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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家”,而不是“一家”

  鲁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当时并不为革命队伍内部所有的人都理解。例如,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追随者”,有的说“他的杂文不能入文苑”,有的说他写杂文是“浪费生命”,有的为他没集中主要精力搞小说创作而深感遗憾??而毛泽东从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先生作了与众不同的评价:鲁迅不是”一家”,而是”三家”,即“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与众不同的评价,表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

  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公认的。鲁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创立了具有现在价值和将来价值的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业绩。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因为鲁迅有“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例如,1936年当托派的反动嘴脸还没有暴露的时候,鲁迅就大胆地指出其危险倾向。他能从现实和历史的联结点上发现今与古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现实现象的本质。他能从历史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学家和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第一,他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做人的资格。他的《狂人日记》最先道破这种现象:中国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隶和做牛马的资格,所以中国人要讲民主,首先要争得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争得做人的资格,而这就要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吃人的筵席。第二,他发现了阿Q。这一伟大的发现,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十分广阔,鲁迅把自己对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了解熔铸在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都是中国民族灵魂的典型表现。中国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都想唤起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窒息的中国的“死魂灵”,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达到那样成熟的程度。第三,鲁迅发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剧,是“五四”以后一代觉醒者和奋斗者的悲剧。“五四”时期,不少人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朱的。但鲁迅想得更深,他看到中国社会旧势力的根底十分坚固,要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的解放,个性也难以解放。近代史上,那些曾经同情革命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但是,那些愿意前进的,往哪里前进呢?战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这是愿意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大苦闷。鲁迅的这一发现,正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当鲁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因为鲁迅深信:“在你们(中国共产党——笔者注)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

  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因为鲁迅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在同敌人斗争中,“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具备一种在中国社会特殊情况下所必需的强大精神,即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认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而他自己正是靠这种精神奋斗一生的。鲁迅之所以觉得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的。第一,鲁迅对中国了解得透彻。当时的社会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没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鲁迅相信“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为一种偶像来感召自己,而是在艰苦得几乎没有希望的环境里自己创造希望。正因为鲁迅有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才使他在旧中国那种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第二,他有着在战斗中智勇结合的深沉的理性,这是韧性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鲁迅看到中国旧的力量那么强大,单靠一鼓作气进行斗争就难免要碰壁,一碰壁难免灰心,一灰心难免半途而废。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必须用坚实的韧性来代替不坚实的“气”才有希望。他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定的工作。”(《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认为,革命精神也是一种“气”,革命精神要保持它的活力,必须有理性支持,有科学的基础,必须把智勇结合的深沉理性注入革命精神之中。第三,鲁迅在前进的某一凯旋点上从不自满,而永无止境地继续战斗。一个人在逆境、失败中需要韧性精神,在顺境和胜利中仍需要韧性精神。鲁迅不仅不被艰难和失败所征服,而且也不被胜利和凯旋所征服,他把凯旋点当作新的战斗起点。鲁迅在取得某种成功之后,从来不企求鲜花、桂冠和纪念碑,而是继续在占有真理的基础上向真理的更高境界追求。正是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才不断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与众不同,正说明他对鲁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与众不同。这与众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正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不只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通过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实体来透视中国,研究中国,进而指导中国的革命。毛泽东对鲁迅了解得非常透沏,包括鲁迅的生平、思想、性格及其著作。毛泽东把鲁迅当作我们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实体,鲁迅的思想和著作都具有典范性和“镜子意义”。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面镜子,透视鲁迅生活的时代和鲁迅之前中国的基本历史风貌。正象通过莎士比亚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歌德可以了解德国,通过托尔斯泰可以了解俄国一样。人们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的研究。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仍然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歌德,说不尽的托尔斯泰,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解剖和评价这些文化精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象本身,而且远远在于对象之外。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既看到了鲁迅个人的思想和气质,又看到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既把握了鲁迅这个对象,又超越了这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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