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 第二节 “宇宙真理”的探索
第二节 “宇宙真理”的探索
1913 年春，抱有伟大志向的毛泽东，因父亲不赞同他自修，从而断绝了经济供给，于是便与两个好友一起考入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 年2 月，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8 班学习。至1918 年毕业，毛泽东度过了前后达5 年半的学生生活，在这5 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心寻找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的真理，其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③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主要著作《体育之研究》、《给黎锦熙的六封信》、《〈伦理学原理〉批注》，其内容体现了他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政治倾向与哲学观点。
一改造哲学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孙中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退出政界，搞他的实业计划去了。但革命后的现实却令人失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认定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方面反映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陷入了把社会革命归结为精神革命的唯心史观。毛泽东“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下形成的。
不过，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最直接的还是他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30 余岁以前曾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对朱熹、王夫之、曾国藩等人尤为拜服。1903 年曾赴日本、英国、德国留学10 余年，专攻哲学与伦理学，可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深厚的旧学根底与西学熏陶，以及他兼取古今融合中外的态度，使其思想的渊流极为复杂。但勿庸讳言，在其博杂的思想体系中，中学仍居主流。1913 年回国后，杨昌济执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直至1918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长沙达5 年半时间，与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时间相始终。时人记载他“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①，而毛泽东则在其书信中多次称赞扬先生“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②，“弘通广大，最所佩服”③。他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①，“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②杨昌济对毛泽东青年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就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而言，虽然其思维路向与新文化启蒙运动一致，但其具体内容却与杨昌济的影响至为密切。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 页。① 参见《杨昌济文集》第375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 页。
杨昌济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③因此，当今之急，就是要从改造哲学入手，从而改变国民之思想。
对于杨昌济的观点，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④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
⑤中国之所以积弊甚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不是把哲学变革看成社会变革的必要准备，而是看成社会变革的动因与实质。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获得并发挥出一整套思想。
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杨昌济曾经指出，要当一个政治家，必须有“学问”，“今之从事政治运动者，多缺此一段预备功夫，故事到手来，总办得不好。譬如庸医杀人，误国事不浅也。”①杨昌济的所谓“学问”，即指哲学，也就是“大本大源”。他向学生提问：“万弊都有个由来，只救枝叶，成得甚事？试举其例。”②毛泽东具体发挥了这一思想：“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③。他分析了当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如袁世凯，此人与学问无缘，“只能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不能不陷一世一国于败亡之地；又如孙中山，虽然热心于拯中华民族于水火，但他只注重政治革命，没有从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为似乎“略有本源”，在这时的毛泽东眼里，仍然没有探得“大本大源”，“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何以“独服曾文正”呢？原因就在于曾氏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却置倡学攻心于首位，好讲“大本一原之道”，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以曾国藩为榜样，勉励毛泽东，毛泽东亦以“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为志向。他推崇的正是曾国藩抓“大本大源”这一点。通过对近代人物的扬抑臧否，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只有探得了“大本大源”，才是抓住了根本，而不致流于枝节末流。
③ 《杨昌济文集》第200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 页。① 《杨昌济文集》第67 页。②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12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
其次是要“普及哲学”。探求“大本大源”，不是纯粹地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这是古老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杨昌济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的表现。他认为多数国民无知识，无思想，由此造成万事未举，百弊丛生的局面。要根治这一现象，必须唤起国民之自觉，“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①毛泽东也把昌明哲学作为救世良方，他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胸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②要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只有昌明哲学，“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③，“倡学”也成了“大本大源”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倡学”出发，毛泽东发出了“普及哲学”的号召：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④他在给黎锦熙的同一封信中，反复地强调这一点，足见他对“普及哲学”的重视。他认为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⑤因此，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⑥
其三，昌明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杨昌济把世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在“君子”之中又分为“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前者是圣贤，后者是豪杰。圣贤兼有豪杰的品格，而豪杰则缺少圣贤弘扬教化的功能。因此，要改造和昌明哲学，“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乎少数贤智之士。”⑦这种依靠少数先觉之士启发民智的观点，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改良派康、梁如此，革命派孙中山如此，“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亦莫不如此。毛泽东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更直接受到杨昌济的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杨昌济关于圣贤豪杰的议论，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普及哲学必须依赖圣贤的观点。他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只有君子之士有高尚之智德：“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①圣人探得了“大本大源”，因而能够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和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毛泽东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厚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入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贤”，贤人愚人“共跻圣域”，一个理想的社会就会到来。
