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十大关系
1各部委汇报工作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的历史主题。
1956年初，毛泽东刚从杭州归来，一天，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中，他谈起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欣然承担了此任。没有多久，汇报就开始了。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有34个部委的汇报，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时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34个部委汇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首先是刘少奇听取各部委的汇报。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精神之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这个谈话从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以后，刘少奇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话）。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时逐日编出的《中央大事记》载，前一段共约谈了32个部委（包括国务院直属局）。
日程是：1955年12月7日国家建委、城建局，8日和10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12日煤炭工业部，13日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14日地质部、石油部，15日建工部，16日重工业部，22日计委，27日地方工业部，28日纺织工业部，29日轻工业部，30日手工业管理局，31日财政部，1956年1月2日粮食部，3日商业部，5日外贸部，6日农产品采购部、人民银行，7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26、27日计委，2月16日铁道部，17日交通部，18日邮电部，21日民航局，3月5日高教部，6日教育部，7日卫生部，8日文化部。
其次是毛泽东外出调查。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接下来才是毛泽东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这个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由各部汇报。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视察南京市郊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干部、社员亲切交谈。
《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这个汇报同刘少奇听取的汇报不同的是：只限于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不包括政府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机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广播事业管理局于3月7日到10日，向中央报送了详细的书面汇报提纲）。听取汇报的，除毛泽东外，有时有周恩来（参加次数较多）和陈云、邓小平以及书记处其他同志。
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月中旬，正在34个部委紧张汇报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贾拓夫、王首道和薄一波开会，传达毛泽东指示：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我们分别拟出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等各方面的汇报参考提纲。工交方面的汇报提纲是由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这三个单位于5月2日后合并为经委）共同拟定的。各方面的提纲拟好并由计委汇总后，3月3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这个汇报于4月下旬开始。到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4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材料。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成员。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一书面汇报。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毛泽东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新中国建立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事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本身和后来有关的讲话，已有明确的说明。《论十大关系》讲话，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经济部门向刘少奇的汇报和34个部委向毛泽东的汇报，内容大致相同。提出的问题，除了大量是各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业务问题外，带全局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一是关于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二是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三是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从经济上看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即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四是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五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每一次汇报。
2反思苏联模式
就在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东西方为之震动的大事。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个后来被称作“秘密报告”的文件，很快便在苏联国内外传开来。西方世界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了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章说，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其“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但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对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文章还对西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中伤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公开表明的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态度。
对毛泽东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仅因为他在1955年底即已提出“以苏为鉴”，而且更因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曾亲身经历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的失误。至少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认为斯大林绝对正确、毫无错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斯大林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使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苏联模式，严格说起来应该叫“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就经济方面而言，它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单一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实行超阶段的所有制公有化。1928年中期，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2%弱，20年代末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加速农村公有化进程，强迫命令大批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第二，以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源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前者必须大于两者当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和，方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苏联确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是却不惜挤压农业和轻工业，一是减少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将资金用于重工业；二是对农业实行高征购，但收购价格却又远远低于农业成本。
第三，超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度发展经济，在苏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二是生产发展速度。苏联“一五”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0%，其中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0%，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竟高达36%和46%，实际增长虽然没有达到规定速度，但也是以22%的年均增长率速度发展的。“二五”计划虽然规定的速度较之“一五”计划有所降低，但斯大林仍要求每年至少增长13-14%，而且每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一五”计划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增长19%，1935年增长23%，1936年增长29%，速度仍旧居高不缓。
第四，高积累、低消费的比例。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重积累，轻消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大量的投资用于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少顾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粮食产量竟长期达到不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第五，以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列宁在其晚年曾对这种体制作过改进的努力，但随着他的逝世这种改革未能进行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去革新过分集权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反而将列宁时期条条块块相结合的体制变成条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大权；地方的自主权少之又少，1936年的全国总产值中，地方工业仅占10%。本已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第六，排斥市场的统一计划经济。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中央政府制定出详尽琐细的国民经济计划，以此作为全国经济生活运转的惟一依据，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按计划进行，受计划支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没有市场交换的成分。
苏联计划经济的教训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
3《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他一开始就向与会者提了这个问题。紧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经过近两个月的“汇报工程”，又经过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震动，毛泽东将在今天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全面阐述。
毛泽东一共讲了10个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个讲话的题目因此叫《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5节说的是经济问题(其实第五节既属经济范畴，又属政治范畴，因为它讲的是分权)，讲话的后5节说的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
毛泽东讲完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三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邀集湖北、广东省委和武汉、广州市委负责人开了四天汇报会，这是继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办汇报之后，毛泽东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的开始。
5月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讲话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省市委书记汇报会提出的一些意见。
两次讲十大关系的记录，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1965年12月27日，根据刘少奇建议，并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时，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都没有收进去。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重新整理稿于7月13日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时再公开。”
这次对讲话的重新整理工作，是在胡乔木主持下完成的。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军现状时，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达，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思想，对体制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泽东吸取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着名观点。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泽东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谈到是非关系时，毛泽东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泽东着重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做过的错事。他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斯大林开除出情报局，在斯大林看来，铁托不听他的，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
这些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这是举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这些内部批评，后来我党中央部通报给苏共中央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1975年7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都被采纳成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二、召开中共八大
1八大的准备工作
11年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抗日战争开始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建什么国的斗争也已形成暴风雨来临前的浓云密雾。党的七大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四年后，它所确定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又一次处于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将如何把握这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转变呢？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8月30日开始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宗明义，一开始讲话就说明了八大的目的和宗旨。
总结经验也好，加强团结也好，目的都在于建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后反复作了强调。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1／3是讲建设。毛泽东在这里提的报告是八大的政治报告。他说报告的重点在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讲八大的重点在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此讲得更明确。他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而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八大闭幕以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讲道：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八大是按照《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来设计的。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批评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意义而忽略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观点，要求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八大确定在“二五”计划期间要增加对轻工业的投入。在工业布局方面，八大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沿海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组织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把两者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关系方面，八大强调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保证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在处理反革命问题上，八大都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具体化了，并形成一系列政策规范。刘少奇后来曾说过：“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当然，八大路线并不是简单重复《论十大关系》，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富、更具体、更全面，有些方面还比《论十大关系》有所前进和突破。比如，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提出必须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是《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及的问题，而在毛泽东本人那里，对反冒进尚持保留态度。又比如，陈云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体——补充”的构想，大会确认了这一构想，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集中经营是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主体，分散经营作为其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也是《论十大关系》没有论及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所设计的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公有制是惟一的经济基础，管理方式是集中经营，市场结构只有国家市场。“主体——补充”的结构，无疑是对原来所设想的体制模式的一种调整，比起那种铁板一块的体制，它显得有了活力。
毛泽东本人也在继续探索。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围绕这件“新事情”，为了避免在这件“新事情”上走老路、栽筋斗，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也讲了一些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意思。
他谈到掌握新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搞经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经济起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来年间，由于各国(特别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主要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因而到5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进入发达期，但这丝毫不说明人类的科学技术停止了发展，更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对起步阶段的经济发展无足轻重。毛泽东不仅提到要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学会“新”技术，这说明他在科学技术与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上颇有远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由此谈到了造就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新技术的掌握，都离不开知识分子，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才基础实在薄弱，1949年全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总计才6万多人，全国各类科研机构才40个左右。新中国最初几年经过努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观。到1955年底，全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只有几万名，在校学生每万居民中只有5人，而苏联有86人，波兰有50人，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就更高了。人才奇缺成为科技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解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专门人才的作用，二是大力培养新的人才。后者具有长远的根本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造就知识分子”。
