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新中国奠基
1筹备新中国
1949年春，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把进北平筹建共和国谐称为进京“赶考”，还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早在1948年4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各主民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通电致毛泽东，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自1948年8月，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由香港等地分批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抵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共134人组成。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他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并且明确宣布，只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为此，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并在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那么，中国人民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统一全国人民对新中国国家政权性质的认识，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构成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研究商讨。
经过筹备会3个多月的充分准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充满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开幕词，指明这次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并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毛泽东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分为7章60条，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以及我国的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
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为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一致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还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9月30日，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明确向全国同胞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当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胜利闭幕。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率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2主持开国大典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在勤政殿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彩旗招展，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30万军民在广场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各委员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地动山摇。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毛泽东和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凝神谛听这新中国的春雷。在这庄严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激昂。
接着，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陆海空各兵种部队后，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土匪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宣读完命令后，受检阅部队即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以海军两个师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年轻的空军也以(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14架编队在会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检，整个阅兵式前后历时3个小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伴随着部队的整齐步伐以强有力的节奏在广场上空激荡，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雄姿。在检阅过程中，数十万人一齐拍响巴掌，掌声像波浪一样，一个高潮叠着一个高潮。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着挥手向部队战士致意。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是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光齐明，无数彩色花炮从广场四周发射，在广场上空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着的群众开始游行。当游行队伍经主席台附近天安门金水桥边走过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主席在扩音器前大声向群众回答：“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游行队伍有秩序地向前走去。毛泽东主席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委员交谈。
此时，周恩来又走进来，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毛泽东主席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面对游行的群众，毛泽东主席从午后3点至游行结束，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挥手向群众致意。游行群众始终情绪高涨，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到晚9时25分，开国大典结束。游行的群众举着红灯，像火龙似地穿过全城，使新的首都沉浸在节目的气氛中。全国已解放的各大城市，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3入驻中南海
北平的建筑群，是以帝王宫殿紫禁城为中心的，它象征着封建皇权的无上权威。从清代起，位于紫禁城西面的中南海便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便把光绪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囚禁在中南海内的瀛台中，一直到死。后来袁世凯称帝，皇宫便定在中南海。民国期间，中南海也曾被不少达官贵人选为自己的官邸。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南海”三个字也是政治权力的代名词。
“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明清帝王们开辟的皇宫禁苑，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开国大典以前，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
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叶剑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去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含笑而言。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这样，周恩来只得去搬援兵了。
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主要是考虑到住香山不安全，而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则是天然的屏障。此时，毛泽东每天都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同时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的工作。住在香山，工作确实也很不方便。
周恩来请朱德一起同毛泽东谈搬迁问题。大家在毛泽东住处谈论着，开始毛泽东还是坚持不去中南海住，这样，周恩来和朱德就开始做工作了。
“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朱德这样说。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香山。朱德也表示赞同，并且说：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也不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大兴土木为党中央建筑办公地址。到后来，他说：这样看来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呵！1949年5月份，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往里走，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院门口上方的黑色大匾上，书着乾隆皇帝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小院，叫“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有五间东房，中间一间是过道，是首长和来宾挂衣服的地方，也是全家和来宾的餐厅。靠北边的两间是办公室，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胡乔木等，经常在这里谈工作。靠南边的两间是会客室。南房也是五间，是家属住的地方。五间西房居中的一间是过道，是从菊香书屋外出的主要通道。靠南边的两间西房，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靠北边的两间是毛泽东的放书之处。
有五间北房，西边的两间是家属住的，东边的两间是毛泽东住的。房子很高大，很宽敞。五间屋的当中一间门上挂有“紫云轩”的匾额，从进住中南海直到“文革”前，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多一半的时间是在这“紫云轩”度过的。他也曾在万寿路的新六所和玉泉山住过，但都是暂时性的，住的时间都很短。他最喜欢住在“紫云轩”里，说住在这里有“家”的感觉。所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紫云轩主人”讨厌奢华、排场、浪费。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视察东北，当他看到有的地方大吃大喝，浪费严重时，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说：“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住进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勤政殿是中南海里最高的建筑，过去是皇帝休息和办公的场所，因而装饰得比较豪华。殿内正厅面积较大，可供上百人开会。当时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便选定在此处召开。有一天，毛泽东散步走到殿前，停下了脚步，对工作人员说，“过几天就要在这里开会了，咱们先进去看看。”
