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渝谈判争和平
1决定深入虎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为之欢呼跳跃。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终于迎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
然而，人们脸上喜悦的泪水还未擦干，内战的阴影就很快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德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20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从这几封往来电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党对国民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的变化，即从准备观察一时到毛泽东决定立即亲赴重庆。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50人左右。胡乔木和石磊担任记录。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接着，他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
他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关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毛泽东说，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
关于我党在谈判中所提的条件，毛泽东拿出周恩来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请大家讨论通过。这些要求最初是12条，毛泽东补充了两条，成为14条，后经博古提议，又将14条归纳为6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这六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国民大会。毛泽东指出，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12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关于谈判期间的宣传、军事和解放区工作，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势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毛泽东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的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我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泽东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最后，毛泽东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毛泽东讲完后，有十来位同志发言。周恩来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关于谈判问题，他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发言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一致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认为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苏军不进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许多同志表示，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党力量具有信心。张闻天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更高兴。新阶段的战略是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关于毛泽东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认为他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和彭德怀支持他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朱德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认为毛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做总结。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发生的。毛泽东接着指出，有些地方占了又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他还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泽东表示仍决定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周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23日下午的会议把毛泽东将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确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未有定论。实际上在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就已经下定决心深入虎穴了。召开此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相关的一个环节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给中共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在1960年7月31日的北戴河会议上，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回忆，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打来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非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
就在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同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天，毛泽东便起草了复魏德迈电，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先派周恩来赴渝接洽。25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的7位委员与25日从重庆回到延安的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一起，彻夜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了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
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需要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板房。”针对党内许多同志的担心，毛泽东说，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将来，中外的注意力集中于上海、南京，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情。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工作，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住。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地位，毛泽东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决定把我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共中央于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这个文件概括了毛泽东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主要精神。《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预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并说明“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这个党内通知，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真诚态度。
2艰难的谈判
1945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抵延安。28日清晨，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由他们陪同乘机前往重庆。随行人员在飞行途中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他所谓的“不了之局”就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毛泽东一开始就下了两个决心：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
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下午3时37分，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还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了极为简短的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宴会。从8月29日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就投入到紧张的谈判中。
这次谈判从开始到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了三个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至21日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以后，谈判停顿5天，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
对于这次谈判，中共做了充分准备。8月30日，毛泽东电告延安：恩来同志将向国方提出我党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内容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10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4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11)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这11点意见，既包括中共主张的原则立场和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其为力争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重要政治让步和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这些意见对整个谈判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从这11点中可以看出，我党对国民党所作的让步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它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同时，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中共方面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双方便于讨价还价。尽管如此，中共提出的这个较高条件也没有脱离现实，乃是依据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所处的态势提出的。