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更为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员会变成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在中国社会转变中执政党实行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当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就面临一种全新的任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原来熟悉的东西大多已闲置起来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摆在面前，这就要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实行转变，把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以科学家、经济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转变的实现，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原有的中央组成人员自身转化为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二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充实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没有说明这两种途径，但却已明确指出了党中央成分改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
任何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的安定或纷乱，二是国家间的往来或隔绝。无法否认，不管处于哪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势必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时机，做出决策。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了分析。他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政治报告说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国际局势，毛泽东谈到了对外交往。他说，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要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实际上新中国同样有严重的困难，也要通过对外交往来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与文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当时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隔绝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同时，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财、物负担，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经济却因为美国向其大量的军需订货而受到刺激和发展。一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则发了横财。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就着力反映了上述思想。
最初的稿子送给他审阅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讲商业工作时，批语说内容“没有对外商业”，后来修改时加上了对外贸易的内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审改时，他在概括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内容时，加写了一句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八大期间，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形象地讲道：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这样观察中外关系的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不仅是从中国自身来分析问题，而且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样提出问题的目的，既是为了有利于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1956年2月，毛泽东与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界委员亲切交谈。毛泽东还谈到了民主问题。他在大会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方针，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但那时只讲了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民主问题。到这时毛泽东讲民主问题，范围显然已经大为扩展了，甚至可以理解为扩大到了全社会。民主问题本来就不单单是文艺民主、学术民主，它还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但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看起来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在经济起步的国度里就更为突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集权统治(或叫集中领导)，这样才能保持全社会的统一意志，以有效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但这会同发扬民主发生某种冲突。在某些人看来，必须牺牲民主以换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赢得发展。毛泽东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出解决矛盾的明确方案，但他却主张要扩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极一面，并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一条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2中共八大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由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选出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党的总书记。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大，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
第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基本上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各民族已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八大在作了上述的分析后，肯定了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党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会议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在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并吸取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会议在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上，坚持了1956年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议还根据苏联及东欧国家建设的经验，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充分地注意了妥善地安排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求做到既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又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第三，会议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设想。根据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指导精神，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这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如何划分管理权的原则。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提出了给企业一部分自治权的问题。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比较系统和具体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总格式。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的，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国家领导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其产党人已经开始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了。
第四，会议提出了发展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会议在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国家民主生活方面，提出了四个加强，即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国家机关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健全法制方面，会议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第五，会议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会议根据新形势和党的基本状况，反复论证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首要保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议向全党指明：“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为此，会议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八大党章中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会议强则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全党必须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决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突出个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三）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和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四）加强党的团结，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
中共八大闭幕式的主席台。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制定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提出双百方针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共八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了起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提出来的，它的意义之深远，是毛泽东也始料未及的，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伊始，一切都在调整当中。人们革命了几十年，有一种思想的惯性，动不动就喜欢用姓“资”、姓“社”、姓“封”的思想方法考虑各种问题。1950年，在京剧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派主张京剧是封建主义的，应该全部取消，另一派则主张全部继承。问题反映到毛泽东处，如何决断？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平剧（京剧）就曾提出要“推陈出新”。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些争论，他认为京剧还是要要，不单是京剧，名种戏曲形式都应该要，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1951年全国专门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的负责人知道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就请毛泽东题词，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延安相比，多了四个字“百花齐放”。这四个字可是非同一般，在戏曲界产生很好的反响。
此后又发生了几件事，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了自然科学上。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照这样的说法，西医、中医都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今天的医院怎么开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人说“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很多。
到了1953年，郭沫若与范文澜两位着名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本来这是学术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判定。有些同志要中央宣传部决定谁对谁错。这可难住了中宣部长陆定一。他想，这是学术问题，再者说来，各门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是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的。怎么办？陆定一报告了中央和毛泽东，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很快中宣部提出了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十分重视，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
不过，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觉得不好定论，主任陈伯达就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回答要“百家争鸣”，陈伯达随即传达了这个精神。
可以看出，50年代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来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1956年。1956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让历史特别钟爱和难以忘怀的年份，让所有文化人动情动容的岁月。
1956年，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毛泽东很多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在政治上要反对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注意发扬民主；在经济建设上要力求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在文化战线上要百花盛开、百花争艳。在毛泽东的心中把未来的中国描绘得五彩缤纷：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主要是讲经济问题的，但它体现了非常开放的思想。4月27日在讨论报告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听取意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言，就提到了学术界也要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文艺在苏共党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在写作上写几篇自然主义？……作品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陆定一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还曾说过：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又讲了这些意见。
讨论报告时，还有人说，毛泽东“百花齐放”的题词起了很大的作用，“百家争鸣”的精神反映很好，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接着讨论，毛泽东深感这些意见很好，他在总结发言时一锤定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相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总结中正式宣布了刚刚酝酿出来的“双百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双百方针，伴随着《论十大关系》的讨论，就这样定了下来。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一千多位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台下一片掌声。陆定一最详尽、最透彻的论述了这个双百方针。文艺界和科学界被震动了，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会后，陆定一收到不少来信，表示拥护和称赞双百方针。最后，陆定一的讲话，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做了少许修改，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6月13日，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通栏标题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双百方针”就不断地出现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党的政治决议里。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使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充分的自信登上了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峰峦，那是少有的政治家登临的地方。1956年，就这样孕育出了整个文化科学大地的春天。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文艺界着名人士巴金(右1)、周信芳(右2)等。人们对春天的反映是敏捷的，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的热潮。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文学艺术界，各种形式、体裁、风格，以及反映不同时代的小说、诗歌、戏剧出现在报刊、杂志、舞台上，1956年出版的学术着作比1950年至1955年6年内出版的数量还要多，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对如何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歌颂与暴露，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质疑。一些批评官僚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也见着于报刊文字。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刚刚从生与死的战火中走出来的，他们为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出生入死几十年，又有多少身边的人，乃至亲人、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是神圣的，他们的心态是无私的，他们是完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一旦有人对他们说三道四的时候，便很难理解。所以不少党员干部对文艺界的批评表露出怀疑、忧虑乃至反感。
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反映不同于这样的心态，在他看来所有那些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文艺界难得的兴旺气象。因而这些人的心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开始意识到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这种现象，又一次重申：“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做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做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有几封与百家争鸣有关的信件，收集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一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
毛泽东就此事写了这封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明确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争鸣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在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还有一封是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的信。信写在一份谈话记录上，记的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毛泽东的信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以后，陆定一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毛泽东展开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宣传会议期间，中宣部汇集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共33个），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画了许多圈圈道道，还做了若干简短的批注。
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在有人认为经典着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许怀疑吗？”
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内容，表现了信心和气魄，对那两篇讲话，是重要的补充。
1957年4月，北京大学李汝棋教授写了一篇《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看后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将原题改为副题，重新拟了一个正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写了一个编者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对其进行了肯定。
