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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家教养与传统认同
毛泽东诞生于韶山，从小生活在乡村与农家环境，这对于他一生活动与思想的影响至为深远。典型的传统农家文化教育，使他自然地表现出对传统的认同。
一 农家教养
韶山，本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在重峦叠嶂、绵延起伏的群山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即是闻名遐迩的韶峰。韶峰又名仙女峰，山高陡峭，”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气势非常雄伟，风景十分宜人。相传舜帝偕妃臣南巡荆州至此，被这里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乃令乐队高奏韶乐，以助雅兴，引得“凤凰来朝”。“音召凤至”，韶山故而得其名。
韶山，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东北面距省城长沙90 公里，东南面离湘潭县城45 公里。它的名字美，自然景观更美。它有着著名的韶山八景：兀立云端、葱葱郁郁、白云缭绕、气势雄伟——“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的“韶峰耸翠”；流青红赭色泉水——“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的胭脂古井；以及“乐奏九成期，烟幕云帷”的凤仪亭址；“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的仙女茅庵；“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的石屋清风；“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的顿石成门；“峰峦泼翠鲜，岭断云连”的塔岭晴霞；“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的石壁流泉。此外，它还有韶峰四绝：“六朝松”、“飞来船”、“四方竹”和“白石泉”。
韶山景色虽然秀丽，但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这里的人民却世代过着贫穷凄凉的生活。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些广为流传的饱含血泪的民谣，即是韶山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家居住的韶山上屋场，是一栋湖南乡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当地人称作为一担柴式的房子。上屋场居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正中为界，东边是毛泽东的家，西边一家也姓毛。这栋房子背山面水，坐南朝北。屋后小山上苍松翠竹冠荫，一片青绿。公元1893 年12 月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冲住着600 多户人家，居民十之七八姓毛，其余为庞、田等姓。毛氏家族原先并不世居韶山。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祖籍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始祖毛太华，曾投奔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明朝建立后，毛太华又以百夫长一类下级军官的身份，随同明军远征云南。云南归人大明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下作为镇滇军人中的一员。他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王氏为妻，生有4 子，依次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公元1380 年（明洪武十三年），毛太华因戍边多年、立有军功，被封官入内地湖南。清一、清四随其父母一道来到湖南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居住，分得田产数十亩。10 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迁移至湘潭县7 都7甲（今韶山市韶山乡）定居。从此，毛氏家族在韶山繁衍生息，垦荒务农。
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7 代孙即1737 年（清乾隆二年）始修族谱，定下20 代子孙家谍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远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1881 年（清光绪七年）二修族谱时，因虑原订谱系不够，遂又续订：“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以后毛氏族谱历经三修、四修，均未再续谱系，这样相传到毛泽东，已是毛氏家族第20 代子孙了。
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记载，整个韶山毛氏族人中主要是务农者，偶有读书人以及中下级军官等，而毛泽东所属震房各支派几乎均是老实忠厚的农民，且每代大都单传，不甚兴旺发达。毛泽东的曾祖父毛四端（1823——1893）名祖人，为17 代传人，系毛祥焕独子，是一个寡言少语、勤劳忠厚的庄稼汉。他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砍柴、出卖劳动力维护一家生计。子2 人，长德臣，次翼臣。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1846—1904）名恩普，字寅宾，也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1878 年与哥哥德臣分家后，从东茅塘祖居之地搬到上屋场。由于家境贫寒，终将祖传部分田产典当出去。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名贻昌，号良弼，系毛翼臣独子。他读过几年私塾，17 岁时开始当家理事。虽然家底微薄，但他克勤克俭，又比他的祖父和父亲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积钱逐步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手里典当出去的田产，家业日益发达。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1919），在娘家排行第7，故称文七妹。她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其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垞（后改称棠佳阁，今属韶山市大坪乡），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10 多华里。文家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因其祖先埋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要来扫墓拜坟，需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且因毛氏先人与湘乡籍妇人通婚较多，故文七妹嫁到韶山。她生有5 子2 女：长子、次子早殇，三子泽东、四子泽铭（又名泽民）、五子泽覃（又名泽淋）；2 女早殇。
