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挥三大战役
1惜别陕北和到西柏坡
1948年3月，各个解放区战场的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陕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华东各地已陆续转入战略进攻。中央机关已胜利完成了留守陕北的任务，决定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委会合。
党中央就要离开陕北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转战陕北这一年多来，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大家时常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都希望他能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的安全地方去，可毛泽东总是毅然地表示：决不过黄河。这极大地鼓舞了陕北军民的斗志。
现在，是真的要过黄河了。毛泽东怎能不思绪翻滚，百感交集呢？
3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向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的全体干部战士，作转移东渡的动员报告。
当周恩来兴奋地宣布完中央的决定后，操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抽泣起来。是啊，想到一年多来党中央在敌人数十万大军进攻面前历处险境，指挥若定；在陕北小小窑洞中运筹帷幄，指挥震惊世界的解放战争；想到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辗转跋涉，与普通战士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再想想毛泽东一再坚持“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的话，……而今日终于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大家个个都激动得难以自持。
警卫班根据领导指示，就谁愿去华北与谁愿留在陕北展开讨论。有些家在陕北的，有点不愿意去华北，而有些外地同志却不愿留在陕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都不愿意离开毛主席。
正在讨论中，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起身让座，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便问道：“讨论得怎么样？谁想去，谁想留呀？”
警卫员马汉荣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想跟主席到华北见见大世面哩！”
小马是陕北人，毛泽东很喜欢他。他天真活泼，爱说爱唱，有一次别人问他火车是个啥样，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把大伙逗乐了。毛泽东听小马说要去华北，笑着说：“好！我一定让你坐火车！”小马顿时喜得嘴都合不拢。
毛泽东瞅了瞅张瑞岐，问：“你这个老陕北，准备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没回过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他总说：“打败胡宗南再说吧！”现在毛泽东问他，他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了。停了一会儿，他说，“我要把毛主席送到河北再回去。”
毛泽东说：“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去看看，开开眼界，再回陕北来。那时也可以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给老乡们说说了。”
3月21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着中央机关从米脂县的杨家沟向黄河渡口出发了，“毛泽东就要离开杨家沟、离开陕北了！”消息传出，人们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许多群众从这个村送到那个村，互相跟着走了好几里，眼眶含着热泪，依依不舍。
毛泽东在黄河东岸——山西临县碛口附近下船的情形。毛泽东扬起手臂，不断地向大家挥手。他无限深情地说：“陕北的小米，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几个农会干部，用袄袖擦擦眼睛，对毛泽东说：“主席呀，你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你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解放事业，你放心走吧，我们能理解！”
23日这天，风和日丽，碧空如洗。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准备从吴堡县川口村南的渡口东渡黄河。
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毛泽东表情凝重，眺望着陕北的群山。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仿佛历历在目：中央红军从1935年10月来到陕北，经历了西安事变、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八年抗日战争，接着就是打败蒋介石的进攻……陕北这块黄土地，凝聚了毛泽东太多太多的情感。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这里纯朴而勤劳的人民，实在令人难以割舍。
木船起锚了，人们纷纷向黄河岸边涌来。毛泽东站立船尾，频频向送行的父老乡亲挥手。
船至河心，毛泽东忽然对叶子龙说：“怎么样，以陕北为背景，给我照张相吧！”
“好，照一张。”叶子龙拿出相机，按动快门，留下了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好啊”，毛泽东笑道，“把陕北的山水，陕北的人民照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船工们在“嗨唷，嗨唷”的号子声中，精心而老练地划着桨，撑着篙，平平稳稳地把毛泽东送上了东岸。
毛泽东下了船，向船工们道谢，又面对河而立，望着河西，望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高原，久久凝神遥望。直到周恩来、任弼时来到他的身边时，他才收回目光，深情地对他们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离开陕北后，毛泽东一行又一路跋涉，来到了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是滹沱河北岸一个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偏僻山村。它西靠连绵逶迤的太行山，东与华北大平原相衔接。这个普通平凡的小村庄，却在解放战争时期享誉中外，曾被称为“中国黎明前的红色首都”。
1947年6月，朱德和刘少奇就率领中央工委来到了西柏坡。1948年4月，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期抵达西柏坡。5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西柏坡。至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终于会面了。
毛泽东四处眺望。这里环境幽静，背后柏坡岭上长满了古松翠柏，不时传来燕子、黄莺的鸣叫声；前方是一片稻田，远处是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流向华北大平原……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后来曾对刘少奇说：“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毛泽东的住处在西柏坡村的一个大院里。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大约16平方米，是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套木制沙发、一张小桌、一把藤椅，另一间稍大些，约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两套沙发，还有圆桌和茶几，墙上挂满了地图。另外，院里还有两间西屋和两间南屋。
在屋里坐下以后，叶子龙对毛泽东说：“后沟里有几个延安式的砖窑洞，在那里办公和住宿都很方便，离这里不远，只隔着一座小山，主席愿到那里去住也可以。”
“恩来，少奇同志都住在哪里呢？”
“他们都住在这里。主席住房的北面，是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住的地方、南面是少奇和朱总司令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
毛泽东听罢，直接回答他说：“我就住在这里吧。我如果到后沟去住，整天开会，是我一个人往这里跑呢，还是让他们4个人往后沟跑呢？那就不方便了，还是住在这里吧。这里确实没有延安的窑洞好，院子也没有杨家沟的大，但这里是平地，这一点比延安和杨家沟好。”
叶子龙把这一带的环境向毛泽东作了简要介绍，接着他说：“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克服困难，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个个都非常高兴，都愿意为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多贡献力量。”
听完介绍，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正说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进来了。不久刘少奇也来了。他们一见面就热情握手，亲切问候交谈，真是高兴极了。是啊，毛泽东转战陕北，历经艰辛，刘少奇等人无不为之担忧；城南庄险遭轰炸，更让大家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一路风尘仆仆，颠簸劳累，大家也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毛泽东倒是爽快地说：“我没有事。你们在这里工作可辛苦了。”
毛泽东接着向他们讲了一路上的见闻。大家担心他疲劳，提议他休息休息，明天再开会。毛泽东说：“我是不累，我想听听你们谈谈情况，在外边想听也听不到。现在到一起了，晚上就谈怎么样？”
晚饭以后，5位书记聚集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各个战场上的形势。当时，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十分喜人。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收复了延安，攻克了宝鸡，打乱了国民党增兵中原的部署。华北第一兵团，在徐向前司令员的指挥下，横扫晋南，攻克临汾，解放晋南，强攻晋中，完全孤立和包围了太原城，中原刘邓大军进到大别山地区以后，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站住了脚，在去冬今春，又解放了大片土地。现在，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先后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洛阳、开封等城市，打破了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连续出击胶济线和津浦线，使山东的敌人只能固守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东北野战军的形势也很好，发展很快，已经开始了全面大反攻，经过冬季和春季的攻势，消灭了15万敌人，解放了四平、营口、吉林等城市，使沈阳、长春、锦州等城市陷于孤立。
会议开到深夜才散，毛泽东并没有休息，又按照自己的习惯，开始了夜间办公。
也许是初到西柏坡的新鲜感，也许是为了松弛一下紧张劳累的大脑，毛泽东刚安顿下来就到村外散步。他看到这里的庄稼长势很好，异常兴奋，侧身对警卫员说：“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更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在滹沱河边，毛泽东看到河床很宽，流水很浅，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和沙土，便关心地问一个正在浇地的中年农民说：“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农民说：“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了雨季一发大水，河里的水就多了。鱼也多了。”
毛泽东说：“这么说，你们这一带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毛泽东还问了稻子的收成、种植等情况。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着农村，记挂着农民。
毛泽东来到西柏坡没几天，大家提议组织一个舞会，欢迎毛泽东的到来。警卫排长阎长林特地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对首长们表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场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
毛泽东正忙着看文件，头也没抬地说：“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夜幕降临了，舞会在露天操场上举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相继来到舞场，叶子龙让李讷等几个孩子去请毛泽东出来，他自己随后也迎上去说：“主席，休息一下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您。”
毛泽东反问道：“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叶子龙说：“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见过您了，都想见见您。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人也都来了。”
