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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率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这是张治中最后一次参加国共和谈。当时,国民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经失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表示同意以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紧张活动,和谈空气显得浓厚。但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也在大造舆论,提出“立即停火”、“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等论调。开始,他看到这种“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

  这年1月底,张治中看到和谈一时不得开始,便回到兰州,打算“退保西北”。他说:“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2月7日,他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把自己的一贯主张和盘托出,阐述了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并决心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的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规避负责任的”。经过郑重的考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2日回到南京。

  在南京,张治中常常听到李宗仁的左右发牢骚,说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李宗仁发表的和谈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他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商量后,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起到了溪口。蒋和他们寒喧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嘴封起来了。以后,就和谈限度及代表、内阁改组、外交政策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了8天才回南京。他立即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组阁。在这之前,已确定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并由何应钦主持,对如何进行商谈问题,已作过四次研究。组阁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29日,张治中来到溪口,向蒋报告了和谈的研究情况,并将“腹案”给蒋看。蒋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在飞往北平的前夕,张治中的老朋友、上海《新闻报》领导人俞树立来见。

  俞问:“你看和的可能性如何?”

  张答:“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在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俞问:“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

  张答:“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就可以窥见一斑的。我们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张治中一行二十余人抵达北平后,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天,双方就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经过12天的个别谈话,双方交换了对各项问题的意见。13日,中共方面根据交谈情况,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两次正式全体会议。中共方面希望在20日以前签字,否则即大举过江。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全体会议,决定推派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返南京请示。对此,南京方面悍然拒绝。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24日回南京。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一再挽留,对张治中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后来,毛泽东主席又亲临慰问,张治中内心的矛盾才渐次定解。不久,国民党方面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发出通缉令。张治中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于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毅然投向人民。

  这一年,张治中正好六十大寿。他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写下了《六十岁总结》。文后说:“我很惭愧,六十年来的奔波劳碌,只有过错,毫无贡献。今以忧患余生,荣幸地看到中国人民从此脱离黑暗,趋向光明,奠定了子孙万代得享和平、自由、幸福生活的基础,这真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愉快了。”他于喜悦之下,自撰对联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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