2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根据一份“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纲，发表了后来正式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这篇着作，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研究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的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文献。它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性地论述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要课题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毛泽东说过，1956～1957年是“多事之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后被披露，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首次大量地公布于世，在东西方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国际上随后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恶浪。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11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波匈事件中，群众罢工、游行示威，表现为与党和政府的对立。
在国内，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激烈的一年，各种问题在不断暴露出来。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之下，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因素，连续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群众闹事的风潮。据粗略统计，自1956年秋至1957年春半年时间内，全国有罢工、请愿事件几十起，参加者共万余人；几十所城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总数亦达1万多人；广东、河南、浙江等省农村先后出现退社风潮，仅广东退社的农户就达十一二万户，一二百个合作社垮台。
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发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有许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在有的党员、干部看来，工人、农民、学生闹事，这是只有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的事，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简直不可想像。因此，他们有的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有的则认定这完全是少数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捣乱造成的，对闹事者要运用专政的手段。广东某县公安局在县政府和某乡群众关于一所麻风病院拆盖的纠纷中，竟出动了武装干警。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确也有极少数反动分子混迹于闹事群众中，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有的人恶毒地咒骂当地省委是“僵尸”。有的学校闹学潮，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组织示威游行，企图夺取当地广播电台。
在人民内部问题与敌我斗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住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认清少数群众闹事的根源并给以恰当的处理，从而化解社会上出现的乱子和存在的问题，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安定的政治局面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遂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共产党人解答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上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到了必须提出给以论述解决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无法观察、论述尚未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产生何种矛盾。列宁虽然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他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他还未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由基本矛盾会引发哪些种类的矛盾；非对抗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但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却是绝对化了。
斯大林在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观察到苏联社会存在内部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也提出过有结合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富农的矛盾）这样的说法，甚至谈到处理结合内部的矛盾应采用协议、互相让步的方法，缓和斗争和冲突。
但斯大林有个致命的弱点：从他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就认为一切矛盾都消失了，长期以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国内出现问题，必定是外国帝国主义在策动，一定是敌我矛盾。这样，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正常原因，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方法。
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斯大林把大量内部矛盾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许多人工作中稍有不同意见就被怀疑为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惨遭处决、监禁和流放。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长时间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到斯大林为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是零碎肤浅，有很大缺陷的，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能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矛盾，并对矛盾做出科学的分类，提出正确的处理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未能及时阐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集中的，突出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转变及共产党人在这个新形势下应采取的对策。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是停滞不前、脱离实践的，它面对实际无能为力，起不到指导作用，亟待创新发展。
实践的呼唤，理论的需要，推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为主体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召集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在1月18日和27日作了两次讲话。27日的讲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如何辩证地看待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如何对待闹事的问题。他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意见。
不过，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并不严重。他用轻松的语气说，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又说，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还说，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人，有的对出现闹事现象十分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
毛泽东还告诫与会者，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即使对于带头闹事的，也要分析，有些人经过教育，还有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只须剥夺他的政治资本，把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开除之类办法，简单是简单，爽快是爽快，但是容易不得人心，并不能妥善解决问题。
对于民主人士怎么办，毛泽东说，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让他们这样做，压制批评，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是很怕批评的。而且民主人士的批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错的可以反驳，不错的可以补充共产党的短处。
毛泽东接着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学生闹事，梁、彭、章等人放“屁”，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他提醒与会的高级干部们：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讲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与处理问题。
当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加以展开论述，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这天，他一口气讲了12个问题：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革；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长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本改变面貌。这12个问题，核心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内部仍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处理和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敌我矛盾只能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四、调整国民经济
1调整经济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但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间不长，又由于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在经济建设中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损失。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表示几年来他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几次会议上同意钢铁高指标，还有对一平二调的严重性认识不够。生平也是第一次感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容易的事情，他写道：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它。
基于这种情况，1960年7至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提出了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把一切不合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毛泽东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八字方针虽然提了出来，并没有具体落实，又强行进行了半年的“跃进”，终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为农村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并多次审阅修改，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形式下发的，可见当年的毛泽东已经有些着急了。文件的重点是反对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也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
“农村十二条”是1960年11月3日下发的，很快就有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反映农村严峻形势的材料仍在大批地上来，到了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对“左”的情况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他严重地意识到，眼前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
毛泽东的心情也因此越来越沉重，他的话少了，常常沉默不语。没有想到，经济工作如此艰难，和打仗一样，弄不好也会受到惩罚的。尤其得知数万饥民嗷嗷待哺，心中难过，他提出不吃肉了，表示要和全国人民共甘苦。
在极其严重的困难形势面前，怎样才能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呢？毛泽东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与反省。
毛泽东痛定思痛，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年党脱离了实际，对下边的情况不摸底了，尽管他们是从农村走来的，但对农村的问题还是缺乏深刻的调查和了解。1960年末他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月，又主持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年末的一次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的，谁也没有想到它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他感到了内疚和不安，并认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恐怕是急于求成的结果。
他在1961年1月的会上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深有体会地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凭感觉和估计办事，情况不明，决心不大，工作没有做好。为了做好工作，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他并且讲，我自己也要亲自调查。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这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和中央对险恶的经济形势已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改变思想和工作方法，下决心开始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
会后，毛泽东针对农村情况组织了三个调查组，陈伯达一个组，跟他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
陈伯达小组到广州时，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以后，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无论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这个人的个子不高，但态度十分坚决。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和田家英处，也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大家共同感觉，仅仅有了“十二条”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农村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大区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六十条”是大家经过调查制定的，在毛泽东看来，这还只是上层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要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表明了这个态度，并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3月23日，中央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个指示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央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的决心。
3月会后，大家拿着草案，重又回到原来调查的地方。邓小平、彭真到大兴、顺义调查，周恩来到邯郸调查，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陈云回家乡青浦调查。各个省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又发现不少问题，反映到毛泽东处来。毛泽东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批转了有关这些问题的10多件报告。
毛泽东在广州。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六十条》草案和继续整“五风”，他还要求到会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等等）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为5月会议做准备。
5月21日至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调查所得，花了20多天的时间，会议对《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形成了《六十条》修正草案。
根据调查所得，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群众意见很大。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群众对分配中的供给制有意见，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此外，修正草案还增加了一些新规定，如“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谈了他的感想并代表中央再次承担了“大跃进”以来错误的责任。他说：庐山会议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他还说：一平二调的彻底解决，是从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现在一看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这一次中央文件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还有一个是平反和处罚，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在谈到当时的形势时，他说，经过3月广州会议、5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并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在检讨。
到了9月庐山会议，又发现六十条修正草案对农业的严重的平均主义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它严重地束缚着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影响着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经过反复听取意见，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意见。并就此问题由田家英起草了文件，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讨论通过，解决了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与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毛泽东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到此便结束了，他未能再进一步的听取群众的意见，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在1962年，当农民进一步要求包产到户，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时，毛泽东不但坚决拒绝，还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
1961年，除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取得重要进展，对国民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如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稳定调剂市场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果。
此外，在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的同时，由邓小平牵头，还主持制定了工业条例（简称七十条），各部门也分别根据本行业的情况制定了自己的条例。如科技、文艺、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制定了条例。各行各业都在紧张地进行调整当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不过在1961年初，中央在制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还是对情况没有摸透，只打算在保持1960年总体水平的基本建设上放慢速度，进行调整，并未意识到1960年的指标还是太高了，根本不合实际情况，要大踏步后退才是。所以，1961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不是主动后退，以集中力量去加强薄弱环节，而是且战且退，还没有获得工作的主动权。
1961年8至9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等问题。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会议的第一天就讲话说：
毛泽东在庐山。我们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以为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两三年，还要碰大钉子。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
