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苏联结盟
1到达莫斯科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建立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12月6日，毛泽东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1949年10月16日，第一个承认我国并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驻我国首任大使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泽东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6时整，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做了这样的安排。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坐。斯大林坐在毛泽东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中方官员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使人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毛泽东、斯大林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招待会上。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签署这样的条约？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由此产生一些隔阂和不愉快。
从此，两位伟人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开始有些着慌。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之一，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和毛泽东谈话，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总理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总理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周恩来晋谒列宁墓并献花圈。同时又谈到毛泽东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米高扬提议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即地铁)、集体农庄及和苏联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
他们走后，毛泽东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总理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在决定周总理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泽东打电话，征求毛泽东的愿望和意见。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
15日，毛泽东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
毛泽东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文化宫、艺术宫及卫国战争遗址，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2《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泽东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廉等同志。毛泽东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泽东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即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做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中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海参崴、伯力、赤塔等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恩来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恩来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
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右二为毛泽东。于是，周恩来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在译成俄文后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这是有些出乎人们意料的，苏方根本没有想到中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中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给我国留苏学生的题词。《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
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占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的有效期为30年。
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泽东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3个月的时间，是毛泽东出国访问日期最长的一次。
二、抗美援朝
1不期而遇的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之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了。
就在半个月以前，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刚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提交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里，对国际局势有一个总体的估价，认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根据这个估计，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单定，要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在6月14日至23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恢复的方针作了部署。
然而，一个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做出了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6月27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30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碾碎了朝鲜大地。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是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尤其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6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这样，美国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13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当时已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毛泽东号召全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隔了6年以后，毛泽东在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1950年8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8月5日，毛泽东即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9月15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28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9月1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20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的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9月29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说：“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严正警告。
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了33万兵力。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2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扞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的：“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2艰难的决策
