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二十章 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分析敌我实力，提出制胜方针
1946年6月底，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的战火。蒋介石之所以敢这样做，主要是自恃其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加之美国给予的援助，他相信凭借这些可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任。当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约200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并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其装备有很大加强，86个整编师中，有22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与国民党军相比，解放军的数量处于1∶3.37的劣势，而且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和为数很少的火炮。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24%和全国人口的29%，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毛泽东在延安审阅有关报告。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做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8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46年7月20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枣园笑谈“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着名的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毛泽东曾多次会见过她，他的着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在会见斯特朗时提出来的。斯特朗后来撰文回忆了毛泽东与她交往的情形。
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谈话地点。1946年夏末和10月，斯特朗两次访问延安，并在延安过冬，到1947年3月才离开。在延安期间，她多次会见了毛泽东。斯特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毛泽东身材魁梧，言谈毫不拘束。他的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维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脱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这一天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在杨家岭的窑洞前，宾主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畅谈了共同关心的问题。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他膝前玩耍，一会儿爬上毛泽东的膝盖，让毛泽东亲她，一会儿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的客人，充满着好奇心。毛泽东邻居的孩子也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毛泽东向斯特朗谈论了他对美国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看法，认为：美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直接面对的许多矛盾。战争或许会发生，但也不是不可以避免和制止的。就美苏两国的情况而论，苏联不要战争，而美国垄断资本要战争，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惧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它可以把它作为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也可以把它作为借口去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垄断资本不会直接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笑着把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放在桌子上，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中间还隔着一长串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被拖入战争。
毛泽东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诗一般的比喻，透彻而精辟的分析，使斯特朗深受鼓舞。斯特朗认为，她和毛泽东的谈话是她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
毛泽东接着又用诗的语言和比喻向斯特朗说明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包括美国和蒋介石在内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样子比较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为了避免把纸老虎的含意弄混，毛泽东特地指出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人们把它做得像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用纸压出来的，一遇潮就软了。毛泽东接着解释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是一阵二月的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子。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纸老虎。
毛泽东告诉斯特朗，如果蒋介石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的利益并向人民发动战争，而蒋现在正是做向人民宣战的事，那么他肯定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听到这里，斯特朗看着毛泽东充满自信的表情，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接下去的谈话，使斯特朗意识到，尽管此时毛泽东感到蒋介行已经快灭亡了，但他并没有预测自己的胜利。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了20年仗，如果需要，我们能再打上20年。推翻蒋介石并不太困难，难的是在蒋介石背后有许多外国势力的支持，这些势力一直在阻止中国的独立。这时，蒋介石刚刚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并没有指出革命胜利的具体时间，但说明了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即取决于许多国家，取决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力量”的发展。
毛泽东进一步说到，帝国主义有力量，往往在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
毛泽东还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指出：原子弹估计难以再次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自己。世界人民都反对它。归根到底，不是原子弹毁灭人民，而是人民毁灭原子弹。
谈话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毛泽东一直把斯特朗送到卡车旁，他们说了告别的话。卡车开动了，毛泽东站在窑洞前望着斯特朗的卡车向坡下驶去，最后消失在夜幕之中。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在世界刚刚进入“核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向外界发表自己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根本观点，是独树一帜的，令全世界耳目一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泽东的带根本性的战略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即使有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不管如何理解，人们都不能漠视它，而只能正视它，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斯特朗是幸运的，这个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论点是首次同她谈的。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3拟定自卫战争“大胜”计划
1946年6月19日，即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指示的修改稿。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3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
除了做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二、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
1指挥南线作战