进了大门，通过院子，便来到过厅。过厅很大，宽10米，长50米，两旁摆放着名贵的花瓶、古物和工艺作品。毛泽东走上前去一一观看后，摇摇头，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过去的皇帝，只管自己的排场，可苦了老百姓啊！”当检修工作的负责人员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时，毛泽东说：“检修工作，总而言之就是一条，少花钱，多办事。”
还是毛泽东临时到中南海办公的时候，在他工作、开会和休息的东屋里，花匠师傅精心布置了一番，摆了许多盆花。当时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菊香书屋院里，变成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一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便布置，我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少摆几盆，再摆一点松柏树就可以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后来，工作人员按照他的嘱咐，搬走了花盆，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凉台上放了两盆绿草。这样，毛泽东才觉得满意。
一搬进中南海，就遇到了一个上厕所难的问题。因为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附近，都没有厕所，上厕所就要走到后院里去，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毛泽东又经常召开会议，接见客人，别人来了，上厕所也很不方便。毛泽东本人对此倒不在意，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却过意不去，他们与有关方面协商，在毛泽东办公室后面盖了一间卫生间，与办公室打通，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毛泽东睡醒觉，看到这个变化，连声称好。
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都是冬天烧地炉子取暖的，但因年久失修，地道都不通了。后勤部门经过研究，最后在菊香书屋里的一处空地方砌了座小锅炉，这才解决了冬天供暖的问题，而且喝水、洗澡都非常方便。要洗澡的时候，把水龙头一开，热水哗啦哗啦地就流进了澡盆。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给我用脸盆端水，擦完了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居住的北房卧室和东房办公室之间，隔着院子。遇到冬天冰冻或雨天泥泞，走动起来很不方便。工作人员几次与毛泽东商量，想盖一条走廊，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看没有那个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相符了。”当时，丰泽园的大门和外边的门柱油漆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露出来了。当毛泽东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搭架子准备油漆时，他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行政部门，这里现在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二、建立地方各级政权
1为实行军事管制倾注大量心血
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全国不断有许多地区相继得到解放，使在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一伟大构想的实践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在新解放的地区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有待进行，因而为了恢复解放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对城市进行有效地管理，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作准备，党中央决定对新解放的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制度，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新解放区临时、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进行全面地接管。在这些被军事接管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实施军管。
会议通过有关决议。1948年11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依照各地实行军事管制的经验，向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在新解放城市不应过早取消军事管制等问题的指示》，指出了必须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指示详细地规定了军事管制的内容、形式、期限和取消军事管制的批准方法等。
在这两项指示中，为了使军事接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其中文件提出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指示指出：在这些工作及其他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团体及群众团体进行正常管理城市的工作，而在这时才能撤销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管会是一个具有强烈军事色彩和具有临时过渡性的人民政权的最初形式，它不仅具有军事功能，维护社会治安，安定秩序，稳定人心，而且在新解放区做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而毛泽东本人也为城市接管工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接管城市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办法和意见。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制定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规定的纪律，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协助地方党政人员对城市接管之前都作了周密的准备，并对将要接管的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保证尽量小地干扰当地人民正常的生活，同时保障人民的安全和生产。
新解放城市的军管会成立后，立即张贴各种布告，召开各界进步人士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并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法和事先确定的分工，对城市中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的接管。
在接管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一边忙于解散反动政权机关、反动党团，肃特肃匪，收容散兵游勇，以及取缔封建会道门的活动，以安定社会秩序；一边忙于解决接管城市的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等基本问题，同时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稳定市场物价，党和政府还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家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两大战役。并协助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图把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扭转过来。
军管会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军管会在收回国内不法分子特权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权和利益。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接管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重视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的具体接管工作，而且尤其着眼于解决在接收的同时怎样经营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到不但要把企业接收好，还要把企业管理好。
日理万机的他仍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托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毛泽东不仅宏观指导了接管工作的进行，把握了城市接管的方向，而且还在具体细致地提出一些科学有效地政策，如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而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平、津之后，毛泽东具体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来指导平、津经济工作。为这些大城市复杂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贸易的内外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针，使经济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毛泽东不仅从政策上对军管区的各项活动予以指导，他还亲自领导了西北、华东和中南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组建工作。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军事管制的实行，避免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旧政权的交替，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可能产生的动乱和破坏，保证了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生产事业的恢复，为将来建立各地方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2逐步建立地方各级民主政权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了稳定新开辟的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实践毛泽东民主建设思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民主建政逐渐由口号转成了行动。
