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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理化作情韵出

  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尤其是诗词。但这不等于说作诗填词不可以发议论,以诗发议论,自古以来是不乏其例的。如杜甫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前四句是描写,后四句就是议论,而且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到辅佐阿斗和六出祁山,直到五丈原头积劳病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对诸葛亮的一生,作出极高的评价,歌颂了这个政治家茅庐决策的远见卓识,对国家的忠诚勤奋。并为诸葛亮没有完成自己的宿愿,而感到深切的遗憾。

  又如朱熹的《观书有感》: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便是谈读书体会的议论诗。是说读书的两种境界:开始很费力;工夫到了,就不费力气了。

  更饶有风趣、别出心裁的是清代的王国维。他是道他的保皇派,保守顽固,几次要投“御河”以身殉清。但他知识渊博,治学勤苦,著述极多,极享盛名。他借诗发议论,已传为佳话。

  有人慕名登门请教“治学之道”,问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王国维略思片刻答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大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惟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那位听了王国维这一番话,欣欣然深有所悟,千恩万谢而去。

  看,这诗借得多巧、多妙!而所发议论又多深刻,多富逻辑性。是典型的诗论,却又绝不多见的别致。

  王国维说明三种境界的引诗,全出自宋词。第一种境界,出自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种境界,出自柳永的《蝶恋花》:

  仁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种境界,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导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引三种境界,原都不是发议论。第一种境界,原说佳人耐不得离恨苦,怀着无限思念独自登上高楼,遥望天涯,不知情人何处。第二种境界,也是说思念情人之切,触景伤情,甚至欲以酒浇愁,即使使身体消瘦,神情憔悴,也在所不顾。第三种境界仍是说思念情侣,彻夜不成眠,辜负了良宵美景,直至神情恍惚时,却于灯火阑珊处,无限欣喜,看到了昼思夜想的情侣。巧妙之处在于,虽都不是议论,但王国维或借其意境,或借其抒情,或借其想象,然后赋予新意,来形象地阐明治学的道理。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说古今中外,凡在事业或治学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胸怀大志,高瞻远瞩,又敢于独辟蹊径,勇于登攀;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畏首畏尾,拈轻怕重,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说为了实现远大理想,一定要刻苦学习,不断钻研,呕心沥血地探索,艰苦卓绝地奋斗终生,即使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贪图享受,怕苦怕累,怯于牺牲,半途而废,纵有天大志向,也是枉然。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说只要百折不挠,勇于攀登,探寻千百度,似乎寻他不着,但只要坚持,终有一日,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会取得惊人成就的。到那时,象是唾手而得,其实是“衣带渐宽”的结果。

  立志、艰若奋斗、成功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阐述得多么透辟啊!更为绝妙的是,全是通过形象思维,既无抽象的推理,也无泛泛的散文式的直说。是论,又是诗,要说诗论,这便是范例。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诗人,但他首先还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所以他的诗词和他的许多光辉论著一样,都是反映、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以即使是诗词,也是饱含着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因而在他的诗词中,发议论的例子也不少。有的是一首诗词中的几句在发议论,有的是整首诗词在发议论。较之前人,这些议论更独到,更精辟,因而更有说服力,而且形式更灵活多变。

  直议

  《杂言诗·八连颂》是一首议论诗,具有完整的议论结构。上海南京路上的某部八连,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心论点。“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是总论。以下“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以及“八不怕”、“五好”,为分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是结论。整个议论,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不着色相,语言形象,形式似“三字经”,为群众喜闻乐见。所以,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毛泽东既满怀激情歌颂了这个雷锋式连队的先进事迹,又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首要信条——“拒腐蚀,永不沾”。确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号召作用。

  这首欢快、庄严的颂歌,既是属于历史名篇,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召示未来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诗篇。它是毛泽东赠给中华儿女的宝贵遗产,又是交给我们的识别、批判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