全面进攻开始时，蒋介石依恃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执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用正规军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即占全部正规军80%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扑向解放区，企图在3至6个月的时间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6月26日，国民党军队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前哨战，7月1日发起总攻击，声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
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天下之说。它东逼南京，南扼长江，西慑西安，控制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与突出。因此，中原解放区就成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较量的战略要地。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调集20多个师，意图包围和吞食中原解放区。鉴于中原解放军处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下，势孤力薄，难以长期坚持，1946年5月初，毛泽东就指示中原解放军，在情况紧急时准备以一部分兵力坚持原地区斗争，一部分兵力向东突围，主力向西突围，转移到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活动。到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仅剩下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面积不及原来的1\/10的狭小地区。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又调集8个整编师又两个旅共30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企图围歼中原解放军。
在敌军重兵围困下，只有“立即突围”，才能摆脱被围困聚歼的被动局面，达到保存自己、转危为安，并求得发展的目的。因此中原解放军主力于6月26日晚按预定部署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北路军为第二纵队的第十三旅、第十五旅1个团、第三五九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移动。29日晚，在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线。然后，翻越桐柏山，穿过豫西南，打开紫荆关，恶战向化塘，历经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追堵合围，于7月下旬进入陕南，创立豫鄂陕游击根据地。第三五九旅则由王震率领继续北进，多次冲破敌军的追击、堵截，于8月底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南路军为第一纵队(欠第一旅)及第二纵队之第十五旅(欠一个团)共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的率领下，于26日晚由光山县的泼陂河向西移动，7月1日越过平汉路，横越大洪山，强渡襄河，于7月下旬抵达武当山区，创建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为了迷惑与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由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佯装主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派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声东击西，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转向东突进，于7月下旬进入苏皖解放区。
中原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突破了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粉碎了蒋介石的“聚歼”计划。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9月30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毛泽东素来重视初战，在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6月27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29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6月28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做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
7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地区集中58个旅，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在淮安至南通800里战线上，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华中野战军遵循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关于先在内线打几仗，然后转至外线的指示，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发起苏中战役。从7月13日至8月31日，先后在泰兴、如皋、海安等地，七战七捷，歼灭蒋介石6个旅5万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锐气。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国民党军以两个整编师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之线，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中原解放军突围。毛泽东与中央军委于8月9日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徐(徐州)、汴(开封)段和路南10余县，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我军之敌增援陇海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第六、第七纵队乘敌之虚，于8月10日夜通过敌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沿线之敌发起攻击。至21日，先后占领砀山、兰封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敌16万余人，控制铁路380里，打乱了国民党南线进攻的计划。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转移至陇海路以北准备休整时，蒋介石忙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采取“钳形攻势”向其反扑，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其部署是：以徐州绥署薛岳所属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第八十八师共5个旅，分三路自虞城、砀山、徐州地区向城武(今成武)、单县、鱼台进攻；以郑州绥署刘峙所属的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各1个旅共10个旅，分三路自封丘、开封、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另以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等13个旅在平汉路之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配合主战场的进攻。
根据敌军的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8月22日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敌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这一指示，对敌情作了周密的分析，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整编第三师于定陶西南地区，打开局面，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四十七师大部或一部，粉碎敌人的进攻。
8月2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孙震令第三师(两个旅)、四十七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张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望令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时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根据这一精神，晋冀鲁豫野战军以主力4个纵队集结于定陶西南地区，以第六纵队两个团诱敌北进。
9月2日，敌整编第三师被诱至秦寨、桃源，整编第四十七师进至黄水、吕寨。这时，刘峙将该两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三师攻菏泽，整编第四十七师攻定陶，致使两师的间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形成了于野战军十分有利的战局。9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正是我歼敌良机，望即部署歼其一路。”于是，刘、邓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敌军的钳铗尚未合拢，郑州各路敌仍处于分散态势，整编第三师陷于孤立疲惫之机，将该师诱至大杨湖地区加以歼灭。