9月2日上午，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谈判将涉及的8个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实际是把我党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民党方面作了通报和强调。这8个问题是：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9月3日，周恩来将稍作修改后的11点意见作为我党提案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
毛泽东在桂园大门口送客人。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但他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如此爽快地赴渝，所以国民党方面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在毛泽东抵渝当天，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他确定的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9月2日晚，毛泽东带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蒋介石举行的招待宴会。宴会后，他便与蒋介石单独谈话。尽管蒋介石曾说：“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开出了他的价码。关于军队问题，蒋介石说，中共部队整编为12个师是中央政府所能允许的最高限度；至于改编后的驻地，可由中共提出建议，经讨论后决定。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说，要求承认所谓的“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可酌予留任，省行政人员甚至省主席中央也可能邀中共人士参加。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表示可拟改组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其成员由各党选举其人员参加组成，但中央政府的组织与人事暂不变动；国民大会旧代表仍应有效，等到国大召开，新政府产生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可参加政府。作为一种姿态，蒋介石指出，如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中央政府，可予以考虑；如中共要求增加在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可以酌量增加名额。简而言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按照他的条件，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实现他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
蒋介石开价之低并非出人意料，毛泽东早就做出这样的估计。由于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中共很快就摸到了国民党的底牌。不仅了解到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而且获悉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16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7\/10以上。对于共产党的方针和目的，国民党亦有相当认识。从台湾方面现在公布的一些材料来看，他们那时知道共产党希望通过谈判避免内战，也知道中共的要求首先是要让他们承认现状。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来说可谓是一场知己知彼的政治较量；正因为如此，双方斗争格外艰巨。
国共双方经过几天的一般性交换意见，从9月4日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两党代表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至22日，共举行了8轮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双方所持立场又相距甚远，谈判时断时续，形势复杂微妙。
简要地说，在第二阶段会谈开始时，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4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共产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其实质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统一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第二，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中共部队整编为48个师，分期实施；国民党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12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第三，中共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四，国民大会问题。共产党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仅6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国民党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在这4个问题中，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事实上，对共方提出的11点意见，国方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其余10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经过5轮会谈，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立场比较接近外，其他问题几乎一无进展。国方代表翻来覆去地强调，必须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要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始有保障”的观念。中共代表则据理驳斥，周恩来和王若飞一再向国方代表指出：(一)中共已做出重大让步，国民党的前途已获保障；(二)国民党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观念是自大的。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军队、解放区及其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三)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
9月15日，双方举行第6轮会谈。从这一轮开始，谈判气氛明显地恶化了。由于国民党拿不出任何办法，只是一味拒绝共产党的建议。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不得不尴尬地承认：中共提出的办法事先经过党内决议并经公布，而国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甚至连蒋介石的主张也未经党与政府讨论。尽管如此，他仍强词夺理地说，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蒋介石在招待会上。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共进午餐，并一起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谈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考虑，决定根据我党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做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7轮会谈上，周恩来通知国方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5，我方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同时，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21日，双方举行第8轮会谈时，国方代表对周恩来前日所提让步方案做出反应，表示可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国方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出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项建议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共产党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此举当然不能为中共接受。尽管中共在这两轮谈判中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做了让步，但这些让步都不足以打破僵局。
21日，在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返回重庆。由于他第二天将返回美国述职，所以急于见到国共谈判达成某种结果。为此，他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中，赫尔利向中共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对周恩来和王若飞说，中共军队的数目蒋委员长可同意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5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是想以再增加4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在赫尔利回渝之前，国共双方已考虑在军队数目达成协议之后就发表会谈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公报。他还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和无论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随时可以回延安。
赫尔利说完就要求周恩来、王若飞马上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当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共产党方面答复。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思考片刻即表示，因赫尔利明日要回美国，他将亲自面见大使，说明情况。在随后的会面中，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他还表示，我党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此后，谈判停顿了5天。对赫尔利的卑劣作法，毛泽东是很愤怒的。回到延安后，他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不过，在当时那种场合下，他仍坚持以大局为重，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另一方面又以委婉忍耐的态度尽量解释，不使谈判破裂。
