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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昔日文人艺，功在灵巧变化中
无论什么艺术品，都存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毛泽东本人极好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词作品，不但有极强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且极力追求艺术形式上尽可能的完美。这里不想对他的诗词的表现形式作全面系统的探讨，只想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他利用前人运用过的艺术方法，使自己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极完美的程度，取得极大的成就，堪为我们的榜样。这对在艺术领域里制造“假冒产品”的所谓艺术家，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毛泽东极讲究结构顺序。顺序而叙，自然成章。因为凡事都有个始末，有个来龙去脉。他的作品都是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的。所以，读他的文章、诗词，都觉得条理分明，易于理解和把握。
如《七律·长征》，依照红军长征的路线，先后顺序极为清楚。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表现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总括一句，点明题旨，统领全诗。这是著文作诗常用的方法。其余颔联、颈联、尾联便是依照红军长征的实际顺序而叙。红军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经过了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胜利地冲出了敌人层层包围圈。又经过了横亘贵州、云南之间的乌蒙山脉，然后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最后翻越长年积雪的岷山。就这样翻千山，过万水，历尽艰险，冲破敌人堵截，摆脱了敌人围追，跋涉二万五千里，完成了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奠基陕北。这样结构全诗，即使初具现代历史知识的小学生，也不难理解。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源于生活的，只要作者忠于生活，依生活的原型作基础，再予以艺术的加工，便不难创作出条理分明、层次清楚的艺术品。长征所经历的山，绝不止“五岭”、“乌蒙”；水，也绝不止“金沙”、“大渡”，选取典型而已。但是，这先后的顺序，却是现实的真实，不好艺术改造的。
诗以情为灵魂，如果说叙事是画龙的话，那抒情便是点睛。而《长征》全诗，依据生活的真实顺序叙述，又基本上是白描手法，诗人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
毛泽东的处理，是很富艺术才能的。他先用开首一联，统领全诗，“不怕”、“只等闲”已显示出红军的无畏的英雄气概，而后把“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喜”、“开颜”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词嵌在各句里，极充分地表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千古杰作，就是这样来源于生活，经过诗人的艺术再创造，而高于生活的。
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是诗文表情达意最基本、最普通、利用率最高的几种表现方法。创作各种文体的作品，都要用这些表现方法，只是因文体不同而各有所侧重罢了。如果一篇文章里，同时用这几种方法，必须做到恰当，并依据文体的不同，摆正它们的位置。如记叙文要以事感人，所以应以记叙描写为主，杂以抒情议论等；议论文要以理服人，所以应以议论说明为主，杂以记叙抒情等；说明文要以知识教人，所以应以解说为主，有时也可有记叙和描写；唯诗最难，要以情感人，当然要以抒情为主，配以记叙，而在诗中议论、说明可就更不易了，因为议论说明都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便是逻辑思维，而诗是要形象思维的。
毛泽东运用这几种表现手法于诗词创作中，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才能。如《七律·到韶山》便恰当而巧妙地运用了记叙、抒情、议论、说明等五种手法。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从眼前落笔，交代时间和地点，是记叙。
既交代写这首诗的时间，也说明诗人离开故园的时间之长，又是说明。
“红旗卷起农奴就，黑手高悬霸主鞭。”
宕远一笔，倒叙既往，忆往昔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无疑是记叙。自然也是描写。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就是明显的议论了。这联议论大概含有三层意思：一是说革命先烈们为人民的利益献身，就比泰山还重；为革命捐躯，就是死得其所；二是说先烈的战友们，同样为了人民的利益，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终于埋葬了旧中国，建设起新中国；三是说革命的代代接班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使革命不断前进，日月常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内容上看，紧承上联，是抒情，方法上是描写。毛泽东热烈地赞扬昔日的农奴和他们的后辈们，绘出韶山的丰收景象，他们的事业也是英雄的事业。他们身处农业战线，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英雄。毛泽东亲眼看到事业兴旺，后继有人，怎能不无限欣喜啊！内容上有严密的逻辑性，形式上，作为尾联，以描写现实景象作结，正好与首联呼应，结构完整而严密。