毛泽东说：“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大家见毛泽东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都抢上前去跟他握手并致问候。毛泽东坐下后，一大群人又把他围了起来，问这问那。
说了一阵话后，周恩来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快请主席跳舞吧。”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一些大胆的女青年，纷纷邀请首长们跳舞。
毛泽东迈着舞步，熟练地跳了起来。
阵阵夜风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向远处飘散，人们都陶醉了，也更兴奋了。毛泽东更是难得这么轻松。
全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
周恩来说：“我们这场战争，正像爬山运动，经过曲折艰险，从山下已经爬到山顶了，然后要居高临下，变成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说：“是啊，从下到上是一个转折，前边的路并不平坦，还要有一番大的拼搏！”
2指挥辽沈战役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在两年多的内外线作战中，提高了战斗力，部队的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加强了炮兵与工兵建设，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攻坚作战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士气高涨，军心振奋，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
战略决战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西柏坡。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支援，获得了日益巩固的后方。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解放区已有98％以上的地区获得了解放，西北和华东解放区基本上收复了失地，中原解放区日渐巩固，这些解放区可以互相支援，协同作战。在全国范围内，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而国民党却愈战愈弱，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由1946年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战斗力每况愈下。国民党为了垂死挣扎，从1948年8月起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固定战略重要点线，兵力靠拢，猥集一团，企图使人民解放军“吞不下，啃不动”。可是人民解放军却越战越勇，迅速把敌人的5个战略集团牵制在5个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为卫立煌集团，共48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的锦(州)榆(山海关)段作为和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上为傅作义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归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海上补给的通道。华东战场上为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南至蚌埠的地区。中原战场上为白崇禧集团，约75万人，分布于平汉南段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上为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盘踞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大战略集团彼此孤立，难于机动，战略机动兵力根本无法使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民党军后方的兵力约23万人，36个旅，很难机动作战。至此，国民党军已没有完整的战线。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民心丧尽，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经济上财政危机益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行将崩溃。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当时全国的基本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敢不敢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争取更大的胜利，成为当时人民解放军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国民党于1948年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坚持沈阳到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的计划。如果蒋介石将东北的军队撤至关内或江南，将使人民解放军丧失战机，并增加南下作战的困难。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战局的科学分析，毅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
毛泽东正确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这是因为，首战东北，可促进全国战局的发展，人民解放军歼灭东北敌军，可粉碎敌人的战略收缩的阴谋，使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决战，并以东北雄厚的工业支援全国，亦可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巩固的后方。如果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就会受敌华北、东北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若首战于华东战场，则又会使东北敌军迅速撤退，实现其“战略收缩，加强华中”的战略目的。因此，首先打好东北战场上的敌人就成了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
从兵力对比上看，东北野战军占绝对优势，正规军70万人，地方军30万人，总兵力达100万人，而且拥有炮兵纵队和铁道兵纵队。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进行了整编，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当时国民党军的正规军为48万人，非正规军7万人，共55万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城市，不能互相呼应，态势突出，所占地区狭小，补给非常困难，而且长春被围困，无法救援。在战略计划上，是退是守，国民党军队举棋不定。东北解放区军民经过三年多的奋战，完成了土地改革，将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的后方异常巩固，并控制了2000多里的铁路线。因此，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毛泽东在指挥辽沈战役中，首先对辽沈战役的首要突击方向作了精心的选择。根据东北敌军分别收缩于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确定了首战锦州，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从局部看，孤立长春的敌军，为人民解放军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薄弱点，歼灭长春守敌较为容易，但是有可能使沈阳、锦州的敌人向关内撤退，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正是利用长春来牵制人民解放军，掩护沈阳、锦州之敌改善态势，并进行撤退准备。沈阳守敌为蒋军主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攻击沈阳则会使我军受到锦州和沈阳敌军的南北夹击。而锦州是东北敌军布置中的要害处，是真正致命的弱点。因为锦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占锦州，则可切断东北敌军与华北敌军的联系，关上东北大门。而且锦州守敌多为杂牌军，战斗力较弱，孤立分散，易于歼灭。同时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之敌增援，相机将其歼灭。因此，攻克锦州，就像关上东北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实现将蒋军封闭于东北予以歼灭的战略目的。
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方针是根据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及时提出的。1948年2月，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强大的冬季攻势，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提出了堵留东北国民党部队的意见，即东北野战军以主力向南，打义县至滦县地带之敌，切断北宁铁路，堵住国民党撤往关内的通道。但是林彪等却提出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北上增援，而我军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歼灭之；如果敌人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全面进攻。而且认为打沈阳、锦州的敌人以及入关作战都有很多困难，我军主力如南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
由于蒋介石尚未下定最后决心从东北撤退，毛泽东同意先打长春，但同时指出：“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不可克服之困难”，“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5月24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攻打长春，但由于对地形和敌情不甚清楚，在兵力上也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因此在外围战斗中伤亡两千余人，仅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及长春外围一些据点。之后，林彪提出对长春“长围久攻”，野战军主力继续进行休整，对南下作战仍有顾虑。但是，长春守敌按兵不动，这样就使东北野战军被牵制在长春地区。此种局势如果继续下去，将使国民党军队撤至关内的阴谋得逞。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野战军研究了战局，提出以南下作战为好，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得到东北野战军的理解和认同。他复电指出“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南下作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人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并要求向指战员讲清楚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林彪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帮助下，终于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于9月3日下达了主力部队南下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精心选择了辽沈战役的首要作战目标。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曾提出过打北宁线义县至滦县之敌、平津之敌等，9月7日他又明确指出，“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在毛泽东的军事指导下，9月10日，东北野战军作了南下北宁线的部署：以1个纵队及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以6个纵队及4个师南下北宁线，相机攻取锦州、锦西、山海关等地；以3个纵队(欠1个师)配置于沈阳以西，以2个纵队配置于沈阳以北地区，共同对付沈阳之敌，并准备阻击长春突围之敌。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义县至唐山段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奔袭北宁线。热河独立第四、六、八师等包围了兴城、绥中等地，将锦州与唐山之间的通道截断，并断绝了傅作义集团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四纵、九纵插于义县、锦州之间，并包围义县。不久，四纵转而南下，24日在兴城东北歼敌一部，切断了兴城与锦西之间的联系，牵制了锦西、葫芦岛的敌军。九纵位于锦州、义县之间，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八纵由八面城出发，经彰武等插入锦州以北。七纵渡过大凌河，插至锦州西南地区，并协同四纵攻战塔山、高桥。十一纵则攻占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至10月1日，东北野战军相继攻占了昌黎、滦县、北戴河、义县、绥中等地，控制了从山海关到义县的几乎整个辽西走廊，孤立、包围了锦西、山海关和锦州。