21日前后的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就当时形势看，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难以确定。中共与毛泽东的担心不仅由于谈判出现紧张局面，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抗战结束后，美国就以接收为名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并派美军驻守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另一个是我党情报机构获悉，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因蒋介石常有国是咨询，实际是因为毛、周在中共位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中共军队，有利于国军总攻。根据这些动向分析，蒋介石等待华北受降结束，军队调遣完毕，即发动“剿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25日，周恩来向延安电告了谈判中出现的危险局面。在延安的刘少奇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第二天，延安的电报来了。政治局代表认为，必须加紧执行我党原定计划，再无谈判必要，建议毛泽东回来。由于前一段时期谈判不顺利，毛泽东也曾考虑过返回延安的问题，但这时他决心继续留在重庆。在他看来，目前的斗争既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是要利用蒋介石的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为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中共代表团积极活动，周恩来几天内接见了文化、产业、新闻、妇女等各团体和各党派人士，揭穿了国民党宣传部门所制造的谈判十分融洽的谎言。当各方人士了解到真象后，纷纷指责国民党，为共产党鸣不平，认为中共已仁至义尽；有些民主人士还提议，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结束党治，让各党派参加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等。与此同时，重庆代表团还要求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消灭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以支援谈判，让蒋介石知难而退。
事实上，谈判停顿3天后形势即出现转机。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他说，军队问题基本有了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从现已公布的各方材料分析，当时的情况恐怕是共产党紧张，国民党也紧张。一方面，国民党冷淡中共，向其施加最后压力，再作让步；另一方面，国民党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中共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共产党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9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在谈判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电告延安。
3推动“双十协定”的签署
从9月27日至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举行了4次会谈，重点讨论了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一段谈判，共产党理直气壮，而国民党则完全被动。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周恩来于10月2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就其中的重要问题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政府代表表示同意。10月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时，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交给国方代表。在谈判告一段落后，10月8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一起商讨了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文本。
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党谈判的结果，内容共12条，其显着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12条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有必要作些分析和补充说明。
《会谈纪要》中，双方明确达成一致的有3条：第一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其内容是“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共两党就建国基本方针达成一致很重要，它是双方作了较大妥协的结果。这一条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条文回避了先前关于“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谁先谁后的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4点并列作为两党合作的共同基础；二是条文比较具体，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中共原希望简练笼统一些。
重庆谈判期间合影。第二条，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主要是确定了“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决定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重大突破，这一条对此后政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四条，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内容是“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这一条在会谈一开始时即由张群提出，毛泽东表示赞同，因此谈判期间未发生争论。
双方意见十分接近的是第五条，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其内容为：“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在党派平等合法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表述，实际反映出谈判期间的一个争论，即：中共代表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给予各抗日党派合法与平等地位；而国民党代表则强调“平等非均等”，以确保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此外，国民党的表述中还含有党派合法为“宪政常规”，而非“训政”时所必须的意思。
双方还就两个问题表示了相同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第八条，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不过，这两条并未指明何时开始执行，因此很难被看作是明确的协议。
从整体上看，国共双方达成一致、意向相同或十分接近的共有6条。这6条实际在第二阶段谈判结束时就已基本达成协议。双方分歧甚大但仍有部分协议或完全没有协议的也有6条。这6条的情况如下：
第三条，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原提出3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出的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共产党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最后，双方表示：“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第九条，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可将江南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具体计划有关军队整编的各项问题。这一条是要害问题。从条款中可看出，双方虽基本接受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额，但各自提出了履行的前提条件，实际都做出了极大保留。
第十条，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这一条虽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详细记载了共产党先后提出的4个解决办法，即：(一)依照现有18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二)在现存有解放区的各省区内，按实际控制情况，分别任命中共推选的人员担任省府主席、副主席、特别市副市长及委员等职；(三)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之省区县三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省区加委方式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四)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或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最后，双方表示愿就此继续商谈。需补充的一个情况是，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张治中提过一个“折中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的可设立“行政专员区”。周恩来答复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4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则不可用此方法。这表明经过谈判，国方立场稍有松动，双方关于解放区问题的斗争最后集中在省一级权力机构上。需说明的一点是，解放区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症结所在，谈判最后无结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它使蒋介石想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是想取消解放区，实现其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此外，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国民党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第十一条，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国民党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第十二条，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国方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这3条双方各自陈述己方意见，表面看来分歧不很尖锐，但要达成协议仍十分困难。
在谈判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两党代表讨论通过《会谈纪要》之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不过，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据说国民党中常会当日进行讨论，多数人反对，经邵力子说是总裁倡导的才得到通过。《会谈纪要》全称原拟为“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最后把“国民党代表”几个字也删掉了。
8日晚上，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泽东。晚会的气氛还不错，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热情友好的讲话，毛泽东也作了即席讲演。他说：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正在继续商量解决，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不仅是一个姿态，实际也是中共当时的愿望。晚会中间，传来八路军办事处李少石同志乘周恩来轿车外出办事，不幸遇难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的人当时都非常紧张，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幸好很快查明这不是一起政治事件，而是如事后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因而没有影响到《会谈纪要》的签署。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说：“保护是很周到的。李少石案发生，他们一晚睡不着，动员军警宪连夜破案。群众愤怒，外国人要发电报，可见他们的威信是很低的。”
