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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和平失之交臂
张治中的“和谈腹案”被中共否决，艰苦谈出了个“和平协议”，却遭到国民党拒绝。李宗仁想做“皇帝”，但却什么主也作不了。蒋介石溪口遥控局势，代总统两个手令被抛到一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声泪俱下：我活到今天，没想到碰上这种日子。周恩来巧计留客，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全部留下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治中自我反省，声明拥护共产党。
艰苦的和谈
就在中共中央入进北平的前一天，即1949年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29日增加刘斐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李维汉（4月1日又增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在与国民党的历次重大谈判中，周恩来几乎都唱主角，他机智、幽默、雄辩、果断、冷静、坚决、灵活，成为共产党的谈判专家。
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及随员20几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
周恩来和张治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交相知，有着很深的友谊。
张治中后来曾回忆说：“周恩来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修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张治中曾一度想加入中共。周恩来告诉他，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后来，周恩来说：“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省任主席。此时在新疆有100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处境很危险。行前，周恩来要求张治中设法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护送他们到延安。张治中爽快地答应。1946年夏，张治中释放了这批中共党员，派专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
对此，周恩来和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
在张治中等人抵平后的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人设宴招待。晚上，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
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意见，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的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认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
在谈话中，张治中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说“如果亲苏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4月2日，双方代表按商定的办法，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竑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4月8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张治中就“和谈腹案”及在溪口与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说了一些意见：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2）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特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最后，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
1、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他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困结以促成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2、中国大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回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治中所谈的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与政治上美苏并重有显著区别。
毛泽东不同意张治中的这种主张。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六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这次谈话中提过的。
周恩来说：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可以理解为最后通牒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准备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立即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双方代表后边各放三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会场布置简朴，气氛严肃。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最后，他说，如果和平协定的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
他说，对国戾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张治中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点一一提出。
最后他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身上。
希望中共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张治中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次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了40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用词力求和缓，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进行了若干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4月15日早晨，双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交谈。晚上7点，中共代表团送交南京代表团最后定槁的《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文件。
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已删去“草案”字样，他明白了一切，但他还是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9点整，会谈开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走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旌震荡。