毛泽东的童年是在湘乡四都唐家垞外婆家度过的，直至满过8 岁才回到韶山入私塾，从1902 年到1910 年这8 年的时间里，除去缀学两年下地劳动外，整整读过6 年“孔夫子”的书。毛泽东的家庭属于湖南乡村中一个中等偏上阶层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包括生活中的无形影响，私塾教育以及自学中所吸收的知识，或者说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是一种典型而又传统的农家文化。
关于“农家”一词的基本概念问题，我们赞同有的研究者的说法：它是指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土地为生产对象，并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其中包括农民、游民、小乡绅、小地主和小财东阶层。它一方面区别于大工业生产的都市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另一方又区别于依靠封建俸禄和地租生存的君主、官吏和上层士大夫。据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叙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他10 岁时，父亲已经成为中农，并且做些买卖来增加收入。再往后，则成了富农，兼作米商。他在说明这种阶级成分时指出，他家成为
中农时，有田地22 亩，每年可收84 担谷子1。这个经济地位和政治含义虽然不很准确，且各地农村所处情况并不一致（如土地改革时，南方和北方所定的中农和富农，各自所占田地及家财数目相差较大），但就湖南乡村的情形来说，基本上反映出毛泽东的家庭实际状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家庭不仅属于典型的农民家庭，而且是一个中等偏上的经济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比起那些缺地无田、吃了上顿没下顿，终日为生存发愁的穷苦百姓当然要优裕一些。毛泽东的外婆家也以务农为业。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生活在这样的农民家庭和乡村环境下，接受的显然也就是一种完全的农家文化教育。
农家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呢，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些什么呢，它既是“下层民众意识”或民俗文化体系，包括了下层民众（在这里更具体说来就是农家）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情趣等内容，同时在其中又包含了典籍文化的的核心内容。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浅显的“行为语言”，还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正统中国典籍文化有着斩不断、割不开的必然联系，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具体反映。尽管不同的阶级、阶层，享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但总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基本范畴。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而言，不管是在唐家姹外婆家还是上屋场祖居之家；不管是入私塾读有字之书，还是下地劳动、居家度日，所耳闻目染的当然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这个大范围内的农家文化，有形或无形、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地置身其间。以往，人们在阐述有关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受影响的基本因素问题时，一般都谈到他父亲的冶家发财、严厉刻薄等等；他母亲的勤劳贤慧，乐于助人，求神信佛等等；他在私塾对《四书》、《五经》的用功或厌恶，对传奇小说的嗜好入迷等等。无庸置疑，这种属于农家文化体系的东西，都将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对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产生终身难忘的印象。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更深远的方面，即是这种既有别于纯粹的农民，又有别于都市大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家和工人，更有别于位居上层的君王、官吏和士大夫的、乡村中等偏上的农民家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有其较深的认同。上述父母、亲友及私塾中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的教育和影响，即是促成这种认同的具体化，只不过反映出了经过农家筛选、改造而呈现出固有的特性而已。揆诸史料，我们可以从《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中看到，对于中国典籍文化中的诚、信、仁、厚、勤、俭、谦、卑等核心部分，曾以文字的形式定为家训、家规，要求毛氏子孙口诵心维，不许有丝毫之离越。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家训》反复告诫各派子孙：第一，为人心术要正。如果一个人心术不好，什么事都干不成，不会有好结果，“起心害人，祸在眼前”；反过来如心木正，“能存心地，便是福田”，心底无私，品行端正，才有出息。因为富贵贫贱，前生已定，即“知有命”，如果恣意妄行，“必落陷井”，且将“永受恶名，指为枭獍”。第二，为人须讲纲常伦理。一个人不管是主持国政，还是佐治军民，均须“恪供厥职，勿事贪淫，惟仁惟义，矢公矢忠”①。上要敬君王、孝父母，下要善教善养子孙，“子若不肖，为父之耻，子事父母，孝敬自矢，朝夕服侍，常令色喜”，则是格遵伦常，或为君为臣，或为父为子，均是一个有用之人。第三，为人须讲友善。兄弟之间，
1 ①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105～106 页。