4一手抓统战，一手抓军事
在渝期间，除参加和指导谈判之外，毛泽东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特别是在统战方面和军事方面。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斗争中，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来到国统区的心脏重庆，使党的统战工作有了新发展。在重庆，他广泛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包括各党派、各界、各阶层。短短四十几天，与毛泽东会面谈话的仅知名人士就不下几十个，政治上左、中、右都有。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来到重庆之后，毛泽东首先拜访的是党的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以前没有机会见面的着名民主人士，像宋庆龄、张澜和冯玉祥等。与党的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毛泽东开诚布公，谈得很深，许多问题都与他们共同切磋，一起寻找解决办法。例如，当张澜听说，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国共谈判的症结时，就征得毛泽东同意，由他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谈判。毛泽东曾为此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有了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们的直接交往，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特别是与民主同盟之间的合作一直是非常默契的。
对另外一些中间派人士，毛泽东也十分注意做他们的工作，如青年党的左舜生、《大公报》的王芸生等，在谈判过程中非常重视他们的态度、反应和意见。这些人士对中共并不很了解。国共谈判之初，他们有不少疑虑和担心。通过与毛泽东交谈，特别是在看到中共为争取和平所做的重大努力之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变化。毛泽东在回延安后向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曾说，我党提出48个师的要求之后，国民党在各地散布了不少我们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人士对我们的不满。左舜生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但是，我党在军队数量上让至1\/7，43个师；中间派民主人士即表示赞成，但蒋介石还不赞成。最后，达成20个师的协议，许多中间派就开始为我们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
再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在宴请中共代表团时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我告诉他：“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后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为此，他主动向蒋介石做工作，推动尽早召开政治会议。在这次谈判中，中共没有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军队问题让步大，同意谈判过程不公开，有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出于好意，批评共产党“调子低，失立场”，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是要争取大多数。由于共产党的让步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心，这就使谈判的最后阶段，中共可以有力地从政治上反击国民党的高压，掌握谈判斗争乃至整个政治斗争全局的主动权。
毛泽东还利用在重庆的机会尽可能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会面、谈话。这种接触，一方面带有统战意义，主要是为了使国民党各派系对中共政策有所了解，争取他们转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通过这些接触，毛泽东把国民党的动向、困难看得更清楚了。在向政治局汇报时，王若飞说，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民政府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毛泽东谈到，宋子文的态度尚好，对谈判有兴趣，但蒋介石不要他参加；cc派反对和谈，但看来很多cc，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陈立夫与毛泽东谈话，一方面企图劝说中共放弃“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又要表明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当时，毛泽东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重庆红岩村会见美国驻华空军的三位青年士兵。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还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宴请了一些外国人，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除美国大使赫尔利之外，毛泽东接触较多的是苏联大使彼德罗夫。他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不过，毛泽东也流露出一些不满，说苏联大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此外，毛泽东还会晤了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这些基本是礼节性的访问。当时，在外国人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做美国人的工作。例如，在八路军办事处，他曾请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吃饭，还抽空接见3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他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很坏，但是“美国广大人民对我们好”。
谈判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两手对两手，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身在重庆，仍肩负着指挥军队的重大责任。凡重要战略决策，延安都报请他批准，各地军情也及时向他通报。谈判最后能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一方面是党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斗争艺术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在战场上有力配合的结果。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这说明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发动内战的打算。不过，国共军事冲突首先还是围绕接收问题爆发的。双方都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更大的地盘，用自己的力量填补日本失败后出现的真空。由于我党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抗战一结束，八路军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许多战略要点，而国民党军队即使靠着美军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帮助也还是姗姗来迟。国民党要进占大城市，要控制交通线；共产党则要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阻止国民党向已被党解放的地区进攻。这就在全国广大地区造成了共产党处于防御，而国民党处于进攻的基本态势。这种军事斗争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另一个是谈判一旦失败，为打内战作准备。
谈判期间，党在军事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个决策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是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反复考虑的问题。在七大上，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过，那时还很难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具体情况。苏联出兵之后，在东北发展力量就成了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毛泽东赴渝前夕，中央已决定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并尽快建立东北局；八路军则进至察哈尔和热河两省，东北可去则去，如苏方一时不允许，就在热河发展，伺机进入。当时，党中央的估计是，各级党组织和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同情，加上国民党接收东北尚有很多困难，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争取热、察和东北各省。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该估计的正确性。由于美苏矛盾日益激化，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变得越发强硬，不允许美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营口等地登陆，这就为共产党向东北发展提供了便利。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党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积极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17日，中央致电赴渝谈判代表团，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两天后，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并没有就东北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不过，周恩来曾明确向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共产党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尽管国方置之不理，可是几个月后，蒋介石却再也无法回避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已形成强大势力的现实。
谈判期间，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毛泽东离开前夕，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在太行军区集结主力部队，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军和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自卫反击下，从9月初开始，经过40多天的战斗，共歼敌3.5万余人，俘获一批敌伪高级军官，大体消灭了阎锡山部主力。这一仗提高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完全贯彻了毛泽东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以支援谈判的精神。在重庆，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也常被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5返回延安
毛泽东原来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夕返回延安，因蒋介石请人挽留他过双十节，所以又住了两天才离开重庆。返延前，他与蒋介石又见了几面，并作了两次长谈。据毛泽东的随身警卫齐吉树回忆，一天他正站在毛泽东房间门前，忽然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帮持枪荷弹的国民党士兵盛气凌人地闯进毛泽东的房间，迅速站到各个角落，持枪肃立，把毛泽东围在中间。
