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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化的思考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化的观点，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自始至终，贯穿着毛泽东“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化的思维艺术。
1938 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第一次对民族形式的内涵作了科学规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 年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就明确地把民族化作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提了出来，在现代文化史上，这是第一次十分突出地把民族化的重要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批判地继承古代的和外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作为从事创作的借鉴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客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文学艺术的民族传统、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等，就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化的系统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体现了毛泽东“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思维艺术。这里的关键是“用”，“用”的目的，在于创作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学艺术作品。
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其指导思想就是“继承和发展”。只有继承，“用”的基础才牢固；只有发展，“用”的方向才明确。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的文学艺术，形成了
自己特有的文艺传统。而文艺的民族特点是与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心理、语言等等分不开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世世代代逐渐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对此，如果不熟悉、或不给予充分地尊重，那么，创作出的文艺作品，老百姓就不会“喜闻乐见”。但是，文艺不能永远停止在《小放牛》和《兄妹开荒》的水平上。尽管民族文艺传统有一定的稳固性。但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外国先进文化的传入，人们的观念、心理、审美趣味、风俗习惯也会发生变化的。可见，民族文艺传统是稳固性和可变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同音乐工作者的座谈》）这里所说的“教条主义”，是指无视中国文艺的民族传统的观点；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是指死守传统、反对发展的观点。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有很高的古代文化修养。他一贯重视对民族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狂草书法艺术驰名中外，他能熟练地运用古典诗词的形式表达革命的思想内容，抒发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情慷。这些作品大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美学价值，可说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楷模，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并指导了文艺创作的实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一、从人民的欣赏习惯看。文艺是反映人民生活的，而人民生活本身就具有民族特点。这一特点，就形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欣赏习惯。例如，原先中国人比较喜爱国画和年画，不大喜欢油画。有的农民看完外国的油画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说“为什么把一个人的脸画得半边白、半边黑呢？”鲁迅说，外国人这样画有道理，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来看表现的对象，光线有明有暗，色彩有浓有淡，所以脸半边白半边黑；中国农民看画是绕着圈看的，人的脸两边都是一样，没有半边白半边黑。鲁迅的这段话，非常通俗他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欣赏习惯，而这习惯是长期形成的，文艺创作如果不尊重这一习惯，人民是不欢迎的。当然，习惯是个历史范畴，不是不可改变的。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有一次文艺工作者为农民演出，有一位同志唱花腔女高音，用假嗓子，颤音特别多，唱完后，一位观众老太太鼓掌了。有人问老太太：“她唱得好吗？”老太太说：“俺能说人家唱得不好？人家姑娘‘打摆子’还给俺唱歌呢。”于是，一时传为笑谈。现在的农民，不但能听懂花腔女高音，而且还经常唱上几段流行歌曲呢。过去，老百姓看到芭蕾舞的剧照就摇头，现在连老太太都能跳上几节迪斯科了。
二、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方式看。文艺作品是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有许多感情是人所共有的，如喜怒哀乐、对生的追求、对死的厌恶、对爱的向往等等。但表现感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如外国人表示“没有办法”时，是两手一摊、肩膀一耸；中国人则是轻轻地摇头，微微地苦笑。再如，同样是女跑男追的嘻笑恋爱镜头，如果是外国电影，我们感到顺理成章；如果是中国电影，我们就感到很别扭。为什么？因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有民族特点的。当然，作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是不变的：如果让阿Q和吴妈握手，那简直是伤风败俗。而现在，男女见面时紧紧握手，则是很大方、很文明的礼节。
三、从语言特点上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则是民族的。且不说语音和文字中国和外国大不相同，就是从语言风格来看，也是各有其民族特点的。“我把自己扔在一张椅子里”，这是欧化的语言风格，我们感到别扭；“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是中国的语言风格，我们感到亲切。当然，语言也在变。“五四”以前，一个人不能随便说“我”字，只有上级对下级，老子对儿子说话时才说“我”怎样怎样。一般在职人员要说“卑职”怎样怎样，客气一点就说“兄弟”怎样怎样，或者直接说自己的名字。五四运动主张个性解放，强调自我意识，就开始说“我”。“我认为”、“我赞成”、“我反对”等，在“五四”以前简直是“狂言”，可是现在，我们听起来不但感到习惯，而且给人一种力感。北京大学已故校长马寅初先生因以前的习惯没改变，一作报告就说“兄弟今天给大家讲??”学生听了就笑。为什么？因为习惯当改变时必须改变，不改变就要落伍。
四、从艺术形象上看。文艺作品是用形象反映生活和表情达意的，而这形象必须具有民族特征。例如，一提到黄河，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伟大的民族，因为黄河这一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而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就有特别的鼓动性和感召力。如果用《黑龙江大合唱》，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感召力。再如，荷花是我们民族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梅花是我们民族纯洁高尚的象征。所以，《爱莲说》和《咏梅诗》往往成为洁身自好者的座右铭。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形象在民族心理上也在更新。例如，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人性，把没有人性者视为畜牲，可见畜牲在我们民族心理中是最下贱低劣不过的了。而现在，大熊猫却成了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在我们民族心理上不但接受了，而且把它视为友谊、和平和进步的象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是植根于现实而又指导现实的理论，文艺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只有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原则，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文艺民族化，说到底是一个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邓小平文选》第183—184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化问题思维艺术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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