①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家训》第1 页。本属一体，同为父母所生，气血所养，因之居家须“兄要友爱，弟要敬礼，患难相救，安居酌醴，分多润寡，以义相合”。出外又须广交友朋，但交友之道，须“有善相劝，有过相惩，当求其益，勿忌其能”。尤须“交结良善”，切勿与恶少往来，“自惹葛藤”。对于亲友乡邻，无论是富是贫，均应“一样相亲”，“有事相助，有无相通”，切莫“炎凉世态，令人相瞋”。第四，治家须以俭字为本。因为“俭乃美德，奢侈何益”，当知富贵来之不易，纵使“华屋百间，夜卧七尺，味列千盘”，日久则养尊处优，不思长进，不知祖父辈创业之艰难，且居乡间，“遍身绸缎”，易惹“旁人指摘”，更有甚者，“暴殄天物，子孙落魄”，家业荡尽，终将一无所有，倒不如粗茶淡饭，“黍稷度日”过得长久。此外，家训对于戒赌、不“逞势兴讼”、讲究妇道等也有明确规定。
具体到个人修养的内容，家训则概括为诚、信、仁、厚、勤、俭、谦、卑八个字。诚即“存心中正，做事切实，暗室无欺，天日可质”，不要玩弄机巧和诈术，反之则会“弄巧成拙”，害人不成先害己；信即不说大话，不把事情做绝，“轻许人诺，难已兑现，招人怨憎，抑人扬己，仇祸即临”；仁即“恻隐为怀，爱人及物”，见到人家有美之处，“便当欣悦”，不必忌嫉，见到别人患难，“便当怜恤”，不必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厚即“说话莫占便宜”，占人便宜，“终久吃亏”。因为“博厚”为悠久之道，“宽大”为受福之基；勤即生财之途，兴旺之基，是“作圣工夫”，是“致富秘诀”，懒惰则是“学无成”、“业失败”的根源所在；俭即节流，“起居简朴，欲望淡泊，市衣粗粝”，不会为外物所累，终将“快然自得”；谦即“载道之器”，能谦“学则进道，商则获利”，与人交际，“百事顺遂”，如做然无物，妄自尊大，则“招人怨忌”；卑即不好为人师，不夜郎自大，能“卑以自牧”，则“人望愈尊”①。
毫无疑问，上述载入毛氏家训的这些文字，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又体现了农家文化的主要精神，不是有的学者说的那种下层民众单纯的行为语言所能替代得了的。它赋予了真正典型的农家文化的特色，是经过农家继承、吸收、理解、筛选和改造过了的有文字记载的农家文化。虽然，有关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究竟是否熟读过毛氏家训的材料，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到。然而，这一家训的基本内容可以通过长辈们直接的言行传给他、影响他。这种农家的教育，首先又很自然地使得他对传统予以认同。
二传统认同
传统是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言行的一种观念和力量，是一种习惯势力或者说一种惯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循的一种模式。它既包括集体的观念意识，也涵盖了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它具体化为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乃至于工作习惯，并且渗透于人们生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民族传统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勇于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管是遭遇到自然界或外来民族的巨大灾难，总是以那惊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声战胜一个个困难，去创
①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家训》第4 页。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更具有其吃苦耐劳的特性。毛氏家族自云南至湘乡，再由湘乡至韶山，白手起家，与各姓人们共同开发韶山，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毛泽东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农家的传统又促使他自6 岁起就开始家务劳动，特别是在13 岁至15 岁那段停学的日子里，整天得在地里和雇工一起劳动。他从事的体力劳动，包括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挑水、喂猪、推谷等家务劳动；犁田、耙田、插田、踩田、扮禾等田间劳动。家要致富，庄稼要长得好，牛要肥壮，全靠农家一双勤劳的手。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农家的传统，从不懒惰偷闲。在禾苗中耕锄草过程中，别人一两遍，他却两三遍，并且看见杂草就扯，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喂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使牛身上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他都打扫得千干净净，从而他家的牛和猪很少生病。他在屋后山坡下开垦菜地，精心种养各种各样的蔬菜，使家中吃菜有余，剩下的可以喂猪。少年时期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可是毛泽东做着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也很差。据他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①毛泽东忍受了这种生活条件，靠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毛泽东在私塾学习时刻苦用功。他读了《四书》、《五经》，凡是先生教过的功课，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读过《精忠传》、《水游传》、《隋唐嘉话》、《三国志》、《西游记》之类的“闲书”。由于刻苦用功，书读得多，记性又好，不仅老师出的“破题文章”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和常常帮助别人作文，而且对于“闲书”里的故事，许多都能背得出。
