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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的重大成果——毛泽东广泛接触各界人士
石西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仪式，中国军民经历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首先是想垄断全部对日本的受降，居然下令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接受日军投降；相反却要那些为虎作伥，罪恶累累的汉奸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为了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大批国民党部队，杀气腾腾地开始入侵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磨刀霍霍，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于1945年8月28日应邀由延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43天谈判，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页。
8月28日一早，我分外忙碌。外地有几个民间报纸的特派记者，他们要采访毛泽东主席来渝的消息，等着我去帮助安排，我与重庆市的各报进步记者也要进行有关宣传业务上的联系。我安排好了这些事，就坐上一辆吉普车去迎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同去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28日那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中午1时许，机场上已开始聚集了许多欢迎的人群，大家的脸上都显得有些喜气洋洋，民主老人沈钧儒先生更显得活泼开朗，像个青年小伙子一样。下午3时许飞机降落，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中外新闻记者等一下子拥向机旁，毛泽东同志手拿着考克帽步出机舱，向欢迎者频频招手，接着是下机后的握手寒暄摄影，整个机场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28日早晨，《新华日报》就刊登了预告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消息，当天下午5时又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到渝的号外，这使得整个山城沸腾了起来。“毛泽东来了！”成为街头群众议论的中心。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抗日战争已经过去，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讲话，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号召全党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警告党内同志不要像陈独秀那样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我们党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清醒的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够驾驭一切变化复杂的形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革命历史剧来。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的前三天，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国内斗争的策略，发出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为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采取的六项紧急措施。毛泽东同志来渝商谈团结建国大计，就是为了制止内战，促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个和平建国的方针，促进紧急措施的实现。毛泽东同志到达重庆的本身，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连日制造的许多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等等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谰言，如同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日子里，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广泛地传达到人民的心坎里。全国人民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会上所作的“和为贵”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而且通过国共谈判，更加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让步行动，如撤出8个解放区、在整编军队上也只要求占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等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毛泽东主席以自己冒险犯难亲历重庆的所作所为，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真诚主张国内和平的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挑起内战，很快丧尽人心，这个民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就是在重庆谈判中开始建立起来的。这是毛主席去重庆所获得的最大政治成果。
为和平与为民主是必然相联系的。正如反内战与反独裁是必然联系一样。毛泽东主席前往重庆谈判，最后产生一个《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出现和《纪要》本身都说明：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通过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只有承认了，党派平等合法，也写在协定之上。中共中央所提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成为共同的方针终于被肯定下来，有关政治民主的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等问题，在国共两党会谈纪要中都有所肯定。这就是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基础。
至于谈到团结，毛主席在重庆逗留的43天，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广泛地接触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当政的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负责人，到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就是予以亲切热情接待或约谈，此外与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各国新闻记者也都有多次接触。当时上清寺的桂园和特园就是这许多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就在特园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先生等见面叙谈，随后这里也成为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的场所。这相比邻的两座房子里，曾经聚集过许多风流人物，议论过关系国家命运的种种大事，是很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接触的人是非常广泛的。通过这样广泛的直接接触，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十分显著起来，而且也使毛泽东同志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人民领袖根据亲身的体会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看清楚民心的向背，这无疑对此后的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斗争的进行和战略策略的制定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重庆之行的重大成果。
使我长期感到受益的是毛泽东同志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他在言谈中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政治斗争给人以深刻的教育。比如毛泽东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过陈立夫这样的顽固分子，这在当时就引起某些进步人士的惊异。他们奇怪为什么毛泽东先生要去访问CC头目陈立夫这号反共头子。其实毛泽东同志想的恰恰相反，越反动的头子他越要去拜访，越要去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这样做，自然主要不在于以一次谈话来改变那些花岗岩头脑的反共分子的观点，而表示着中国共产党对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共同协议基础上团结的诚意，以及对争取广大中间分子，分化顽固右倾分子将起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自然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安全担心，对国民党愿意实现和平民主缺乏信心，因此也很为国共谈判的前途担忧。也还有许多中间分子不相信国共能谈判解决问题。因此社会上对国共谈判充满担心与怀疑，这也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政治家风格，即以他的鲜明坚定的态度和语言来回答这方面的疑虑和问题，表示和平谈判一定成功，或则说和平的希望很大，国共这次谈判一定可以解决等等。当路透社记者问：“假如谈判破裂时..？”毛泽东同志回答是：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段非常生动的对话。这是沈钧儒先生与毛主席的谈话。沈老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生怕中国共产党上当受骗，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同志安全的关切和对和谈缺乏信心。可是毛泽东同志却非常耐心地用乐观的口气风趣地向他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章程（即指一半成功的希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国共谈判犹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开头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等等。以上我回忆的当然不是原话，只是谈话的大意。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水平。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的这种种行动，不仅是号召中国共产党而且是要激励各党派以及所有有识之士来向国民党反动势力争取和平民主，是鼓舞大家努力去促使实现，去斗争。如果一个领导者对所奉行的使命表示犹豫，这怎么行呢？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讲的有些话，侧重点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有若干不同，这就是最值得学习的斗争艺术。而且以毛泽东同志的身份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说和平谈判一定成功，只能使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和民主的诚意，大大显示于天下。
我记得1946年1月12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同志向会议作了有关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可是周恩来同志介绍了9年来国共谈判的历史经过之后说：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周恩来同志接着详细说明了四点经验教训，尽管周恩来同志谈到的那些具体事例与做法，作为历史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可是，他所讲的四点经验教训：即第一点要相互承认，不要相互敌视；第二点要相互商量，不要独断；第三要相互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相互竞赛，不要相互抵消。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周恩来同志深情地说，以上四点是从9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却是一种由衷之言。周恩来同志所概括的这一段话，与毛泽东同志有理、有利、有节地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完整地表明这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政策的精华所在，也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经过自身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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