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表情达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情景相生。作为诗歌，景不传情，无情味；情不含景，无诗味。毛主席的诗词，就能使二者自然地水乳交融起来。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他的诗词，总是要表达政治抱负，抒发革命情怀，但这抱负和情怀，却不是象在散文里那样直说，而是把这壮志豪情溶在生动的形象里，溶在诗里行间，象泉水汩汩而出，涓涓流淌，有形，有色，有声，有情，形色俱备，声情并茂。如《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这里写景。故友重逢，重游岳麓山，极目远眺，碧水荡漾，重峦叠嶂，近水远山，空蒙飘逸。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欣喜之情，也从字里行间自然溢出。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继续写景。不过是由小而大，由眼前而联想到全国。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平原到山区都蓬勃发展）尽收眼底，并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情怀和气魄，溶进了这壮丽的山水之中。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再宕开一笔。毛泽东把眼前、中国的情景，与世界的革命风云连接起来，高瞻远瞩，恢宏旷达。这哪里是站在岳麓山上，这简直是站在地球之巅。虽是想象，但全是形象，毫不枯燥。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字面上是感叹（韶华易逝），是抒情，但这情中又含景。1955年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信时，已离别将近三十年，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三十年后，又回到农民问题上来。前者毛泽东曾预言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起而革命的画图。现在毛泽东又展现出一幅崭新的图画：五亿农民展开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而且更加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前者是推翻三座大山，砸烂旧世界，求解放；后者是建设新世界，从事前人从没干过的事业，创造新生活，因而意义更加伟大。
写景壮阔秀丽，抒情则酣畅淋漓。诗情画意，锤字练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整首诗，从首联到尾联，如行云流水，情源于心，而溢于字里行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艺术上显示出极深的造诣。
即使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里常用的一种方法——对比，毛泽东也顺手拈来，为我所用，而且是灵活变化，高人一筹。
《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写旧社会，山河枉自多娇，鬼魅唱歌，人民哀号。而第二首写新社会，则是春风杨柳，六亿神州，遍地舜尧。人民群众在旧社会，受压榨，遭蹂躏，人变成鬼；在新社会，翻身当主人，在一穷二白的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多么鲜明的对比！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在不言之中。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上半阂写旧社会的黑暗，人民不得团圆；下半阕写新中国的诞生，无限光明，人民五亿，团结如大家庭，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则又不同，它是上半阕写两个形象的鲜明对比：一个是鲲鹏展翅，扶摇九万里，俯视人间，不动声色，内存伟力；另一个是蓬间雀，被“炮火连天”吓破了胆，惊呼哀号。由这种鲜明形象的对比，突出了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看待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善于创造，绝不受旧传统的束缚，表现在写作方法上也如此。
《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的结构，就很特别。农民由不堪受压迫，而同仇敌忾，而暴动，而进军，建立根据地，是生活真实的顺序。毛泽东没按这个顺序，既不是顺叙，可也不是倒叙：先写暴动，然后由受压迫，而起义，而进军，而建立根据地。而是从“工农革命”落笔，接着写这支革命军队的进军，下半阕才从受压迫写起。
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从内容方面看，这样写突出了“八七”会议确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突出了“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的思想，还突出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从表达方式上看，首先突出这支队伍的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旗号”，色彩鲜艳，格外耀眼，有无尽的象征意义，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向来实事求是，一切讲求实效，不拘泥于形式，此即一例。
这首词的表现方法，既不是顺叙，又不是倒叙，可称之为逆挽。《采桑子·重阳》的结构与《西江月·秋收起义》的结构类似，较特别。而《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结构也是这样的。
毛泽东作诗填词，所用的表现方法，虽然古人都用过，只是这些方法到了他手里，用得更灵活多样。这可以举出许多例证，而且也极具特色。如《卜算子·咏梅》所用的就是“婉转法”。通首词全是具体形象，但借事托情，委曲婉转，表达的却是庄严重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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