毛泽东在讲话中是就农业六十条而言，但对于进一步探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采取更加坚决的调整措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此次会议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中央转发七十条的指示中说，我们已经丧失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不能再犹豫了，要当机立断。近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会后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便大大调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调到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生产能力上来了。
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调低指标问题上，应该说，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因此看不起我们，印度的尼赫鲁看不起我们，美国看不起我们。但是，毛泽东说，不能务虚名而遭实祸。到了后来，又取消了赶英超美的口号，采取了全面务实的态度。
2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但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中央心急如焚。
此外，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了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就很难发展了。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想向全国征购120亿斤粮食，比1961年多征199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无论如何很难完成。为此，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问题。
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上调的粮食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第二，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征购是7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最后认下了150亿斤的上调数字。但强调说，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华北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点：第一，人们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第二，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毛泽东提出，开就开大会，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会议当做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由此做出了1962年初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全党干部会议的决定。
后来杨尚昆主持起草大会通知时，考虑在工业方面，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提议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也找来一起参加，得到了毛泽东等的同意。这样大会就达到了七千人的规模。
大会最初的主题，是中央起草的一个报告，通过报告总结经验，讲清问题。然后大家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达到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目的。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布置大会通知写些什么内容时，讲清了这个问题。他说：在通知里要出题目。通过讲经验来总结几年的工作。现在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懂得发扬什么，克服什么，我们就是为此而开会。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推动征购。
11月16日下发的会议通知基本反映了邓小平的意思，通知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近几年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通知下发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相继外出。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意见，安排陈伯达牵头，组织吴冷西、胡绳、田家英等起草大会的报告。
一个月后，刘少奇由外地返抵北京，同邓小平一起主持报告的起草工作。刘少奇对原来的报告稿不甚满意，他认为错误没有讲透，对反对分散主义讲得还不到位。他对起草报告的同志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到1962年1月9日，报告改出了第一、二部分，刘少奇委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请毛泽东审阅。同一天杨尚昆遵邓小平嘱咐，报告毛泽东：稿子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修改，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
报告送给毛泽东之后，从毛泽东的日程表来看：1月11日举行大会宣读报告，9日23时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而且还不是报告的全部，第三部分要晚几个小时才能送来，对毛泽东来说，时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于次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表示：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名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经过慎重的考虑，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改变了想法，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不需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即刻发给大会讨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按着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就分组进行讨论。因为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使人们想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报告发给大家之后，立刻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就几年来出现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三面红旗”、党的作风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比较一致，有些意见则尖锐地对立。换句话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比如：关于成绩和错误，有一些人提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经验教训也说得不够透；也有人提出报告对缺点讲得还不够，实际工作中缺点比报告讲的还严重得多。还有人提出报告在最后应该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
还有人说三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起义。三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关于“三面红旗”：有人提出，报告中几个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提法不一致，如“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等，可以统一用“完全正确的”。也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具体问题不好讲。还有人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甚至有人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有人提出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了解问题。有人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不要反到县以下去。
关于出现困难的原因：有人说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有人说是对毛泽东的思想体会不深，对毛泽东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也有人婉转地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指示为何不能贯彻？为什么错误范围如此之广？还有人说，不是没有经验的问题，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
关于错误的责任，有人说，中央、地方的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不能服人。责任主要不在下边，而是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关于天灾“人祸”问题，也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人祸”是主要的，另一种认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
华东、华北还有不少人指出：十年指标太低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低，只有15％。信心怎么办？
毛泽东听了会议的各种反映之后，感到大家的意见很多，问题也很多，目前存在的分散主义仅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在分散主义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反对分散主义就将大打折扣，就很难使全党干部同心、同德，共渡难关。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新决定：延长会期，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刘少奇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不久，又提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书记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修改。会议的主题由此变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3毛泽东、刘少奇“相得益彰”
自1月17日起，刘少奇每天下午主持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报告，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凡大会涉及的问题，起草委员会都进行了讨论。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刘少奇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个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他甚至说，不反对分散主义会使干部变坏，会产生修正主义。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当谈到“大跃进”这面红旗不好讲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缺了一面不好，还是讲“三面红旗”。同时又说，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陈云出主意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刘少奇后来对“三面红旗”的说法，显然是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对于十年计划指标，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对有些人认为指标低容易使人没有信心的说法，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情感。
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彭真提出毛泽东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泽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陈伯达向彭真发难，说彭真要把我们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叫毛泽东负责。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提醒说，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泽东负责。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
刘少奇主持会议，没有就此事发表意见，其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会上一些意见有些采纳了，有些没有采纳。如十年计划指标问题，不但没有提高，有些指标比原来的报告还降低了。
修改后的报告，1月24日送毛泽东审阅通过，1月25日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1月27日，刘少奇一面将报告（书面报告）发给大会，一面就报告涉及的问题及大会提出的热点问题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即口头报告）。刘少奇的报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做出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判断和说明，为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他做的两个“三七开”的判断，即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成绩和缺点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会上议论纷纷，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七千名干部期待着中央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或者说希望中央讲真话，向同志们交心。在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做出判断的情况下，刘少奇根据他调查研究的情况，及对两个问题的反思，对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应该根据各个地方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地方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此外，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各个省委、地委、县委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判断，一年不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再判断。刘少奇的讲话，为各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实质上各地均可以把自己划在特殊地区，得出“人祸”是主要原因的结论。所以刘少奇提出的这个“三七开”，在与会同志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同志反映说到了大家的心里，这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大家被中央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鼓舞，感觉跟着党走还是大有奔头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无疑是敲了警钟。
第二，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会上的议论也是相当多的，大会十分关注中央的声音。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除了谈到没有经验之外，重点强调了党在主观上的原因。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实事求是的讲话，深受与会同志的欢迎，他们认为回答了大家心中的疑问。
第三，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则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刘少奇的讲话虽然谈到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但对“三面红旗”没有做明确的定论，提出要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联系他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谈到的话，最难说的是“三面红旗”，显然对“三面红旗”是有看法的。
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刘少奇逐渐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模式，转而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表现出这种探索的继续。也正由于刘少奇在大会上对“三面红旗”表现出来的保留态度，客观上为会后人们试行包产到户开了绿灯，也为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和实践上的经验。
在谈过了刘少奇对大会的贡献之后，考察整个大会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表现了在复杂的局势下，能够驾驭全局，走向胜利的战略家气派。
首先，适时改变了大会的主题，将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通过贯彻“三不主义”，放手总结经验，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达到解决分散主义的目的。
这种会议的开法，在中共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也是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毛泽东进行了口头的解答和说明，“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总结历史经验，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又采取了全党大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当然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在当时人们疑问很多、怨气很大、思想很乱的情况下，作为党的第一号人物放手让人讲话，总是一个英明之举。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李富春(左1)、李先念(左2)、乌兰夫(左3)在一起。事实也说明，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之前及会上表现出的民主作风，进一步解除了人们相当一段时期存在的思想顾虑，解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党同志的思想。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都觉得放开了手脚，以前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敢做了。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的决策，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邓子恢等倡导的包产到户等，都是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分不开的。其次，在大会提出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会上确实有不小的抵触情绪，比如彭真、王任重、柯庆施、陶铸等都有不同意见。王任重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但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有的县委书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种不正常的心里，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凉，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所以人们普遍提意见，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后来刘少奇接受了这个意见。刘少奇在修改他的报告时说：反对分散主义问题，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大会上反对分散主义是不对的，是应该反对的；但在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将它突出起来作为主要矛盾来反，地方的同志就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以总结经验为主，这着棋是很高明的，他不但反对了分散主义，而且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调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性。为后人处理复杂事务，树立了典范。
第二，毛泽东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入手，来纠正调整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几年来由于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民主生活不健全，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不理顺，将成为纠正过去错误的重要阻力之一。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错误就缺乏起码的基础。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1月29日，他再一次做出了延长会期的决定，提议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解决上下通气，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让地县两级干部给省委、中央各部委提意见。1月30日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话，中心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在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讲了两个对于发扬民主非常关键的问题。一是提出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界限是：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也不要处罚。二是对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此外，对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讲话的专断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两个问题都是埋在同志们心中已久，十分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和1月29日的号召，因此受到了地县两级干部的热烈欢迎，使会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即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不少同志反映，他们出席大会是准备来检讨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如释重负，去掉了怕讲真话挨整的思想顾虑，表示要开好“出气会”，搞好上下通气工作。结果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毛泽东，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大区书记、省委书记纷纷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动人景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带头作自我批评，为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给全党干部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比较空的，不彻底的。如果从“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方面，从根本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方面来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问题。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处在毛泽东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干部当中毛泽东总是正确的），在困难时刻在大会上向全党主要干部作自我批评，在人们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少人反映，中央一作自我批评，我们的心一下子都痛快了。像毛泽东那么伟大的人物，都在作自我批评，都在揭自己的短处，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批评的。觉得毛泽东更伟大了。如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说，林彪的讲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别有用心的，但当时相当的干部认为林彪讲的是对的。甚至有的高级干部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也没有觉得不对，觉得他讲得还是不错的。在那样一种氛围下，毛泽东讲这几年出现的困难他第一个有责任，甚至坦率地承认，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当之大，使与会者很受鼓舞。据原吉林省委书记吴德的秘书说，会后的干劲是非常足的。我们回到吉林，大家年也不过，就投入到生产中去了。