在大区一级，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各战略区域和中共中央派出机关(中央局)在全国各大区域内实施有效管理的格局，全国共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其中华北和东北都是老解放区，军事行动早已结束，土改已经完成，并分别召开过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冀鲁和晋察冀两区合并建立华北区，并决定在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作为华北临时统一的最高行政机关。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由董必武等27人组成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董必武为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在体制上采取“议行合一”，它既是华北大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模式，东北人民政府随之产生。1949年8月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由高岗等41人组成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27日，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岗为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在体制上同样采取“议行合一”，既是东北大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而在新解放区，由于直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各大城市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具有过渡性质的政权，地方人民政府是由上而下委任人员组成的。随着军管区社会秩序的逐步趋于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日益正常化，召开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步骤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上了日程。
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军政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军管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问题，狠抓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中心环节，从1949年8月至12月间，共起草了关于召开各地人民代表会议文件多达19件之多，提出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指导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
毛泽东尤其重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工作，他指了，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而且能开得好，那么就会对中国共产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各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还没有形成经常的制度，它是在还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起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各群众团体推派和政府特邀。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和经验的积累，逐渐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时的人民代表会议，不仅听取和讨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对重大问题做出决议，而且选举产生该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和通过《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通则规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浪潮。
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政府，而毛泽东极其重视全国各界民主人士的参与，使他们不仅行使了一份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又能更好地参与国家的建设。他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大区和省的领导人的电报和信函中，一再强调要组成中共占比重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他和周恩来还把一些地方政权的人员名单拿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协商，以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不仅有一批民主人士担任了中央政权领导职务，而且一大批非中共人士也担任了地方政权的重要职务。
1949年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准了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他们分别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华北地区则直属中央领导。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是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的代表机关，领导所属各省市、县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同时，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董其武、马明方、邓宝珊、杨勇、张云逸分别被任命为绥远、陕西、甘肃、贵州、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聂荣臻、陈毅、贾拓夫、陈锡联分别被任命为北京、上海、西安、重庆市市长。
1950年1月6日，政务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同年12月8日，政务院第六十二次会议又通过了《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这些通则，对省、市、县、区、乡各级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组成、职权、机构作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为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制定了法规，促进了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完善。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到1951年10月，全国28个省、8个相当于省的行署、154个市和2068个县中，有27个省、8个行署、146个市和2038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了省、市、县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和县长、副县长，以及人民政府的委员。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人民直接选举的会议代表增到百分之八、九十，推派和特邀的代表降到百分之一、二十。到1952年底，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已分别增到19个、85个和436个，绝大部分乡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已由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引领下，以及在毛泽东作出的具体政策的指导下，经过新中国建立初期三年的努力，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全部建立，并逐渐得到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基本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建立起来，成为人民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实行民主建设的最好形式。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全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加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扩大和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初期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也为进一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战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自治政府。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担任自治政府的第一任主席。5月19日，毛泽东、朱德在给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发去了贺电。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进行，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途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并作为一种制度长期保持下来，这一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他亲自找到当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李维汉，征询他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认真研究了国际国内的经验，并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各方面，尤其是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意见之后，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共和国，并提出民族独立和联邦制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认真思考了李维汉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亲自确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在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在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后不应再去强调，同时，新华社正式发出通知：根据《共同纲领》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在今后宣传工作中，不再使用“民族自决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内蒙古已成立自治区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全面推行区域自治的浪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西藏民族自治运动的开展。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和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亲切交谈。西藏地区自古以来情况就比较复杂，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极其黑暗和残酷，国外分裂势力的影响也很突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而毛泽东则为西藏民族自治运动提供了鲜明的指针，他团结西藏人民，结交西藏朋友，制定符合西藏实际的成功政策。