张治中缓缓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此，他略为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他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他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不囿于一党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待国民党的失败，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活，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于当晚10时20分结束。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么主也作不了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连夜对协定研究。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这个协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见的40余处的大半数，让步是大的。最后，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黄绍竑和屈武携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李宗仁当的是“代理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越是作不了主，就越想作主，于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黄绍竑一下飞机，便驱车至李宗仁的官邸。
黄绍竑对一筹莫展的李宗仁说：“蒋先生已经没有前途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效犬马之劳了。”
李宗仁一脸苦笑：“我这个代总统，有其名，无其实，处处受人制约，像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这样大事，没有姓蒋的点头还是不成啊，何谈另辟求生之道！”
黄绍站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况且人家也做了许多让步，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着黄绍竑带来的周恩来声明是最后通牒的《国内和平协定》副本，大摇其头。这样的协定他能签字吗？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吗？不签字和谈就破裂，他也只能落得“飘泊”的下场。李宗仁是打着和谈的旗帜上台的，如今和谈破裂，他就必须下台。代总统宝座还没坐热，眼看又要让给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场恶梦，而这场恶梦是从明故宫做起的。
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当浩浩荡荡车队来到机场时，却已人去楼空。李宗仁回到黄埔路总统府二楼办公室，心头如掀开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轻松。
他本是来自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他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高等小学。初到城里，有几分上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他弃文习武，考人广西陆军小学，步步升迁，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位置，做起了代总统。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这时，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沉思中拉回。“代总统，我是张群..”话筒里传来张群的声音。代总统？孪宗仁的眉头拧紧了。“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李宗仁客气他说：“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李宗仁来到张群宅邪。张群迎出门外，说：“代总统降尊光临，张群实在不敢当。”李宗仁连声道：“哪里哪里，不必客气。”李宗仁在客厅刚一落座，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张群一口一个“代总统”，叫得李宗仁十分恼火。他接过文告细读起来，脸色越来越严峻。他抬起头，眼睛直盯张群，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张群淡淡他说：“怎么不妥，愿闻其详。”李宗仁有些激动他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李宗仁沉下脸来：“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面带难色他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气愤他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张群见李宗仁态度强硬，便放缓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张群的电话也打过来了，张群在电话中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李宗仁一块石头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办公室，便吩咐秘书拿来当天报纸。李宗仁摊开报纸，只气得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一字未改。更让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已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于咋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毫无所知。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他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吴忠信自知理亏，他面带歉疚他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宗仁难过地摇摇头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吴忠信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宗仁仰天长叹道：“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话，也引出了吴忠信的心里话，只听他诚恳地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李宗仁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先生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实际李宗仁的处境比“假皇帝”还惨，蒋介石飞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李宗仁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但他三件大事了件也干不成。莫说大事，就是小事也干不成，因为蒋先生在溪口紧盯着他。李宗仁一开始对自己的使命还想得天真，他刚上台，就签发了两个手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宣传价值，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平诚意。
然而，他的两个手令很快落空，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顾祝同则向他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令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程思远飞到台湾，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却不料陈诚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恩远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听了竟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程思远心灰意冷他说：“凡是了解老蒋为人的，都知道他宁饶敌人，不饶朋友。局势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仍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德公，恕我直言，这个党是没有指望了，我们既然回天乏术，不如..”
