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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照人情谊深——毛泽东与黄炎培
丁毅
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川沙县的一位穷秀才家。本世纪初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返乡后兴办学校，因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捕判处死刑，以后逃出并亡命日本。从日本归来后继续在家乡兴办教育，同时投身辛亥革命，继赴德留学的蔡元培先生担任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民国之后，黄赴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诸国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职业教育的主张，在陈嘉庚等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其间，黄炎培两次拒绝北洋政府发布的由他担任教育总长的任命和一些私下的许诺，拒不做官，在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的同时还参与成立暨南大学等，为此他又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抗战爆发后，黄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由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社会贤达组成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负责抗战募捐。黄炎培与共产党人开始了广泛的接触。周恩来抗战期间在重庆首次向公众讲演“亮相”，是应黄炎培之邀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上。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民主力量日益壮大。1940年，由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懦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励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联合组织起由上述的三党三派的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日的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黄炎培等又组织起中国民主建国会，黄任主任委员。1950年，几十年中拒不做官、届时已73岁的黄炎培在周恩来赴家恳谈下终于“出山”，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当时中国政务院的四个副总理之一。1955年转任人大副委员长。1965年黄炎培逝世。黄炎培一生著述颇多，并发表多部诗集。为表彰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公布于1936年5月5日而得此名。当时会内会外，一阵阵冷风吹起，有人在那里搞动作，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对正在召开的本届参政会，共产党方面表示不参加。在这样的形势下，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中表示：“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继而发言，赞同黄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7人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三周后得到延安肯定答复井邀七公去延安。于是，黄炎培接受了邀请，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全国团结的气氛，促进两党谈判而赴延安。临行黄炎培发表谈话：“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一）“杖策延安如昨梦”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9时35分起飞，下午1时30分平安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30来人，一一握手致意。当毛主席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主席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主席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他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主席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三天中和毛主席促膝长谈达10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5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在黄炎培，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同志和他作为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月4日下午。毛主席在百忙中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到他家里作客，
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主席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业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当时，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在延安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大大澄请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这在那个年代，国民党造了多少谣言，天天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多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大后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
黄炎培从和毛主席、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的深情厚谊中获得了力量。
（二）“天安国庆逢佳节”
黄炎培是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
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三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同志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和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黄炎培既不是资本家，也从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位一生清贫的教育家。但他毕生从事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主席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主席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路，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主席。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经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以周恩来总理动员他任职的经过。这一方面说明他坚定地
遵从党的安排，同时，也说明他对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亨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黄炎培是一位富有强烈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当他一旦寻找到了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自觉地接受毛主席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历史使命，尽忠职守，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他是以自身的进步，去推动一个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进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党的帮助之下，经过自我搏斗，在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经常向党向毛主席和盘托出。他的正确意见，是对党的诚挚净言；不正确的观点，也能及时地得到党和毛主席的帮助，经过认真的自我剖析，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
如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动触动到了他们，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这些信件。毛主席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毛主席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主席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同志，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主席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主席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切和帮助，黄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经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他也坦率而恳切他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最后，他还就考察所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党提出谔谔诤言，是十分可贵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纠正了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黄炎培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对民族工商业者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他立刻和民建会的领导人一起认真学习并组织动员工商界中的民建会员，带头参加运动，清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这个运动对工商界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耽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主席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在当天（3月15日）的日记上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黄炎培很信服接受，并不折不扣地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作了传达。并在当年7月，召开了民建会总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加以贯彻执行。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新的章程，调整了领导机构，黄炎培被选为民建总会的主任委员。
建国以来，黄炎培和民建会同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并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开展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当年的九月初，民建会北京市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将出席讲话，他先认真地亲自写出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主席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1）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2）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毛主席对于所以作这样的修改，还在信中诚恳他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级，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主席对黄炎培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从现在来看，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黄炎培反复读了毛主席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白呈现在眼前了。
（三）“《东方红》已遍环瀛”
毛主席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极其感佩振奋，一方面他反复阅读和思索，使他感到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曙光之中。当晚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当年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主席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建会北京市分会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立刻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良好反响。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主席的指示和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以后的工商界带来了信心和新的生机，也给民族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此后，黄炎培在党中央领导人指导之下积极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1953年10月29日，毛主席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主席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例哪，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黄炎培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虑，他在对上海工商界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这个比喻当然是不尽恰当的。当他把这份讲稿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立刻回信说：“‘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黄炎培立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改正。
黄炎培为了能以模范的行为来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向党向毛主席随时请示汇报。建国后的10几年中，他除了随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当面求教而外，和毛主席书信往来达60多件，本文中所摘录的，只是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到了与日俱进。如他在1953年盛暑在北戴河休假期间，虽已76岁高龄，竟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认真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对这部1000多页的巨著，边读、边作笔记、边思考，一共摘录了369条。还参阅了《马克思传》，最后写出了几万字的读《资本论》心得，印成了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作为他的学习报告。1954年12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1）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2）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毛主席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对他反映的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予以肯定，对他努力学习力求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他积极主动的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其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主席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主席立刻回信嘉勉他说：“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黄炎培心领神会，他立刻在民建会中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推动民族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继农业合作化高潮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出现了高潮，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黄炎培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大会。继北京之后，在当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胜利完成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光辉胜利！
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坐，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兴奋。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毛主席还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来祝贺党的“八大”。其第四首曰：
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扙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党的“八大”，对黄炎培是又一次最好的生动教育。随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在会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会后，黄炎培给毛主席写了信，报告了民建的近况。毛主席立刻回信表彰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信末，毛主席又附笔：“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主席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游泳》。现在，敬录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结句，作为本文的结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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