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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战役,日军一出手就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给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仿佛要验证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抗日战争后期,蒋鼎文由于狂妄无知,果然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0年冬,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旱、黄、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能与水灾、旱灾、黄河之灾并列,汤恩伯的为人可想而知。

  蒋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与汤恩伯不和,但在对河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

  在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不仅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1944年,河南人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在战役开始之前,蒋鼎文在洛阳召高级将领会议,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未谈起,只是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会上,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主张主动出击的建议。而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3年之久,日军未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集中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25万人马,迭次配备于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蒋鼎文竟然将自己的战区长官部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蒋鼎文想的很简单,以为这样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自己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气。他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将士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的作战?

  尽管蒋鼎文与汤恩伯有隙,大敌当前本应和衷共济。但当汤恩伯兵团在河南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日军主力的20天时间里,蒋鼎文的11个军却按兵不动,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末几,日军少部机械化部队渡过黄河,蒋鼎文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

  5月25日,洛阳陷于日军之手。至此,38天之内,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

  总指挥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乱做一团。渑池以南的翟涯小镇,竟聚集有国民党的3个集团军总部和4个军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在陕县秦家坡时一带的麦田里,被追击而来的日军乱枪当场打死,他的特务营也全部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豫中战役是整个的开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鼎文的指挥不当。3个星期内,日军就实现了战役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接下来的长沙守卫战中,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鉴于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蒋鼎文也算从反面给中国军队上了一课。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震怒,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之职。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长官职务的蒋鼎文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蒋鼎文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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