1949年2月1日至3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认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交阻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给麻烦较多；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考虑到了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当1949年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之时，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去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在解放兰州和大西北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和甘肃、青海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甘肃、青海两省党政军机关派人并组织当地宗教界人士到塔尔寺，向留驻塔尔寺的班禅行辕官员，转达了毛泽东对班禅大师的关怀，并宣传共产党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及征询他们对解放西藏的意见。
毛泽东不仅从政策上关怀藏族人民，而且直接鼓励藏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解放运动。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收到班禅额尔尼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发出的贺电之后亲自复电，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愿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毛泽东对藏族人民的客观和正确的评价，是对西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和要求民族解放的意愿所给予的高度概括，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争取胜利的士气，并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顾全大局，下令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多主努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隆重签字，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
在协议正式签订以后，毛泽东又接见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嘱咐他要注意工作方法，并做好高层统战工作，同时他还亲自写信给达赖喇嘛说：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这封信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实现西藏和平繁荣的深切希望。毛泽东为了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激动时刻的到来，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同时又不忘殷切地关怀西藏人民，突出表现在当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毛泽东对他们的热情和真诚态度，使他们感动不已。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时面对记者的采访，说了这样一席话：
记得那天我们五个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到中南海时，毛主席已在住处门前等我们了。他和我们热情握手后，把我们让到房中，亲切地说：“你们一路风尘，辛苦了。”我们说，来京路上，我们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为了祖国团结统一，我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的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接着，毛主席又通过翻译一一询问我们每人的名字、年龄、在地方政府中的职务，问我们由大高原到北京后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为了教育我们，毛主席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党的民族政策。
他说：“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担心民族衰亡。”
毛主席对藏族人民寄予殷切的期望，指示藏族人民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毛主席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勉励我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出贡献。毛主席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力量。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举行宴会。达赖喇嘛曾热情地颂扬毛泽东“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中国各族人民真正爱戴和拥护的领袖。”
1952年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一周年纪念日。班禅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致电毛泽东，表达感激和敬佩之情。同日，达赖喇嘛也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
当日，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和班禅表示慰勉，电报说：感谢你们五月二十三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1952年12月4日，毛泽东阅悉班禅在西藏的工作汇报后，致电班禅，电文中说：“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贺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从毛泽东所发的一系列电文中，可看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同时又有平易可亲的领导气质。
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就做出了关于在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的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在毛泽东确立的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的方针的指引下，西藏党、政、军共同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藏汉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民族大团结的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毛泽东党中央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虽然其间经过一系列曲折斗争，1965年西藏自治区终于成立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不仅在为有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而努力，同时还在民族杂居区及未具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条件的民族聚居区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50年代，中国全面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1950年5至9月，甘肃省率先建立了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东乡族自治县；同年11月24日，四川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1951年5月12日，云南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鄂伦春族，于1951年10月1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建立了鄂伦春自治旗，当时全旗只有778人，其中鄂伦春族为724人，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旗)。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游猎民族，破天荒地第一次享有了平等自治的权利，这一创举，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罕见的。
到1952年底，仅西南地区就建立了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63个，其行政地位相当于专区级、县级、区级和乡级。在西北新、青、甘、陕各省民族杂居区也普遍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省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毛泽东、党中央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民族自治区，其中五大区与蒙、疆、壮、回、藏，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
在建立民族自治区的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解决了民族压迫及其所依托的国家阶级统治任务之后，如何彻底消除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以实现民族关系的变革，成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重大现实任务。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体状况不同以及各民族内部阶级分化、统治方式有相当差异，因而毛泽东从这种条件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告诫全党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地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他提醒共产党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建立在少数民族的自觉基础上，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强制推行。