在此形势下，究竟先打哪部分敌人呢？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双方态势，作出了先打锦州之敌的战略决策。9月27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等：“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如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林彪等根据卫立煌军的态势及兵力部署，决定先打锦州尔后进攻锦西，并预计锦州战役可能会演变成全东北之决战。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东北野战军将领，指出，“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要求“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并将作战重心放在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如果感到力量不够，可从沈阳以西各纵队中抽调部队。
锦州被围困后，蒋介石极为恐慌，飞临北平、沈阳亲自督战，决定以锦西、葫芦岛的4个师及从华北、山东抽调的7个师，由锦西向北增援锦州，由侯镜如统一指挥；以沈阳地区的11个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进占彰武，企图威胁东北野战军的后方，由廖耀湘统一指挥。当林彪获悉葫芦岛又增重兵的情报时，感到敌情严重，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回师攻打长春的建议。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10月3日发了两封电报，重申攻打锦州的方针，分析了回师打长春的种种不利因素，认为东北野战军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下锦州不打，打长春将不利于整个战局的发展，要求东北野战军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攻取锦州，指出只要打下锦州就可以获得战役上的主动权。
在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说服下，林彪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并调整了作战部署：以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及六纵之第十七师共16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打锦州；以四纵、十一纵等在塔山地区阻击敌“东进兵团”；五纵、六纵(欠第十七师)、十纵(附一纵第三师)在新民以西以东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十二纵南下通江口地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以一纵(欠第三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队。毛泽东得知林彪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并调整了作战部署后，复电指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调整了作战部署，才算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向，希望大胆放手，首先攻克锦州，时间愈快愈好。”
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锦州外围战。次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要求东北野战军坚决攻击锦州，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经过5昼夜激战，将锦州外围敌人据点扫清，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城，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等10万余人。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在塔山地区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6昼夜，将其钳制在彰武、新立屯一带，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在锦州的行动。长春守敌在东北野战军的声势震撼和政治攻势下，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于19日率部投降，长春宣告解放。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梦想夺回锦州，令廖耀湘兵团与葫芦岛的国民党军东西对进，企图打通关内外的联络；同时命令沈阳的五十二军抢占营口，企图取得海上的退路。东北野战军摸清蒋介石的意图，做出了全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计划。毛泽东接到电报后，更改了原来打锦西、葫芦岛的设想，指出，“如果你们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并命令“只要此举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等于20日制定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作战计划。东北野战军一部在黑山、大虎山以北狙击敌人，主力则迅速秘密地向东北方向回师，于26日将廖耀湘兵团包围在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28日全歼该敌10余万人，生俘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为了将国民党军全歼在东北，27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等：“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如果在目前数月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面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东北野战军乘胜猛追，分多路向沈阳、营口方向疾进，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歼敌149万人。11月8日，锦西、葫芦岛之敌逃跑。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共47万人。它的巨大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使中国军事形势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下降到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取得了优势。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奠定了基础，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满怀胜利信心地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3部署淮海战役
正当辽沈战役激烈进行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积极部署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另一场战略大决战。
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企图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阻止其南下。蒋介石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在徐州地区集中了80万的兵力，且多为精锐部队。刘峙、杜聿明率兵驻守徐州，黄百韬兵团防守徐州以东陇海路东段，冯治安部驻守徐州东北面的韩庄、台儿庄地区，邱清泉和李弥居中策应，李延年兵团驻守徐州南方的重镇蚌埠，孙元良等率兵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路西段。徐州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是陇海路和津浦路的交叉口，是华东、中原、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处。蒋介石企图在此用重兵控制中原，屏障南京，若战局不利还可以将主力撤至长江以南，凭借长江天险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战场上，蒋介石采取了“一点两线”的部署和“固守一点，四方驰援”的战法。
针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将蒋军主力歼灭于淮河以北，从而为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全国奠定基础。在此情况下，必须坚定敢于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信心。因此，当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出进行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于9月25日复电指出此战甚为必要。10月下旬，中原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郑州，控制了平汉路和陇海路。国民党军队迅速收缩兵力，对徐州是守是撤举棋不定。因此，毛泽东决定扩大原设想的作战规模，要求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歼灭于长江以北。当时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有60余万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劣于国民党军。为了加强对淮海战役的领导，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我态势，在吸收前方指挥员意见的基础上，于10月11日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精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毛泽东之所以把歼灭黄百韬兵团作为战役的突破口，原因在于黄兵团距徐州较远，而且处在山东、苏北两解放区之间，便于南北夹击；歼灭黄兵团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切断敌人的海上通道，为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军孙元良兵团由郑州进至柳河、商丘附近，同时刘峙将主力部队收缩至徐蚌线两侧，这一重大变化促使毛泽东及时调整战略部署。10月22日他电示陈毅、邓小平：“为了保障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整数月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一部。”同日他电示中野：“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支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毛泽东得知刘峙集团可能南撤的消息后，审时度势，立即下定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命令“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二、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部，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国民党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纵和两广纵队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部，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系。如敌向南京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毛泽东还电示粟裕，命令他“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该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1月22日结束。战役开始后，华野与中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野从山东等地分三路南下，横扫陇海路北侧300里宽广大地区的敌军阵地。东路军攻克郯城，中路军在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后，迅速通过该部的防地，进至徐州东侧。山东兵团直取台儿庄等地，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苏北兵团经新安镇以东迅速迂回到黄百韬兵团南侧，与山东兵团南北钳合，并阻击徐州的援敌。华野以10个纵队向新安镇发起猛攻。9月，黄百韬率4个军向徐州撤退，在运河两岸遭到华野的猛烈打击。10日华东野战军攻占曹八集，切断了黄兵团向徐州的退路，11日，又将黄兵团包在碾庄地区。为了挽救黄兵团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在令其固守待援之后，忙命刘峙火速增援黄兵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路增援，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黄维兵团沿平汉路东援徐州，向蒙城、宿县进攻。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调派了东北战场败将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企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在蒋介石调整部署的同时，毛泽东按照敌我态势的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1月13日，他指示邓子恢和李先念率中野二纵、六纵昼夜兼程，务必于14日，至迟15日赶到黄维兵团的前头，由正面阻止该兵团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并要求豫皖苏军区配合行动，迅速破坏黄维通道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维兵团的行动。14日，毛泽东又电示刘伯承等，指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阻击邱、李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在攻占宿县后，迅速南进，歼灭刘汝明部。
