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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治大迂徒
中共紧张筹建新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精华的知名人士和各党派领袖们通过各种渠道悄然北上，汇聚北平。身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周围杀机四伏，中共地下党派员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转赴内地，毛泽东诚邀宋庆龄参加新政协。
中共确定“五·一”行动口号
1949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锗、陈其尤等在北平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意、荷、比、挪、丹、冰、加、卢、葡十二国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谴责美国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他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
毛泽东进北平才10天，就与各民主党派领袖联署发表了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声明，是很不容易的。几个月前，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还大都分散逃亡在香港等地，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是共产党历尽艰难，把他们一批批营救出险地，如今云集北平，共商国是，共同对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长期工作结出的硕果。
1948年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井公布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一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城南庄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
发展的情况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理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身材瘦削、一脸疲惫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甫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口号，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中国的号召后，毛泽东又于5月1日写信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信中说：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木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196·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布，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局发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
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监视不能来者，可派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5月14日，周恩来请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颁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香港，这座繁华的城市，自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特别是在它宣布实行“戡乱总动员令”和《戒严法》并强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后，这里便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隐蔽之地。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传到香港后，各民主人士奔走相告。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错，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民心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旰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易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同日，他们还通电国内各报馆各团体，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此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马上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成“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号召。
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策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举行各种座谈会、讲演会，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认为中共的“五一”号召“真太合时了”，“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6月，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孔德扯、郑坤廉等23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热烈称赞“五一”号召“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和全体妇女的要求”，并代表妇女界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爱国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5月7日，马来西亚吉灵丹州和霹雳州侨团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18日，马来西亚摈城和威斯莱两地65个侨团的百余名代表召开联合会议，代表侨胞10多万人，一致通过否认蒋介石担任总统和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议。
泰国华侨、旅法参战华工会、加拿大华侨、古巴华侨，也都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中共中央对各方人士表示的积极态度和热烈响应极为重视。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复电说：
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8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电，对其在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一事提出批评，同时要求他们在收到毛泽东主席本日给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复电后，立即送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秘密通道——香港至北平
1948年8月，朝鲜罗津港。一艘名为“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缓缓离开海岸。
海风轻轻地吹拂着，空气中夹杂着一种咸腥的味儿。
货轮甲板上，一位身着西装，年纪大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凝视着大海的远方。他便是钱之光，其公开身份是“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正肩负着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钱之光曾长期在国统区开展革命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1945年8月底，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钱之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做了大量工作。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驻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回解放区。钱之光回到解放区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大连，负责与苏联方面的联络工作。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庙岛以及由庙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之后，周恩来指派刘昂赴大连，代替钱之光的工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钱之光马上开始做赴香港的各项准备工作。钱之光又安排祝华、徐德明和俄文翻译陈兴华等同他一起去香港。等刘昂一到大连，钱之光便启程出发了。当时由于航道的原因，还不能从大连直接坐船去香港，必须先到朝鲜平壤的苏联办事机构办理租船手续后，才能行动。
钱之光带着几位同志离开大连，经过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来到平壤，并办理了租船手续，安排一艘“波尔塔瓦”号货轮去香港。租好船后，钱之光便在第二天立即赶到201罗津，乘上了“波尔塔瓦”号货轮，开始了香港之行。
从罗津港到香港，要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沿途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望着宽阔的海面的钱之光，心头却悬着一块巨石，他必须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航行途中的一天上午，钱之光等几个人正在甲板上观赏海景，突然空中响起轰隆的飞机声。抬起头来，只见两架飞机正在货轮上空飞行。开始，大家以为是飞机在航飞时经过货轮上空，没有在意，继续观望海景。然而，几分钟后，两架飞机仍发着轰隆声盘旋在货轮上空，而且越飞越
