“要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他强调，尤其是要在北伐将经过的湘鄂赣粤直鲁豫皖等“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④这样，毛泽东就再一次把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胜利直接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和研究农民问题、组织农民运动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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