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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引自孙子兵法上的话，并肯定这“仍是科学的真理”。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是唯物的、辩证的。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因为唯物地把敌（彼）我（己）双方作了全面的对比，并作出辩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它的科学地位和军事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它在语言上的特色。
首先对中日双方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矛盾着的基本点作了对比分析。
一、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
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
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三、“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而“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而“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这样看来，“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走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次，又对敌我优势、劣势变化趋势作了对比分析。
“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
再次，对战争形态诸如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作了辩证分析。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中，我方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相对他说，“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而各个游击区，则“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从战争的发展看，“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所谓有后方和无后方，是说主力军，“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游击队则“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
毛泽东在分析包围和反包围时，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
二是“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
三是如把世界分为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这又形成了第三种包围和反包围。
此外，毛泽东在谈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时，非常辩证而生动地指出：“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了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从以上已清楚地看出《论持久战》以其鲜明的对比，辩证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点。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那些以偏概全反而认为抓住了全貌的人的嘲弄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愤恨。他并且预言：“人类的战争时代将经过我们的努力而告结束，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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