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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中,蒋鼎文的职业军人形象似乎有了些好转。

  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经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排斥掉了。而担任中国红军作战指挥的,是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19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19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这时又启用了蒋鼎文。他一方面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部队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另一方面令第2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将“围剿”中央红军的9个师向闽北前进,平定福建。

  这本来是红军打破封锁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立即写信给中央: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就连首都南京一带的城市防务,也仅能靠宪兵、警察维持。毛泽东的建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已经掌握中共中央权力的博古、项英等人却不这么想。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题目就叫“打倒一切反革命”,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参加过巴伐利亚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李德,更是把毛泽东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据说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又亲自到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料不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而且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李德不听毛泽东的计策,果然导致了日后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败。

  毛泽东的爱将陈伯钧评述了当时的情况:“蒋鼎文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本来19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19路军一垮,中央苏区处境就更难了。”

  1934年1月15日,蒋鼎文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解决19路军“闽变”以后,蒋鼎文踌躅满志,特地到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的“古避暑洞”,在背后刻上一首自己写的诗:“日光岩,石磊磊,环海梯天成玉垒,上有浩浩之天风,下有泱泱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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