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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里驱十五日 横扫千军如卷席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并不甘心，1931年2月初，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去江西，代行总司令职权，重组南昌行营，他从各地搜罗了二十万杂牌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并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1年4月1日，敌人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全线发动了进攻。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失败的教训，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敌人为了防备冒进深入，被红军各个击破，规定部队每天行进五里、十里或二十里，而且在大队人马行进的前一天，要预先进行侦察。每到一地，马上修筑坚固的工事。
4 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陂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刚刚到达的王明派遣的代表们认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以少胜多，打破第二次“围剿”的。并提出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王明路线的代表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
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青塘的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
王金钰指挥的敌第五路军，4 月1 日开始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另一部巩固后方，维持交通。4 月7 日，右路的公秉藩师及王冠英旅侵占富田及固陂圩。这些杂牌军，害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到了富田和固陂圩就开始大修工事，以免被红军吃掉。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及时捕捉战机，红军大胆接敌，再向西移动四十里，集结于东固。
东固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部，在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几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这里又是著名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东固、富田两地相距四十里，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名叫白云山，山势陡峭，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富田通向东固的两个必经的险要山隘。
红军三万多人隐伏在东固山上，等了又等，但王金钰和公秉藩硬是不肯出来。总司令何应钦多次督催逼迫，但胆怯而又狡猾的王金钰和公秉藩，用所谓大雨冲垮道路、桥梁等各种借口，死死地蹲在富田和固陂圩坚固设防的阵地里不出来。红军中有些人不耐烦了，要求快打。但毛泽东要求红军继续潜伏待机，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红军迫敌而居，在东固山区足足等待了二十五天之久，敌人终于脱离阵地，象蛇一样爬出洞来了！
尽管王金钰、公秉藩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观望，但是坐镇南昌督战的总司令何应钦却发来一道又一道“金牌”，严令他们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如期攻下东固，树备路之先声”，否则，就要“取消番号，撤职查办”。
5月15日，红军初建的第一部电台抄收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从敌台的电报，从红军侦察员、地方群众向红军总部报告的敌军动态，都一致证实了，第二天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将分别从富田和固陂圩向东固进发。
敌人终于出动了！事实证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作出具体作战部署：派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设下埋伏，准备奇袭敌公秉藩师；派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迎击敌人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另派第三军团为左路军，迂回包抄，直捣敌人的后方阵地富田和固肢圩，端他的老窝，断其归路。
晚上，黄公略正在红三军指挥所里，借着松明的微光，伏在军事地图上研究着行军的路线，他在思考着：敌人将在明天中午之前抢占制高点——将军帽，而我军如何寻找一条捷径，缩短行军时间，先敌到达将军帽呢？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了红三军的指挥所，他和黄公略一起带着警卫员连夜去调查行军路线。经过一位七十多岁老农民的指点，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缩短半天行程的小道。红三军出发后，沿黄土坳、鸡公拗一带山径小道，直向桥头岗、伯佐、中洞穿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峡谷攀峭壁，终于抢先占了将军帽和接近中洞方向的几个制高点。在当地独立团、赤卫队战士的帮助下，又赶修了工事，严阵以待。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身着旧灰布军装，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背着竹叶斗笠，手里拿着望远镜，两人健步登上白云山的指挥所。这两位出生人死，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战友，每逢重大的战斗，总是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
白云山上，白云缭绕，一场关门打狗的战斗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那公秉藩从固陂圩吃过早饭便率领师部直属队出发了。由于山道狭窄，他们只好摆成一字长蛇阵，一千多人的队伍，他们就拉的有五、六里长。
敌军在山间艰难地爬行，隐蔽在白云山上的红三军，正待机破敌。
突然，发动进攻的信号枪声一响，红三军由山上以战斗队形猛冲下来，高山滚石，势不可挡。正在山间行进的敌军，遇到红军如此猛烈的侧击，兵力无法展开，机枪重炮也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七竖八地倒卧山道两旁。那些尚未死伤的官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纷纷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这时，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不断向敌人冲杀。