就在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1950年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十分悬殊。1950，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轰炸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同志们，他们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10月1日深夜。2日凌晨1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遂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就在10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1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毛泽东的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10月2日下午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做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从10月2日到5日，中央开了3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会议最后做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10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10月8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和彭德怀1954年在中南海。8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也是10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此事，以作定夺。10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虽然十分不利，但也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乘飞机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17日下午5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了。遂于当晚21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是走了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的过程中，一个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做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20年以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跨过鸭绿江。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美帝国主义开始是不屑一顾的，在他们的眼中，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是无法与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相抗衡。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揭开了出国作战的第一个战役的序幕。10月25日拂晓，南朝鲜军第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14辆，自行火炮1部，后随摩托化步兵，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闯进志愿军第四十军隐蔽集结地区。该军立即从公路两边发起突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全歼。第二天，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七团进至鸭绿江边的楚山，这是朝鲜战争期间南朝鲜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中朝边境。该团进入楚山后，竟向对岸的中国领土射击，可是随后他们即发现侧后有中国军队，急忙放弃楚山南逃，途中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一举歼灭。
接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取得了几次大规模的胜利。于是，麦克阿瑟的“大攻势”又变成了“美丽的梦想”。
12月4日，毛泽东号召志愿军攻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挺进”。12月6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各一部和新近开到前线的朝鲜人民军一道，收复了被美军占领了47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同时，由游击队配合敌后人民军各部队，截歼、追击退却中的“联合国军”，并收复了元山、沙里院等重要城镇，进而向南追击。到12月24日圣诞前夕，志愿军除了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除襄阳）以外，还一并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闰岛至延安半岛。整个战役歼敌36万多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这次战役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它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所阐述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揭穿了美国的虚弱本质，极大鼓舞了中朝军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在转发这次战役第三十八军作战经验时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朝鲜战局的意外发展再次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12月28日，华盛顿收到麦克阿瑟的紧急报告后，杜鲁门总统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和召开内阁会议，研究扭转败局的办法，但均苦于毫无良策可施。
12月29日，杜鲁门又收到麦克阿瑟的一份急电，建议立刻调遣台湾蒋介石军队入朝参战。据说，蒋军在台湾已作好了出动准备。但此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紧急会议复议，最终被杜鲁门驳回，主要是担心会因此而激怒毛泽东和红色中国，把战争“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弄得最后无法收场。
随着朝鲜战局危机日趋严重，杜鲁门还曾企图以核恐吓来扭转战局。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当然也立即传到了北京，传到了莫斯科，传到了全世界。但毛泽东对于杜鲁门的核威胁不屑一顾，他说，杜鲁门的原子弹总没有中国人多，他的原子弹总炸不完中国人，我们不用害怕。结果，杜鲁门的原子弹，对中国丝毫不起什么影响。事实上，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欧各国。尤其是伦敦，整个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当时，当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在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决计使政府倒台。惊惶失措的艾德礼不得不立即飞往华盛顿，试图让杜鲁门保证，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时应事先得到英国的同意。
在苏联同样也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是恐吓西方自己。原子弹的使用，只能意味着交战双方的共同毁灭，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世界的毁灭，正如毛泽东所断言的那样，在人民群众的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等一切反动派都成了纸老虎。
3摸了一下老虎屁股
针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在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企图整军再战。因此，要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如果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关于部队过于疲劳，应稍做休整，速胜有害的建议固然正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很有必要。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视察阵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决心发起第三次战役。在他的精心部署下，志愿军各路人马从1951年1月3日起经过连续7昼夜的艰苦奋战，以每小时前进1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80到110公里，毙敌、俘敌1.9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企图。这次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