9月3日下午，整编第三师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预设战场，整编第四十七师被阻于桃源、长乐集以南。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整编第三师发起攻击，激战至6日全歼该师。7日又歼灭第四十七师。此役共歼敌4个旅共约17万人，俘获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
随着内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战更多地歼灭敌人，为以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2改变“四路三城”计划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1946年6月上旬，为了打击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8月3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8月14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9月3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8000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指示的修改稿。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从集宁、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鉴于张家口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先后于9月16日、17日两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即在必要之时可以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以后战局的主动。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翌日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强调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10月1日，毛泽东又指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军区首长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进行张家口保卫战。从9月29日至10月12日，晋察冀军区以一部出击平汉路北段，收复徐水、望都等10余座县城，控制铁路120多公里。其主力则在怀柔及其以东地区进行顽强阻击，共歼敌22万余人。然后，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动撤出张家口，转入冀西继续作战。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南北两线初期作战实践中吸取了许多经验，促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变化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3总结三个月作战经验
1946年7月到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4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4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4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9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3%左右，即30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80%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80%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4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30万对12万。
在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但4个月的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86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248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1946年7月，动用了68个师、193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26个师72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1946年10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209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43个师117个旅。
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55个旅减少为39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209个旅中，不得不以44%的兵力，即82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可是蒋介石自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而“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如今，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这种重大胜利也意味着他的战略目标快实现了。因此，10月10日，他下令恢复征兵制。次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他就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他又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10月1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军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分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分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11月16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4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
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三、指挥华东战场
1宿北战役
当毛泽东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时，他的主要精力也随即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内战初期的战争实践使他意识到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4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8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150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9月19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10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峰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4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20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10、11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3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25个半旅约20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5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5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6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9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12月13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12月6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12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15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3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6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15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3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19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运筹帷幄指挥作战