在民主改革进行的时候，必须有顺畅的渠道把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和平等权利。在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本民族内部阶级压迫的条件下，争取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支持和参加改革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必须的。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真正代表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只有真正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才能充分反映和实施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在针对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曾提到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同时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1951年2月18日，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干部走上了自治区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各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骨干力量，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
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给少数民族提供了施展其才能和更加自由的天空，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扬长避短，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三、整顿旧经济秩序
1命陈云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大纲》还要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会，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1950年6月17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上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平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中财委的人又决定继续增加纱布的控制量和定期存款量，又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以进一步稳定物价，到1952年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情况严重的华东局和中财委的负责人，做出了重大的判断和英明的决策。在1949年7月21日，他即致电华东局说：“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要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计划交中央议订。”
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辩证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也十分尊重陈云等经济领导的意见，遇到关系经济全局的事以正确与否为客观标准，共同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做贡献。
当时，中财委建立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曾提出四条主要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区抓紧征粮；发行公债2400亿元；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之粮食、棉花、煤炭供应，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毛泽东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要求陈云就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短，为什么要如此规定，以上请答复。
8月17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和华东局陈毅、饶漱石说，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中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府尚存异议，因而中央决定推迟发行。9月7日，毛泽东在华中财委9月5日给中财委的电报上批示说：陈云同志，中央决定暂时不要发公债，为何华中决定10月初发行公债？请即去电制止，如华南东北有同样情形，亦应去电制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以为不与民争利，要行仁政，因而税收越少越好，许多地方都不敢收税了，中财委以税定全局考虑，认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必须还依靠税收，虽然这样负担重了一点，但也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了。1950年2月，中财委在呈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阐述了这一方针，报告中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便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票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商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了。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税收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曾对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做出指示，要求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收集上海的税收办法加以研究，因为上海的税收办法得到英国侨民的肯定。英国侨民致政府的备忘录里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的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缴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当时，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将此情况告知天津市长黄敬。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同意陈毅等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谈到了解决公债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进；二说明续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在分担，共同克服困难；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南京工商界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交纳工商税暂行办法》，集体交纳税款。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方法。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表示要妥慎处理税收问题，力争减少阻力，掌握主动权，并且肯定上海采取的有关方针是正确可行的。
这时候，由于中央缩紧银根，不走通货膨胀的路子，在平抑物价的斗争，一些资本家吃亏就较大了，毛泽东也就多次询问管财经的同志，工商业会不会有问题，要求掌握适度原则，否则过份打击工商业，不能恢复生产，财政困难继续，结果适得其反。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即为询问上海工商业者困难的实际情况致陈云电，电称：据上海市委电，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真正的战略眼光。经济问题是复杂的，往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建国初，平抑物价，稳定经济这样巨大的成绩的取得，与陈云、薄一波等财经战线上的一代领导的贡献分不开，也更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和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不开，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惊人的经济困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3统一全国财政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是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财经的统一给地方带来了困难与不利，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统一财经后，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过多了，如国际贸易工作，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比重较大的业务与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统一由全国的各个专业公司实行垂直的领导，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土特产的产销上，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作用；属于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矿业、铁路、银行、国营贸易公司等等，与地方关系不清，在对这些企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没有明确决定哪些职权是属于中央的，哪些职权是属于地方的，使得地方当局难于处理本地区与中央直属企业的关系。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做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做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四、领导土地改革
1出台土地改革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全国业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还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90％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但是，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没有所有权，这种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好转的首要条件，把土地改革工作列为8项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号召一切革命的人，都要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过好土地改革这一关。
