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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封我四个官啊？”
1965年底，由于林彪一伙发难，搞突然袭击，罗瑞卿被搞下了台。经中央军委决定，由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再提议由叶剑英兼任，最后还是不得不走马上任了。因为杨成武同许多人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革”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林彪、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作为总长，他经常处在“夹缝”中，无所适从，又百思不得其解。
1967年，毛泽东要在7、8、9三个月外出巡视，周恩来和政治局的许多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都劝毛泽东不要去武汉。但毛泽东胸有成竹，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改变主意。同时毛泽东还决定要杨成武陪同去，他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还特意关照杨成武：“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经过沿途巡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已心中有数。一天，他把杨成武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同他谈了对“文革”的一些意见，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杨成武一路上跟随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精辟见解，使他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翻看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的话本来很幽默风趣，但在场的人却没有笑的——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他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令人吃惊。屋里静得可怕，因为这是在场的人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难怪，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回北京筹备庆祝“八一”建军节，回到北京，叶群见到杨成武就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又说：“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事了没有？”
杨成武听了叶群的话，马上想起“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什么永远健康??”所以只好摇摇头，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谁知因此而得罪了林彪夫妇，以致后来屡次向毛泽东进谗言，以“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萧力（李讷）要夺他的权”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杨成武，最终以黄永胜取而代之。这都是后话了。毛泽东几次谈到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打算1968年春天或稍迟些开党的“九大”。并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杨成武火速赶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①。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见他进来，放下手中的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周总理，‘玉、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认为事不宜迟，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对林彪一伙来说，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因为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此可见，林彪看中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清除的人。其实，林彪是很善于搞两面手法的，有一次，秘书向他汇报，在一份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一旁说“这一条不能勾”，并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他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还有一次，他对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听后颇为得意地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重要。”
真是这样吗？请听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的话吧。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由此可见，“谁封我四个官啊？”表达了毛泽东复杂的感情。初听幽默，实则是讥讽，因为毛泽东是最高领导，谁还能封他呢？细想起来，此话又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的举动颇含疑忌。这也正是毛泽东后来逐渐发现林彪图谋不轨的基础。
这是毛泽东1967年说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的讲话和1970年12月18日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讲话，可以说是对这句话“谁封我四个官啊？”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斯诺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当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实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毫不隐晦地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如果把毛泽东对林彪讲的这些话连起来推敲一下，就更能显示“谁封我四个官啊？”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
“谁封我四个官啊？”用的是明知故问，即把自己和对方都明确的问题故意提出来，以取得无可辩驳的说理效果的一种说理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常用以说理的方法之一。
【注】
主、关、戚的种种劣行：指1967年8月，王力、关锋、戚本禹掀起了一股冲击外交部的狂风。8月7日，王力在外交学院讲话，挑动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8月16日封了外交部的大印。8月17日，押着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游街。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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