宿北战役即将取得胜利前夕，12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向山野、华野发出贺电的同时亦向他们提出了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即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峰、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1946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内工作。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12月24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
25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粟裕等决定以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共27个团的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尔后续歼第三十三军或整编第五十一师。
1947年1月24日，山野、华野不顾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发起了鲁南战役。历经18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1月20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5个旅共5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万多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1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临沂地区进行休整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步兵纵队，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27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国民党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华野“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又侦悉其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判断将固守临沂。于是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调集31万余人的重兵，企图与华野主力在临沂附近决战。其部署是：由欧震率8个整编师共20多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东段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从南向临沂进攻；以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白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4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明水(今章丘)至张店(今淄博市)之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各路军分进合击，实行南北夹攻。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声称：“‘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南线敌军紧逼，威胁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待部队略事休整后，准备南下攻打欧震集团及第七十四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毛泽东根据华东战区的情况，多次致电华野：“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以歼灭欧部八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华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战役前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拟定了攻歼欧震集团各路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下达了作战命令。
正当华野准备对敌发起攻击的时候，南线之敌于1月31日首先向我发动进攻。为防止被我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10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当即电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攻临沂，我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待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一仗方为上策”。华野首先坚决执行这些指示，决定诱敌北进到郯城、临沂地区再进行歼击。
这时，北线之敌已进到莱芜地区，威胁到华野后方安全。华野首先鉴于南线之敌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开始考虑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2月5日华野首长向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一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东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之战机。第二方案，如执行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一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捣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
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此时，华东野战军已对郝鹏举部发动攻击，一举歼灭郝部两个师，生擒郝鹏举。在我打郝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敌军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2月10日，华野首先根据当时情况，最后决定集中53个的兵力，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毛泽东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华野主力北移后指示：“为彻底解决北面(敌)3个军23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于是，华野除以两个纵队伪装主力，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敌人外，主力5个纵队迅速放弃临沂连夜隐蔽挥师北上，于2月20日对敌第七十七师开始攻击，当晚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23日，全歼北线敌军共56万余人，生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接着，华野又乘胜攻占胶济线西段及其两侧10余座城镇，控制铁路线200余里，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
继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1947年5月14日到16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还筹划了其他战场上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均取得胜利。1946年11月2日、3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并拖住邱清泉的第五军和胡琏的整编第十一师。根据这一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机动作战，于11月18日发起滑县战役，歼敌1.2万人。接着，又在豫北与敌周旋20余天，可是没有捕捉到战机。12月18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又指示：“如果你们四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祥)、巨(野)、金(乡)、鱼(台)、城(武)、单(县)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变战略，置向其腹地进攻之敌于不顾，主力大踏步挺进，威逼徐州，于12月22日至次年1月16日，发起巨金鱼战役，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在这4个月中，各解放区军民经过80多次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折合34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41万余人。在此期间，共产党虽然主动放弃87座城市，但同时又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得失相当。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共歼敌67个旅约71万人，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使战局向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四、转战陕北
