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洁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解析］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悍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该书于1892年出版。中国新青年出版社1921年1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考茨基在这本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简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原理，并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188页）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真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动“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回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对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社会主义史》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自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显的攻击，但在当年仍不失为一木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视野的启蒙性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以上3本书，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屯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遥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虽然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本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不久毛泽东便“热心地扳寻”到了这些书籍，加以研读。
从这3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关于读这3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3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3本书不可能读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读到的可能是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是由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举办的“亢墓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的名义印的。据黎锦熙日记，他1920年1月4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便看见其书案上摆着这本书。李锐认为，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
1939年底，毛泽东曾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活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角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个人特色”的表述。在他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他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有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理想不可谓不纯，对革命理论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可是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革命造成最大损害的，也恰是这些一腔热血的但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如颜元所云：枉费了多心思。
毛泽东的伟岸，看来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主要是由于其“卡生斯玛”的个人魁力，或是什么天才，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老老实实”的实践精神。
中共建党初期，初深入安源煤矿调查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利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和巴黎公社以来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长期的根据地和战争环境中以及后来的和平建设初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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