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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领袖与爱国侨胞——毛泽东和陈嘉庚

  庄明理

  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先生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嘉庚先生年近古稀,腰骨常疼痛,但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他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

  ..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嘉庚先生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嘉庚先生欣然应邀前往。在茶会上,嘉庚先生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嘉庚先后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同志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先生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嘉庚先生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待。窑洞陈设的俭朴,领袖和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嘉庚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嘉庚先生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嘉庚先生将此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希望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老一一答应。有一次,毛泽东和陈嘉庚先生共进晚餐后,又来到陪同陈先生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很晚。对此,嘉庚先生感触尤深,认为毛泽东竟与一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他还对我们说,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峨嵋山的半个多月里,每每谈起延安之行,嘉庚先生总是很兴奋。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老人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为庆贺他安全脱险,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福建同乡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等10个团体,举行了有500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的组织工作。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到会了。毛泽东也送来了祝贺的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从大会的致电和报纸上得知大会盛况,以及公众对自己的崇高评价以后,在给庆祝大会的复电中说:“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嘉庚先生听说以后,担心毛泽东受害,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后来,嘉庚先生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

  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可见他对蒋介石的为人看得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1946年3月底、4月初,我从重庆经香港回到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介绍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以及蒋介石阴谋撕毁协定的情况。当时,看到在怡和轩陈嘉庚先生的会客大厅墙上悬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泽东像啊!

  ..

  1949年2月间,我在槟榔屿接到陈嘉庚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回国去,邀我同行,我即于4月初至新加坡,方知原来是毛泽东于1月20日给陈嘉庚先生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

  我们于4月底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继续乘船北上,于6月3日驶抵达天津。6月4日,当我们乘坐火车来到北平时,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的热诚欢迎。7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我们到西山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9年过去了,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全中国解放在即,也许是因为时局的发展证实了自己延安之行后的预见,嘉庚先生显得很激动。相互问候饮食起居之后,嘉庚先生即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表示祝贺,谈自己在北上途中得悉这些消息时的心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能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当毛泽东答复已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同志前往时,嘉庚老人很高兴。在这次晤谈中,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足见他对毛泽东的信赖。..

  1950年,陈老先生回国定居。他把全部财产献出来,用于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在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时,他写信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很快寄去了手迹。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胞亲密交往的又一见证,屹立在嘉庚先生长眠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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