1“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
为了摆脱日益延长的战线而兵力日渐不足的被动局面，蒋介石逐步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1947年2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28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陕甘宁解放区广大军民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大门之外。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却独辟蹊径，与众不同，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缜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4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做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一枪不放就主动放弃延安？当时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毛泽东理解大家的心情，在接见保卫边区部队的部分负责同志时，他说：“延安，是要保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3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都知道有个延安，延安不能不保。”
毛泽东停顿片刻，话头一转又说：“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重点进攻延安，而我们保卫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基本还是小米加步枪，两万多人，一下子消灭23万敌人是有困难的。”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全场鸦雀无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呵！”
听到这里，大家信服地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从全国的战局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看，我们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只要我们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那些大城市，整个全中国，都是我们的。”这时，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出笑容，毛泽东询问道：“回去以后，问一问战士们，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小声议论着，这时一个同志略带抱怨的语气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哪！”
毛泽东听后放声大笑，“同志，你完全可以放几枪，‘运输队长’要来，我们总得放几枪欢迎他嘛。延安就是这么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动手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破坏了，那样也好，将来我们好盖大楼，人民永远是我们的，你们怕什么？”
最后，毛泽东嘱咐大家说：“回去以后，要给战士们讲清楚撤离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当毛泽东和大家握手告别时，又笑着说：“好呵，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毛泽东的话给大家注入了无限信心。
可是，撤离延安，不仅战士们无法理解，起初一些领导干部也有想法，有顾虑。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在一天晚上就忧心忡忡地问毛泽东：“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对当地的老百姓，毛泽东则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撤离延安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7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17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45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把他住房附近的一孔窑洞炸塌了，另一间房上呼呼地燃着火苗，气浪冲进居室，他屋子里窗户被震坏了，桌子上的热水瓶也倒了，满屋是呛人的灰尘。但是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丝毫不受炸弹的影响。
这时，警卫员拿来一块落在院里的炸弹皮给毛泽东看：“主席，多险那，你必须马上转移了！”毛泽东掂了掂弹片，风趣地说：“是块好钢呵，可以打两把菜刀。”国民党军队距离延安越来越近。人们纷纷劝毛泽东早日离开延安，他总是笑而不语，人们始终不知他想何时离开延安。18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毛泽东仍然不走，他看见周围的人个个焦急不安的样子，安慰他们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们到这个山头，我们到那个山头，没有什么可怕的。”
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从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商讨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突然东南方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吴家枣园。
彭德怀焦急地跑了进来，喘着粗气对警卫员吼道：“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彭德怀几步走进房间，说：“主席快走，敌人已经很近了！”
周恩来看看彭德怀的神情，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王震说：“主席在延安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彭德怀更急了：“你王胡子也变得婆婆妈妈了。”
毛泽东笑了：“没有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们都可以知道。”
“不过延安的最后一顿饭还是得吃。”毛泽东看看彭德怀说，“吃了饭就走。”
毛泽东(右一)、周恩来(左一)在行军途中，左三为江青。枪声已经近在耳畔，中间还夹杂着爆炸声，可毛泽东还要吃饭！彭德怀真拿他没办法。
警卫员只得把准备带到路上吃的饭菜匆匆摆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边吃边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人抢着回答。
“群众呢？”
“走了，全撤离了，延安已是一座空城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说，“这样就好。”他看看彭德怀，再次恳求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
彭德怀哭笑不得，耐着性子说：“让部队代替你看吧。”
毛泽东见他那不容商量的样子，抹了抹嘴，说：“那就这样办，让部队代我看。”
毛泽东转身又对警卫员说：“你们把房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放端正，把茶壶茶碗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
毛泽东走出房门，停住脚，望了望延安城和巍峨的宝塔山，才同彭德怀告别，依依不舍地上了汽车，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2运用“蘑菇战术”与胡军周旋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蒋介石欣喜若狂，大大庆祝了一番，并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部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22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25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1小时40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2900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265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26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侧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对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人彭德怀、习仲勋发出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12天，行程400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
4月15日，毛泽东根据当时胡宗南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其作战方针和任务，就是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他形象地比喻说，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就要占地盘，兵力就要分散，握着的拳头就变成了分开的手指，强敌变成了较强和较弱之敌，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我们部队的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
