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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一封亲笔信。

  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定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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