经过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颁布实施。同年7、8月，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原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通则和决定，根据党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文件。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是多年来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是符合新中国后农村的实际的，又是土地改革中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总依据。从这条土改总路线，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即这次土改是有依靠有团结的，它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中立富农，土改运动的进行应是有步骤有分别的。在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分析，因而在土改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和部署，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土地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此之前在党内产生了许多争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即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并告林彪(中南局)，饶漱石(华东局)、叶剑英(华南分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征询他们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电报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
当时，党内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富农政策有关。比如说：土改可否分为两阶段，两阶段的间隔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第一阶段中立富农，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如只分富农出租土地，其余土地财产一律不动，能否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土地待遇？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1950年3月12日，他致电中南局并告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几点理由：第一，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第二，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如果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毛泽东认为，为了利于各省土改干部学习掌握政策，以便以后开始土改，现在已到需要就富农政策作决定的时机了，否则将错过时机，陷入被动。接着中共中央也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就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问题，包括与富农政策有关的许多问题，广泛征询各地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的一些省委区委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但有的中央局表示，如果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就不能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这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考虑，并以民主的形式加以商讨。
毛泽东批示的该报告的修改稿。毛泽东在1950年5月1日致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文中指出：“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在6月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就土改问题和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的修改问题，进行协商，这里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对待富农的态度及原则。
我们现在是处于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反复讨论斟酌，党内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在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并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等政策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分三段表述了政府的富农政策：
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地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的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以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毛泽东在土改中富农问题上集思广益，通过民主讨论，各种意见的交换、比较、讨论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在新区土改中策的改变，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党中央、毛泽东实事求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它进一步推动了土改的顺利展开。
土改总路线还规定要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毛泽东为土地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土改不能盲目展开，而要是有政策有指导有区别地进行，首先要彻底动员群众，使之真正成为一场为了群众，解放群众的群众运动，不能强迫进行，同时不能任由发展。一方面，土改必须兼顾生产的需要，要求根据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种植情况，农闲时搞土改，如水稻地区，即在冬闲时和水稻秧后至收割前的两段时间进行土地改革。
2全面展开土改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起草给各地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时就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以事春耕，争取今年是个丰收年，这是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工作方法上，先典型试验少部地区，再波浪式的扩大至部分地区，最后完成剩下地区。因而，当时土改总路线是特别地强调了有步骤有分别的，以保证不违农时和不碍生产。
在土改有步骤有分别的进行中，毛泽东和人民政府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毛泽东于1951年2月致电华南分局、中南局时指出：“我们所说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4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将土改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必要的。即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可见，土改实际上正是大体上按毛泽东的设想进行的，已是这些战略上的正确部署，使这次土改避免了农村大的波动，春耕生产没有受大的冲击。同时，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推进了农村建设的新的高潮。
在这场牵涉面极广的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中，为了稳定整个社会的秩序，毛泽东不仅提出土地改革应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而且还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的政协全国委员一届二次会议上，鉴于有些民主人士以为“江南无封建”，抱有“和平土改”的幻想，或者对土改表示疑虑、不满甚至抵触。
会议主席台上的委员起立通过《土地改革法》。毛泽东在作会议闭幕词时，有针对性地将战争和土改比作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的两个“关”，当时解放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抗美援朝尚未开始，毛泽东因而指出，我们已经基本结束了战争一关，现在要过的是土改这一关，毛泽东表示：我希望这一次对土改关和过战争关一样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在毛泽东看来，要渡过土改这一关，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比如，他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土改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人民日报》多转载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向各地大力提倡这种做法，还亲自督促，检查并身体力行，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就对土改存在疑点，因为一些苏南的地主向他诉苦告状，就征粮、征税和土改政策的执行都有许多意见。
毛泽东知道后，把许多有关土改的情况报告，包括对土改中过左行为的报道及中共华东局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的党内指示，送给黄炎培一阅。同时还支持和鼓励黄炎培到苏南进行实际情况的考察，并且亲嘱华东局和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妥为接洽，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全面情况。黄炎培在看了这些文件并且实地考察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些地主说的那样，群众的斗争手段并不过份，地方干部政策掌握得还不错。《土地改革法》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这些现身说法，对一部分心有疑虑的人，是很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还号召更多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了解实情，他还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所以我们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对于那些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点，指出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亦即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它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如何使它更顺利有序的完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土地改革中坚持民主决策，广纳意见，制定了正确的富农政策；他坚持不误生产，区分阶级，使得土改能够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他坚持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减少了阻力，保证了土改的稳定进行。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无不记载着毛泽东的智慧与心血，千秋功业上会刻上毛泽东的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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