第四，指出了对社会主义的不甚了了，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为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大体是以下情况：1956年，中国顺利完成了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又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两项工作的巨大成功，曾使毛泽东信心百倍，不久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面红旗”的口号，以为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可以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60年夏，毛泽东开始反思，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提出用10年的时间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到1961年夏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还需要深入探索。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不仅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知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提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要花一百多年的理论和事实根据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再加上缺乏经验。毛泽东有了比较客观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这为全党干部克服盲目情绪、急躁心理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全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刘少奇所起的作用用当时田家英的话说，是“相得益彰”。通过七千人大会，人们一起总结了经验，弄清了当前的形势，存在的问题，明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以及十年的计划指标，看到了从毛泽东到中央领导同志及省委领导积极承担责任的诚恳态度，有了和中央一起同心同德的意识，因此对克服困难，加快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七千人大会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也表现了刘少奇务实的精神风貌，他们相辅相成，唱出了一台好戏。
五、维护国家安全
1打打停停的艺术
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对大陆进行窜扰破坏。关于东南沿海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北戴河，飞到毛泽东的书桌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8年7月27日，叶飞突然收到了总参谋部送来的密件，本以为是军委下达的炮击命令，但打开一看，却是毛泽东主席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的一封信：
彭、黄：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好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上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电告。
接到电报后，叶飞立即找来了副司令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共同商议。经过反复研究，三位将军一致认为：目前福建前线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比较紧张，尤其是连续19天的大暴雨破坏了公路、铁路和桥梁，部队在阴雨中连续作业，过度疲劳，疾病丛生，空军飞机向前线的转场工作尚未完成，海军还在调动之中，如能将开始炮击的时间向后推一推，还是较为有利的。
当叶飞把他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后，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此期间，福建前线进一步完善了炮击金门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8月20日决心炮击金门的当天，指示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立即到北戴河，同他具体商定炮击问题。对此，叶飞在其《炮击金门纪实》中有详细回忆：
21日下午3时，叶飞到了北戴河毛泽东住的地方。他一见到毛泽东，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
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毛泽东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叶飞想，他怎好和彭德怀一起住呢？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叶飞住到他那里去。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叶飞说：“我哪好去住啊？！”王尚荣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回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叶飞和王尚荣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通话，叶再通过王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转告叶。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王尚荣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1958年8月23日，金门海域和风轻拂，天气晴朗，在这台风盛行的季节里，能有这样的好天气着实难得。
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纷纷走出地下工事，晒太阳，聊天。他们丝毫没有发觉，隐蔽在对面掩体内的那一座座威武的大炮早已悄悄地脱下了炮衣……
“开始突击！”下午5时30分，前线指挥员发出了命令。
随即，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顷刻间，炮声隆隆，地动山摇，大海咆哮，一排排怒吼的炮弹飞向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重要目标，突然、准确、猛烈地击中目标。顿时，金门岛陷入烟雾火海之中。
20分钟后，国民党军炮兵开始还击，但很快被解放军的炮火压制下去了。
23日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毙伤国民党官兵600余人，击伤运输舰l艘，破坏了金门的有线通信系统。
为迅速扩大战果，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4日，又组织36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和1个快艇大队、两个护卫艇中队，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
金门国民党军遭到8月23日、24日两次打击后，土气沮丧，军心浮动。
台湾当局图谋报复，便在空中投下赌注。25日下午，国民党军集中第五和第十一两个大队的f一86型飞机48架，飞临金门以东海域上空。其中8架窜至漳州地区，企图引诱解放军航空兵到公海上空作战，遭到我打击。
解放军大规模炮击和封锁金门，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此为借口，企图迫使美国协防金门、马祖。美国政府在连续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局势问题的恫吓性言论之外，急忙调遣太平洋的第七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并从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本土调来海、空军，加强对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活动。至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各种类型飞机430余架、舰艇60余艘。
鉴于解放军已经沉重地打击了金门国民党军，毛泽东于9月3日晚决定：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
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之下，公然发表声明说：“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宣称，美国只承认3海里的范围，“从来不承认关于12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
美国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他同时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9月7日，国民党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两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艇，在美国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护航下，驶进金门海域。14时45分到19时，美国4艘军舰侵入我领海以内。我国外交部立即向美国提出警告。
怎么办？对美蒋护航编队如何打法？具体地说，打不打美舰？如果美舰首先向我开火我还不还击？这便成了最关紧要的重大政策问题了，稍一不慎或某一门炮打偏了，就有引起中美战争的危险。
当晚24时，中央军委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这时毛泽东已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专门召集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雷英夫。会议先要雷英夫汇报蒋军编队及活动情况，然后确定打蒋军的方式。恰在这时，福建前线的总指挥叶飞急电请示毛主席，问对美蒋编队打不打？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
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要等美蒋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一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美蒋编队的位置、队形及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毛泽东的命令及答复，都是由作战部长王尚荣和雷英夫转述的，叶飞唯恐有误，铸成大错，又问了一遍：“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依然很清楚：“不准还击！”
据说叶飞听完电话十分紧张。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仅两海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很不好办，如果哪一门炮稍有误差，便会打到美舰上。至于美舰向我开炮，我不还击，这便比较好办。
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叶飞亲自向各炮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时，北京下达了命令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各炮群听了这个命令，都很吃惊，纷纷追问叶飞。叶飞只得又把毛泽东的命令重复一遍，才算放心。
9月8日12时，敌人来了。叶飞拿起电话向北京报告：
“敌人已进入料罗湾，现正在卸载。”
“开火！”北京传来毛泽东的命令。
“各炮群注意，按预定方案开炮后，叶飞又加重语气强调，“注意只打蒋舰，先不打美国佬。”
这一仗，我军取得了击沉敌舰3艘，击伤数艘的辉煌战绩。当叶飞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毛泽东笑了。他对这一战果十分满意，而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已经彻底摸清了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的底牌。蒋介石是极力想拉美国人下水，可美国人却是在极力避免与我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别看他美国人叫得凶，一动真格的就成了缩头乌龟了，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不过如此而已。
我炮击蒋舰的第三天，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又开始了讹诈和恐吓，他又一次说：“美国国会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金门、马祖等蒋军所占岛屿。”
9月11日，美国4艘军舰再次掩护11艘蒋军运输、作战舰艇驶向金门海域，意在再次对我逞淫威。
同9月8日一样，我炮兵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力再次对蒋军舰艇和金门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发射炮弹25万余发。美国军舰和9月8日一样，在猛烈炮击下，仓皇逃入公海。他们口头上不承认我12海里，实际上又不敢不遵守我12海里的规定。这一次，再度引起了美蒋之间的大吵大骂。
没想到，一场炮击，竟然使美蒋之间的矛盾步步激化和表面化。
金门在被我炮火封锁了一个多月之后，海上补给线已完全切断，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如果北京一声令下，登陆解放金门，可以说是唾手可得，至于马祖，那更不在话下。
但是，为了稳住金门国民党军，拖住美国，反对美国政府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制订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采取打打停停的方式炮击金门，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岛上的国民党军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和台湾当局都想另找出路。
蒋介石故意制造借口，扬言要轰炸闽赣，力图使美国与其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共军”，进而反攻大陆。
美国政府则害怕越陷越深，想赶快脱身，但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政策，于是玩弄起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弃金、马。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急忙表态说，“我并无接受义务”，“深信停火将永远不会实现”。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一个欲罢不能，一个欲进不成，各有打算，矛盾加深。
毛泽东审时度势，成功地驾驭着这场斗争。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扩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矛盾，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0月5日8时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接着，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指出：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国民党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当然，又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10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对于这一文告，美国一方面表示“欢迎”，宣布从8日起也暂时停止护航；另一方面却硬把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措施和爱国主义号召，同它的“停火”阴谋混为一谈，并要挟中国人民必须接受它的所谓“永久停火”。
蒋介石专门召开军政要员会议，说这个文告“完全是一种骗局”，表示“不予理会”，并强调“宁愿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意美国盟邦退出护航”。他要求美国同台湾当局一起“继续采取坚定立场”，不要“退却”。
13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之手，命令写道：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
国民党军官兵相信人民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于是纷纷出洞活动，金门岛又重新显出生气。
继续暂停炮击的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心事重重，一怕军心动摇，二怕美国趁机压他减少金、马驻军。
美国则说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中国再次停止炮击，将会变成“永久停火”。
17日，美国宣布，将当时驻在台湾的“奈克一赫尔克里士”地对空导弹营的导弹设备，交给国民党军使用，另有许多坦克正在运往台湾的途中。
18日，美国又宣布，国务卿杜勒斯将在21日到台湾同蒋介石会谈。
19日，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中央军委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恢复炮击。福建前线部队迅速组织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对金门实施第五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l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
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蒋介石得到解放军提前恢复炮击的消息后，马上同他的“外交部长”黄少谷和驻美“大使”叶公超研究对策。
21日上午，杜勒斯到达台北，下午即开始和蒋介石会谈。他知道直接提出让台湾脱离中国，蒋介石不会同意，就转弯抹角，试探着询问有无可能从沿海岛屿撤出驻军。蒋介石愤懑地回答：“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杜勒斯只好让步，改变要蒋撤退金、马的打算，又许诺增加援助。蒋介石这才同意“减少金、马驻军”，对大陆“放弃使用武力”，并签署了公报。
《蒋杜联合公报》发表后，美国就在“放弃使用武力”上大做文章，说这个提法对于将来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台湾当局将成为“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蒋介石今后只有代表“自由世界”的权利。对此，台湾方面自然不能接受，再三辩解说，“蒋总统”并“没有承诺完全放弃武力”；“副总统”陈诚还故意叫嚷“反攻大陆”，以便与美方争辩。杜勒斯亲自跑到台湾欺压蒋介石的做法，在台湾军政人士和舆论界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愤懑。他们纷纷谴责美国，进而要求蒋介石“面对现实”，“自己掌握命运”。
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发表第三个文告——《再告台湾同胞书》。
《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世界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再告台湾同胞书》，讲得合情合理，是对《蒋杜联合公报》的直接答复。日本广播电台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打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种打算，对于主张中国只有一个，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的共产党中国说来，不是它所能容忍的；对于蒋介石来说，它的基础就会动摇，会名副其实地变成台湾政府，或者是造成西方部分国家所想象的托管，国民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告也使某些美国人产生忧虑，担心“由于国民党内部反美情绪的增加，国共和解的情绪事实上也在增加之中，特别是在中下层国民党人士之间”。因此，杜勒斯只好又亲自出台，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力图消除它的影响。
10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从而使炮击金门的双日“四不打”发展为“双日不打单日打”。
11月初，为揭露美国政府的战争边缘政策，表示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横蛮干涉中国内政的义愤，同时也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军队的口实，中央军委决定于3日再次炮击金门。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金门同胞作了广播预告。这一天，前线炮兵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六次大规模轰击。5日，解放军又奉命发射炮弹3000余发。莲河地区炮兵部队采用扩大阵地配置正面和设置假阵地诱惑对方的方法，对付国民党军的炮火回击，创造了国民党军回击1000余发炮弹而解放军无一伤亡的战例。7日，解放军又以21个炮兵连对金门实施零炮射击。
金门地区连续的隆隆炮声，使蒋介石又添愁绪。为了安抚蒋介石，美国政府派助理国务卿帮办帕森斯出面，向台湾当局做出“美国决不损害盟国利益”的新保证。不久前还胁迫蒋介石撤出金、马的杜勒斯，也忽然改变腔调，同意“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了。
1959年的元旦刚过，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于3日向大嶝岛滥施轰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国民党军这一罪恶行为，激怒了福建前线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七次大规模打击。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中央军委规定，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7日下午两点钟，海风渐渐吹散了云雾，金门岛清晰可见。担负炮击任务的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立刻转动炮身。瞬息间，大炮怒吼起来，大金门岛西半部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入夜，解放军炮兵继续猛烈炮击，金门岛上燃起的大火映红了大海和夜空。