低，飞机上涂的颜色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监视我们所坐的船。”钱之光一听，说：“对，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要注意。不过，我们船上挂的是苏联国旗，大概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丢炸弹。”跟踪监视了一段航程后，两架飞机没有发现船上有可疑之处，便悻悻地往东飞走了。过了台湾海峡，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船快到香港时，海面上出现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来回穿梭在各轮船之间，搜寻走私目标。为避免引人注意和猜疑，钱之光改扮成“波尔塔瓦”号货轮上的锅炉工，终于安全地抵达香港。“波尔塔瓦”号货轮抵达香港后，苏联方面马上派人乘小汽艇来接头。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办事处事前就已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联和公司”。
“联和公司”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有杨琳、彭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
钱之光一行上了苏联驻港办事处的小汽艇。中途，钱之光碰到先期到港、这时前来接人的袁超俊、刘恕两人。
上岸后，袁超俊、刘恕引着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的事宜，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再和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8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
电报说：“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方方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潘汉年等人着手安排这项工作。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马上与方方联系上，并来到方方家中。这时，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也正好在方方家中。
钱之光应大家的要求，首先介绍了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钱之光讲得眉飞色舞，方方、潘汉年等人听得津津有味。
喝了一口茶，钱之光又说：“8月初周副主席给我来电报，让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香港和大家一起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的事宜。大连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赶来接替。我们租了苏联的货船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沿途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监视，现在总算平安来到了这里。”
方方说：“老钱长途航行，辛苦了。关于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一事，我们也于8月10日接到中央的电报。这项工作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好好安排计划。”
潘汉年推了推眼镜架，机敏的目光透过眼镜片放射出来。他说：“香港社会复杂，港英当局的巡警密探、国民党特务十分注意民主人士的动向。而安排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为人们所关注。所以，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责任很重大，大家要很好地商议筹划，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议论中，几个人一致认为，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常有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直接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中共其他方面的同志所联系的民主人士，这样，宜分期分批行动。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大家认为，为了尽快与中央和大连保持联系，还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情况，并通知大连方面。
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并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了联系。
为了尽快安排首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在一家高级旅馆的五层一套客房里。钱之光、播汉年正在和“联和”的职员们商议着详细具体的行动步骤。
潘汉年对参与联系民主人士北上的同志说：“香港情况复杂，而工作出不得半点差错，所以，我们负责联系的同志，要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要调查，熟悉要经过的地段。同时，还要事先约好，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还要知道，万一遇上了紧急情况，如何应对和处理..”
经过一番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8月底，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
8月30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收到了周恩来等人发来的电报，钱之光与潘汉年便开始确定具体的护送名单。
当时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因第一批带有试探性，人员不宜安排太多。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安排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
9月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乘船由美国返回途中，在黑海因船起火遇难。中共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震惊。由此十分担心，在香港租的苏联货轮旅途中是否安全。9月7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此电报后，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而妥贴的安排。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钱之光赶到苏联货轮上，迎接民主人士上船。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麻烦，直到黄昏时，几位民主人士才离家上船。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沈钧儒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比起过去他在重庆、上海时要消瘦一些，但仍步履稳健。谭平山过去在重庆时与钱之光就有往来，现在见面彼此十分高兴。钱之光说：“可能没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谭平山紧握钱之光的手，连声说：“是呀！是呀！”这时章伯钧攀扶着软梯爬上货轮。他猛一抬头，突然看见钱之光，感到很惊奇，忙说：“老兄，你也来了！”两人笑了起来。由于工作的关系，钱之光此次到香港后还未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觉得意外。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除了安排章汉夫陪同北上外，又派祝华和徐德明两人护送。离港后，钱之光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收到钱之光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后，在西柏坡的周恩来马上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去迎接。”中共东北局接电后则建议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中央同意了东北局的建议，重新派李富春等人去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在香港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直焦急地盼望着民主人士抵达目的地的消息。直到第八天，焦虑不安的钱之光等人才收到大连刘昂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住哈尔滨。”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钩四人顺利抵达哈尔滨。为了祝贺第一次完成这项任务，钱之光、潘汉年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旅馆里举杯痛饮起来。
神秘的“华润公司”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接着又开始着手安排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这次是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来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纸张、西药等物资。
为了利用经济贸易工作作掩护接送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对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
钱之光提议说：“我想给我们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这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党办的贸易公司。”
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华润公司”的招牌拴到了香港皇后大道上。公司开始由杨琳任经理，后来党中央又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10月中旬，刘昂在大连祖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想不到的是，苏联货轮在到达香港时，与另一艘大船发生了碰撞，搁浅在海湾，必须就地检修。为了不耽误民主人士北上，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华中”轮北上解放区。1948年11月23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郭沫若告别妻子儿女，改名“丁汝常”，登上“华中”轮北上。与郭沫若一同坐船北上解放区的，还有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盂君、韩炼成、冯裕芳、翦伯赞等30多人。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钱之光专门派王华生随船护送。旅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无意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东北解放军解放沈阳的消息。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高兴得跳起来。12月1日，“华中”轮抵达丹东（今安东）石城岛。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负责同志把他们迎接到沈阳，住进了铁路宾馆。圣诞夜，泛海赏月，李济深等人安全离港。10月以后，这个人来人往的“华润公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断有人到“华润公司”摸底。为了安全起见，华润公司除了做生意，再无其他举措。圣诞之夜，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坚尼地道的皇家酒店三楼，高朋满座。