① 《杨昌济文集》第200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8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8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8 页。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6 页。⑦ 《杨昌济文集》第364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 页。毛泽东从改造哲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始，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传统的抓“大本大源”、圣贤小人的思想老套，对传统的挑战却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武器。这即是所谓“以传统反传统”的“五四”文化现象，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文化特征。但也必须看到，毛泽东改造哲学、抓“大本大源”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精神力量。只是这时他还未找到真正的真理，反而陷入了“宇宙真理”的思辨迷雾之中。
二“宇宙真理”
毛泽东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观点出发，把自己的志向定在研究哲学上。只有研究哲学，探得“大本大源”，才能真正树立远大志向。他认为“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①这段话不仅仅是批评一些人的盲目立志，而且也是对自己立志过程的反省。他曾立过许多志：警官、律师，企业家、商人，最后选择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但杨昌济老师特别强调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使他思想为之一变：“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②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开始兴趣仍在史地、文学等方面，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上来。1915 年，以杨昌济为首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肖子升等人。那时，毛泽东从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将杨昌济刚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工工整整地抄了7 大本，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语。他“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③，“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在这时期哲学研究的结果也表现出二元论的倾向。
他在1916 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④他提出了“精神不灭”与“物质不灭”的基本观点，认为在人的肉体生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心灵不死”的本体。他在1917 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身体和德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解释，对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定精神和物质同为世界之本原。他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他把体力的充实与完美，视为本质与原因，而将成就、年龄看成外在的表象和结果，特别强调体力的生命意义。这是因为，体育与“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这种“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②的生命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文明”。人与动物虽生理功能差不多，而人的标志则在于“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愈明”，而动物对此永远不能自觉，因而将永处于人类的统治之下。这是因为人是由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德智构成的。这种德智即“宇宙之真理”是先天就存在于人心中的，人人天生皆有德智，只有偏全之分，而无有无之别。后天的学习，只不过使“淤塞”的德智显现出来而已。构成人的两大组成部分，身体和德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不是谁先谁后，谁产生谁的关系，而只是车与载、神与舍的关系。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③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进一步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④又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⑤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肉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是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统辖的体。进而，他从肉体和心灵并存的关系中，推断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精神和物质构成，哪里有物质，那里就有精神存在。这就是说，他不仅把人的生死观，而且把宇宙观也建立在二无论的基础之上。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5 页。
二无论的基本特征就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毛泽东继续深入阐发其二元论的基本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特征。他一方面认为，自然界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①这就说明，他看到了自然界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可循，人是“自然物之一”，同样受自然发展规律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他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更有明确的体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②。这就是说，人们的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这就明显地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然而，毛泽东又把世界本原之“有无”，最终归结为“生于心理”。他说：“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③，又明显地体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总之，精神与物质、唯心与唯物两者并存，构成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基本哲学观。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是从探求宇宙之真理——改造中国与世界，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个目的出发而产生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其来源是通过严复译著所介绍的英国经验论，泡尔生伦理学所阐述的康德二无论。但更主要的是明末清初以来所崛起的经世致用之“实学”，而且这一点随着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愈来愈明显和突出，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忽视。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7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9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4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4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1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9～120 页。
不过，这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倾向还不在二元论或唯物论上面。如前所述，他的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观点，已是地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而他通过“大本大源”所阐述的“宇宙真理”这个概念，其唯心主义倾向也至为明显。“宇宙真理”是毛泽东这时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论其渊流，则是程朱陆王与黑格尔的学说。