战斗中，国民党军虽然使用不少新的机动火炮进行还击，发射炮弹7000余发，企图争夺炮战中的局部主动权，但是终究没有得逞。这次炮击，解放军耗弹26万多发，击中金门炮兵阵地12处、观察所15个，打死打伤一部分国民党军官兵。
金门国民党军遭到第七次沉重炮击后，气焰大有收敛，对大陆只维持零炮袭扰。福建前线部队根据中央军委1月9日关于“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由开始时的万炮齐轰、全面封锁的雷霆之势，经过打击要害、封而不死、给予出路的一张一弛阶段，转到此时的零星炮击、不封不锁、让其固守的状态。
美国千方百计地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断放风，提出所谓“中华福摩萨国”、“托管”台湾等等荒谬主张，妄想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6月17日到19日“访问”台湾。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之行，实在不顺利，他被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
当然，蒋介石集团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是抱有希望的，除了会谈和宴会外，还让他在总统府广场对台北市民发表演讲。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翻译的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实》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
毛泽东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把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公开播发。“告同胞书”指出：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
文告庄严宣称：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文告警告国民党军队：
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福建前线部队政治委员刘培善中将组织了35个炮兵营的420余门火炮，实施炮击。
由于解放军行动隐蔽，又逢阴雨，不易观察，因此金门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炮击准备事先没有任何察觉。直至17日下午5时，大陆广播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宣布要进行示威炮击的消息后，金门国民党军才大吃一惊，防卫部和美军顾问组争先将文告内容抄报台湾，请示对策。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金门国民党军基本上按文告的要求行事。停泊在料罗湾内的两艘军舰立刻开往外海，金门各雷达站马上停止工作。地面人员陆续躲进坑道，驻大担岛的国民党军把猪也赶进洞里。
17日20时，一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弹指间，大炮轰鸣，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强烈示威炮击开始了。
这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刻加速驶向基隆港，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指责“中共不加选择地炮击”。在解放军炮击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报告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但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情况良好，没有伤亡。国民党军各部的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也互报平安，个别人还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炮战中，金门仅向大陆莲河地区打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解放军再次向金门进行了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福建前线炮兵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正如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万炮齐发轰“瘟神”。轰得艾森豪威尔在海峡对岸夜不成寐，于是提前结束在台访问。
19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又于6时和8时半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共耗弹38万余发。
40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打在滩头及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
解放军停止炮击后，国民党军也就恢复了正常状态。当黄昏来临时，小金门岛上便升起了袅袅炊烟。
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至此，炮击金门作战即告结束。
2拒绝联合舰队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给予了中国许多支持和援助。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1956年4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个人崇拜的流行，”“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同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其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同意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但不同意赫鲁晓夫采取的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方式，而是应该“三七开”，肯定斯大林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说：批评斯大林有两重性，好处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的思想，但方法不对，没有分析，一棍子打死，引起去年几个月的反苏反共大风潮，这是不好的。
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评，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1957年11月毛泽东二访莫斯科，是应赫鲁晓夫再三请求，到会支持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给予了超乎常规的热情接待，对毛泽东寄予希望。毛泽东的确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做各国代表的工作，坚持“以苏联为首”。但在会上，中苏之间在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估计、在对现代战争的看法、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最后达成妥协，签署了《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有所获。但二人心境迥异：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赫鲁晓夫虽是“红花”，却要“绿叶”扶持，肚里象打烂一瓶醋，不是滋味。
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莫斯科会议达成的团结是脆弱的。会后，中苏之间的分歧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现实利害关系方面都在加深。
不过，真正引起中苏冲突的还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在国家主权问题上。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1962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说：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长波电台，且资金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电台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6月7日，毛泽东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6月12日，彭德怀据此复信苏联国防部长。可是苏方对中方要拥有电台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要求中苏共有。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会议上。正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和交涉之时，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问题。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6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新型海军舰艇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苏联驻华顾问很热心，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
然而，在中国提出上述要求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没有出海口，中国海岸线很长，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为此十分动气，一夜未睡。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同尤金谈话。
一上来，毛泽东就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
建共同舰队，涉及主权，讲政治条件，一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毛泽东严厉质问尤金，“你们是什么意见？”尤金解释不清，毛动怒地说：“你说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给赫鲁晓夫拍去急电。
时隔一周，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等到南苑机场迎接，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在赫鲁晓夫在京的4天中，没有为他安排文艺活动和参观，与1954年第一次访华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毛泽东、赫鲁晓夫在联合公报上签字。会谈在颐年堂举行。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为“联合舰队”的事动了真火，专程前来当面解释，他埋怨尤金没有说清楚，不承认苏联曾经建议与中国搞共同海军，否认要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人，只是同中国商量。毛泽东坚持认为：苏方是在讲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单刀直入：“请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赫鲁晓夫想避开要害，慢慢说。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拂袖而起，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涨红了脸，不敢正面交锋，委婉地说：“我们不过是来跟你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关系。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军舰，将来索性把全部海岸线都给你们，叫你们打好了。”
赫鲁晓夫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赫鲁晓夫转守为攻，说：“苏联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
毛泽东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建议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即使如其所说是为了共同“对付美国”，没有想控制中国之意，他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事方式也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毛泽东有过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他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了威胁。
此时的毛泽东对拥有核武器的北方盟国也产生了戒心。他不无所指地对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这段话时面无表情。
赫鲁晓夫秘密来华，走时发表了会谈公报，是公开离京的。中苏最高级会谈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发生的争执，当然没有丝毫流露于报端，但它却给中苏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
分歧很快在另一方面加深了，那就是对外政策上。
50年代后期，由于各自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中苏之间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由于美国拒绝中国的和解努力，继续敌视中国，因而，反对美国威胁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斗争。而苏联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对话渠道，双方慑于日益增长的军备竞赛的威胁，都有控制风险、避免冲突的要求。自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谋求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
苏联领导人深恐中国此举会破坏他们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于可能导致美苏冲突。
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这样，赫鲁晓夫才写信给美国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做法依然耿耿于怀。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上赫鲁晓夫给中共列举了一系列的罪名：“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采取“托洛茨基式的分裂主义”，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与阿尔巴尼亚结成反苏同盟等。
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并未被赫鲁晓夫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代表团认为，这是赫鲁晓夫蒙蔽事实真相，散布诬蔑中共的材料，滥用自列宁以来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形成的威信，造成声势，强迫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作反对中共的发言。因而对兄弟党代表采取讲明真相，说清是非，坚持团结，尽量避免争吵的方针，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进行了反驳。
赫鲁晓夫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毫不屈服，便在会议结束时，气急败坏地对中共进行肆意攻击，称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等等，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在中共头上。
针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真在即席发言中强调，赫鲁晓夫的这种只准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的作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并不甘心，于是在国家关系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中国进行了抗议。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送别苏联专家的宴会上同专家们亲切交谈。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固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它通过这件事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严正地告诉苏联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对于苏联的这一手，中国领导预先也作过估计。7月3日，具体负责科学技术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往来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对苏联背信弃义行为做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四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了两年，中国的氢弹试验也成功了。毛泽东在谈及这件事，以幽默的口吻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尽管苏联召回了专家、撕毁了合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仍然号召全党全国扎扎实实搞好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点建议：
一、我们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则。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党之间的争论，根据莫斯科宣言，通过同志式讨论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一切重大问题应充分协商讨论，采取一致步骤。
四、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分清敌我是非，最为重要的是应珍惜友谊，共同对敌。
五、经过充分准备协商，开好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1960年11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发表了讲话。
讲话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各国党之间的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认为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表示中共要永远与苏共一起为之付出一切努力。
刘少奇在参加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后，应邀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访问。他在访问中反复强调中苏友好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任何损害中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中苏人民通不过的，中国仍然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日渐好转。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一些领导人虽然也作了一些要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姿态，但时隔不久，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中苏两党矛盾加剧，并由此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场大论战。
刘少奇在声明上签字。1964年10月17日，一个令人突然的消息传遍世界：赫鲁晓夫被赶下台。
毛泽东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中共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共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10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传达毛泽东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毛泽东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
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前夕，中国领导人又电贺节日。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愿望无疑都表现了出来。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1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不是逢五逢十的时候，中国这样隆重庆祝十月革命也是破格的。
同时，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共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代表团由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王力、余湛等。
中共中央做出此举的目的，是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可以表明中共谋求中苏团结的诚意。
1964年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
通过这次会谈，结合来莫斯科几天的情况，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得出结论：“苏共领导还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
周恩来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欢迎。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遭到了周恩来的坚决驳斥。周恩来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
1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回国，在代表团赴机场的途中，周恩来对送行的柯西金说：“这次会见是有益的，但我们并不满意，因为原希望的情况会好些。”
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抵北京机场时，同样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盛大而热烈的欢迎。
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红旗》编辑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社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苏修”)进行猛烈批判。苏联则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中苏走向严重对立。
3我们要搞原子弹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谈论过原子弹。1951年10月，同中国友好的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在巴黎约见了即将回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请他回国后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自己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以支持中国的核物理研究。
1955年5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着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李四光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请你们给我们上一课，我们这些人当你们的小学生。”李四光从提包里取出了一块黑色的铀矿石，说：“就是这样一块矿石，经过提炼和制作后得到的东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毛泽东兴趣盎然，拿过矿石察看了一番，又让在座的各位中央领导人传看。
