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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犹在耳，难以忘怀——毛泽东引导我增强对共产党的信念
董其武
（一）
1949年，我任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1月21日夜，我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先生与中共达成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时，我既兴奋又思虑重重，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明天派飞机来接我去北平。22日到北平后，我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先生。他给我详细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郑重地嘱咐我：“走人民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傅的一席话，使我开了窍，我急切地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又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少，很快全国就要解放。只有走人民的道路才是生路。”我多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深信他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回到绥远后，我就秘密地为起义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2月22日，傅作义先生、邓宝珊先生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先生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当傅先生问毛主席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主席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又作了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荤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3月间，经过双方数次开会商量，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4月份，傅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来绥，让我审查草案，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以上指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共产党、毛主席对绥远能打而不打，能战而不战，这种伟大的政策实在感人至深。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人。毛主席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解放，才有留待绥远的起义。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毛主席的接见，进一步鼓舞了我加快起义的步伐。随即，我采取了组织革新委员会、举办革新学院、多次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加强报纸的宣传等一系列措施，以统一绥远军政各界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保证起义的顺利成功。
（二）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制造的种种障碍上。在这场斗争中，我每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都通过傅作义先生报告给毛主席。
我记得有一次，特务在归绥旧城，将进驻归绥的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杀害。案件发生之后，我感到事件很严重，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当即打电报给傅先生转报党中央。同时，立即派一名军长、两名师长负责追查凶犯，并要从严惩处。毛主席接见傅作义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傅先生用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我的焦虑才平息。
另一次是南京政府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拨来黄金1900两。我对南京政府的这种用意心里非常清楚。封官一事，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架空我，使我在绥远失去兵权；拨款是为了收买我。
因此，我当即电告傅作义先生，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为使绥远起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实现，8月20日在中南海接见了傅先生。在听取了傅对绥远起义的情况的汇报之后，毛主席委托傅先生和邓宝珊先生等人，携带大批慰问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毛主席的这一决策，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了重大作用。
在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我们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先生看后，当即通过电台呈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修订了电稿，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9月19日我带领绥远军政各族各界代表39人，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发出起义通电。在电文中，我们尽情地向党和人民倾诉了绥远军民坚决跟共产党、毛主席走的决心。
毛主席、朱总司令接到我们的通电后，于20日立即复电，高度赞扬绥远军政的革命行动。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我们也接到了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我把他们的电报，都转发给部队和各级政府，认真学习讨论，贯彻执行。
起义之后，毛主席对绥远的和平合作，部队的改编问题极为关心，做了一系列的指示。毛主席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正规军、地方军
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军区都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并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冈次会议上和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任命傅作义先生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任命我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副司令员。从此，我们根据毛主席对绥远和平合作的指示，团结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改革运动。
回忆往事，使我深深地感到：绥远起义的成功，主要是党英明政策的胜利，是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这一伟大方针的胜利，是爱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三）
1950年初，我和高克林同志奉命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和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十九号他原来的住宅里。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首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二人起草报告材料。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又做了详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月13日夜11时30分，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14日上午8时，傅先生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力：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他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它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得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到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4月17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以至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1950年4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周总理、宋庆龄、张澜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下午6点钟，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下午，傅先生来到我的住处，一见我就笑着说：“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我一听就猜到是毛主席召见我。傅先生又说：“今晚毛主席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当晚，我高兴地换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7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他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恩，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话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十九号住处，已11点多了，我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在六十九军任军长的16年间，最荣幸的一件事就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上将军衔。9月29日，国务院在北京举行隆重授衔、授勋典礼。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礼堂亲授我上将军衔。毛主席在怀仁堂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后，又亲手授我一级解放勋章。当我从毛主席、周总理手中接过勋章和军衔，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回到家里，我想了许久：旧社会，我为了个人的生活出路，光耀门第，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国家的强盛，戎马生活几十年，在抗日战争中，从团长一步步晋升为中将军长，觉得心安理得。但在日本投降后，我竟执行了蒋介石的“勘乱”政策，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来，我同傅作义先生先后率部起义，党中央、毛主席不记旧过，只念新功，亲授我一级解放勋章、上将军衔，心中实在是又光荣又惭愧。
总之，从1953年底我任六十九军军长，到1968年我离开六十九军的16年间，我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虽有些成绩，但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诲，归功于全军官兵！
1956年，我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这之前，因为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给我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5月13日，我带着许多信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我对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毛主席说：“有什么事哩！”我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我听了主席的话非常兴奋，带去的信，一封也没给他留下。
回顾我走上革命道路34年的历程，使我深深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襟怀伟大。不仅委我以重任，授予厚誉，而且共商国事。我能从一名在旧军队里工作多年的人，进入革命行列，尔后又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名成员，我能在人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都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和教导的结果。是“绥远方式”引导我踏上革命的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同我的谈话引起了我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信念和信心；是他的话成了我立身行事的准则：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爱护人民，尊重人民，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不贪污，不腐化。总之，我之所以有今天，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泽东同志！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出自己余生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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