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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与谈家桢
寄汉
50年代初期，在苏联遗传学界，李森科公然反对正统遗传学，批判遗传学是伪科学，对当时许多优秀的遗传学家加以迫害。在那一段时间，我国遗传学界也出现极左的倾向，照搬苏联的一套，片面宣扬米丘林遗传学，对正统的遗传学贴上反动的标签，甚至迫使个别遗传学研究工作者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也打算放弃遗传学研究。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1956年，毛泽东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抄苏联的错误做法，也注意到了遗传学界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那一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挽救了遗传学，使新中国遗传学和一大批遗传学工作者获得解放。
此外，毛泽东先后四次直接接见谈家桢先生，做思想工作，解除他的顾虑。
谈家桢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是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天晚上，谈家桢走进接见厅，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同来的同志亲切交谈。谈家桢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同他握手。当听到别的同志介绍他的名字后，毛泽东不住地摇着谈家桢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接着毛泽东问谈家桢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谈家桢当即汇报了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鼓励他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对谈家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解除了他思想上的负担，也大大推进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于是谈家桢先生在复旦大学重新开了遗传学课。
1958年初，春节将临的一个傍晚，谈家桢接到通知，与周谷城、赵超构一起到杭州去。他猜想，可能是毛泽东叫他们去。等上了飞机，这猜想便得到了证实。飞机座舱里的陈设，同见到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完全相同。毛泽东是派他的专机专程来接他们的。当时，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他们于晚上10时以后，乘汽车到达毛泽东在杭州下榻的住所，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前等候。毛泽东对谈家桢说：“谈先生，老朋友啰！”并亲切地把他们迎进室内，那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他们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毛泽东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再次关切地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谈话进行到深夜，毛泽东邀他们共进晚餐。这时，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他们边吃边谈，吃毕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两点钟，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两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到他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到门口，等他们上了车才回去。
第二天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他们一同吃午饭。这天，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身边，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了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196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谈家桢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一见谈先生就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先生说：没有什么顾虑了。当时上海市委一位负责教科工作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并且讲了当时的打算。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十年内乱期间，谈家桢遭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迫害。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解放几个知识分子，其中就有谈家桢。
1974年冬，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却还记挂着谈家桢先生。他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时带去口信，关切地询问谈家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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