“联合国军”经中朝人民军队连续三次打击后，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后又丢失了汉城，内部矛盾加剧，失败情绪严重。美国统治集团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到底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守住朝鲜一个地区？还是撤离朝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杜鲁门的态度是：既不愿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撤离朝鲜，他这种中庸或者叫“骑墙”的态度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为此，他亲自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明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保障日本的“安全地位”，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他要求麦克阿瑟为了这些目的而战，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则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朝鲜，也“不承认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1951年3月20日，美国政府通知麦克阿瑟寻求与中朝方面谈判。
可是麦克阿瑟不甘就此作罢，他只看到朝鲜地区局部利益，拒绝和谈。他在3月24日狂妄地发表声明，威胁要轰炸中国沿海和内地。这使美国政府首脑和英法两国都大为愤慨。4月11日，杜鲁门突然宣布撤消麦克阿瑟的职务，由李奇微代替总司令之职。
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做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5月31日，美国国务卿顾问凯南私下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负责人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并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愿意“讨论逐渐撤退外国军队”。6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与此相联系，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改为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
美帝国主义被迫要进行停火谈判了，这是中朝人民在军事上取得的伟大成果，谈判已势在必为，采取正确的策略，在谈判桌上迎战美帝国主义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1951年6月，李奇微发出了谈判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到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方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可以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李奇微
1951年6月30日
周恩来分析认为，美国的谈判的确是出于无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金日成发来电报，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
“这不太好吧？彭德怀是中方统帅，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还是让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吧。”
“主席。我看还可以派李克农和乔冠华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他们俩精通外交，擅长谈判。”
“好，就这么定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对了，你再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个电报，让他们尽快答复李奇微。”
7月1日，朝鲜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以声明的形式答复了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到了。我们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在北京车站，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从此，朝鲜战争结束了大规模运动战的时期，而代之以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阶段，这个阶段前后延续了两年之久，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历经了大大小小无数的防御战和反击战，包括最着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和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勇艰苦的斗争，保证了谈判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是一个世人瞩目的日子：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
同日，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起，即停战协定签字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美国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沮丧地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还是第一次。”
这场从“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在历经3年多后，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宣告结束。
三、建立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传统友谊
1援越抗法
1950年3月，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和越共主席胡志明的请求，毛泽东毅然决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团，直接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抗法战争的作战指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无疑已经成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斗争史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
越共主席胡志明早在20年代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45年8月，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举行了全国总起义，并于9月2日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担任国家主席。不久，法国在越南南方重新发动殖民战争，进而开始了对越南的全面进攻，越南人民被迫进行长期抗战。在越南抗法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商讨一些重大问题。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亚洲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率先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越南政府要求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转交苏联等国。与此同时，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由于毛泽东已于1949年12月出访苏联，此时尚未回国，胡志明便转赴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商讨了有关越南解放事业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援越抗法任务主要由中国承担。3月，胡志明在北京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具体要求。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从国内情况来讲，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正在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已开始准备，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战争创伤急需医治。但是，为了支援兄弟党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答应胡志明的要求，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随后，经中越双方商定，派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越南组织边界战争，打通边界交通；派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常驻越南，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协商援越抗法重大事宜；同时决定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
1950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包括师、团、营级指挥)的全套顾问，另从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从第三野战军选调人员组成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顾问团部分人员于6月中旬陆续到达北京。