总之，毛泽东的这种从小就养成的刻苦耐劳的美德，既是农家文化熏染、陶冶的结果，也为他后来千辛万苦地从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是乐于助人。古代中国人就很讲究帮助他人，怜悯他人，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养成了一种互帮互爱的传统美德。如前所述，毛氏家训中明确规定对乡邻、亲友，无论贫富均要一样相亲，“有事相助，有无相通”，尤其是毛泽东的母亲待人慷慨，乐于助人的精神对其影响较大。每逢灾荒年月，他的母亲就把家中节省下来的一些米粮悄悄地送给那些穷苦乡亲：“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①无疑，母亲的一举一动作出了榜样。因此，少年毛泽东帮助乡邻的事例既很多，又很动人。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离家较远的私塾读书，早去晚归，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放学回来。总是说饿。母亲问他是不是饭菜带少了，他告诉母亲，班里有个同学，家里穷得带不起饭，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这个同学。毛泽东的行为得到了母亲的赞许，以后总是让他多带些饭菜去上学。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毛泽东在去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个穷
① 斯洛：《西行漫记》第106～107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07 页。苦青年，衣着单薄，冻得打颤。他与这个青年谈了儿句话之后，就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夹衣送给他。
有年秋收季节，家家户户在自己的晒谷坪晒新谷。一天下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各自的稻谷，而毛泽东却立即赶去帮助邻居一位妇女，结果自家的谷子被雨淋湿了，甚至被冲掉了一些。父亲生气地责问他：自家的不收，去帮助别人收什么？他却回答说：人家是佃户，谷子要交租，家里又少吃，糟踏一点就不得了。我们的谷子是自己田里的，损失一点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次，一家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已经按时价交了定钱，尚未把猪赶过来。过了几天，猪价涨了，毛泽东奉父命到那个卖主家赶猪回去。一进卖主家的门，就听他唉声叹气地说：“该你们家赚钱啰。”毛泽东得知原先价钱定低了的情况后，就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
三是诚实无诈。“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要求人们在处世为人时做到朴实无华，言必行，行必果。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少人与它背道而驰，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整个社会文化不管是见诸于文字的，还是体现于人们言行的，都要求按照这样的准则去做人，去处世。记载于毛氏家训如此，体现于毛泽东母亲以及乡村中朴实无华的农人的言行中亦是如此。少年毛泽东无形之中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养成了一种诚实无诈的优良品德。据毛宇居回忆说，毛泽东在南岸读书时，某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偷摘黄瓜吃。被主人发现后，其他小孩子逃之夭夭，而毛泽东却不走，赶忙给那个人赔不是。有一天，毛泽东受父命与弟弟去扯拖泥豆。弟弟调皮，专拣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扯，很快就扯了一大片。他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很密的地方扯，尽管扯得多，面积却不如弟弟的宽。父亲一看，责备他扯得慢。毛泽东走到父亲面前，请他再看看所收豆子的数量。于是，父亲无话可说了。
四是信神敬佛。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最早问世者，大约起源于公元前6——前5 世纪的古代印度。它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先是在统治阶级中流传，以后逐渐与儒、道两教相融合，不断渗透到下层社会中。佛教的全部学说和基本教义的中心就是“苦空”观。它告诫人们，要摆脱苦难，只有皈依佛门，到神秘的虚幻的天国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它试图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客观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空”（不存在）的，而“有”（存在）则是事物的假象。只有认识到客观物质世界是“空”的，才能超脱现实世界，忘却现实生活中的“苦”，才能脱离苦海，实现慈航普渡，达到“涅槃”的彼岸世界。由此可见，佛教的学说和教义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它一经传入中国并被改造之后，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即被抽掉了具体的阶级内容，把广大劳动人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之苦与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之苦混为一谈；把下层人们求不得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温饱之苦与统治阶级无止境地追求享乐，统称为“求不得苦”。这实际上是抹煞阶级界限，调和阶级矛盾。而在下层民众那里，即被作为克制自己欲望，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在心绪不顺当的时候用以作为对某种需求的精神寄托。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受其影响，少年毛泽东也信佛。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 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
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①如前所述，佛学含有辩证法因素，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自学生时代起就隐约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的原因之一。但下层民众信佛往往是出于对神灵的虔诚，而不是自觉地把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内容来加以思考。少年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对这一传统的认同，较多地是受母亲的影响，比较自觉地怜悯弱者，常能设身处地同情和理解穷苦人，“普渡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最初的思维观念中留下了较为浓厚的伦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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