因此，针对胡军现状，毛泽东接着指示道：“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14日8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10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8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4月26日，胡军主力9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县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4月27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在28日6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30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做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5月2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4日24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8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1.4万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倚靠人民的铜墙铁壁脱险
毛泽东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25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27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28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29、30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4月中旬，“九支队”从青阳岔转移到了靖边县王家湾。这是一个紧贴在半山坡上、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薛如宪老汉腾出来的两间半的窑洞里。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薛老汉60开外，是刘志丹领导陕北闹革命时的老赤卫队员。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去支前了，自己承担起极其繁重的庄稼活。毛泽东十分赞赏薛老汉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经常跟他聊天拉家常。由于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薛老汉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李首长就是声名显赫的毛泽东。
5月的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毛泽东、周恩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窑外的柳条棚子里乘凉。放在瓮盖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新华广播电台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
女播音员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声调，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薛老汉也笑呵呵地跑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向他打招呼，搬凳子让坐。老汉从来没有见过收音机，一见这个方匣子里有人说话，惊奇得不得了。他半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左看右看，半晌才奇怪地说：“这是什么东西，里头有人？”
这一问把警卫人员惹得哄然大笑。他们告诉薛老汉：里面不是有人，而是一个收音机。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里广播员以高昂的音调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还在陕北！”薛老汉一听高兴得叫喊起来，连连说：“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天，他走遍全村，逢人便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儿子他是不走的！”
从延安撤出时，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等都从保证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再三提出请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解放军总部转移到黄河以东的解放区去。毛泽东反复思索后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部投入到其他战场，增加其他战场的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大家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又总觉得这太危险，有人提议增加部队保卫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他说，陕甘宁边区手掌大的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驻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若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毛泽东就是这样，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王家湾居住的日子里，为了适应转战陕北时的长途行军，毛泽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骑马，有时一出去就是十几里地。王家湾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70多里路，敌人的密探常常四处活动。所以毛泽东一走远，警卫班的同志们总不放心，常暗地里派几个人，走在前边。
有一次偏被毛泽东看见了，便问：“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哪？”
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被问住了，又不好说谎话，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怕……”
毛泽东说：“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干什么？”
警卫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才好。毛泽东看他们为难，便温和地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没写‘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抓起来！你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问大家：“你们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
一个警卫员说：“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指报务员)多，手电多，驮骡多。”
“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啊！”毛泽东微笑着说，“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一定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你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住不长了。”
毛泽东说着，把目光投向四野，仿佛千百万群众就在身边。毛泽东回过头来，深情地对警卫人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
从此，警卫员们就改变了做法，抽出更多的人上山打柴，帮助老乡种地，把群众工作与警卫工作结合起来搞。后来，每当警卫班的同志从山上背回一捆捆柴木，跟在毛泽东身边往回走时，毛泽东就笑着问：“又去放哨了吗？”大家也会心地笑了。
6月间，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陇东分区的庆阳、环县一带去了，距毛泽东、党中央所在地王家湾700多里。胡宗南因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决定乘解放军主力远在西线之际，派刘戡亲自指挥4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镇、龙安镇向王家湾一带扑去，妄图一下子消灭毛泽东中央机关。
毛泽东根据情况判断胡的企图有三个：第一，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上饿死。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去，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不久，刘戡所带部队迫近王家湾，中央机关开始组织转移，老乡们也紧张地进行坚壁清野，准备和敌人在山里周旋。