6月2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顾问团部分人员，对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工作方法以及与越南同志的团结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要求顾问团全体成员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不畏艰苦，全心全意帮助越军建设好军队，多打胜仗，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7月上旬，军事顾问团人员在广西南宁集结，进行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并制订了《顾问团守则》。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组成，下设军事、政治、后勤三个顾问组。
1950年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征尘未拂，赶到了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地区。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梅、邓、马三人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也向越军主力部队第三○四师、第三○八师、第三一二师派驻了顾问组。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到机场欢迎来我国访问的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陈赓一行，奉毛泽东之命，于1950年7月初已启程赴越。在中越边界的崇山密林间，陈赓一行艰苦跋涉20多天，进行有关军事、政治情况的调查，于7月27日到达太原省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驻地。胡志明一见毛泽东派来了陈赓这位20多年前在广州黄埔就已结识的老朋友，立即迎上前来紧紧拥抱，并十分高兴地朗诵了特为陈赓而作的两句中文诗句：“乱石山中高卧士，茂密林里英雄来。”
8月14日，陈赓到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所，与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继而会同越军总部制定了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为了保障边界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曾指示中共中南局、广西省委及陈赓、韦国清：越南“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正是由于中国的无偿援助，加上有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经过一个多月准备，边界战役于9月16日开始打响，19日，进攻东溪首战告捷。不到一个星期，战役以解放高平、东溪、七溪、谅山等战略要地，打破法军经营多年的防线而胜利结束。边界战役随之成为越南抗法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电召陈赓回国汇报援越工作，继而令他率部转赴抗美援朝战场。离越回国之时，胡志明高度评价说：“陈赓具有老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和伟大国际主义精神。他给我们党和军队留下了一份珍贵礼物。”
从1950年底到1952年12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又协助越军组织了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宁乎、西北等战役。其中，1952年10月发起的西北战役，歼敌13800人，解放约28500平方公里土地及其25万人口。这些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越南北方根据地，打通了中越边界的交通线，进而为夺取抗法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根据抗法战争战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拟制新的作战方案，以歼灭法军有生力量，乘胜扩大战果。1953年12月6日，越共中央讨论批准了中国军事顾问团制定的奠边府战役作战方案，并成立了由武元甲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为前线总顾问，胡志明要求越南“全军、全民、全党务必集中全力打好这次战役”。
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军前指共同确定了“稳扎稳打、严密包围、逐点攻占、波浪式推进、最后总攻”的作战方针。
夺取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奠边府战役准备过程中，毛泽东又明确要求彭德怀，在“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越军许多建制部队都是首先在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而后回国参战。
1954年3月13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对已被包围了三个月之久的奠边府守敌发起攻击，至4月下旬扫除了莫边府周围据点，逐步紧缩了对法军的包围圈。5月1日，在中国装备越军的火箭炮及其他炮兵强大火力掩护下，越军发起总攻。战至5月7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6200人，俘敌奠边府之战最高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少将以下官兵10900人，击落击伤各型敌机62架。
毛泽东和胡志明(中)在彭真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年7月，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向越南提供的大量的无偿援助，无疑成了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中央军委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团，在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为加强越南人民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中国境内帮助越南人民军训练部队，开办军官学校和驾驶、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在抗法战争期间，先后为越军培训军事、技术干部1.5万余人，成了抗法战争的越军骨干。
1956年3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圆满完成了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奉命全部撤回国内。
2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
1956年9月30日，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印尼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的邀请，带着印尼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
毛泽东非常重视苏加诺的来访，他亲自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苑机场迎接印尼贵宾的到来。下午2时，苏加诺总统的专机在群众的欢迎声中缓缓降落。苏加诺迈出舱门，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一边走下舷梯，向迎面走来的毛泽东走过去。当两国领导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的时候，涌动的人潮中传出了更为热烈的欢呼声，苏加诺不仅为中国政府安排的盛大欢迎场面所感动，而且对毛泽东亲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候表达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苏加诺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欢迎，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以82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
“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就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赐予者，独立是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各位对我的尊重，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尼人民。”
欢迎群众对苏加诺的讲话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毛泽东也走上前去，同苏加诺一起并肩走向欢迎群众。顿时彩旗招展，欢声雷动：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和平万岁
默地卡(独立)！朋加诺(兄弟）
一束束鲜花伸向苏加诺，一把把花瓣撒向毛泽东，两位领导人被包围在花的海洋之中。
毛泽东、苏加诺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走出人群，登上敝篷汽车缓缓驶出机场，百余辆汽车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龙，行进在万花丛中。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毛泽东、苏加诺乘坐的汽车驶到哪里，鲜花就撒向哪里，欢迎声就响到哪里。汽车在鲜花的簇拥下驶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苏加诺将下榻在这里。
9月30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勤政殿参见了稍事休息的苏加诺一行。宾主落座后，毛泽东打开了话题，说：“万隆会议是一次极好的会议。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10月2日，毛泽东举行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苏加诺对毛泽东的观点亦有同感，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是代表了整个亚洲。”毛泽东对苏加诺的气魄与胆识表示赞赏。
