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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源泉”的思考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继，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段话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创作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这以前，不少文艺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论述，但只有毛泽东对此论述得最通俗、最中肯、最精辟、最深刻，因为他总结了以往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进而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整体把握。其思维艺术在于：他将《实践论》的观点贯彻到文艺创作的领域之中，强调了三个基本观点，推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所强调的三个基本观点是：一、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二、在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时，绝不是被动的客观决定论，他并不忽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文艺的革命或反动、进步或落后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三、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的“源泉”地位，并不将它绝对化，而是对它作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提出生活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生活只是文艺的“原料的矿藏”，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就深刻阐明了生活与文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出发，合乎规律地得出下面这样两个结论：
第一，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投身到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去。他满怀深情地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曾号召“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他劝高尔基离开彼得堡，到实际生活中走走。1919年6月，克鲁普斯卡娅在“红星号”宣传舰上工作，列宁专门写信给她，让她设法在舰上为高尔基找一个舱位，好让高尔基能较好地接触实际生活。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是很深刻的，而且贯穿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动的实践的哲学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大批文学家艺术家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要求投身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而使文艺创作的面貌为之一新。
第二，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创作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典型性的作品。我们常常提到的“高度的艺术真实”，就是既来源于生活真实，又不局限于原始状态的生活真实，就是将“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集中概括，“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艺术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深化和飞跃，达到通常我们所说的艺术典型的真实。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对文艺创作的原理、艺术真实的本质，给予了极其深刻的哲学解说。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的学说，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坚持这个思想，文艺就繁荣、发展；离开这个思想，不但在理论上会偏向唯心主义，而且创作也必然受挫，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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