毛泽东曾研究过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经常和同学讨论宋明理学，对朱熹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甚为倾服。在与黎锦熙、肖子升的通信中，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对杨昌济提倡的“大本大源”与“大原则”表示出浓厚兴趣。“大本大源”就是宇宙本体，毛泽东把它命名为“宇宙真理”：“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①，这与朱熹的“理”、杨昌济的“大原则”一样，是客观化了的哲学意识，是精神性的实体。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更具体地说明了“宇宙真理”与世界的关系：“发显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②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真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
毛泽东在论及生死问题时，虽然提出过“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二元论的命题，但他感到意犹未尽，还要更进一步探求宇宙的“大本大源”，探讨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统一的基础，因此马上又写道：“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③联系他的早期著作来看，“共存”的基础实际上是“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人的精神与世界物质不过是“宇宙真理”这个体质的“发显”而已。可见，在论及世界终极本原时，毛泽东所持的无疑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宇宙真理”这一概念正是脱颖于朱熹的“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杨昌济的“大原则”。
但是，在论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时，“宇宙真理”却又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老师许多主观唯心主义的议论。在本体论上，他提出了“宇宙真理”的概念，但一涉及到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时，客观精神却变成了主观精神，他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① “宇宙真理”“具于心”而不就是“心”，认识对象不就是认识主体，但已具有主(，) 观唯心论的倾向；在《批注》中，他更进一步说：“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②“本体之意识”就是客观精神亦即“宇宙真理”，人类之意识就是主观精神，二者相“贯通”；再进一步：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9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9～230 页。“已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③“神”即本体或“宇宙真理”，心与理完全溶为一体了，这就是所谓“宇宙大本与吾心灵确然同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断定客观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④，客观唯心论变成了主观唯心论，“宇宙真理”就带有这种双重性质。
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就已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还没有得出“心即理”的结论，这一步是由王阳明心学来完成的。毛泽东的“宇宙真理”则集理学与心学的性质于一身。当然，“宇宙真理”的政治倾向与理学和心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宇宙真理”作为客观精神本体，说明的是世界的根本，社会现象都是它的“发显”和枝节，从而改造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宇宙真理”，论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同时，“宇宙真理”又是主观精神，它“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因而彰明“宇宙真理”，以之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①，从而证明抓“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
三“万变不穷”
如果说“宇宙真理”这一概念的内容还显得比较玄虚和空洞的话，那么，毛泽东早期提出的“万变不穷”的辩证法思想则具体展示了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既是对从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中得出运动变化具有绝对性的认识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中西启蒙思想家“变”的哲学的批判继承。从毛泽东留下的一些手稿、书信、论文等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阐述其早期辩证法思想时，不时引用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屈原、司马迁、朱熹、张载、王船山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以及有关传统的辩证法命题，与此同时又可以看到，他对于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的某些辩证法思想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虽然这其中在许多方面是通过别人的介绍和宣传来进行了解和吸取的，但是他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不断进行扬弃的，从而形成了他早期辩证法的固有特点。
关于运动变化观问题，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对“变易”的观点作了论述，近代以来这种“变易”观融合近代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独特的进化观。自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尤其是严复、李大钊、陈独秀的进化变易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运动与静止的问题上，杨昌济颇赞同静止为主，而毛泽东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较多地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运动变化观点，所以对杨昌济的观点不甚赞同。李大钊、陈独秀曾撰文批判过中国的以静为主体的传统文明，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把批判旧哲学伦理学视作是批判“静的生活”，提倡动的文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在肯定中国古代“变易”进化观的同时，又间接地批评了杨昌济信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主静”的观点和静坐的做法。他说，“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①又说：“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②他坚信只有在运动变化中，人生才能充满蓬勃生机，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因为“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他反复申明其人生态度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③他在阐述新民学会成立之诸多原因时说：“这时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作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动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④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运动变化观点，表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其弊端的果断扬弃。此外，他的运动变化观是对经过改造了的近代西方进化论进行扬弃的结果。康有为等改良派思想家虽然肯定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始终处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更新中的辩证法原则，但他们的变动观具有回归旧物的循环论色彩。譬如，梁启超虽然主张变可以“保国”、“保种”、“保教”，但他认为这种变是“唯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①。从而以旧为本，以新为用，人为地颠倒了新旧的关系，运动变化最终失去其本来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把变动说成为纯粹的进化，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一方面赞同他们的批判守静思想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在变化运动问题上呈现出的保守成分予以反省和批评，他以德意志等国一变而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例，说明变化发展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②。中国社会也一样，既必须变，也一定会变。