华野和中野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攻击碾庄从11日正式开始，经过17天艰苦的运动战和阵地战，至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黄百韬也被击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徐州以东、以南地区进行阻援和打援。邱、李兵团共5个军沿陇海路增援黄百韬兵团，企图与其会师，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顽强阻击，敌人虽付出了3万人和30辆坦克的代价，仍被阻止在离碾庄50华里以外的大许家一线，眼看着黄百韬兵团被歼灭而束手无策。中野则迅速攻克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敌人的包围，并将黄维兵团阻击于宿县西南浍河上游地区。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也受到阻击。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这一阶段共歼敌178万人，完全孤立了徐州，解放了徐州附近的广大地区，为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开始到12月15日结束，经过第一阶段的作战，敌人被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个地区。徐州守敌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收缩，加强防御。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沉重打击后，迟迟不敢北进。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中野的“口袋”中。淮海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筹划了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的歼击目标，提出先歼南线之敌，先南后北的设想，主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然后夺取徐州。淮海战役第一线的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攻打强大的邱、李兵团没有把握，建议先打孤立、疲惫的黄维兵团，只要黄维兵团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邱、李兵团更属有利，并认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毛泽东非常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经过认真思考，他采纳了刘伯承等的建议，决定先打黄维兵团，24日他电示刘伯承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为了防止黄维兵团被围后，徐州之敌南逃，毛泽东重申了将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方针，并要求总前委对此做出妥善的布置。
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廖运周率一○一师起义。为了敦促黄维等投降，毛泽东于27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写了广播讲话，劝说黄维等放下武器，调转枪口，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打到南京去。但黄维执迷不悟，依恃兵多、武器精良，仍反复突围，遭到沉重打击，并被压缩到方圆十多里的地区以内，不得不固守待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求中野“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灭敌人”。为此，中野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攻坚准备工作。
蒋介石为了援救黄维兵团，命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自徐州南下，刘汝明、李延年兵团由蚌埠北上，企图南北对进，然后南下，以便保存力量，可均遭到人民解放军的顽强阻击。蒋介石又命令徐州之兵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避开人民解放军津浦路防御正面，同时令刘峙到蚌埠督促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再次北进。
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李、孙三兵团共27万人弃守徐州南下。杜聿明弃守徐州的计划，毛泽东早已预料到杜聿明会放弃徐州，于是第二天他就电令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经过3天的追击，孙元良兵团被包围，不久即被全歼。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亦遭到沉重打击。毛泽东分析了此时的态势，认为不能与敌人长期相持，必须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围歼黄维兵力，困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方针。为此，12月6日中原野战军对黄维兵团发起了猛烈攻击，采取了沟壕战术，同时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不投降。中野遂于13日晚发起总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全歼黄维兵团，生俘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也被迫撤至淮河以南，杜聿明集团更加孤立，从而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第三阶段从1948年12月1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当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60万国民党军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慑，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蒋介石要求傅作义“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为了配合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平津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决定淮海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休整，对敌人进行防御。这样就可以麻痹敌人，使傅作义暂不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实现将国民党军队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设想，亦可使中野和华野获得休整，使两个战场互相配合，钳制敌人。
所以，毛泽东命令在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兵团等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22日又电示粟裕：“你们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整至下月初，约于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淮海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休整，同时对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7日毛泽东为中野、华野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指出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突围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的，应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在20多天里，就有14万多人投诚，但杜聿明依然拒绝投降。
1949年初，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分割包围，平津诸敌已无路可逃，毛泽东立即命令在淮海战场上对敌人发起总攻。1月6日总攻开始，经过4天激战，歼灭了邱、李兵团，击毙邱清泉，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广大地区，将中原、山东、苏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直接威胁了南京、上海和武汉。
4指挥平津战役
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又部署了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之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30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剩290万人，而且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已陷于瓦解状态，其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蒋介石在战略上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只剩下华北傅作义集团。傅作义集团约60万人，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和辽沈、淮海战役的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一方面妄图利用傅作义集团固守平津，迟滞解放军南下，使其获得时间，加强长江防线；另一方面又欲将傅作义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或扼守长江，防卫南京、上海地区。而傅作义集团则企图西撤其发家之地绥远，以保存实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蒋介石和傅作义才确定了“暂守天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傅作义错误地认为东北野战军在短期内不会入关，因此他根据上述方针，将部队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一千余里的铁路线上。
毛泽东认真地研究了敌我状况，认为傅作义集团南窜或西撤，都会对战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不使其南窜或西撤，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关键。因此，毛泽东做出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的战略计划。11月18日，毛泽东命令林彪等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待休整，立即迅速隐蔽入关，力求就地将敌人歼灭。20日又指示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迷惑傅作义。27日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与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三纵、四纵等切断平绥线。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等率领下，不顾疲劳，于11月23日挥师南下，从喜峰口等入关，至12月20日，80万军队全部抵达平津前线。为加强对平津战役的指挥，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平津战役也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2月20日结束。为了阻止傅作义集团西撤，必须控制平绥路。为此，毛泽东于11月22日、24日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迅速进至军事重镇张家口附近，并切断张家口和宣化的联系。11月29日第二兵团猛攻张家口，傅作义不得不派其主力部队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以控制西撤的通道。12月8日，第三兵团将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平绥路东段被切断，傅企图西撤的阴谋破产。12月2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又割断了宣化、怀来间的联系，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则割断了北平、怀来间的联系。