苏加诺自信地说：“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补充说，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总统回答说：“一般地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对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是国际上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早有考虑。毛泽东很想听听苏加诺总统的看法：“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苏加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却若有所思，不紧不慢地说：“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接着两位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真诚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苏加诺认为，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帝国主义会更猖狂。中国参加以后，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认为，中国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6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中只能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有两个。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毛泽东接着分析说，现在我们是大国，不是强国，人家看不起我们，又何必急呢？我们做工作，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半个欧洲，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毛泽东还认为，解除禁运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有的无非是苹果、花生、猪鬃、大豆。我们可以等11年，到那时，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禁运解除了，进入联合国了，美国人来中国一看会后悔的。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毛泽东认为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是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所抛弃。我们要同他们恢复友好合作，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
对于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灵活的斗争策略，深入浅出的精辟分析和幽默风趣的话语，苏加诺深感钦佩。他说：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谈话中，他曾三次称赞毛泽东真是“孔夫子的得意门生”。
两位领导人平等交谈，直抒胸臆，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接近。会见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共进晚餐。不知不觉间，日落西山，勤政殿亮起了和谐的灯光。
对苏加诺的到访，毛泽东可以说是极为重视，不仅接待规格甚高，而且毛泽东始终陪伴着苏加诺。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和见证，也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友谊。30日晚，毛泽东与苏加诺一同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当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步入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席间，苏加诺按照中国的礼节，高高举起酒杯，热情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庆贺中国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对苏加诺的良好祝愿，表示谢意，并祝苏加诺总统身体健康，祝印度尼西亚民族昌盛，繁荣富强。友好之情，溢于言表。
10月1日，毛泽东和苏加诺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阅兵和观看北京50万人大游行。苏加诺站在毛泽东身旁，看着冒雨接受检阅的各军兵种及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广场；看着显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巨大图表和模型从天安门前经过；看到广场上被彩色气球腾空托起的“世界和平万岁”的巨幅标语，听着广场上各界群众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他心情无比激动。苏加诺被这气势恢宏的欢迎场面折服了，他从心底里感激中国人民的盛情，感激毛泽东对他的崇高礼遇。
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来访的苏加诺总统。席间，他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赞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毛泽东高度评价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指出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相互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指出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称此次访华确定的增进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后，酷爱京剧艺术的毛泽东又邀请苏加诺总统一同欣赏着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把中国的传统艺术，兴致勃勃地介绍给苏加诺总统。
10月6日，苏加诺结束在北京的活动。准备赴外地访问，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苏加诺送行。
机场上，毛泽东、苏加诺热烈握手话别。苏加诺向在场的1万多欢送群众宣布：“我已邀请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毛泽东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他对毛泽东说：“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接受了这一邀请，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却始终没能踏上千岛之国那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倒是苏加诺又分别于1961、1964年两次来华访问，同毛泽东这位老朋友亲切会面。苏加诺访华的16天，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算作短短的一瞬。在评价这次访华时，跟随总统访华的阿卜杜加尼外长说：苏加诺是一个工程师，他没有去建筑钢铁的桥梁。而在中国，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各国友好桥梁的建设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则说：“毛泽东和苏加诺的会见，把6亿中国人民和8200万印尼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越过高山，越过大洋联结起来，这座人民的友谊桥是推不倒的，万古长存的。”
3“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1954年11月，北京已进入冬天。寒气袭人，北风呼啸。然而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却温暖如春，靠南面窗户处放置的两盆水仙花，生机勃勃，青翠挺拔，刚开放的几朵白色黄心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在宽面的大办公桌上，堆放着一些夹着纸条的线装书和一摞待批的文件和材料。毛泽东坐在桌前的靠背椅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聚精会神地阅读即将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的有关材料。青烟袅袅，阵阵花香。
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前的水仙花，沉思遐想。现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发展经济，建设家园，改善人民生活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缅甸总理吴努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即将来我国访问，商讨双边的重大问题，如果这次同缅甸谈得好，可以使四邻相安，有利于争取亚洲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
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香烟，将烟蒂丢进烟缸，站了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冬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了进来，照得室里暖洋洋的。毛泽东思考着，吴努总理这次来华，会有不少问题，应该好好地同他谈谈，使他不虚度此行，有所收获。