③ 《毛泽东早期文槁》第230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8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的早期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事物变化的动因即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既然充分肯定整个宇宙处在普遍的、永恒的、“万变不穷”的运动变化之中，那么他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问题，是如何辩证地阐发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他把本体论贯彻到辩证法中，并用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观察时，认定事物的运动即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他说：“宇宙间备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③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自我”运动的认识，使得他很早就重视从事物内部运动变化中去把握事物，驾驭事物。他在探讨人的身体如何致强这个问题时，反复指出：“外力不足以动其心，..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乎体育乎。”④只有主观上自觉地认识到体育锻炼的实在意义，主动地去进行体育锻炼，才能使身体致强，反之如是被动地、强迫地进行锻炼，那么条件再好，也是很难收到好的效果的。他反复指出：“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①并且特别强调：“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这种高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更有具体而集中的发挥。他说：所谓“现实”，即是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②在这里，他高度注意到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并认识到只有通过某种“行为”——实践，才能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当然，毛泽东在重视内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外因的作用。如他在探讨身体致强的内部原因时，还探讨了“外的客观”原因。诸如学校的设备是否齐全，教师的指导和训练是否得体等等，这些客观的因素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完满发挥有极大的关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6 页。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2 页。① 《梁启超选集》第211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0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5、69 页。
二是关于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不仅强调量变，更主张质变。他认为，事物运动变化不仅仅是量的积累，不仅仅是渐进，而且，还有一个根本法则起作用，这就是“有成必有毁”。因为成毁不是保守其旧，成全其旧，也不是循环，而是永恒的新陈代谢，“时时涤旧，染而新之”③。它在本质上说即是脱胎、再造。他从物质不灭和转化定律得到启发，指出新质是在旧质中生长起来的，“物质之由毁而成”，然并非彻底毁灭：“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④然而，毛泽东虽然反复强调质变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重要形式，但他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并不排斥事物的量变过程，相反地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量变也就没有质变可言，从而有机地把量变和质变统一起来。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等人的由积而致成的认识论，把积累和贯通看作是事物变化的相互关联的两个过程。他认为，学问的精和通全在于知识的积累：“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①他非常重视知识的日积月累，强调要今日学一点，明日又学一点；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这就是“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在这里，他虽论及的是如何做学问，但实质上已涉及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三是关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性问题。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把矛盾视作“对待”，即由对立或差别构成的统一体，差别构成对立，对立又构成和谐统一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宇宙本体事实上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根本差别，它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内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一切事物相互之间都表现为差异性，而最主要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对立的差别。这种对立的差别也就构成了矛盾，“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等级差别的存在，“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②只要有人类思维存在，就会出现智愚之分、贤与不贤之分。总之，差别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它构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动而又和谐统一的场面。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进而认定矛盾的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言，幸福与痛苦相对、真理与错误相对，那种“纯粹的幸福”，“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是神话而已，“非人生之所堪”③。人类社会如此，自然界亦然。生包含着死，这是由“物质不灭”和转化的必然性决定的。整个宇宙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矛盾运动，并经历着永恒的由毁而成的对立统一过程。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由于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曾对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观表示赞赏，对杨昌济说的“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是孔子终极之理想为世界主义”①的观点也坚信不移，然而，在受到《新青年》有关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后；他能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进而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和斗争，并把这看作为万物的本性，即矛盾双方的本性决定了大抵抗、大斗争的客观存在。“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②。从而主张以毫无畏惧的态度去勇敢迎接现实，以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去迎接各种斗争的到来。他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③。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3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3～20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2 页。