“不如什么？”李宗仁打断程恩远的话，态度严厉他说：“现在局势还没有糟到那一步，我们手里现在还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们的笑话，我们自己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程恩远沉默了。李宗仁沉恩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我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把手一挥，十分愤慨他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开启国共和谈，选中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电文发出，李宗仁心里很是快慰，因为这可以视为是桂系对老蒋的一个报复。共产党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因此，才有桂系的上台，因为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了，才有桂系的生存，乃至有桂系地位的上升。如果战败的是共产党，那么桂系便是第二个龙云。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共产党不要过江，国共两方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他心中没底，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不知道共产党的胃口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无力量守住长江。
要和平，蒋介石必须出国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机“空中行宫”号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坐在飞机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干呼万唤请出来主持和共产党和谈大计的张治中。
一向痴情于实现国内和平的“和平将军”在国民党内和谈的空气愈来愈浓之时，却萌生退意。蒋介石下野后，他由南京飞回兰州，此时正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一回兰州，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不料李宗仁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地催他赴京，担当和谈重任。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于是，他心头本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他想，此时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虽小，但如果置身外，也不是对国家对人民应采取的态度。当李宗仁派他的座机来接的时候，一生充满矛盾的张治中怀着从未有过的矛盾心情，登机启程飞赴南京。
张治中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欢迎的人群立即迎上来。何应钦笑道：“文白，你是福垦高照呀，那么低的云，居然让你平安降落。”
白崇禧说；“我听到半空中飞机盘旋了半个小时之久，一直在替你祷告平安哩。”张治中苦笑着一句双关他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白崇橹会意地笑了：“文白，你就多辛苦吧，我们做你的后盾嘛。”张治中只有苦笑而已。接着，张治中立刻从机场驱车会见李宗仁，见面头一句便问：“德公对和谈是否拿出具体方案了？”李宗仁回答：“具体方案尚未制定，但是原则是明确的，就是他们不要过江。”张治中摇摇头说：“中共的八条，意在取而代之，绝不会同意平分天下，枪杆子挡不住人家，嘴皮子能挡住人家？”
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我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陆军还有百万，这是我们和谈的实力。如果共产党硬要过江，恐怕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现在就和，对双方都有利。”
何应钦模棱两可地说：“中共已于上月31日占领北平，可是还没有表示同意谈判的确定消息，看来他们全部精力在消化新地盘。”
白崇禧说：“谈还是会谈的，不战而屈人兵，何乐不为。问题是我们内部的混乱，蒋先生虽然下野，却仍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不断。德公在台上，令不出门，这个样子怎能办事？总统不过是代理的，实在干不下去，还不如交还给蒋先生。”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在蒋先生身边，主战者居多，和谈不易推动。我这个挂名总统，又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应付蒋先生两边的掣时，太难办了、所以非得请文白兄出山不可。”
李宗仁、白崇禧一唱一和，目的明确，请张治中出山，不但要他担当和谈重任，还要拿他当挡箭牌，抵挡蒋介石的幕后干预。南京的情形，张治中早就清清楚楚，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有劝蒋介石出国。蒋介石出国，此事非同小可，张治中虽然动了这个念头，却井没有马上表示出来。
1949年3月3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宁波市郊的栎社机场。自从蒋介石隐居溪口以来，这个机场便忙碌起来。溪口没有机场，前来朝拜的大员都要在此降落，转车再去溪口。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出舱门，便看见蒋经国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蒋介石得知张治中来溪口，特派长子前往迎接。汽车驶进武岭门，在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前停下，这时蒋经国告诉来客，蒋介石住在雪窦山雪窦寺妙高台。天色已晚，只好次日上山。张治中对吴忠信说：“礼卿，你我去行个礼，今夜就住在山下吧。”原来，在国民党大员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蒋宅必须对蒋介石祖先的牌位行三鞠躬礼。蒋经国谦让一番，说是不必多礼，而张治中和吴忠情一再坚持。于是几人一起到“报本堂”，在蒋家祖宗牌位前，鞠了三个躬。次日，张治中、吴忠信便去雪窦山妙高台拜望蒋介石，未见蒋之前，先到白岩山鱼鳞吞拜谒蒋母墓。来到妙高台，蒋介石亲迎于阶下，对张治中一行极尽礼遇。宾主在会客厅落座。
寒暄过后，张治中刚要说明来意，却不料蒋介石脸色陡变，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像挥舞一面旗帜似地扬了扬，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怔住了。几个人小圈子里的事，怎么会捅到报纸上去了呢？
张治中哪里知道，这是白崇禧的鬼点子，是他指使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张治中溪口之行的计划。白崇禧的用意，是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国。
但白崇棺惜了，他完全不明白对于蒋介石来说，舆论的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适得其反。结果反而使张治中窘迫异常，一见面便被封住了嘴。
蒋介石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扔，忿忿他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蒋介石振振有词。蒋介石骂的是桂系，张治中不好再说下去，只得转而谈其他问题。
“总裁，我们这次来是想听听你关于和谈的意见的。”
但蒋介石缄口不语。
“总裁，关于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我与德邻、敬之、健生等人商议后认为，其中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张治中先提出这个问题，意在通融感情，缓和气氛。果然，蒋介石的脸色不再那么严峻地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回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表白不信，却不敢表示出来，只好说：“总裁的话，我一定向德邻转达。”
蒋介石接着又说：“你告诉李德邻，还是要备战求和，想以和谈谈出个划江而治，只怕是他的一厢情愿罢。”