  阐释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一首针对性很强的政治诗。毛泽东的和诗,并非一般的应酬唱和,而是借题发挥,即借助于应酬唱和,纠正郭沫若原诗的错误认识,表达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斗争新局势的看法,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消灭一切妖魔鬼怪,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六十年代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挑战。现代修正主义以“三和两全”的纲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制造了混乱。这一切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肆无忌惮的分化、瓦解、颠覆。郭沫若同志看过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抒怀。诗中谴责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并极为气愤,要“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则不然,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臧必成灾”。以为唐三藏是可以教育好的中间派,而制造灾难的妖魔白骨精,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这就阐释清楚了一条根本原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团结大多数,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情揭露,寸步不让。而对随声附和者,则宽宏、忍让、耐心说服。两种矛盾,泾渭分明;两种态度,毫不含糊。这对指导正确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有很强的策略性。

  毛泽东高瞻远瞩,对一百多年来世界风云的变幻,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及其发展前景,成功地进行了艺术的概括,并对马列主义的斗争策略,作了极为准确的阐释。

  附一:郭沫若原诗

  七律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附二:毛泽东原诗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雪,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驳议

  《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写得既庄重、雄浑,又诙谐、幽默,也很辛辣。庄与谐达到高度统一,大与小构成鲜明对比。这首词似寓言,又富有戏剧性。但在内容上却含有重大的主题,而且极为严肃。这首词写于1965年,表明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以尖税泼竦的笔触,严厉地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所散布的谬论。

  1965年,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持核垄断的优势,迫切希望达成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协议。而现代修正主义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新“理论”是:“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正因为被核武器吓破了胆,所以便迫不急待地与美英签订了“三家条约”。

  “不须放屁”毛泽东予以迎头棒喝,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彻底的批驳:“试看天地翻覆。”即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所以常规战争也罢,核战争也罢,都没有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可怕。

  当时,现代修正主义者还不住地鼓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这也是放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而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是人民!

  “鲲鹏”与“蓬间雀”,一个博大,一个渺小;一个高瞻远瞩、英勇无畏,一个鼠目寸光、怯懦自私。反衬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示和快慰的审美享受。并以正确的战争与和平观,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

  辩证

  《采桑子?重阳》是渗透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美学观的一枝奇葩,并且充满了辩证法。

  古代歌咏人生的诗词,尤其借秋抒写人生的诗词,许多都有感伤的色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便是一例。即使政治、军事、文学上都有建树的曹操也有这样的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但在毛泽东看来,则截然不同了。“人生易老天难老。”“人生易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由于“天难老”,自然界是无限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人也就可以一代一代无限地繁衍下去。这事物的客观性,所含的辩证法便成了有限与无限的联结,所以连老子都鼓击而歌庆贺辩证法的胜利,毛泽东更不会有什么感慨了。

  这首词的核心句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也充满了辩证思想。一提战争,人们便自然会想到牺牲和灾难,就会想参加革命战争的人,会付出血的代价,甚至牺牲最宝贵的生命和常人所说的幸福。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正因为战争,自然是革命战争,才能摧枯拉朽,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和更多人的幸福,也使个人更崇高,更有价值。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也体现了革命者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没有无产阶级的战争观、生死观、幸福观,是不会由衷地赞美革命战争为“胜似春光”、“故地黄花分外香”的。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也是这种辩证思想的体现。毛主席一方面看到斗争形势处于极度艰苦的阶段。另一方面更看到人民的力量,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便是革命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毛泽东才创作出极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

  评史

  《贺新郎?读史》是一首典型的评论历史的诗歌。他以极其概括的语言,囊括、咏叹了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人类的诞生到归宿,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长达几百万年。真正大笔如椽,势能扛鼎。

  读史、评史,不仅是为了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这条历史规律就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说得更通俗明白些,便是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说的: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这条规律,是历史的结论。人们掌握了这条规律,用以观察历史、现实中的各种现象,观察人世间各种问题,才不至于做那蒙欺受骗的“无涯过客”,才能分清敌友,才能明辨是非,明辨真、善、美,才能自觉地跟党走国家富强、人们共同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

  不过以诗评史,和一般的史论,是有着显著区别的。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即所谓“言近指远”。不象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为深远的意义。如《贺新郎?读史》中,以“只几个石头磨过”,反映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以“铜铁炉中翻火焰”反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反映几千年来阶级社会中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残酷性,等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用形象思维”写成的诗。

  示教

  赞美英雄,颂扬他们的业绩,激励后人继承前人的遗志,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开辟更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也属议论。

