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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刺取精华”
毛泽东面对各种学说和主义，尚无定夺。他采取的态度是：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①。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想体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特点。
一第二次去北京
1919 年底，为了造成驱张运动的浩大声势，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如前所述，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1919 年12 月初，在酝酿学生罢课时，毛泽东曾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学联骨干及教育界部分人士，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由各校派学生代表2 人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作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12 月中旬，由毛泽东率领的一个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到达北京之初，毛泽东积极进行了联络各界驱张力量的活动，诸如出席旅京湖南学生召开的慰劳大会，组织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等，从而使得北京成了“驱张运动”的“大本营”①。随后，为了进一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传递驱张的消息，并争取舆论和各界的援助，毛泽东又着手组织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亲任社长，社址设在北长街99 号的一个大喇嘛庙（福佑寺）里。这里条件很艰苦，但毛泽东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则紧张地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150 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地报刊②。与此同时，毛泽东与驱张代表们奔走呼号，积极联络在京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深入宣传驱张的目的和意义。1920 年1 月18 日，毛泽东与罗宗翰、彭璜等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人士和人民团体，全面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种种罪行：“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骋）猛虎之政，推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③1 月28 日和2 月4 日，毛泽东与驱张代表团组织了向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请愿示威游行，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强调“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另委贤能接充，以全民命，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④针对一些反动官绅和所谓“社会名流”拼组的“旅京湘省维持会”和“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两个保张团体的无耻行径，毛泽东等人特撰《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一文，再次控诉张敬尧劣迹，指出：“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去之惟恐不速”。①与此同时，又揭露保张团的丑行：“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表示要“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②。1920 年4 月1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5 月5 日到达上海，继续作驱张的工作，终于促使各界实力驱张，于6 月把张敬尧赶出湖南。7 月上旬，毛泽东自上海返回长沙。
④ 斯诺：《西行漫记》第128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474 页。① 《湘潮》1920 年2 月24 日。② 《湘潮》1920 年2 月24 日。
在第二次去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人物，进一步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这时，李大钊正以北京大学为阵地，介绍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他专门组织人力从北大图书馆于1918 年所购介绍各种新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方面的外文书刊中选译有关内容。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华和平宣言，已冲破反动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也派代表来到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取得联系。因此，各种报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日渐增多，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的节译本也陆续翻译出版。1919 年4 月6 日，《每周评论》第16 期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5 月9 日至6 月1 日，北京《晨报》刊登了马克思的《劳动和资本》；11 月，《国民》杂志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在这时翻译出版。这就使得毛泽东更有机会深入接触和学习科学社会主义，以便“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③。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同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驱有着密切的接触，受其影响较大，并通过他们的言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55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2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79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7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 页。譬如，他在此前后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并直接同李大钊研究过许多现实问题。他曾写信告知陶毅：“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①在京期间，毛泽东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学习，并结合斗争实际进行思考。前面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等有关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节译本，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与此同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毛泽东一定影响。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社会主义史》这本书。它虽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五四”运动之后翻译介绍各国社会主义流派最详细的一本书。它对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作了介绍，尤其是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机会。它适应社会主义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使毛泽东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这是他事后的回忆，似乎并不准确。事实上，第二次北京之行及其尔后的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既有很大变化，又仍然存留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思想的二重性
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在思想上有了前进性的变化。首先，向往俄国的心情表现得很强烈。1920 年2 月，毛泽东写信给陶毅，谈到如何改造的问题。认为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至于改造到什么地步，月什么方法去达到，应从何处着手的问题，都缺乏“详细研究”。毛泽东初步认识到，这种“改造”是一种空想，“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①如何克服这个弊病呢？毛泽东在当时尚未考虑清楚。他也强调：“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②。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还不明白，因此他主张集合同志，大家一起来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必须向俄国寻找成功的经验，“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③，去考察十月革命的经验。从而，他对于尽赴法国留学颇不以为然。他写信告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留法学习，“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④他打算从北京、上海返回长沙之后，“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计划在一二年时间内。“把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参考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⑤由此可知，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抱有一种急欲了解的心情。这种心情的认识基础是：“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⑥“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准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①并且表示，“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465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6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 页。
②在这里，毛泽东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欢呼俄国十月革命，为广大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那种胜利，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有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且有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斗争的有利时机和形势，认定这就是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诀所在。这种认识无疑表明他在这时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了解，而不是简单的讴歌十月革命。其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将封建主义“连根拔起”，从根本上“摧陷廓清”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也是全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它“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③因此，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要求得独立解放，就必须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取得了这种斗争的胜利，不仅“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而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也正在进行这种革命斗争，中国也必须“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④他对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大国沙文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世界能够存在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谬论”，“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⑤。