死到临头，敌公秉藩仍妄图负隅顽抗。他一面命令特务营组织抵抗，一面命电台发出紧急呼救信号。公秉藩指示位于他前后的两个旅“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并且向邻近的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但是，公秉藩是枉费心机，敌人苦心经营的富田、固陂圩的堡寨；已全部被第三军团攻占了；敌人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全部被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后路也完全被切断。而位于公秉藩师部直属队前后的两个旅，也落得同公秉藩一样的可悲下场。
在九寸岭和观音崖，红四军、红十二军同样向敌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虽然，敌王冠英旅比红军早到达该地，抢占了两座山头，凭险顽抗。但红四军立即发动强攻，迫击炮集中向麇集山头的敌人猛射，为夺回这两个制高点，红军师长曾士峨和政委罗瑞卿站在火线前沿，指挥作战。罗瑞卿的腮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顽强屹立，继续指挥部队。在红军指挥员英勇果敢的指挥和鼓励下，战士们手执刀枪，向山头冲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打垮了敌人。
从白云山到富田，红军各路部队在几十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歼敌大竞赛。
这一仗，缴枪五千多支，机枪三十多挺，迫击炮三十多门。同时，还缴获了公秉藩自备的一百瓦的大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不但可以在内部用电台联络，而且可以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直接通电报了。
打胜了第一仗，红军胜利会师于富田。
王金钰所部郝梦龄师害怕被歼，连夜由藤田逃回永丰县城。为了追歼王金钰第五路军的另一个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大队人马，冒着大雨，由富田穿过圳头，直指水南。
敌郭华宗率部由陂下仓皇逃到水南，一看浮桥被炸过不了河，又从水南逃到白沙，准备天亮后继续逃跑。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红军击溃郭华宗驻水南的一个团后，5月19日天没亮就追到了白沙。兵分三路，立即发起攻击。敦华宗前临大河，后有追兵，被打得狼狈不堪，红军顺利地歼灭了郭华宗师一部连同逃窜到这儿来的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缴枪四千余支和大量物资。同时还缴获了两门七五山炮和一百六十多发炮弹，建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
位于白沙东侧的是敌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
5月20日，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在宁都县的南团，接到南昌行营何应钦来电，奉命驰赴沙溪增援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月22日，高树勋师在中村被红军紧紧包围。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23日上午，红军发起总攻击，高树勋慑于被歼，急忙率领残部狼狈东逃。
红军在中村击溃了高树勋师，势如破竹，日夜不停地向东奔袭。
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分别被红军打垮后，东线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更感岌岌可危了。朱绍良为保存实力，除留胡祖钰的第五师守卫广昌外，慌忙率部向南丰撤退。胡祖钰则在广昌城内拼命地加固工事，修筑了一条五里多长的土墙，墙外加挖战壕，还修了许多碉堡，妄图坚守广昌。
5月26日，红军追到了广昌，把城团团围住。胡祖钰率领十四个团的兵力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第二天，红军发动了攻城战，在红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和奋勇冲杀下，敌军不得不丢掉外围工事，缩进城内。
这时，毛泽东、朱德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战斗。他们同军以上干部共同仔细地研究和部署了攻城的方案。考虑到敌军已集中了十四个团的守城兵力，并且拥有坚固的防守工事，而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一口吃不下这么多敌人，毛泽东决定，一方面集中兵力，采用声势洽大的总攻势逼退敌人；另方面，网开一面，放一部分敌军逃去，以便迅速夺取广昌城，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打开通路。
27日傍晚，红军开始总攻。战地上，近二百挺重机枪和几十门迫击炮齐射，地方武装在煤油桶里点燃爆竹噼啪作响，城外大小山头上前来助战的城郊农民杀声震天。守城的敌军不知道到底有多
少红军攻城，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师部慌忙向朱绍良发出呼救的急电。
总攻发动以后，红军又悄悄地把广昌东北面的渡桥开放了，给敌军让出了一条逃命的路子。时不多久，敌人象潮水般地向这座桥涌来，桥窄人多，不少人被挤得跌下河去。
后来，红军对残敌展开了政治攻势，晚上9时，红军终于顺利进入广昌城。
广昌战斗获胜后，我红军一部分兵力北上追歼逃敌，毛泽东等人则率领主力部队一万多人向东进入福建，攻打建宁。
建宁是闽赣边界的一个重镇，山地纵横，地势险要，没有大的河川阻隔，行动比较方便，而且这里是闽西北的“鱼米之乡”，我党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对付敌人新的“围剿”。因此，毛泽东预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就是打建宁。
驻守建宁的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共四个团，约七八千人，装备精良，号称“福建第一师”。当刘和鼎得知广昌城破，红军向建宁进军时，便破坏了通向石城、宁化的木桥，烧毁河里的船只和竹筏，闭城严守。
但是，红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宁。5月3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县城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在大雾中迅速地对各个山头上的守敌进行分割包围，夺取了外围阵地，一直打到了城下。这时，红十二军也迅速从右翼截断敌人通往宁化的道路，占领水南东面山头。经过半天的战斗，红三军团从西门、北门突破缺口，红十二军也从南门突破缺口。敌军被迫涌向东门城楼和大桥，仓皇逃命，刘和鼎从建宁逃到将乐，他手下的七八千人马，连同被红军俘获后释放的在内，总共只剩下了五六百名残兵败将。
从5月16日开始，到5月30日结束，十五天中，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走了七百里路，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事后，毛泽东曾赋词一首，以记其事，即《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七百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这在红军没有扩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切的“走”，又都是为了“打”。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看准了打，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你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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