停了停，蒋介石又说：“形势严峻，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问题是在我们内部。共产党能够上下一心对付我们，我们却做不到这点。李德邻上台后走了三步棋，招招都是冲着我来的，第一步通过傅径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武装自己桂系的军队；第二步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第三步与共产党谈判，甚至不惜接受共产党的八条，李德邻胃口大得很，他要联美、联苏、联共压我蒋某人。哼！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看不出他的打算。”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告诉张治中，要他与桂系划清界限。
张治中听着不是滋味，蒋桂的矛盾已到无法调合的地步，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不是人。桂系认为他是蒋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蒋介石又认为他要投靠桂系，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感到国民党的情形如同一条漏船，水已绎漫上舱面，可是船上的人还在你争我夺，扭打厮杀，张治中不由悲从中来。
这正如他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所说：“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仍为政治奔竞角逐之场所。”
接下来的谈话已无关宏旨，在谈到和谈代表的人选时，置身局外的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做和谈代表，因为报纸上有传闻增加张群、吴忠信为和谈代表。
“不干也好。”蒋介石赞许道。
“总裁，我也不要参加了吧？”张治中脱口而出。
而蒋介石却高深莫测地笑道：“这是值得考虑的。”停了片刻他又补充道：“你恐怕是摆脱不了了。”张治中在溪口盘桓几天，失望而归。蒋介石却相当满意，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波，轻而易举地平静下来。临别时，蒋介石出人意料地亲自送行，他把张治中一行从雪窦寺一直送到宁波栎社机场。蒋介石目送着飞机升入万里晴空，对站在身边的儿子阴沉他说：“文白不是过去的文白了，我看他是下会跟我们到底的。”言语中透出一丝悲哀。蒋经国忿忿他说：“这个人是个投机家，一向脚踩两只船，父亲过去对他太宽容了。”蒋介石调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对身后的儿子说：“你不懂，我手下的这些人，各有各的用处嘛。清一色是不行的，这一点你要记好。”蒋介石拒不出国，他坚决不肯退出政治舞台。而对李宗仁来说，和谈如弦上之箭，已是不得不发了。
蒋介石说，他愿意终老家乡
3月12日，何应钦的行政院院长的任命正式发表，孙科内阁的下台，为和谈扫清了一个障碍。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国共双方拟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张治中于3月29日再次到达溪口，这次同行的是屈武。和前些天不一样，张抬中一到溪口，就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张治中猜度着，这种气氛大约与即将开始的和谈有关。张治中得知蒋介石在蒋母墓庐，便立即驱车前往。
张治中、屈武在蒋经国引导下，走进书房，坐了片刻，蒋介石出来了。张治中、屈武行礼问候后，张治中递上和谈腹案的文稿。这个以行政院名义拟定的和谈腹案，只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掌握，不是提出的讨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共提出的八条，把蒋介石新年文告的内容具体化了。蒋介石事前已知其内容，但他还是认真阅读起来：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重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傅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调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协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京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子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张治中在一旁默默地等候，不发一言，内心却波澜起伏。他瞥一眼屈武，只见他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正目光投向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代表团能否如期启程，就看蒋介石审阅完文稿说什么了。张治中拿定主意，如果蒋介石对这个和谈的腹案不满意，他就坚辞和谈代表。
终于，蒋介石推开文稿，抬起头，毫无表情他说：“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还想摸摸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但蒋介石已起身表示送客了。
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是优礼有加。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墓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慢慢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又表白道：“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闻之十分高兴，觉得蒋介石对和谈总算明确表了态。他说：“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很油滑他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空气迅速升温。第二天，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张治中感到一阵苦涩。这些人赞同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那就是：此次和谈能谈成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张治中深深感到国民党内极大多数人对时局缺乏冷静客观的认识。他们不明白，不愿相信，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
张治中的苦闷，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几年的党仍怀着一往深情，对蒋介石也仍怀着感恩知遇之情，他的这种矛盾与痛苦，可以从他在1948年秋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表现出来。
在这份万言书中，张治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指蒋介石：“钧座重视谋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甚至有察之未明之嫌。”
据说蒋介石看了这个万言书，勃然大怒，而冷静下来后又觉得所言切中要害，他长叹一声，回电说：“吾兄所言甚是，待详细研究后复。”
国民党内敢如此犯颜直谏的，只有张治中。他奔赴新营垒后，对毛泽东也是敢于直谏。
此时，极端的苦闷使得张治中的内心时常发出这样的呼声：“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因此，当蒋介石企图用和谈获得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之时，当李宗仁、白崇禧企图用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造成民族的大分裂的时候，张治中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仍如期举行了。
坐到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虽被战败的失落感和耻辱所淹没，却仍放不下架子，怀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们的舌剑唇枪能在谈判桌上设起一条防线。
毛泽东告诫没有第三条路，李宗仁哀叹：完了
坐在北平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被南京的“和谈指导委员会”紧紧地掣时着，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又被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掣时着。
