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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维的挈领性特色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是运动的，这构成了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由对立统一而存在，由斗争变化而发展。所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也不论是什么领域，都存在着矛盾、斗争和发展。
但是，在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提纲挈领的决定作用。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次要矛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尤其如此。提纲挈领是毛泽东思维艺术中最卓有成效的部分。他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实际状况，尤其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之间的矛盾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然后作出科学判断，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存在着政府腐败、经济落后、国家贫弱等等矛盾，但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走狗军阀的矛盾。所以，我党采取了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所有领域，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存在激烈的矛盾，然而，这却是退居第二位的矛盾，主要矛盾是民族性的，是“超阶级”的，即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促成极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全民族的积极性，形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守土，人人有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及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理，是这种思维的典范的体现。
1936 年冬，蒋介石坐镇西安，逼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反共，进攻延安，而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哭谏不成，遂发生1936年12月12日的“兵谏”，活捉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如何处理？非同小可，为中外瞩目。杀蒋！在张、杨军中，在全国，在我党内持此主张者，大有人在，而且极为激烈。放蒋！在张、杨军中，在全国，在我党内，持此主张者也有人在，而且极为冷静。
毛泽东站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全面、科学、深入地分析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矛盾。（当然说到底，民族矛盾的实质，仍然是阶级矛盾。是中日人民与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但表现形式却是民族性的，这不同于一国内的矛盾。）
正是出于这种思维，有了重点，就有了政策。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亲自做全国人民和我党同志的工作。他认为，虽然蒋介石是独夫民贼，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出卖民族尤其欠共产党的血债，罄竹难书，罪恶累累，千刀当剐，也不解心头之恨。但却不能杀，因为杀蒋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的奸计，成为汉奸置蒋介石以死地，并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借口。这便对不起中华民族，便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放蒋，虽使他逃避惩治于一时；但这既可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灭亡中国的阴谋，又可以逼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同意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是极富远见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局，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不计一党、一个阶级的“私”仇的空前的民族义举，感天地，泣鬼神！
毛泽东的思考，放射着唯物辩证法的耀眼的光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阶级战争；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转化为阶级战争；新中国诞生后，急风暴雨似的阶级对抗，在中国已经结束，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斗争的形式，可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却居于第一位，因而引起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变化，都是源于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维，使主观的指导，完全符合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所以，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不论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经济建设；不论是建设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或工作方法论，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永久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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