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 15.我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读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突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祝为楷模的梁启起，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1936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韩愈文集，为李汲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
第233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暮府。反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待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待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散休，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言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未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以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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