李四光汇报完后，钱三强把研究所自制的射线探测器放在桌子上，又把一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立即发出哗哗的响声。毛泽东也试了试，然后笑着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为打破核垄断，我们也要下决心搞自己的核武器。”
同年3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下决心搞一点吧！”
在这之后，1956年2月，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替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常委会议，听取钱学森的汇报，决定由聂荣臻元帅负责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建议组建我国导弹管理和研究机构，彭德怀、叶剑英等几位老帅都积极支持。于是，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先后做出了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一个多月以后，钱学森又在中国科学院的统一组织下，领衔主持制定了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远景规划。
1956年的春天，对中国科技界来说，是光辉灿烂的春天。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1月25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过了5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在4月份以前制订出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投入了这一规划的制订工作。周恩来指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发展“两弹”，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既无资料，更无经验，开始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高兴地对大家说：“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建立起来。有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尚好。而且，当时正是苏联政界人物在交迭更替之中。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被解职。不久，朱可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代之以马林诺夫斯基出任国防部长。在这风云变幻的形势下，上台不长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力图与邻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修好，不但理论的论争有所收敛，而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也出现了松动迹象。因此，当聂荣臻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时，两国政府于10月15日签订《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一○·一五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方在1957年至1961年年底，将供应我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
然而，赫鲁晓夫政府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协定，就是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政府也是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事实上，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到了1959年9月，国防部五院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设备移交的谈判，按协议，苏方应供给我100吨不锈钢材，苏方竟翻脸不认账了。实际上在这年的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国际局势，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随后，他们实际上中断了对我国的援助，一些应到而未到的图纸资料和样品都卡住不给了，那只曾经伸出来的友谊之手又缩了回去。
到了1960年，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在6月24日至26日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通知我国，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的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同。赫鲁晓夫恶毒攻击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当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的核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科学家也在思考。“苏联专家撤走了，这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事情来得早了一些，突然了一些。”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淦昌、钱学森、邓稼先及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为国家民族分忧、争气，把自己的命运与炎黄子孙的祸福、中华民族的安危融为一体，面对严峻的考验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这种可贵的精神顿使聂荣臻在尊重与信赖的情感上又平添了几分敬意。“国难识忠良啊！”他说，“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正直知识分子的美德呀！”
聂荣臻在自己家里举行的一次宴请科学家的家宴上，动情地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你们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悲壮，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气，充满了整个宴会厅。虽然没有美味佳肴，只有四个菜，然而这次宴会却给人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聂荣臻讲话的精神，成了鼓舞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巨大推动力量。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直没有停。当时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说：“当了裤子也要把它们（两弹）搞上去，否则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尽快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
为了争取时间，苏联一断援，聂荣臻元帅即刻提出研制新型材料的任务，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再次指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原料、材料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最急迫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问题。苏联断援后，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的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工厂就要停顿，因此氟油就成了必须攻克的难关。第二是“真空阀门”问题。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必须是高能炸药。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和国防科委关于研制新型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正式组成由国家科委牵头的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协调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会后，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国家计委程子华副主任多次亲自过问、审查、落实。经过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和科技人员与广大职工的努力攻关，国家急需的96个项目，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建成投产，拿出了合格产品。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二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在1964年或不迟于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审阅后附了一个报告，提出力争在1964年实现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保证这一规划的顺利完成。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很好，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经过多方的协作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64年10月16日清晨晴空万里，是罗布泊一个少有的好天气。原子弹被安全地吊上矗立于罗布泊爆心的102米高的铁塔上。在起爆的前三天，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他让科学家周光召再计算一下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并做出书面报告。周光召报告说：“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失败概率小于万分之一。”周恩来看后笑着说：“太好了，我报告毛主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原子弹按照预定的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爆炸了。顿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我国罗布泊上空冉冉升起，它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火焰。一瞬间，那巨大的蘑菇云又变成奇异的绿色，天崩地裂，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巨响。历史应记住这一辉煌的时刻，它宣告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核垄断的破产！
消息传到国外，第三世界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普遍感到欢欣鼓舞，但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却瞠目结舌。当天下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一张蓝色卡片递给约翰逊总统，并告诉他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级当量为15万吨级。约翰逊的脸色苍白了，他的手一抖，那张蓝色卡片掉到地下。他喃喃自语地说：“比美国科学家预料的要早5年，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讲的提前了10年。”
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后，毛泽东决定尽快实现原子弹武器化。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导弹、原子弹的“两弹结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这天上午9时，一枚带着核弹头的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在高空中转弯向西飞行，头弹分离后，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在894公里罗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这一试验的圆满成功，使一贯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再次受到巨大震惊。他们深知，从这天起，中国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为实现“两弹结合”立了大功。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他亲自制定了我国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
钱学森自任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后，就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开始攻关火箭。经过不懈努力，第一枚导弹于1960年试射成功。但钱学森认为，第一枚导弹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和氢弹。钱学森提出，一定要进一步研制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他说：“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
毛泽东支持钱学森要搞人造卫星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是184磅，而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只有18磅。
众所周知，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研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实现“两弹结合”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任务。他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从此，王淦昌又带领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仍是大漠荒野，仍是酷日风沙，追赶太阳的人，是永远注定要与荒野、酷日、风沙打交道的。这是祖国的需要，是历史的抉择！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更大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一位着名的核科学家到中国访问，向中国的同行打听：“你们的氢弹搞得这么快，赶在我们的前头爆炸成功了，到底有什么诀窍？当时，戴高乐总统感到非常震惊，还当面批评了我们。”戴高乐的疑问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2年零7个月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对此，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了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1973年6月27日正午时分，人们从广播器里听到指挥部发出的庄严而又充满历史感的声音：“现在试验开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起爆！”一颗数百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了。倏地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几十公里外的参试人员在防护镜里看到的闪光，显得非常瑰丽绚烂。紧接着，地面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了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天空，不断地向外膨胀，渐渐形成拔地而起的巨大的蘑菇云朵。大家欢呼，大家跳跃，我们又一颗大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了！
在氢弹试验成功的第二天，1973年6月28日，新华社奉命发布了如下的新闻公报：
1973年6月27日正午，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再次声明，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同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六、晚年生涯
1纠“左”
由于认识上错误，1966年5月16日开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动荡。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由于他们的从中破坏，给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1年9月13日，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一举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也使毛泽东深受震动。他虽然还没有能够从全局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一定限度内对以往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下，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社论送审稿。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干部政策。社论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社论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指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的干扰。这篇社论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批示说，应当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表示了一直未能结束对邓小平“审查”的人的不满。根据他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央的这个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左三为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寥寥数语，一种浓浓的战友之情油然而生。
他又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在短短的一席话中，他三次说到要“自我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他在干部问题上的深刻转变，还有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林彪事件后，尽管落实干部政策还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极力抵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等有可能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打开局面。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积极转变，使得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任务，推动了这些部门工作的发展。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判，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现象，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回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林彪的，但却不能不使江青一伙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根据周恩来要抓企业的整顿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具体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国家计委针对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发出文件，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强调统一计划，加强管理。这个文件虽因张春桥的坚决反对而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却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党中央还做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提出中学教育要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2.外交战线的成就
这一时期，外事工作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恢复。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在此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
尼克松访华。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开始进行谈判。经过15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谈判136次，毫无结果。中美谈判在约翰逊、尼克松交替前后中断近两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企图以此连任总统。1969年12月3日，美驻波兰大使亲自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找我翻译，约我代办会晤，表示愿恢复中美会谈。1970年2月间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因美国在金边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出兵侵入柬埔寨，会谈中断，尼克松政府通过各条内线急于同我国进行接触。
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访，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人员甚至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人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走向同中国友好的。我通过叶海亚给予的回答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初，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希望在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访问我国，毛泽东指示我国有关方面即发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4月10日至17日访问了我国。周恩来于14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谈了话。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4月21日，我方又给尼克松一个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以后尼克松4月29日、5月17日、5月22日的三个口信传来。