4月10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他的机要秘书梁升俊的会议记录中记录着：李宗仁暨与会大员，“于何应钦氏报告面蒋的经过及陈述蒋氏的态度后，一致同意拒绝中共的条件，但仍与中共商谈，主张：一、就地停战；二、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断然拒绝。”
1949年4月已日，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刘仲容等人抵达南京。
刘仲容当晚即单独来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他是毛泽东点名邀请北上的特殊人物。
当刘仲容走进客厅的时候，李宗仁正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李宗仁显得憔悴疲惫，他招呼刘仲容坐下，便问：“那边情况怎么样？见到毛泽东了吗？”
刘仲容从容不迫地坐下，神色庄重他说：“是的，毛先生还有话让我亲口转告德公和健公。”
李宗仁精神一震，急忙问道：“什么话？快讲！”
刘仲容说：“毛先生让我转告：一、关于德公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代总统，还可以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进行攻击，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系统的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德公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的统一，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德公出席，毛先生也亲自出席，如果是何应钦或白崇禧出席，则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为代表，但谈判地点应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达成协议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先生说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毛先生还说，美国和蒋介石是反对和谈的，希望德公和健公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当。”
李宗仁默默地听着，呆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仲容继续说：“毛先生还特别提到健公，毛先生说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于
国家也有好处嘛。毛先生强调，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解放军过江后，如果健公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也可以退到广西，毛先生的意思可以来个君子协定，只要我们不出击，中共三年不进广西。毛先生最后说，中共方面如此煞费苦心，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败我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季宗仁一声长叹，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早在和谈开始之前，孪宗仁便派黄启汉设法在北平设了一个电台，目的是迅速掌握中共的动态。和谈开始后，更是三天两头来电询问有关和谈的消息，他急切地想要摸到中共关于和谈的底牌。听了刘仲容转达的毛泽东的话，他想大概这是中共所能开列的最宽大的条件了，但是其基本立场不曾有丝毫松动。
刘仲容的声音把他从沉恩中唤醒：“周恩来先生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这次和谈，签订和平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他们是一定要过江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周先生说如果我们同意他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周先生强调解放军过江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李宗仁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刘仲容也不再讲什么，却从皮包里取出一份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放在李宗仁面前，说：“这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请德公过目。”
李宗仁翻开了报纸，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
..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这场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看完报纸，十分激动，却欲言又止，身子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双眼。
许久，他才从心底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完了！”到此时，李宗仁对和谈彻底绝望了。
他吩咐秘书电话通知何应钦，叫他来一趟，又对刘仲容说：“待会儿他来了，你再对他说说。”
刘仲容不满他说：“德公，刚才那番话是中共领导人对你和健公讲的，对他讲合适么？”
李宗仁平静他说：“无妨，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听听。”
何应钦一接到电话立即赶来，见到刘仲容即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劈头便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你带回什么消息？”
李宗仁说：“他见到了毛泽东，毛先生让他捎话来了。”
何应钦吃惊地问：“噢？毛先生怎么说？”
刘仲容字斟句酌他说：“毛先生说，和总比打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去谈谈。”
何应钦警惕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我们的代表不是正和他们谈吗？关于过江，他们怎么说？”
刘仲容说：“毛先生和周先生一再明确表示，不管谈得成谈不成，他们一定要过江，至于其他问题，一切好商量。”
何应钦十分恼怒他说：“他们坚持要过江，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德公什么意见？”
李宗仁不痛不痒他说：“商议商议再说吧。”
毛泽东打算让白崇禧指挥国防军
4月9日，白崇禧听说刘仲容回来了，风风火火地从汉口飞到南京，他还把桂系的大将夏威、李品仙也叫到南京。
一见面白崇禧便问：“你没事吧？老蒋的特务没找你的麻烦？”刘仲容笑道：“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这里找麻烦，不过这几天我也没敢出门。”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白崇禧又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你见到了毛泽东，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刘仲容说：“我到达北平的当晚，毛先生就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我把你给他们二位的信当面递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转达的关于‘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要求，我都如实地转达了，但是中共方面不同意这个要求，毛先生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这一点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白崇禧勃然变色：“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谈的，准备打仗就是了！”
刘仲容诚恳他说：“健公，毛先生和周先生很理解你和德公的处境，也充分考虑了和谈成功后你们二位的前途，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冷笑道：“哼，叫我当降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真有和平诚意，就不应该过江，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退让，只要不过江，什么部好谈，要过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战斗。”