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于12月11日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同意东北野战军“以五纵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建议东北野战军“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命令“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一并令刘伯承等在歼灭黄维兵团后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塘沽的战略包围，至此，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在新保安、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个孤立的据点，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稳住敌军的目的，为以后从容地逐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从1948年12月21日开始，到1949年1月15日结束。经过第一阶段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将敌人分割包围，使其处于收不拢、逃无路的境地。为了全歼张家口、新保安等地的敌人，毛泽东于12月19日拟定了作战计划：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华北第二兵团即对新保安敌三十五军发起攻击，准备5天左右结束战斗，之后就地休整10天左右。在此期间，华北第三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不要攻击张家口，但须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如敌逃跑，则歼灭之，如不逃跑，则继续围攻之，等等。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12月20日发起攻击，从四面实行突击，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傅作义的嫡系核心军三十五军16万余人，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新保安失守后，张家口的敌人已无固守的信心，纷纷向西南和东北方向突围，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密切配合，24日解放张家口，歼敌54万余人，至此，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了。
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后，傅集团西撤的道路被切断。为了控制海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之敌，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尽快地围歼津塘之敌，命令东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迅速插入天津、塘沽间，歼灭天津、塘沽线上之敌，控制该线，割断津、塘间的联系，然后歼灭塘沽之敌。21日毛泽东又电告林彪等：“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电通讯社报导，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由于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盐田较多，不利作战，林彪等向中央军委建议，首先攻取天津。12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认为完全正确。同时将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调到北平附近，防止北平敌人突围。
1949年1月7日东北野战军决定用5个纵队歼灭天津守敌，由刘亚楼统一指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块，易守难攻。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为固守天津，从1947年起，花费250亿元的巨款，修筑了数华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市区内街垒层层，以海光寺、市政府等为中心，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还挖掘了水深3米，宽5米，长达50里的护城河。护城河外布置了地雷、鹿砦、铁丝网等。陈长捷企图凭借坚固的防御体系，指挥13万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为了保护天津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要求林彪等在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消灭的情况下，对工厂、学校的敌人要尽可能采取劝降的方法，以便减少损失。
天津市区形状狭长，南北长25里，东西宽10里。为此，东北野战军确定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1月6日，林彪、罗荣桓致函陈长捷，要他仿效长春郑洞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但陈长捷提出了“只放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要求，拒不答复和平条件。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攻击，经过29小时的激战，歼敌13万人，活捉陈长捷。16日塘沽敌人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歼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17日解放塘沽。
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16日开始，到21日结束。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百万解放军云集北平，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已成囊中之物。北平乃文化古都，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决定在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归向人民。当得知傅作义有和谈意向时，毛泽东电告林彪罗荣桓等，准备同傅谈判，以便分化敌人，首先歼灭华北的蒋系部队。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傅作义派代表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接触。人民解放军要求傅作义解除武器，而傅作义则企图保留军队，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张家口、新保安被解放，其嫡系部队被歼后，傅作义才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12月25日，中共将傅作义列入“举国闻名的头等战犯”之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指示林彪等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将我方的意见告诉傅作义。其主要内容是：(1)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方亦不能接受傅作义所想的一套做法，傅作义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2)把傅作义列入战争罪犯名单，一是因为傅作义反共甚久，负有战争罪恶；二是宣布傅作义为战争罪犯，加强了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傅作义“可以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可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成为一个军。”(3)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应不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傅作义表示愿意继续谈判。1月9日傅作义派代表周北峰同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但仍犹豫不决，聂荣臻对傅的代表说：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
人民解放军在同傅作义进行谈判的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攻城准备。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但须在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的基础之上；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傅作义：“(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至此，傅作义才下决心接收和平改编。1月21日傅作义接受毛泽东1月14日声明的八项条件，同意接受和平改编。22日傅作义向北平守军做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知》，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同日，北平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速，规模之大，歼敌之多，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指挥这场震撼世界的大决战中，其高超的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深谋远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及时抓住了战机，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根据敌我态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被实践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三大战役环环相扣，其间的战略衔接亦连贯密切，三大战役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进一步发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二、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准备
1呼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已成定局。其军队在战略上的战线已彻底瓦解，长江以北全线溃退，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歼灭，只剩下100多万军队，在长江以南已无法组织系统的防御力量。政治上，国民党已丧失民心，同时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蒋系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的倾轧尤其突出。国民党在经济上已面临着总崩溃的绝境，通货膨胀，财政金融紊乱，“币制改革”完全破产，工商业倒闭，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经济状况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国民党日暮西山之状使得支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政府在此情况下，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已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后胜利，因此他们更加重视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他们一方面企图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谈判，以此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从而取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尔后进行反扑；另一方面企图利用某些既同美蒋有联系、又与中共有往来的人士，混入革命阵营内组成反对派，破坏革命。
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已失人心，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法挽救，遂企图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并且公开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1948年下半年由李宗仁替蒋介石并与中共进行“和谈”的策略日益明朗。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了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的建议。杜鲁门同意该建议，并且致电表示他在政治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也不会再给他提供帮助。尚有军事实力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活动，率先打出了“和谈”的旗号。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的问题。12月25日，白崇禧控制的湖北参议会发出通电，要求停战言和，逼蒋下野。