1954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应周恩来的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冒着严寒，首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以隆重、热烈和高规格的礼遇欢迎吴努总理一行。12月1日，吴努总理抵达北京的当晚和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颐年堂先后两次亲切会见了吴努一行，宾主共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谈话。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以及我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毛泽东等观看吴努赠送的礼物。12月1日，双方第一次会晤。毛泽东深知吴努一直生活在炎热的南国，害怕寒冷，所以一见面就关切地说：“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显得有点拘谨，很有礼貌地向毛泽东表示：“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泉源。”
“谢谢。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毛泽东谦虚地说，并针对当时一些周边国家因受美国等的造谣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转过话题，开门见山地问吴努：“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吴努不明白毛泽东提这个问题的用意，小心翼翼地回答。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自责地说着，略一沉思，情真意切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影响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胸怀坦荡，谦虚自责的态度，使吴努深为感动，一下子消除了紧张、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吴努敞开心扉，坦诚地说：“很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吴努发自内心的讲话，真诚地说：“我们往来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毛泽东摆了摆手，体谅地说：“你们的困难，我们谅解的。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毛泽东如此重视中缅关系的友好情谊，非常感谢。
两国领导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深入，气氛热烈友好，感情真挚融洽，无拘无束。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12月21日，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吴努时说道：“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将烟掐灭，挥了一下手臂，加重语气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表示我国同缅甸友好的诚意，毛泽东以商议的口气，诚挚地说：“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毛泽东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剖肝沥胆的真情，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以及完全以平等的态度来商讨问题，使吴努更加信服和崇敬。他推心置腹地说：“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不过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吴努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次的访问是极有兴趣和富有效益的，我特别高兴我能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会晤。”“今天，中缅友谊非常坚实的基础已经很好地和真正地奠定了。”“我现在带着要竭力促进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决心回到缅甸去。不但如此，我将尽我力之所能来促进世界和平。”吴努一行回到仰光后，在他的创议下，缅甸文学宫出版了《中国纪实》一书，该书图文并茂，汇集了包括吴努在内的7名代表团主要成员的文章和吴努访华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彭真市长公开发表的讲话全文。这大大促进了中缅两国友谊的发展。
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从珍视中缅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出发，本着诚恳、平等、互谅的态度，同缅甸政府经过反复友好协商，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非常圆满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双边事务，签订了航空运输、公路交通、邮政电讯以及贸易、文化、科技、经援、换货、支付等一系列协定和协议，顺利地解决了两国互设总领馆问题，两国的文化、和平、青年、工会、妇女等民间团体的友好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更为密切，其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居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之首。
1960年1月，吴奈温将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经过亲密友好的会谈，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组织联合委员会对边界进行实地勘察。这两个条约和协定的签订，为亚洲人民和睦相处树立了一个榜样，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1960年9月28日至10月4日，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金风送爽，果实飘香，花繁似锦，首都人民再次热烈隆重、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来自西南邻邦的友好使者——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的由370余人组成的庞大友好使团，这是中缅两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空前盛举，宾主都视此举为“走亲戚”。友好使者走到哪里，哪里就洋溢着友好情谊。
10月1日，吴努和吴奈温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庆新中国成立12周年。当日下午，中缅两国总理顺利地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至此，有关中缅边界所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条约中都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10月2日，首都10万人举行庆祝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称赞“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例。”
1961年新年伊始，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了参加1月4日缅甸独立节活动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亲自率领政府、军事、佛教、体育、文化、新闻、电影、云南省和边界联委会中方代表等9个庞大代表团430余人，前往缅甸庆祝和联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友好代表团。北京的1月，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然而来到缅甸，呈现出来的却是草绿花红，蜂飞蝶舞的春天。各代表团分别到各地参观、访问、演出，同缅甸各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到处是缅甸人民热情欢迎的笑脸，到处是色彩斑斓的友谊之花，真是友情洋溢，盛况空前。
1月4日，中缅两国总理在仰光成功地互换了《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至此，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圆满解决。在仰光市庆祝互换条约批准书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兴奋激动地宣告：“维护、巩固和发展中缅友好关系，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神圣的职责，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友好下去。我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中缅友好这座壮丽、宏伟的大厦，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永远照耀在辽阔的亚洲大地上。”
4“乐莫乐兮，新相知”
中国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954年，尼赫鲁总理第一次来到中国。访华期间，毛泽东十分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盛情款待，坦诚会谈，尼赫鲁多次表示自己感动不已，如同遇到了故旧新知。