刘仲容又恳切他说：“健公，恕我直言，我们要是能打，也就不会有这次谈判了，要是不能打，共产党所开列的条件不能说不优厚。说句实在话，中共此次同意会谈，完全是以德公和你为对象，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条件。现在共产党是战胜者，战败求和实属不易，愚意千万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
白崇禧则大声责问道：“你怎么给共产党当起说客来了？我们怎么不能打了？我方几十万大军沿江而防，还有中共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中共想凭凡只破木船在天堑长江上突破我军的主体防线，简直是异想天开。我可以告诉你，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几船军火已经启运来中国，这次再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中共一定要过江，势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和谈中，我们不应该气短，他们不过江可以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利，要过江只能兵戎相见！”
刘仲容终于沉默了。他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一向刚愎自用，野心勃勃。他现在手握重兵，李宗仁上台后，颇能左右中枢，虽然国民党如风雨中的漏船，但在白崇禧看来，却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良机。桂系的实权
在他手上，所以桂系的天下就是他的天下，要实现其野心，根本前提是实现“划江而治”。因此白崇禧，自然对中共伸出的橄榄枝不屑一顾。此外，美国为牵制李宗仁的和谈，也开始以军火接济国民党部队，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命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
白崇禧稍稍缓和一下语气，又问：“德公和敬之什么意见？”刘仲容答：“他们没表示什么意见，说是要同你商量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了。”白崇禧断然道，“你再跑一趟，把我的意思跟他们讲清楚，就这样。”“可以，我马上就走。”这正中刘仲容下怀。4月12日下午2时许，“天王号”客机从明故宫机场腾空而去。刘仲容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汽车接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正埋头批阅文件。毛泽东放下文件起身笑道：“我给你打过保票，你现在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刘仲容也笑道：“有毛主席的关心，来去都很顺利。”毛泽东又关切地问：“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先生的态度有无转变？”刘仲容说：“主席的话我原原本本向他们转达了，但是白崇禧仍顽固地反对解放军过江，这是他最后的态度。”毛泽东点了点头，又问：“李宗仁呢？”刘仲容道：“他基本上没有表态，可能还在犹豫观望吧。”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解放军过江时，请他呆在南京不要动，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也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将把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总之，我们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的转变。”
4月上旬，解放军渡江南进万事俱备，只待毛泽东一声令下。为了做到在政治上仁至义尽，毛泽东从容地接见国民党和谈代表。从4月8日起，每天一批，分别接见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和卢郁文，作竟日长谈。
在接见老乡刘斐时，毛泽东问道：“刘斐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拘谨答道：“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幽默起来：“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泽东亲切的乡音和幽默的话语，刘斐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他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刘斐说：“据我观察，李宗仁还是有诚意的，他是以和谈上台的，和谈不成也就断了他的前程。”
毛泽东一语惊人：“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刘斐一愣，只听毛泽东又接着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平，他不搞和诙，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在座的刘斐、黄绍竑听了直点头。毛泽东又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绝不会亏待李宗仁先生。”稍停片刻，毛泽东又问道：“这个协定你们同意吗？”刘斐斟酌道：“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有些刺激，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鬼他吃不消。”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面子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很显然在蒋介石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在用餐的时候，刘斐机智自然地试探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又点题问：”您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笑得差点喷饭，他机敏地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蒋介石决定和共产党作最后较量
1949年4月17日，自感无力作主的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国。蒋介石看了协定，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当天晚上，在京的桂系集团要员聚集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听取黄绍竑的报告，商讨对策。
黄绍竑坦率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兵败求和，军事上不能保持均势，政治上也就没有平等地位可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在此严峻局面下，只有和局才能自保。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最后可以退守台湾，偏安一隅，绝不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想诸位也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我们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些条件，表现了中共方面对我们广西人士的一番好意，说句难听话，现在就看我们知不知趣了。”
黄绍竑话音刚落，李宗仁立即说；“我对个人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求和平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李宗仁千方百计避免扮演决策人物的角色。
白崇禧忿忿他说：“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改，讲得好听罢了，人家要钓我们上钩，能不洒下些鱼饵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这都是用烂的老套子！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中了共产党的离间计！”