与此同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右冀分子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将会触犯自己的利益，积极配合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和平”。他们说：“同一祖宗之孙，穷兵黩武总要不得，总不应该”，劝中共把战争“立即停下来”，为国家“保留一点元气”，说什么诉诸武力是“不仁也不智的冒险”。有些人幻想依靠美国支持，乘机在东南发展军事力量，企图造成与国共三分天下的局面。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是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建议，使革命半途而废，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反动派“分江而治”的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他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深刻地告诉全党，对美蒋的“和谈”阴谋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须准备斗争，“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针对美蒋反动派企图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分清敌人，明确指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此问题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什么走‘中间路线’”。毛泽东最后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的这个新年献词深刻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暮穷途的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从桂系手中夺取“和平攻势”的主动权，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法，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功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同时蒋介石又表示：如果共产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谈诚意，自不能不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这个文告的核心是要维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在发表《新年文告》前后，蒋介石加紧进行战略部署，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拟定了利用“和谈”机会在江南组建200万军队的计划。
蒋介石的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月5日，为了揭露美蒋反对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声明，对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了逐条批判。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然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和平条件”进行了深刻的批驳，指出，“无害国家的独立完整”就是说“‘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就是“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实质上就是“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实质上就是蒋介石剩下的一百多万军队“务须‘保障’而且‘确实’”。“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实质上就是“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最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说的“京沪决战”作了辛辣的嘲讽：“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毛泽东将蒋介石的“求和”阴谋驳得体无完肤，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首先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须承担全部内战责任，然后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半内所取得的成就，指出，“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而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人民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毛泽东严正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1949年初，毛泽东(左六)与周恩来(右一)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西柏坡的合影。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就要承认上述条件。毛泽东还告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毛泽东的声明，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与斗争的灵活性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同时戳穿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给其以致命的打击，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人于1月22日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斥责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1月19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发表决议，说：“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五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这与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不一致的，证明他们没有和平的诚意。为此，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对南京政府行政院的决议作了评论。严正指出：“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质问南京行政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五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继而毛泽东指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做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一针见血地痛斥了蒋介石的阴谋，使南京行政院不得不于22日推翻了19日的决议。蒋介石也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头一个回合破产了。
2会见米高扬
1949年1月31日凌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走下飞机。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派到中国与毛泽东进行会晤的。同行的有在东北铁路局任顾问的格瓦洛夫，以及翻译柯瓦廖夫、警卫员共4人。
前往机场迎接的中共代表师哲和汪东兴热情地迎上前去，随后驱车陪同米高扬一行赶往西柏坡。
米高扬一行于午后1时许抵达西柏坡。一见客人们来了，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接着，毛泽东就请客人们到了他的住院里，周恩来请客人脱下大衣，警卫员们立即端水递茶，并请他们洗脸，稍事休息。
毛泽东对客人们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的路程虽说不算远，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因为打仗，一直没有人力、财力修这条路。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这时，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介绍了每位首长，接着大家亲切地交谈起来。
米高扬首先转达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问候和祝愿，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然后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
毛泽东微笑致谢：“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原来，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毛泽东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就中国革命的问题面谈，交换意见。可到了5月份，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毛泽东这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米高扬对此事作了解释：“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在中国境内，路程遥远，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从中国境内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利，也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同志不主张您到苏联去，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您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点点头道：“很好，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使你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同时也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
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一定会向他如实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然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说这个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为革命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交谈了一阵子，周恩来插话道：“你们远道而来，路途也不好走，疲劳了。现在吃饭，晚上早些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大家都表示赞同。
晚饭很丰盛。有滹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的红葡萄酒。西餐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沙拉等，还有黄油和面包。
大家入坐之后，毛泽东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敬酒：“对你们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刘少奇、周恩来也起身向客人敬酒。
大家边吃边叙，气氛很热烈。
毛泽东见米高扬兴致很高，就招呼说：“吃呀，吃呀，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夸赞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涉及许多问题。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我们对待蒋介石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还谈到面临的一些问题。即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取得胜利后的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等等。
会谈中，毛泽东反复重点地解释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一切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一再请米高扬转告斯大林，关于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
米高扬委婉地表示，把没收来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照马列主义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
毛泽东解释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是落后分散的自然经济，农民分到土地才会感到是真正翻身得到了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战争才取得今天的胜利，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说：“现在，你们来到了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山村，下次你们再来，就是在北平见面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任弼时指着桌子上的香烟对客人们说：“请吸烟吧，这是美国三炮台的洋货，这烟很好，不是我们花钱买来的，是他们送来的战利品。”