而一群记者也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测酒宴的动静。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警探，布置在酒楼周围。
因为席间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悄然离港，使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格外引人关注。围绕李济深的去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激烈争夺。美国人积极拉拢李济深。桂系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极力拉李济深加盟。国民党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如不能达到目的，不惜置他于死地，而港英当局又是倾向国民党的，要达到目的并不困难。
李济深周围，杀机四伏。朋友们都在为李济深的安全担心。何香凝一针见血地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李济深闻之怦然心动。中共对李济深的争取工作也是不遗余力。为了解除他出走香港的后顾之忧，钱之光先对他的家属做了周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终于决定秘密北上。
李济深出走的时间定于12月26日夜，圣诞夜，全港放假。如直接出港登上苏联轮船，将会引人注目。为了迷惑外界，钱之光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做东道主的名义上是香港名士邓文钊，同时赴宴的有朱蕴山、吴茂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
这次宴会召来的观众不少，但却没有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都化成泡影。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左右，都是至交好友，多年来忠诚地追随在他的左右，现在，他将带领他们开始一次新的征程。李济深感慨很深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是真正风雨同舟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大家纷纷起立碰杯。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发问：
“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李济深笑而不语，随行人员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缝，李济深冲出记者的人墙。记者们失望地瞧着一行人登车而去。仍有些人尾随其后。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宜奔维多利亚海湾，早有几条游艇等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近处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良辰美景，泛海赏月，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会，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还有这等雅兴？
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李济深的游艇在港湾中来回巡梭，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面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这时，一条小艇飞快地向他们冲过来，驶到近前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信号。艇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于盼来了。渐渐地，大家看清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狂吹着他的长发。
那正是钱之光。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划了一道弧，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出现一艘巨轮——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后，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有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琛、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他们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袍马褂，一副商人的打扮。
大家见过面，彼此握手寒暄。
钱之光上船，与大家告辞，同时又叮嘱大家：“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新的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最后，钱之光又说：“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与此同时，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潘汉年、饶彰风和夏衍三个人神色肃穆地候着电话机，紧张地关注着李济深一行人的行踪。在李济深车队所经过的路段，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人，一旦有事，可立即接应。电话铃声不断，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着预定的计划运行着。当最后一个电话打来时，报告消息的人几乎抑制不住兴奋：“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这就是说，一切顺利，英国警察没有察觉。“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又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6海里，直到1月7日上午，才到了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李济深等上岸后，立即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晚上，李济深等人到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次日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里了解东北情况。李济深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很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十分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港市的高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和谈。白崇禧很
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间起一种缓冲作用。然而，当黄绍竑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到达沈阳。黄绍竑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但黄绍竑通过黄琪翔见到中共在港负责人潘汉年，介绍了武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
潘汉年表示：“关于武汉、南京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大的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几日吧！”
三天后，潘汉年把党中央的意见转告给黄绍竑：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白崇禧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后来在潘汉年等人的多方工作下，黄绍竑本人的态度由“和”转向共产党。1949年9月，黄绍竑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济深离港北上三个月后，在潘汉年等人的安排下，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及其夫人，还有盛丕华及其儿子盛康年和俞震衰等人作为第四批民主人士离港，到达天津上岸。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民主人士，都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毛泽东亲笔邀请爱国华侨回国参政
北平和平饭店的112号房间，下榻着一位上穿西装、下穿唐裤、操着一口闽南话的7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饭店的114号房间，下榻着一位滴酒不沾却大抽吕宋烟的83岁老人。他便是美洲著名华侨领袖、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两位侨领老人应毛泽东的邀请，不顾高龄和旅途艰辛，于1949年夏秋分别从新加坡和美国赶来北平。为争取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支持，中共领导人们很费了一番心思。“五一”口号发出号召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和陈嘉庚关系紧密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联络陈嘉庚。不久，庄希泉赴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方面的真诚邀请。陈嘉庚当即表示接受邀请，但却带着顾虑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为难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