情况越是危急，毛泽东越是惦记着老百姓。他一再叮嘱大家说：“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受损失。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领群众跟着转移。”
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泽东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想法，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直到夜间，毛泽东才率党中央转移到小河村。毛泽东热爱人民，处处想着普通百姓，他的深情得到了回报，人民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爱戴。
毛泽东在陕北农村，同农民一起吃饭。直到毛泽东离开了王家湾，薛老汉才听人说，住在他家的那位名叫“李德胜”的首长就是毛泽东。薛老汉既惊异，又高兴，总是观赏抚摸着毛泽东用过的东西。
说来也巧，国民党军刘戡率部来到王家湾以后，司令部就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但村里的群众个个守口如瓶，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的行踪，他们半点也没得到。可是刘戡部刚走，老乡们马上就把他们丢在炕洞里的文件拣来，交给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群众对党中央的掩护和对敌人的严密监视，使我们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像瞎子一样，到处扑空，到处挨打。
当时，中央机关驻地附近一个村里，有个小学教员是国民党党员。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心术不正。老百姓都回避他，将消息封锁起来，什么也不让他知道。毛泽东、党中央撤离王家湾后，这个家伙果然投到国民党军那边去了。然而当国民党官兵问他毛泽东在哪里，他张口结舌，回答不出，结果被吊打了一顿。
国民党军占领王家湾后，薛老汉经常下山来侦察敌情。一次，不幸被国民党士兵发现，抓回村子。士兵们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下落。老汉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还在陕北！”说完闭上双眼，任凭怎样毒打，死也不漏一个字。即使被打得晕过去好几次，但醒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还在陕北！”
刘戡率部队在王家湾、高川、青杨岔、石湾一线未找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停留在这一带的山头上、山沟里，设法侦察他们的去向。当毛泽东发现刘部正在狐疑不定、徘徊观望的时候，就决定假意从小河向西，转移到20余里外的天赐湾一带，造成一种假象，使他们误认党中央、毛泽东是向西南的保安、吴起方向投奔解放军主力部队去了。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走了一段路程，天已黑下来，并且下起了雨。当他们正顺着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山沟里，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遍山沟里，都被火光照得通红的。原来，刘戡的部队就在山脚下。任弼时立即下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为了防备万一，警卫部队立刻派一个排，带着3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天亮时，他们爬到山梁顶上，进入天赐湾，离国民党军队只有10多里。毛泽东说：“就在这里休息，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同时往山下望了望，判断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果然，刘戡按毛泽东的“指挥”，率部队顺沟往保安方向去了，始终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延安。
五、领导中国革命过山坳
1召开“小河会议”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1947年6月9日，由于刘戡率部搜索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栖息地——王家湾，于是当夜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迁移到小河村。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30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是两天后，刘戡部又来到小河村，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躲避在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7天后，他们见形势稍缓便在6月17日重返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会场就在河滩的大石窑院子里，为了首长们开好会，警卫员们事先用木料、树枝在院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远远看去，很像一个枝叶覆盖的大葡萄架。凉棚下摆了不少从老乡家借来的桌椅板凳。
一看此景便知会议的规模还真不小哩！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第一个到了，接着，陈赓司令员也来了。毛泽东迎出门外，亲切地与他们握手问好。随后，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杨尚昆、王震、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张经武等军政领导都陆续到了。大家欢聚一堂，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在如此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集中这么多党的负责人确是很不易的事情。
会议正在进行，左起：彭德怀、任弼时、毛泽东、贺龙。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德怀、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德怀独立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指挥这样大的战争，光靠我和周恩来、任弼时三个臭皮匠还不够，所以决定多找几个诸葛亮来。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胸膛插上一刀。”
周恩来插话：“这一刀，就是刘邓大军。他们已经渡过黄河，正准备挺进大别山，直捣蒋介石的胸膛。”
毛泽东点头，说：“陈谢兵团也不到陕北来，而是调头向南，进兵豫西！”
任弼时接着说：“华东野战军兵强马壮，人数众多，完全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往胶东，把蒋介石的‘右拳’尽量往海边拖。另一路过黄河，进军豫皖苏。”
贺龙兴奋地说：“太好啦！刘邓对着前胸开刀、陈谢打他的肋骨，陈粟击其后背，这不是挺厉害的三把刀么！”
彭德怀也忍不住大声说：“我打榆林，诱敌北上，把蒋介石的‘右拳’再拖到沙漠边缘。”
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同声赞道：“好！好！”
周恩来说：“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么个完整的战略部署，主席把它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2“沙家店一战打得好”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连住了45天。刘戡部虽然在6月搜查毛泽东及中央机关住所没有成功，但是胡宗南不甘心，7月底8月初，他再次派出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8月1日，毛泽东决定全体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当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区，好似一把尖刀插进蒋介石的心脏。
华东野战军也转入外线作战，出师鲁西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重点进攻，一个战略大反攻的形势，已经开始形成。毛泽东决定在沙家店进行一场伏击战，改变陕北战局。
警卫战士们都在四周忙碌着，做着出发的准备。
毛泽东走过来，要大家尽量轻装：“把带的那些书都埋掉，暂时不用的衣服也埋掉吧。”
警卫班的同志怔住了。大家知道，毛泽东嗜书如命。撤出延安的时候，带了一些书，一路上遇到多次紧急情况，都没舍得把书扔掉。现在却要把这些书埋了，可见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看见大家不太情愿的样子，毛泽东神情庄重地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要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双方主力都集中在那里，地区又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
战士们立刻恍然大悟，意识到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即将打响。
收拾完毕，毛泽东一行从杨家园继续赶路。自从小河村出发经过近20天日夜兼程，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终于在8月9日天黑时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梁家岔是个只有20来户的小村子。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一到，使这个小村子显得相当拥挤。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老百姓的牲口圈里都住满了人。梁家岔距离主战场沙家店一带只有二十六七公里，距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东元村不到10公里，所以毛泽东把落脚点选在了这里。