白崇禧愈说愈气，用手一指黄绍竑，责问道：“季宽，你们走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为什么要违离这个基本立场？这哪里是和平协定，简直是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这样糊涂！这个协定没什么好讨论的，他们要过江，就打！”
说到这里他倏地站起身，用力抻了抻笔挺的军装的下摆，狠狠地说：“我就不信，共产党能插翅飞过长江！”言完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黄绍竑瞅了瞅李宗仁，只见李宗仁僵坐着，脸上露出凄苦与无奈。
白崇禧一走，会议不了了之。
18日晚，桂系头头们继续在李宗仁官邸密商，仍是白崇禧与黄绍竑交锋，仍来得出任何结论。最后，李宗仁提出，将协定交“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
黄绍竑一阵冷笑，李宗仁尽管可以推掉拒签和平协定的责任，然而一旦和平的大门关死，将玉石俱毁！
桂系圈子里讨论不出名堂来，蒋介石也不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他让蒋经国打电话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讨论讨论，尽快拿主意。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两天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
4月19日，中常委在国防部召开的秘密会议，将对和平协定做最后的决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与几位部长，此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会议。但，白崇禧却缺席了。
黄绍竑首先做和谈情况介绍的报告，话刚讲到一半，吴铁城就拍案怒吼，反对签订和平协定。
他慷慨激昂他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接着他又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止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国民党元老、屈武的老丈人于右任声泪俱下地说：“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被革命，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临紧要关头，受到共方绝大的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下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一番话引起与会者强烈共呜，秘密会议乱成一团。
这时外交部长、CC干将朱家骅站起来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人也不赞成，不签字吧，北平方面也没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又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的结果又将如何呢？”
朱家胖悲他的发问，使会议陷入沉默，而尴尬的代总统李宗仁，在四个多小时内，他一直一言不发。
主持会议的何应钦最后总结说：“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声明的。共方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的低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对于这个协定，我的意见不能签，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李宗仁被间得目瞪口呆，可他又不能不表态，他硬着头说：“我没有回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历时两天的讨论草草了事，并按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除重申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本论调外，同时还对南京的李宗仁政府训话：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宪法，而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党之决议。倘不能实现此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才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这是从和谈开始以来，国民党当局最强硬的讲话。
憋了几个月的蒋介石，终于强硬地开始行动了。他把南京的李宗仁撇在一边，指令蒋经国传达他的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各个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拚：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胡宗南、宋希濂，西南半壁河山就靠他们支撑了！”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加紧进行，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
黄绍竑早知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北平临南下时，他就在机场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说，和平的希望只占50％，或许更小。他还表示，如果和平不成功，无论如何他是要回来的。
当天下午，黄绍软搭便机飞往广州，然后转赴香港。临行前，他与李宗仁话别，李宗仁送给他150万元金圆券，什么话也没说。
在李宗仁官邪，黄绍竑给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只简单他说：“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会有书面答复，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周恩来巧计留下国民党和谈代表
张治中焦急地盼望的行政院的答复4月20日深夜才到，电文说：综观协定全文，不啻为征服看对被征服者之处置。解除兄弟阅墙之争端，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军队整编之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则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总之，协定全文，充满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如果照此协定行事，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和抗拒，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成扩战，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所忍出此？因此，希望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培育祥和空气，再从长计议云云。
张治中看罢电文，绝望和痛苦，一起涌上心头。事已至此，何需多言！张治中吩咐秘书将复电抄送中共代表团。
4月21日晨，南京的复电还没到中共代表团手中，北平城内满街是“号外”的叫卖声，毛泽东、朱德已命令人民解放军渡江了。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跑到街上买了几份“号外”，大家围上来传阅，不禁心潮起伏。张治中更是激动不已，倒背着手，绕屋踱步。
整整一天，代表团所在楼层寂静得如同空楼。
当夜12时，南京代表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电报：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使命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子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事容面详。
李宗仁、何应钦卯马印
收到南京电报后，国民党的六位和谈代表悬在心上的主要问题只有一个：留在北平还是回到南京？
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好结果，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首席代表张治中却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诙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