  《七律·到韶山》一诗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便是。这气势豪迈,惊世绝俗的警句,既颂扬了革命先烈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又颂扬了他们用鲜血染红五星红旗、哺育革命后代、映红神洲大地的英雄业绩。

  这两句雄浑磅礴的诗句,还有其更深厚的内容。它说明,无数革命前辈,正是在先烈的鼓舞下,继续奋斗,才取得革命的成功。这两句诗还激励一代一代的后人知道,革命先烈是为幸福的今天,是为更幸福的明天而牺牲的,绝不能忘记他们,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要使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直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朋友有了缺点错误,要爱人以德,相见以诚,毛泽东是净友的典范。他的诗的形式,对“诗友”进行劝勉,有时达到极为耐心、循循善诱的程度。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便含有精辟的议论,无限的真情,善意的规劝。请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理精情深,感人之极。“莫道昆明地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既是从抽象的哲理予以开导,又是对柳亚子先生去留的表态。

  毛泽东曾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的态度或敷衍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又说:“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有公有私,公私分明。既有极严肃的原则性,又极富人情味。这便是他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首诗便绝好地体现了这种高度的原则性,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灵活性。

  在这里毛泽东表明了党、人民和他本人,并没有忘记柳亚子先生过去同情共产党人、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效力的功绩。还表明,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新中国的诞生,是包括柳先生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对柳亚子先生自命清高、自负才学、自觉待遇低、自恃有功于革命,因而功成而退的思想,却进行了认真的批评。

  毛泽东作为“二十三年三握手”的诗友、挚友、诤友,作为新中国的“开天辟地”者,这种发自肺腑的友情和善意的规劝,情真意切,动人心魄,终于唤起柳亚子先生老当益壮的情怀,打消了归隐的念头。

  婉议

  《沁园春·长沙》带有浓厚的议论色彩。中心论点是:毛泽东及“百侣”这些革命家就是祖国命运沉浮的主宰。上半阕提出问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半阙未直接回答,却回忆以往的战斗生活,但答案却明确无误地含在这回忆里,只是手法上较为婉转些。

  诗的表情达意要委婉,不宜平直;曲折方能深远,诗最忌讳的是浅露。抒情诗如此,议论诗也如此。当然,委婉是为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回味的余地,绝不是要把诗写成猜谜语一样的朦胧诗。压根儿不想让人读懂,反正不是面向工农兵的。

  自然,在诗中发议论,还有多种形式,如“借典”,“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又如“寓哲”,即寓哲理于形象,“无限风光在险峰”便是。因在“一石击水使天惊”一节中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以诗的形式发议论,自古以来,有过不少争论。其实,问题不在于可不可发议论,而在于采用什么恰当的形式发议论。古今中外以诗的形式发议论的佳作是不少的。裴多菲的《自由和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不是在发议论吗?不是在世界上广为留传了吗?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不也是发议论吗?自古以来,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又有谁能否认它是千古绝唱呢?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诗,全诗都是在发议论,所议人的生死价值,具有极强的战斗性,成了多少有志者的座右铭!

  不过,用诗的形式,发好议论,实在不易。因为一般议论靠概念、判断、推理,靠逻辑思维,而诗要靠形象思维。一味地堆砌概念,又不讲音律,是不成其为诗的。清人沈德潜提出诗中的“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是对的。就应做到“缜细能精至秋毫,周密见天衣无缝。理密而不依赖形诸言辞,思精而不见做作。虽明明象有真迹可寻,但不能只凭理性来演绎;有意象快要产生的时候,奇妙的造化已经潜伏在心中了——即理念了”。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通篇都是鲜明的形象:大地、风雷、精生白骨、唐僧、金猴、千钧棒、妖雾等,评论的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事,阐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斗争策略。可内容深刻而形式缜密,无懈可击。

  另外诗中议论,不能象一般议论文那样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而必须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如《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猿相揖别”是从猿到人的形象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开头五字,飘然而来,写人类从无到有,是比喻。“只几个石头磨过”,指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把长达几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七个字之中,显然也是借助比喻。“小儿时节”,更是鲜明的比喻。指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喻为人类的童年时期。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上面所引三句是最好范例。“以小摄大,举重若轻,以俗为雅,亦庄亦谐,如话家常,饶有风趣”,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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