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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章士钊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60年迁入宽敞明亮的新居后，生活优裕，心情舒畅，便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并开始撰写一本《柳文指要》。
毛泽东得知后，提出先睹为快的要求，所以1965年章士钊便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集近百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评价。
正当《柳文指要》要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结果刚刚送到中华书局的书稿便不得不搁浅了。
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章士钊根据“文革”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都有结果的经验，又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
1971年，这位九十岁的老人一生中篇幅最大，最完整的巨著。终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欣喜之下，章士钊自费购书百册，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友好。最后还经周恩来建议赠给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先生一本。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毛泽东曾先后给章士钊和通过康生转交的信件，谈了自己对《柳文指要》的意见和评价。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
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章士钊《柳文指要》初稿后写的一封信。毛泽东把《柳文指要》上下西部通读一遍，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还谈了自己的看法：“义正词严，敬服之至。”7月中旬，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子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均指《柳文指要》。“友人”，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曾向毛泽东借阅《柳文指要》，所以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专门谈了对《柳文指要》的看法。主要看法如下：
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从章士钊1960 年开始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撰写《柳文指要》，到1971年正式出版，都与毛泽东的过问、参与、鼓励、支持分不开。毛泽东的态度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中。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艺术而形象地表示了毛泽东对章士钊写《柳文指要》感情上的赞赏和支持。并从行动上，在未成稿前，提出先睹为快的要求。特别是正值“文化大革命”处在“斗、批、改”的阶段，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柳文指要》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当然，毛泽东不是无缘无故地支持，而是因为正如他自己对《柳文指要》的评价所指出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颇有新义”。毛泽东本来酷爱中国古代散文，对柳宗元的文章尤其推崇，所以，对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颇为赞赏，初读之后，又“敬服之至”，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历时十年一贯支持的原因。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引用《诗经?国风》上的诗，动情地表达了赞赏、支持的态度；“敬服之至”，肯切地表达了鼓励之意；“义正词严”、“颇有新义”，中肯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评价。这些正反映了毛泽东书信的中心，也正体现了他语言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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