庄希泉解释道：“这不要紧的，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国内发表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
听了庄希泉这番话，陈嘉庚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并邀庄与他一道行动。庄希泉说：“请你先走，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们会在国内见面的。”不久，陈嘉庚收到毛泽东于1949年1月20日写给他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效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2月间，他给在槟榔屿的庄明理打电话，告之要回国去，邀庄同行。宜到4月初，庄明理才到新加坡，得知事情原委。4月底，陈嘉庚偕庄明理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再乘船北上。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6月4日，陈嘉庚一行坐火车由天津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6月7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在座。故人重逢，分外亲切，陈嘉庚在谈话时，兴奋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1950年，陈嘉庚正式回国定居。当陈嘉庚来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时，美洲桥领司徒美堂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毛泽东给司徒美堂写信，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的时间也是1949年1月20日。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立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由于远隔重洋，毛泽东的邀请信件转到司徒美堂手中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宣告灭亡。
毛泽东的邀请信，语气真切，态度诚恳，83岁的司徒美堂读了此信，心情十分激动。司徒美堂开始准备动身回国。消息传开后，司徒美堂的朋友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定居在美国的四大家族之一、“大财神”孔祥熙亲自拜访司徒美堂，劝他要“慎重考虑”。致公党和安良堂的弟兄，也有分歧。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8月13日，司徒美堂乘坐的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83岁的老人拄着同盟会英雄黄兴夫人所赠的特制手杖，走下飞机。
这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暗杀活动极其猖獗。毛人凤指示特务：对投奔中共的，无论何人，或拘捕或暗杀。特务手段凶狠，先后撞伤了工会领袖朱学范，暗杀了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杨杰将军。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急坏了香港殖民当局。港督葛量洪不愿看到司徒美堂这样在海内外有影响的人在香港发生意外，以致引起舆论和世人谴责。他指示香港警方对司徒美堂给以“保护”。
司徒美堂一下飞机，香港当局就派来警车“护卫”。以后住在旅馆或家中，都有密探在周围“站岗”，一出门，就有汽车跟在后面。
直至司徒美堂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离港北上，警车送到码头，看到轮船启航，葛量洪才松了一口气。
“岳阳轮”北上必须通过台湾海峡。护送人员告诉大家：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销毁身上的一切身份证明，甚至要冒被国民党战舰拦截拘留到台湾的危险。
司徒美堂对此处之泰然，他很平静地朗诵着民族英雄文天祥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司徒美堂坐在头等舱内。在香港一家报社当记者的司徒丙鹤陪他坐船北上参加新政协。坐在头舱内的还有黄琪翔将军和李承儒教授等人。
6天之后“岳阳”轮平安抵达红旗飘扬、有解放军守卫的塘沽港口。
天津市交际处派人来迎接，随后把客人安置在天津旅店。
第二天早饭后，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北平，受到友好而热烈的欢迎，随即下榻北京饭店。不久，司徒美堂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新政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是有一件事令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遗憾，那就是仍在上海的宋庆龄女士没有函告何时能北上参加新政府。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最富代表的杰出女性，而且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一直相当融洽。宋庆龄对毛泽东早就十分推崇，早年曾与毛泽东等人一起联名发表过讨蒋通电。至于周恩来，早在黄埔时期，她就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周恩来的为人与才华，后来又毅然支持周恩宋领导的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她的地位和名望无人能取代，如果开国大典上少了她的身影，那将是一种深深的缺憾，而且还会导致中外舆论的猜测。
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府这件事，并多次与周恩来商量过此事。
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电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恳切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当时上海还未解放，蒋介石集团还在做垂死挣扎，更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电报无法直接送达宋庆龄，只好通过地下电台转交，在发出电文时，周恩来再三叮嘱地下电台工作人员：
“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廖梦醒将电文告知宋庆龄时，宋庆龄警惕地告诉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密电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立即转移，宋庆龄又让一位外国朋友为廖买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自己仍留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与其他领导人前去公馆看望宋庆龄，并派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眼看建国日子临近，而宋庆龄仍未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完其他情况，又谈起宋庆岭北上之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说。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
“请主席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
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值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这时，周恩来略一沉吟，又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邓颖超一并带去。他在信中说：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近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
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与邓颖超同行的还有已从香港返回北平的廖梦醒。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到达上海后，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到来庆龄处说明来意。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一番说明，十分感伤地说：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的种种悲情仿佛历历在目。
廖梦醒又问：“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特来迎您，您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宋庆龄轻轻拍了拍廖梦醒的手说：“让我想想好吗？”
两天后，邓颖超接到宋庆龄宴请她的请柬。几次交谈过后，宋庆龄终于决定北上，并着手准备北上之行。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完他翻看着日历，计算从上海抵达北平的火车时间。
这时，周恩来建议道：“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
毛泽东想了片刻说：“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站迎接，也是应该的。”
两天后的28日下午3点过，毛泽东向工作人员打招呼说，他要去车站迎接孙夫人。他换上皮鞋，穿上平日很少穿的浅色衣服，催着大家出发了。
宋庆龄乘坐的专列，下午4时15分才进站。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迎接孙夫人下车，他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在毛泽东的陪伴下，宋庆龄走下列车。她身着黑色拷绸旗袍，配上一条白色纱巾，头上盘着发譬，显得丰采灼人。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高兴地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这时，蔡畅向宋庆龄献上花束。
宋庆龄面带微笑与站在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见面。随后便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前去寓所休息。毛泽东等人这时候才乘车离去。
9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再一次亲临车站，迎接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和平起义将领程潜将军。
至此，曾与共产党休戚与共的民主人士和党外朋友大都云集北平，准备与刚刚打下江山的毛泽东领导的党携手并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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