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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我挑战
毛泽东自己曾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从这种自我挑战的态度出发，毛泽东逐渐放弃了他所信奉的其他各种主义，朝着马列主义的信仰迈进。
一理论上的反省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但军阀政府非常恐惧，一再下令查禁“过激主义”，而且也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他们唯恐中国革命紧步俄国十月革命的后尘，便企图未雨绸缪，早加防范，原来被裹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研究系分子张东苏等人，先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裂出来，并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也跳起来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发起攻击。对于这种挑战，以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和陈独秀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大量文章予以有力的回击。这就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冒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论战双方直接交锋的文章，多半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编辑出版的《每周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当时全国卓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在李大钊、李达、陈望道和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中，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谬论，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之路又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等等基本观点。通过论战，使得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辨明了方向，逐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并且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这场论战促进了毛泽东对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清算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抛弃；反过来，通过这种清算、反省和抛弃，又促进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化。1920 年7 月底，毛泽东在长沙主办了文化书社。从书社
初期的经营方向来看，明显地反映了他对种种主义和种种学说进行认真分析比较的情形。当时该社经销的书籍杂志，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十月革命和唯物史观的著作包括《旅俄六周见闻记》、《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介绍无政府共产主义、罗素的温和的共产主义以及种种唯心论哲学的著作包括《工团主义》、《社会改造原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美国民治之发展》以及《赫克尔一元哲学》、《西洋伦理学史》、《哲学概论》、《实验主义》、《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教育哲学》等等。与此同时，他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特向湖南《大公报》专门推荐发表了一些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譬如《西洋人倡社会主义者》就是一篇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好文章。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种种学说、种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明确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反省检查自己走过的道路及思想认识的同时，也提醒他的同志们对此引起高度注意。他在给李思安的信中指出：“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已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①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又说：“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②，但是他认为必须有一个基本原则，只要认定是错的就应当立即改正，只要认定是正确的，即使争辩激烈，也应当始终坚持。为了寻求真理，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既应坚持原则，又要反省错误。从这个基本信念和原则出发，一方面他明确强调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作当务之急，主张同志们形成一种“主义的结合”；另一方面，他深刻反省过去，用新的思想观点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进行挑战，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理论收获就是他对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省、批判和抛弃。1920 年10 月，英国学者罗素在张东荪的陪同下来到长沙演讲其学说，毛泽东听讲后当场就同新民学会会员展开讨论，认为道理好听，事实上却做不到。恰好这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讨论学会方针时，发生了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他们写信给国均的毛泽东各抒己见。时值国内发生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毛泽东在复信中联系罗素的讲演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只要资产阶级握有种种特权，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决无希望的。因为反动派决不会自行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用温和的方法对付地主、贵族、资本家的强权则是空想，只有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这个唯一正确的途径，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目的。1921 年初，毛泽东又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直接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在是年元旦召开的连续3 天的会议上辩论同一主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①又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②毛泽东在这里终于解决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认清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反动面目。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勇于去旧布新、不断寻求真理的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他在理论上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清算的一个收获，在思想上具备了全面接受唯物史观的基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7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6 页。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35 页。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 页。
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清算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抛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如前所述，毛泽东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接触比较早。在“五四”运动以前的1918 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和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问题。在第一次去北京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他发表了多篇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参加发起过上海工读互助团，创办过类似性质的“自修大学”。在第二次去北京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批判，所以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所认识，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因而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全国无政府，打破全国统一的体系，先从湖南做起，这在客观上就将当时开展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到了1920 年冬天及1921 年初，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深入接触并最终接受，同时通过参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毛泽东终于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他在1920 年12 月1 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他说：“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鉴于此，他明确表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漠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1921 年初，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②。又说：“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③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分析批判，应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接受在理论上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他洗刷旧思想，勇于以“今日之我”去向“昨日之我挑战”的结果。二实践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指出：“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①..从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的基本事实来看，的确如此。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受到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坚持“今日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5 页。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 页。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6 页。① 转引自刘斐：《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79 年1 月2 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任何“真知”都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无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不可能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总结。毛泽东主要通过参加和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尤其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才逐步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中最本质的东西，才逐步领会和掌握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才逐步认识到自己原来思想观念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并把这种认识提到新的更高一级的程度。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发生的驱张运动，是按照毛泽东主张的发动各界“民众”“起而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的具体方法进行的。当时，为了动员、联合各界群众投入驱张斗争，有逾百人的好几个驱张代表团到各地造舆论、请愿。毛泽东本人也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他一面成立平民通信社，揭露军阀张敬尧的罪恶行径，争取各界“民众”的支持，一面带领代表多次向北京段祺瑞政府请愿。他认为这样“起而大呼”，强权就会垮台，反动军阀就会自动“舍命的飞跑”。然而，段祺瑞、靳云鹏等人拒不接见他们这些请愿者，张敬尧依靠北京政府的支持，照旧赖在湖南不动。最后，由于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直系主力吴佩孚在与西南军阀达成协议之后撤防北上，谭延闿为首的湘军乘势直逼长沙，张敬尧才不得不滚出湖南。虽然，这与毛泽东等人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大造驱张舆论有很大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各派军阀间矛盾冲突的激化。总之，驱张运动的胜利，主要不是靠群众的“呼声”，而是由于军阀的“武力”。这种武力驱张的事实使毛泽东对原来所持的改良主义有所认识。在1920 年10 月他再次指出：“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①
湖南自治运动开展于驱张运动胜利之后。它是毛泽东将他信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毛泽东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最初目的即是为了解决湖南乃至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他在当时基本倾向于通过温和的、典型示范的、先建立联合组织然后推向全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他的新村和工读实验是这个计划内的一个内容，而他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则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总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在驱张运动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上海报刊连续发表关于发起湖南自治运动的主张，强调湖南的事应由湖南人来自己解决。是年8 月中旬，湖南督军谭延闿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湖南各界名流，发表通电宣布要施行地方自治。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毛泽东撰文提出民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并组织了“双十节”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对于这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谭延闿等人大耍两面派手法，始则表示接受人民群众的要求，继则借游行队伍中有人将旧省议会旗帜摘下的事大做文章，不但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上的各项要求，并且制造种种谣言，企图诬陷毛泽东。严酷的事实，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湖南自治的主张。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所持的观点，对于揭露军阀政府的伪自治，维护湖南人民应有的权利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湖南立国的思想，都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它脱离了客观现实，脱离了一般群众的觉悟水平。运动所采用的和平请愿、议会道路、人民立宪的办法，是建立在对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的基础上的，具有改良主义的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2 页。性质。毛泽东虽认为俄国的革命经验很好，但又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①中国应当走“先分后合”、“先邦后联”的道路。这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其实质是一样的。此外，毛泽东所主张的湖南门罗主义，并不可能真正起到排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干涉的作用，实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根本无法抵拒外来势力的入侵。在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没有看到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反而对它寄予了极大希望。然而，通过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事实的教育，尤其是看清了谭延闿伪自治的面目之后，毛泽东抱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信念，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加快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他在给张国基的信中说：要“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取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②。他在给易礼容的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③。在给李思安的信中指出：“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④此外，他还认识到：寄希望于谭延闿等人来搞“政治改良”是“绝无希望”的，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从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教训中通过全面反省，终于自觉地抛弃了民主主义立场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为他迅速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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