任弼时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苏联方面流露出“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南北分治的意向，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会卷入。
对此，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断然表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身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对于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涉，毛泽东说：“我们不理睬他们那一套，他们要在中国领土上找我们，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们。我们攻打山东济南的时候，已经进入中国沿海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我们在平津战役中，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我们打，就带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高瞻远瞩且充满胜利信心。米高扬感叹不已，他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他对毛泽东说：“回去以后，一定向斯大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作明确的表示。”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亲切地同米高扬握手告别，并请他们转达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问候。米高扬又乘车驶上了那条难走的山路。现在他深深地感到：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恰恰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光明大道。
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开到13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新疆到台湾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能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以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还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国家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12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指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进京赶考
1949年初，西柏坡。
随着“吱——”的一声，院落里的一间房门开了，泛黄的灯光立刻柔柔地泻了一地，居中显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毛泽东伸了伸有些酸麻的胳膊，大踏步走到院子里。冷冷的空气迎面袭来，整个人立刻变得精神起来。解放战争快胜利了，最艰苦的日子终将过去了。为了革命全局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过段时间中央机关就开进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要去北平的消息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激动，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在他的心目中，进北平不仅是一个胜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而且这个考验还很严峻啊！
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散步回来，毛泽东还特意走进警卫员的屋子，四下一望，对战士们说：“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这房子不像是要搬家的样子嘛。”
那时担任警卫排长的阎长林代表战士们说：“大家已经把有用的东西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汽车里一放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了。我们这里没有老乡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候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问大家：“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回答：“大家在讨论时，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决不中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既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接着毛泽东向每个人询问一遍大家有什么想法。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
有的说：“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车祸。”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有的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其中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了吧？我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到李自成的教训：“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的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可就成了李自成了。”
警卫员告诉毛泽东说，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做了指示，所有的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连忙说：“好、好。还要有纪律做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犯纪律。”
回到屋里，毛泽东叫来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叫他写一份警卫战士的名单送来。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后，毛泽东在桌前坐了下来，他习惯性的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经向全党提出：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还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报告，”洪亮的喊声把毛泽东的思绪拉了回来。原来是警卫排长阎长林把警卫战士名单送来了。毛泽东接过名单，思索了一下，提起笔在上面圈了起来，一共圈了14个名字。望着阎长林疑惑的神情，毛泽东解释说：“这14名同志，先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剩下的6名再去。”稍停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马上就要进城了，以后的工作重点就是搞建设，没有文化不行，你们很年轻，打仗也很勇敢，但不学习就要落后。”
几天后，当毛泽东得知这14名战士被批准就要动身去上学的消息时，他兴致勃勃地叫来摄影师，要与大家照相留念。照完相后，他又让战士们拿来笔记本，给每人题上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12个刚劲的大字。午饭时，毛泽东专门到机关食堂聚餐，为去上学的战士送行，再三叮嘱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知识分子。
1949年3月23日，动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天凌晨三四点钟，毛泽东上床睡觉时，告诉值班的卫士说：“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
快10点了，值班的卫士才把毛泽东叫醒。他睁开眼睛就问：“几点啦？叫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
当警卫员告诉他是周恩来的关照时，他才没说什么。吃完饭后，毛泽东深情地凝望着他居住了近300天的小屋，依依不舍地迈步走出了院门。
刚出门口，周恩来就迎了过来，问：“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轻快地说道。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这时，毛泽东一脚踩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上，把手一挥，坚定地说：“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
这时，在场同志不由得想起在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曾讲过的“……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和大家说笑着。有人说现在离开农村进北平是3月底，1947年撤出延安也是3月份，1948年离开陕北到华北来，正好又是3月份，真是巧得很。
毛泽东听了说：“3年3次大行动，都在3月份发生。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全国解放了，我们就再也不用搬家了！”
原来这时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西北广大地区还没有解放，毛泽东决心在一年内解放我国大陆全部国土。
汽车驶近保定的时候，正是3月24日上午。朝阳亮堂堂地普照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度过严寒的冬小麦开始泛出蓬勃的绿意，向人们传达着春天的信息。大家的心境也愈发开朗起来。毛泽东突然从窗外收回目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对身旁的秘书说：“你注意到了吗？在田里干活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很少看见青壮年。好多田地荒废了。为了战争，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头啊！”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安居乐业。”
毛泽东同北平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西苑机场。中午时分，车队开进了保定城。看到这一支长长的车队，街上的行人都注目观看，不少人还围上来，欲看个究竟。考虑到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警卫人员要求司机开快一点。毛泽东赶忙制止说：“行人多，车开快了会撞人的。老百姓看看有啥不好？过去日本人、国民党的汽车，老百姓不仅不看，可能还要躲得远远的。”
下午，车队来到了河北涿县。凌晨两时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将换乘火车，直驶北平。
3月25日清晨，天还未亮，火车到达丰台。借着星光，可以看见北平的城墙。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整整三十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那一年，我就来过北平，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的，有幸在北京遇到了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正是得到了这二人的教育和影响，我才找到了马列主义并决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李大钊等革命前辈，他充满了怀念和敬重的深情。
天色大亮的时候，火车到达清华园车站。毛泽东等人遂改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出席北平市委举行的接风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兴致很高，他举起酒杯，建议大家干一杯，庆祝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暖暖的春阳，映照在毛泽东宽阔的面庞上。他信步走出房门，仰望无际的碧天。从此，毛泽东不仅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开始领导建设新中国艰难曲折却又壮丽伟大的事业。
2彻底粉碎美蒋阴谋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为了达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目的，继续发动“和平”攻势。1月22日他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中共方面所提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并发布了旨在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民主”措施。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他离职前，将其死党安置在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等省，并加紧调整战略部署，企图负隅顽抗。李宗仁的“和谈”毫无诚意，其目的在于阻止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使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