1954年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尼赫鲁总理的手：“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毛泽东会见尼赫鲁。笑容可掬的印度总理连连说：“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会谈中，毛泽东对于这位来自南面邻邦大国的贵宾，表现得极为真诚和坦率。他回顾了中、印两个泱泱大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都受到过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欺侮的历史，表示决不能再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他对尼赫鲁总理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以他的战略思想来说明一个问题：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顶住外来的威胁和欺压，才能赢得和平。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虽然贫困，但团结友好，其力量是无穷的，根本不怕别人瞧不起。中国需要和平，和平的时间越长越有利。毛泽东对尼赫鲁这样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
毛泽东提醒面前的这位印度朋友，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美国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战争。对此，毛泽东虽然在战略上采取藐视的态度，但在战术上是绝不大意的。
尼赫鲁说，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切既得利益者一样，美国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辛辣指出：“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微笑着点了点头，显得温文尔雅。两国领导人围绕着和平与友好这一主题，认真进行了切磋和探讨，会谈十分融洽，气氛十分热烈。
毛泽东亲自点题，要与尼赫鲁谈论“战争”话题。
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下午，首都北京中山公园内张灯结彩。两万多名北京市民，参加在这里举行的首都人民欢迎尼赫鲁访华大会。
尼赫鲁在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北京市长彭真的陪同下，信步来到音乐堂前。音乐堂里传出悠扬悦耳的中国歌曲和印度歌曲，使尼赫鲁总理欣赏到异国情调又感受到家乡气息。他停住脚步，转身向欢迎他的人群招手致意。此时，尼赫鲁内心激动不已，深为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所感动。音乐堂门前悬挂着中国和印度国旗。入门，巨幅深绿底板镶着白字的标语，分别用中文和印度文书写着：“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
“和平万岁！”尼赫鲁仔细端详这幅标语。和平当然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是国家利益所在，是人民利益所在。望着这幅标语，他内心涌上一股喜悦的情绪。关于和平，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他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他想，印度需要和平，中国也需要和平，没人需要战争，因为那会遇到很多危险。然而，就是毛泽东提议要同他专门谈谈战争。尼赫鲁迅速地开动脑筋，对将与毛泽东进行的谈话的思路加以清理。他明白，谈战争，也是为了和平。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一致的。
毛泽东邀请尼赫鲁来中南海再次会面。上次会谈快要结束时，他向尼赫鲁提出专门谈一回战争的建议，打算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进行探讨，研究关于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二战后谁受益了谁受损了；战争应该避免，但并不可怕，侵略者早晚要受到削弱，受到惩罚等问题。
当两国领导人面对面坐下来后，毛泽东向尼赫鲁询问与周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尼赫鲁总理说：“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然后，他马上转入他早已准备好的谈话主题。律师出身的尼赫鲁，是圣雄甘地的忠实信徒，曾坚强不屈地执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对与毛泽东谈战争问题，他饶有兴致，愿与毛泽东共同讨论。他称毛泽东是这方面的专家，其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在毛泽东的眼里，战争并不那么可怕。他深信，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因为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力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的思维有着严谨的逻辑性，并颇具人道主义色彩。他认可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战争的后果，那就是战争给人本身造成的影响。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但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说：“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挥洒着他的幽默与机敏：“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十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良好的永久和平的愿望：“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无意让谁担保，这样的事，怎么担保得了呢。他只是坚持一点，战争会削弱侵略者，而中国，并不害怕战争。
“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推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这场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里进行的。毛泽东和尼赫鲁深邃精辟地谈论着这个残酷的话题。他们谈得很投机，很愉快，表现得很投入，又很超然。
对北京一个星期的访问结束了，尼赫鲁将到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回国。10月26日，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一位印度未来的总理，以及其他随同访华的印度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主人告别。这里是尼赫鲁与毛泽东首次见面的地方，如今又成了他们分别的场所。来辞行的尼赫鲁总理感慨良多。他说：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他深情地表示：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充满激情而又才学渊博的毛泽东，此时引用中国古代着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赠予尼赫鲁。他吟诵道：“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尼赫鲁非常欣赏毛泽东所吟诵的诗句，认为太适合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了。他紧接着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玄奘法师，曾经千辛万苦，到西天(印度)取经。而今中国主人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来自佛教发源国的总理尼赫鲁，从中印两国友好与和平出发，继礼仪之邦之传统，尽东道主之所能，为其访华顺利、成功，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临行的尼赫鲁总理自然会记得，当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感情和友好包围了。来京前，在广州和武汉，中国地方领导人非常隆重地欢迎他。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党、政、军许多高级领导人和全国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界人士组成一支庞大的欢迎队伍，前往机场迎接。沿途是20多万人的欢迎人群以及无数的鲜花彩带。几乎所有在北京的中国省部级以上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参与了尼赫鲁访华的接待工作。毛泽东4次与尼赫鲁总理会谈，并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使这位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总理先生感慨不已。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的深刻广泛交流和讨论，令尼赫鲁终身难忘。中国领导人谦虚的态度，坦荡的胸怀，独到的见解，给尼赫鲁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京机场，飞机就要起飞了。尼赫鲁神采奕奕，与到机场送行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作最后的告别。他是那样热情洋溢，以致讲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了，我满怀着良好的记忆和我对于你们的谢意而离开这里。我将牢记不忘这一切。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更加接近。我相信印度人民非常感激你们对于作为他们代表的我，所给予的光荣。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我愿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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