与此同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军阀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得以生存下来的。它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从根本上”摧陷廓清”①。当然，统治中国的军阀政权，不仅因为它自己有势力，加之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广大劳苦民众要求得自由解放，就必须以更大的气力去对付它，坚持不懈，直至斗争到底。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上，比起第一次去北京到主办《湘江评论》时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那时，他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会改变，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避免，但他既未认清帝国主义与各弱小国家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反而认为强权者都是人；同时，他对于帝国主义具有共同的侵略本质，都是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敌人缺乏深刻认识，对战败了的德国在感情上还给予同情。现在，他不仅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整体，认识到他们共同的侵略本性，而且明确指出要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使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许他再来干涉和控制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那时，他虽然深刻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残暴，提出打倒军阀的主张，但是在具体行动方法问题上主张采取温和主义，现在他认识到，不仅要“连根拔起”封建军阀政府，同时还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就是说，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必须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任务。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 页。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4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7～508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8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3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4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4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6 页。
第三，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阶级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不再把人民只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他说，“我料得这最大多数的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②而在人民这些成分中，“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③，是造成革命成功的阶级。毛泽东着重强调任何改革和革命必须有群众作为基础，没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改革和革命都将一事无成。他针对那种“淡漠政治”，“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大错而特错了”①。为什么错了呢？毛泽东认为政治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事，不要小看劳动群众缺少知识和权力，但正因为政治的好坏，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所以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能够担负起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的重任。他指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现今的政治已经不是从前的政治了，时间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内容变了。“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②毛泽东强调指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
③。这种认识比起以前要深刻和具体得多了。在此之前，他虽然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且主张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去打倒强权政治，但既未规定人民的严格含义，又未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政治应享有主权。这就是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可资利用的力量。现在他不仅明确了人民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占人口“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而且从理论上、从政治法律的掌握和使用方面，明确认为人民群众是主体，脱离了人民群众，任何改革和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毛泽东尽管在这时有上述思想变化，但他认为还未找到真正的主义。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虽然“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出现了“一枝新文化的小花”，但“几年来的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仍在未知之数”，由此可见，“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①这表明他虽然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但仍持怀疑态度。同时，他认为，俄国“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的环境还不许可，条件尚未成熟，没有具备这总革命的基础。这是因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因此，“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②鉴于此，毛泽东极力强调当时的中国“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③。毛泽东这时虽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将封建主义“连根拔起”，但是他对于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权问题，都不甚明瞭，甚至可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所发表的文章和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较为突出。毛泽东多次主张湖南“自治”，“绝对赞成”所谓的“湖南们罗主义”，其主观愿望是想使湖南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束缚，“划湖南为桃源”④。并以湖南为基础，“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⑤，作出榜样，再树立“一种模范自治”⑥，再向全国推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彻底的总革命”。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他不仅看不出谭延闿等人鼓吹的伪自治的欺骗性，而且赞其在驱张运动中“劳苦功高”，是“乡邦英俊”⑦。虽然，他反复强调“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如果“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①。但是他却把谭延闿等人作为“民”的首领，认为以“谭延闿氏为首所组织的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并建议由这个“革命政府”出面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②，去切实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且提出要像胡适主张的“二十年不谈政治”那样，“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③，认为这种“自治”是对现时中国的“唯一救济的方法”④。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8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9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9 页。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至1920 年夏秋为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掌握还是不全面、不深入的。因为在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击溃和扫除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影响，就是要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广泛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为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对于这个中心任务，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7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8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8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 页。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6～527 页。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1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7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3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1 页。毛泽东不仅未在理论上弄清楚，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他虽然坚恃不懈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并且创立文化书社，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俄罗斯研究会”，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他受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开宣布要研究各种主义，其目的即是要“以学理解决问题”，而不是“以实行解决问题”⑤。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毛泽东在《章程》中提出140 多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准备把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在湖南范围内做到具体化和行动化。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20 年夏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并未完全接受，在一些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运用什么方法推翻反动统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等等问题上，还明显地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对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互助论等，尤其是对于无政府主义保留更多。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就主张全国“无政府”，把全国分成27 个省，坚持湖南自治、独立的观点，反对全国统一。尽管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背景是由于军阀政府的专制腐败，采取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社会，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可是这种思想、这种方法即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未完全真正理解和掌握。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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