4月22日，张治中复电南京，请于23日派机来北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六国饭店，同来的还有李立三、林伯渠。周恩来情真意切他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很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陷于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局部和谈还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周恩来眼中布满血丝，声音暗哑，显然，周恩来是从繁重的指挥渡江战役的岗位上直接来到此地的。
张治中是一个不易被说服的人，周恩来的盛情挽留虽使他感动，但他仍坚持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情理不容呀。”
周恩来神态中带着焦虑，言辞更为恳切：“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不会忘记，3月底的溪口之行，蒋经国对屈武说的那句话：“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难看出蒋氏父子对主张和谈的人是何居心。
23日，张治中正做着归程准备，周恩来又来到六国饭店，见到张治中便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被搞糊涂了，诧异地问：“什么客人？”
周恩来神秘地笑道：“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达西苑机场不一阵，天空传来飞机轰呜声。当一架飞机在停机坪停稳之后，周恩来做了个邀请的手式，让张治中在前，向飞机走去。走近飞机时周恩来又有意落后一步。
舱门打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群孩子步下舷梯。张治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正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们！
张治中又惊又喜，刹那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感动地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周恩来很开心地笑了，并且有几分得意。张治中也笑了。他当然不会知道周恩来为这戏剧性的一幕，操了多少心。
原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来北平。”
任务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的沈世猷。
沈世猷早与张治中一家有因缘。抗日战争时期，沈世猷投笔从戎，报考桂林军校。1941年，他经人推荐，参加了张治中之弟张文心任师长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在河南密县一带与日军作战。1944年夏，升任人十五军副军长的张文心奉命去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政工研究班高级组受训。沈世猷随同前往，并随张文心住在桂园张公馆，认识了张治中及其家人。1946年，沈世猷随张治中一家迁到南京。沈世猷于1948年10月和上海地下党的王月英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搞情报及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沈世酞向王月英介绍了自己与张家的关系。王月英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指示他与张家两弟兄的夫人保持密切联系，全力保证她们的安全。1948年年底，在南京各界大撤退的混乱中，沈世酞将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及其子女送上海居住。1949年3月中旬，沈世猷转往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临行，党组织指示他一定要配合上海地下党完成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的任务，因党中央了解到张治中内定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是事关时局变化的关键人物。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谈判，洪希厚、郑淑华感觉时局和缓，便从上海返回南京。后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形势突变。汤恩伯决定成立上海指挥所，准备江防撤退，派沈世猷等先遣人员赶赴上海。沈考虑到解放军攻南京之际，国民党特务会下毒手，便将洪希厚、郑淑华转移到上海。
到上海的洪希厚等人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最后在上海地下党员、张治中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夫妇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登机，飞赴北平。
从妻儿那儿得知这一切的张治中心中盛满了感激。
张治中就这样被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共产党挽留了下来。
4月24日，国民党派的专机到达北平，并由行政院特派的迎接代表李民欣带来何应钦23日写给代表团的信：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钧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
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二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张治中也不再坚持“复命”。他写了一封复信，由留在北平的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淡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二两日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专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中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蒙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倾绥。
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方面的专机带着这封信于4月25日，空机离开北平。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思想上仍很矛盾，也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与他谈话，帮他解开疙瘩。
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些尖锐而又中肯的话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使他逐渐弄通思想，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到人民一边。
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一个也没有回返南京，自然让国民党处于尴尬境地，不得不出面作些解释。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
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此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了经过他深思熟虑而写出的《对时局的声明》。
《声明》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在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的行动的，是简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
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应该让给有成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大厦，已经到了即将倾倒的时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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