一到梁家岔，毛泽东不顾行军一天的劳累，饭也没吃，就策马向前东元村奔去，他要亲自参加西野司令部召开的沙家店战役的作战会议。
彭德怀和各纵队的司令员见毛泽东赶来，立刻拥出窑外，争相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很高兴，边握手边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兴奋地说：“主席辛苦，主席瘦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瘦了走路方便。”
寒暄过后，毛泽东和大家对作战计划进行了认真讨论。他详细地审查了西北野战军的兵力部署，又对国民党军兵力部署进行分析。胡宗南自占领延安后，自认为占绝对优势，横行无忌。其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在师长钟松的带领下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到镇川堡后，就兵分两路，派一二三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会合。他这样东西拉成一字长蛇阵，正好给野战军创造了歼敌机会。局势十分有利。
这是一个异常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军声势浩大地步步进逼，高喊一战全歼共军，结束陕北战争。而西北野战军处境万分艰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全军覆灭。眼下，扭转陕北战局的一场大较量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激昂地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常说的过‘山峁’一样，快爬到山峁峁上时，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爬上去。过了山峁，往后的路子就好走了”。
毛泽东告别各路将帅们，连夜赶回梁家岔，毛泽东窑洞里灯火通明。金鸡报晓的时候，电话铃嘀铃铃响起来。
毛泽东大步上前，抓起电话就说：“是呀，我是毛泽东！”
听到这一声“毛泽东”，大家又惊又喜。因为撤出延安后，毛泽东一直使用“李德胜”这一化名，现在又用原名，说明陕北的形势将大大改观了。
彭德怀在电话中向毛泽东报告了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被包围的情况。
1947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由佳县朱官寨至佳县神泉堡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听后，大声地说：“好！一定要抓住它！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毛泽东指示要挖战壕，防止钟松突围，还指示给战士们弄些肉吃等等。
放下电话，毛泽东问警卫员：“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这一夜，毛泽东守在电话机旁没有睡。他时而查地图，时而接电话，还不时用嘴唇呷点白兰地酒提提神。
天亮时，警卫员李银桥报告：“主席，外边下雨了，雷声响得厉害。”
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是雷，是我们的炮。叫同志们到山上听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20日清晨，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在沙家店一带，对敌人发起总攻，刹时，沙家店方圆十几里内，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在山峁上守候的战士们一路飞跑下山，兴奋地连喊带叫：“打响啦！打响啦！”
毛泽东闻声走出山窑，他向西南望了望，诙谐地说：“好！我看这一回胡宗南怎么交待！”
好消息不断传来。先是钟松发现被围；胡宗南指名道姓大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钟松急令一二三旅回援；胡宗南命令刘戡的几万人马星夜驰援钟松，刘戡借口也受共军围困，不敢动弹……
不多时，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
彭德怀打来电话，报告了全歼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的消息，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打得好！请你们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一仗对整个战局是有决定意义的。”
不一会儿，前线指挥部又打来电话，报告一二三旅旅长、参谋长被活捉的消息，还报告了钟松等下落不明。
毛泽东笑了笑，风趣地说：“敌人跑几个回去也是应该的。总要有人给胡宗南报信嘛！”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抓到多少俘虏。警卫员查问后，飞快地跑来报告：
“主席，抓了一沟俘虏。”毛泽东在朱官寨窑洞内查看军事地图。
毛泽东“噢”了一声，感兴趣地问道：“什么叫一沟俘虏呢？”
警卫员回答：“因为天黑，俘虏又多，他们一时无法清点，又没有地方关押，就统统地押在一条山沟里，所以说是一沟俘虏。”
毛泽东听后笑得非常开心，连连夸奖：“咱们的战士真聪明，这也是个发明创造吧。”
沙家店大捷全歼钟松的三十六师，俘虏敌人6000余名。
23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会场表示祝贺，还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看望指战员们。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你们打得好啊！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陕北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在这里，毛泽东等人住了近一个月。这段时间也是他们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短缺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与当地农民一样只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9月21日，他们移驻到佳县神泉堡。1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再次从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杨家沟呆了三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21日才离开陕北。
3“十二月会议”
米脂县杨家沟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很大的改善。米脂县是陕北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以东40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有270多户人家，地方则有72户。这里位置偏僻，不通大道，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期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窑洞是三间相通的，且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1948年1月1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为了迎接更大的胜利，正确认识战略反攻后的形势，总结解放战争以来的经验，制定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12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12月7日至24日，先用18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分别从军事、经济、政治三个方面对当前的形势特点做出明确判断。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着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具体内容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即将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所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主题报告中，除了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外，还就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予以论述。
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20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特点，毛泽东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毛泽东、陆定一(左二)、徐特立(左九)和王明(左十一)等在陕北合影。12月28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
不容置疑，毛泽东确是一个拥有卓识远见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他能够及时抓住关键性问题并加以解决，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面临突如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总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在深思熟虑后亦能画龙点睛地提出应对方针和政策。经过他一番提纲挈领地分析阐述，听者无不顿时豁然开朗。此乃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异于常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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