1月2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布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予以释放。而南京政府发言人则指责中共拖延谈判，延长战祸。为此，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重要谈话，严正指出，“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之后，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指出，“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误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南京政府现在不是无事可做，应立即逮捕战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只有这样，“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明确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具体内容，从本质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和谈”的虚伪性。
然而，本来就没有和谈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但在1月31日将冈村宁次释放回国，而且还决定把260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国民党南京政府发言人称这是司法问题，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毛泽东要求逮捕战犯蒋介石一事，认为态度不够慎重，乃节外生枝。
2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指出：“南京反动政府在要求‘和谈’的同时，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在中共要求对其予以重新逮捕之后，又把他和260名日本战犯送往日本”，这些“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
毛泽东又指出：“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这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最后，毛泽东指出：关于叫国民党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其逃跑的问题，不是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毛泽东的这个声明，再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谈”的虚伪性，同时将惩办战犯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幕后操纵实权的蒋介石，采取了孤立李宗仁的策略。李宗仁的所谓培养和平空气的措施一项也未能实施。1月29日，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密令各军，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共“势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2月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叫嚣继续战争。2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书面谈话，提出“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要求实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叫嚣“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国民党由“呼吁和平”变为叫嚣战争。
为此，毛泽东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高喊“全面和平”？》一文，指出：“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
次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两星期以前急于谈判的神气再也见不到了，由呼吁“和平”变成了呼吁战争；国民党死硬派也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人民的新中国即将出现。2月1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李宗仁、孙科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论，撰写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的评论，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使其假和平的阴谋暴露无遗。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国共谈判问题作了重要阐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为了减少人民痛苦，教育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加紧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于3月26日正式通知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提出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为北平。国民党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刘斐等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抵达北平。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谈判极力破坏，就在张治中等离开南京3小时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致使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但是李宗仁却对凶手不作任何处理。
为了配合这次谈判，昭示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毛泽东在4月4日为新华社写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如果李宗仁有和谈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最后毛泽东正告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3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迅速摧毁国民党统治，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反抗的一切国民党军队，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歼灭该地区之国民党军，捣毁国民党统治的老巢。
毛泽东在看南京解放的报道。总前委依据上述指示，结合江防情况，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作战集团，在江苏省的靖江至安徽省的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并预定将战役区分为渡江展开、割裂包围及分别歼灭国民党军三个作战阶段。另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位于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
长江为我国最大河流，向来被称为“天堑”，是解放军向南进军途中的最大自然障碍。国民党守军虽大部战斗力较弱，缺乏有力的纵深配备，防御工事亦多系土木结构，但有海空军配合支援；而解放军则完全没有现代渡河工具，只能以木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实施渡江。江南广大人民及游击武装虽可给解放军以一定的支援，但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解放军渡江后暂时还不能获得有组织的大规模支援。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虽然总的形势非常有利，但摆在解放军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因此，2月底3月初，解放军各兵团即进至沿江一线，先后拔除了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棕阳镇、三江营等十余处，紧张地展开了渡江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
鉴于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午夜12点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收听到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动作如此之快，此时，他强打着精神，在溪口发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告诉宋希濂，西南半壁河山就靠他支撑了。”“告诉孙立人，新兵编练要加紧进行！”
解放军在接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后，随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西、中、东集团，三军过江，各显神通。蒋介石精心布置的长江防线不堪一击。
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刘伯承的西集团军动手最早，对面江防军队为刘汝明第八兵团，共3个军。
解放军中集团军渡江正面也是300里，兵分3路，中间一路是主攻方向，从太阳洲、黑纱洲、白马洲突破，直扑荻港、芜湖，杀向国民党的二十军。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
解放军东集团军比西集团军、中集团军发动晚3个小时，并不是为了迷惑对方，而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江南岸的国民党军的内应。当江阴守敌起义时，东集团军即开始渡江。
命令发出去后，毛泽东心系渡江大军，他有些坐立不安，不断地处理电报、电文，发出一个又一个指示，毕竟是大军牵于一发。21日早晨，得知集团顺利渡江的消息，毛泽东一连说了几个“好！好！好！”字。
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蒋介石精心设防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前线败绩不断，蒋介石看完了来自前线的不断失利的战报后，气急败坏，他恶狠狠地对汤恩伯道：“现在南京处在共军钳形包围之中，只有两个字，炸！撤！懂吗？”汤恩伯的撤退命令是这样的：
江阴要塞以东二十一军、一二三军沿京沪铁路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之五十一军、四十五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嘉兴绕太湖向上海撤退。驻镇江第四军、首都卫戍司令部之四十五军、二十八军由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南京各机关团体撤退由卫戍司令部指挥。南京之军事设施、重要城市设施由卫戍总司令部负责彻底破坏之。
撤退时间从1949年4月23日8时开始。南京成了一座空城，1949年4月23日黄昏时分陈士榘、袁仲贤指挥的第八兵团进入南京城，登上总统府，扯下青天白日旗，升起一面鲜艳的红旗。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南京的解放，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为之欢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
南京迅速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欢欣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
4月24日清晨，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凉亭，工作人员把《人民日报》占领南京的捷报送给他，他看得很专心，摄影师徐肖冰抓紧时间进行抢拍，照片中的毛泽东手拿报纸，凝神端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还写下了热情讴歌中国革命伟大胜利，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首七律，诗曰：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预示着一个旧王朝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渡江战役开始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只吃了三顿饭，睡了两个多小时的觉，而且是在沙发上睡的。南京解放了，毛泽东吃了一顿好饭。在指挥渡江战役的同时，毛泽东还指挥了解放太原的战役，4月24日太原解放，毛泽东讲我们可以集中精力解决长江以南地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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