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讨论了中美会谈问题，周恩来总理于5月29日给尼克松做出回答：欢迎基辛格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进行必要的安排。同日，中央政治局将5月26日讨论情况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做出估计，拟出对策。5月31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会谈公报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接受了邀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0月20日至26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我国。毛泽东于21日会见了尼克松，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与尼克松、我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进行了会谈，并于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公报说：中美双方认为有机会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是有益的。两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中国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双方声明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大国在世界划分利益范围。双方还讨论了扩大两国人民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在党内对有关中美《联合公报》的若干问题作了解释。
中、日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我国，中日双方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举行会谈。毛泽东于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29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中日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两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两国政府同意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1973年，毛泽东开始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3“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先后做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项指示。
四届人大召开前，毛泽东曾多次谈话，批评“四人帮”，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方针。这两项方针的提出，反映出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态度的某些变化，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因身患重病，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两项方针，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在政治上，强调安定团结。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仍然猖狂作乱。社会秩序混乱，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长期存在的派性仍在泛滥。一些地区还经常发生武斗，甚至仍然发生抢夺枪支、进行武斗的严重事件。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等都有待于调整落实。
针对这种情况，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从1975年2月10日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在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通过整顿，要解决有些班子“软、懒、散”的状况，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提出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提出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臭老九。提出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用。提出军队也要整顿，等等。
按照各有关会议精神，许多部门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领导部门得到整顿。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问题严重者采取撤职、调离等果断措施，对极个别煽动派性、制造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予以坚决打击、逮捕法办。在此基础上，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有力地保证了全国工交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干部政策的落实也采取了重大步骤。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1975年4月底做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300余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其中一部分人陆续分配了工作。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赏被迫害死，亟应予以昭雪。”这一批示，表现出毛泽东对解放干部问题的重视和肯定。
毛泽东还直接关心文艺工作的调整。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毛泽东借用“样板戏”中的一句话说：“老九不能走。”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又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7月14日，毛泽东在书面谈话中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针对江青等人对电影《创业》的指责批判，毛泽东于7月24日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名，太过份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文艺工作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机。
邓小平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交谈。在教育战线，发表了一批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错误。
在军队内部，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方针，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这些措施，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上，强调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影响，我国的国民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生产管理混乱，生产趋于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1至5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的有11个省、自治区。个别省份的工业基本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74年全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仅比去年增长03%，钢产量比上年下降163%，原煤产量下降096%，国家财政赤字达7777亿元。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经济上的整顿首先从铁路运输入手。1975年3月5日，邓小平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日，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件强调指出，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的安全正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铁路运输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也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又在国务院会议上对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提出了整顿的具体办法。6月4日，中央做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月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月产水平。
国防工业的生产，经过整顿，情况也全面好转。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达3700人。这次大会在肯定和宣传大寨所谓“大批促大干”等“经验”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影响，但积极的方面是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由此掀起了一个大抓农业的高潮。
通过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增长132%，原煤产量增长167%，原油产量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基建投资总额增长177%，铁路货运量增长129%，粮食产量增长3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92%，国家财政赤字降至53亿元。全面整顿取得显着成效。
4巨星陨落
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沉重的哀乐回响在中华大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巨星陨落，举国悲痛。许多人简直难以相信这一事实，震惊与悲痛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多少人去问毛泽东的享年高龄，甚至讣告中也没有提到。83岁，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算得上高寿，但对于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却相差得太远。人们回避着毛泽东的享年。
“东方红，太阳升。”太阳东升西落，但毛泽东会逝世吗？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发表了有关报道和照片。即使是体魄强健的年轻人，能有自信横渡长江者又有多少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不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人，而是一位超乎于年轻人的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和检阅百万“红卫兵”。在一片“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声中，人们将毛泽东奉为心中不灭的神灯。在“一句顶一万句”的顶峰崇拜中，人们也不去体味一段段“最高指示”发表中所蕴含的非正常现象。几只芒果的赠送，几句话语的传出，几个镜头的播放，几首诗词的发表，都足以使人们感受到巨人的力量。
在这股神化的浪潮中，能够清醒地面对现实的人莫过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少数一些人。进入70年代，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花白，脸色苍白，各种无法抵御的老年疾病接踵而来。
1971年春，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甚至因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能好转，后来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同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接着又大病了一场。林彪事件后，由于毛泽东体弱多病，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已经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都很难见到他。除去毛泽东身边的少数工作人员外，能经常见到毛泽东的有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唐闻生的父亲是外交部的老资格领导干部。她们两个负责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一位是俄语翻译，一位是英语翻译。毛泽东让她们两个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身穿睡衣，外面加上了一件上衣制服，抱病参加了陈毅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上汽车时几次迈步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去。就在这个月中，毛泽东再次发病，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不知是紧张还是着急，护士长竟摸不到脉搏。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飞驰赶到毛泽东住所，却许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如果抢救失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恩来是清楚的。经过医生紧急抢救，毛泽东终于脱离危险。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时毛泽东还躺在病榻上，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21日下午，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随员洛德。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很好地讲话而向客人表示歉意。周恩来后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也许还有一些人注意到了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用词。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只有几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说明。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坐到主席台的位子上。会议结束时，他是等代表们退完后才让工作人员扶离座位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74年春，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但他有着极大的毅力，不让工作人员为他请医生查病。他开始让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读报，按照他的意见代为画圈或签署意见。同年8月，毛泽东检查眼睛，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情况，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等极少几个人知道。
在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时间中，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失明的痛苦。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1975年，几位眼科专家前来为毛泽东会诊，当毛泽东与其中一位医生握手并询问得知他的名字叫唐由之时，立即说道：“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便背诵起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此时毛泽东年已82岁，虽双目失明，讲话费力，但吟咏起诗来仍然抑扬顿挫，富有感情，并且一字不差，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同年8月，唐由之成功地为毛泽东的左眼做了拔除白内障手术。手术前后，周恩来身带重病，一直与汪东兴等人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直到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才离去。
毛泽东左眼复明后，不顾医生让他少看书的劝告，仍然大量地读书看文件。他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甚至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为了看东西方便，还专门配制了两副特殊的眼镜，右侧卧床时戴没有右眼的眼镜，左侧卧床时戴没有左眼的眼镜。毛泽东晚年曾戴眼镜看书，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1975年10月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他讲话发音已极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员凭经验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上进行揣摸，重复表述，获得点头认可才能确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有时也由他自己用笔颤巍巍地写出来，当然也都很简单。毛泽东的行动也已经很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走不动了。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也是江青的“传声筒”。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闻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许久一言未发。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离别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没有能够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情绪很不好，不愿讲话，只是不停地看书、阅读文件。这时他两手颤抖，甚至连举起文件的力量也没有了。于是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或文件，以满足他几乎是无休止的阅读需要。
1975年10月，毛泽东同医护人员合影。1976年春节，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给毛泽东吃年饭。这时，毛泽东“饭来张口”也很艰难了。春节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场《难忘的战斗》电影。他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当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泪如泉涌，电影没有能看完。
1976年5月，毛泽东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身体极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为国事而操劳。5月27日，他不顾劝阻，坚持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6年6月初，毛泽东心脏病再度发作，病情危重。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将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经过及时抢救，毛泽东的病情趋于平稳。6月15日(一说1976年6月13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办？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这必将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至于后果究竟如何，也只能是“天知道”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此时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严重。一天，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南北朝时期着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并让人为他连续读了两遍，然后自己以微弱而吃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朗诵起来。稍许，又慢慢地背诵了第二遍。这是毛泽东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当毛泽东听说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
1976年8月，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8月26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向工作人员索要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也是毛泽东向工作人员索要的最后一本书。
1976年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9月5日，毛泽东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每当医生把他从昏迷中抢救过来，他仍拿起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认真地阅读。据医务人员计算，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共看了3次文件，合计40余分钟。
9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榻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这时，毛泽东神智仍然清醒。当叶剑英走到面前时，毛泽东活动手臂，轻轻相招，但叶剑英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当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护士立即到休息室叫来叶剑英，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但最终也说不出声音来。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个谜，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谜。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
首都北京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国际各界也做出强烈反响。9月11日至18日，首都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卧在鲜花丛中。参加吊唁的和守灵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和首都群众30余万人。人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从早到晚排队走过毛泽东遗体旁边，哭声不断，泪水不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和港澳同胞，解放军各部队分别发来唁电和送来花圈。200多个国家、政党、组织及着名人士发来唁电或唁函，60多个国家、政党送来花圈。朝鲜等30多个国家和政党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联合国也下半旗为之悼念。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前临时建起的大会会台上，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悼词中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毛泽东的逝世，“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巨人已逝，丰碑长存
毛泽东，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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