毛泽东还对矛盾对立双方的关系作了探讨，认为矛盾对立双方的互相促成，它们的力量在斗争中增长；对立双方的胜负，全在于力量的对比。他不赞同泡尔生的只有矛盾的一方压迫一方，而无另一方的反抗增长，即“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的观点，明确指出，“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④强调一切事物均自强不息，在抵抗与斗争中显示和增长自己的力量：“大抵抗对于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⑤从而。他充分肯定了矛盾对立双方的作用和彼此间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他以人体为例，来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推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①他在这里运用辩证观点说明人的身体内新旧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可以“改易官骸”，或使其强，或使其弱，身体强弱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既然一切事物均因新旧对立而转化，那么它是怎么转化的呢？靠什么来转化的呢？毛泽东以人体为例，说明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是具体的，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必要的条件才能完成。他说：“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恃：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②人类如此，自然和社会亦然。中国虽然很弱，但必须转强。也可以转强。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由弱转强的条件是什么呢？一是要从身体素质方面改变其虚弱的状况，二是要从思想意识中扫除三纲五常等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人民所造成的毒害，变换其思想；即变化民质，改造国民性。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 页。① 《杨昌济文集》第212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4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3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1 页。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1～182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70 页。
毛泽东在阐述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运动变化和大抵抗、大斗争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大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大抵抗”、“大斗争”的矛盾运动变化中实现的。这种“大抵抗”、“大斗争”永远不会消失，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这种矛盾中前进的；相反，如没有这种“大抵抗”、“大斗争”，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止了。他赞赏泡尔生所说的“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观点是“至真之理，至澈之言。”③而“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炼”的观点是“振聋发聩之言”①。并就此发挥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②强调事物的相互作用、压力和反抗、作用和反作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他力主人生应当拼搏向前，发扬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然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③他提醒国人，社会竞争并非某一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环境和条件要求双方必争不可，斗争不仅是求生存的需要，而且也是事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号召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立、自强，挽救民族危亡而去斗争，奋起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日本“决一死战”，为中国人民“报仇”、“雪耻”。这种突出辩证法斗争性的作用，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斗争中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然而，毛泽东的早期辩证法思想虽然对于他不断接受新思想，改造旧观念，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他在“五四”前期主要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辩证观念在许多方面还表现出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只有承认运动和静止，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只有承认运动过程中具有相对的静止和暂时的平衡，才能区分大小、尊卑、阴阳、虚实、上下、古今等界限，否则就会否定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它们之间基本的区别性，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毛泽东所指出的事物的相对性，是符合辩证法的，但他取消事物的差别，过分地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把事物任意地等同起来：“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①从而否定了生灭成毁的基本界限。又说：“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尿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②这种否认事物转化的条件、对立面处在任意的变来变去之中，一切均无定形、定质的夸大事物差别的相对性的相对主义，体现得较明显。毛泽东认为，事物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人的概念之中，“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③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存在着局限性，“对于客观界，遂以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④他虽承认事物均因差别而产生，但一切差别不是来自事物，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的观念差别的产物，是主观存在的。这些说明，毛泽东的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2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8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0～181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1 页。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0 页。
毛泽东的这种相对主义首先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周易》阐述的辩证法思想，其相对主义十分明显；老子的辩证法也具有相对主义；庄子的《齐物论》则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相对主义，肯定最真实的存在是无形无象的道和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它们本身是无差别、无矛盾的，客观现象的矛盾只是由于人的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的《仁学》则反复说明各事物的分合、存亡、成毁、生灭皆无自性、无常性，“虚空有无量之星日，星日有无量之虚空，可谓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见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见之微生物，可谓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①毛泽东在阐发其辩证法思想时，没有摆脱老庄和谭嗣同等人的唯心主义辩证观的影响，认为宇宙万物的差别是虚幻的，是由“我见”即人的观念所造成的，即把“宇宙一切之差别”归结为“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异”，未能唯物而辩证地看问题。
此外，毛泽东的相对主义还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柏格森曾强调，“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成分很明显。但由于他的哲学中强调运动变化，一经传到中国后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毛泽东则在朱谦之等人的倡导下间接地接受其“变”的思想，同时对相对主义也加以了吸收。譬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既割裂运动和静止、相对和绝对的对立统一关系，又夸大了运动变化的绝对性，否定了相对静止与暂时的平衡。
无论是辩证法，还是相对主义，毛泽东所强调的“动”、“变”都是紧紧地与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突出人生“奋斗”的意义。他曾一连写下三个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赏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9～270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4 页。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6 页。①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下册，第316 页。
②这就是说，英雄豪杰总是勇往直前，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决不退却畏缩，而是奋斗到底，直至实现自我。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