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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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