齐吉树见状，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忙持枪上前站在毛泽东身边，准备预防不测。
毛泽东沉稳地翻着报纸，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你出去！”一位国民党军官对齐吉树生硬地说。
齐吉树不予理睬，他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抬起头，望了望四周，然后对齐吉树挥手，示意他出去。
齐吉树刚一离开，就见一群身材高大的士兵，簇拥着蒋介石快步走进毛泽东的房间。
被关在门外的齐吉树和后来赶到的龙飞虎两人为屋内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心急如焚，但又不知所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门终于开了。蒋介石和保镖们快步走出来，很快消失在黑夜里。
龙飞虎和齐吉树冲进房间，只见毛泽东冲他俩微微一笑，轻蔑地说：“你们不出去，他们不放心，怕你们害了蒋先生嘛！”据毛泽东说，蒋介石总要找我长谈，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指蒋和毛)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他谈起土地革命。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给你们来办。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毛泽东还告诉蒋介石，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通过在重庆的一段接触，毛泽东对蒋介石加深了了解：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那时的毛泽东确实有一种乐观情绪。
前些年，台湾方面公布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几篇日记，其中包括他与毛泽东谈话的一些情况。据蒋介石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泽东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这些日记中，蒋介石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共产党，并“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泽东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他两面派搞得很厉害，气量也狭小得很。
在谈判期间，尽管处处潜伏危险，但毛泽东始终从容镇定。他为和平而来，他相信在人民强大的力量面前，蒋介石不敢把他怎么样。
曾有好心的爱国民主人士暗示毛泽东说：“重庆气候不好，易患感冒，你还是早点回延安吧！”还有一位朋友写给毛泽东一张条子，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陕北的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惦念、担心。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老乡们，到中央警卫团打听毛泽东的消息：“毛主席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危险？……”他们天天盼望着毛泽东早日回到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机场与送行的部分人员合影。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抵达延安时，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延安人民焦急期待盼望了43天的毛泽东终于安全回来了。人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兴高采烈地迎接他的归来。飞机稳稳地停下来，毛泽东走出机舱，手挥动着一顶灰色的帽子，笑盈盈地向欢迎的人们致意。在机场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当晚，毛泽东和王若飞向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毛泽东说：重庆会谈发表公报12条，这个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恩来同志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蒋介石主张不给省，省以下可以；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他接着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然后，毛泽东与王若飞又详细介绍了谈判经过、国方动向以及各方人士对谈判的态度反应。最后，毛泽东请政治局做出决议，追认会谈纪要。
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第二天，毛泽东草拟并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向全党说明了《双十协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解放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全面的和平建国局面还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他还解释了我方答应退出江南8个解放区的原因是由于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
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二、维护短暂的和平局面
1预见内战不可避免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8月13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紧接着，在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6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4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10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8月中旬到10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113个师约80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30万人，共110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5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2指挥邯郸战役
1945年的10月、11月、12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9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3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3个军8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3个军7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3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3个军8万多人已在9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8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5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3个军。从10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8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20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的指挥下，从10月14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22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24日，这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24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四十、第三十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10月28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勘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令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11月5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倍加赞扬。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最后3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3患病休养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11月14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9份电报后，一直到1946年3月5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4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9份，其中有3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11月15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6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1945年10月才离开延安回苏1946年毛泽东同延安军民一起欢度春节。联，12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20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枪仓杨家。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1931年，毛岸龙失踪。1936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1945年12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一天下午，毛岸英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家坪，向爸爸汇报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他身着朴素而整洁的列宁装，浑身洋溢着青年人的朝气。20多岁，高高的个子，身材像毛泽东一样魁梧，浓黑的头发，两只眼睛透澈明亮。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儿子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这时，和煦的阳光，驱散了初春的寒气，骨肉亲情团聚的热流，更温暖了两个人的心。毛泽东久弱的病体顿感神清气爽。
毛泽东和毛岸英的合影。毛岸英先给爸爸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由于他在苏联生活了近10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
毛泽东笑着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
“经常读。”岸英回答，“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郑重而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
“好，很好！”毛岸英爽快地答道。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经请好了一位老师，就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在延安县的吴家枣园。他种庄稼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去学习。怎么样？”
岸英听了，痛快地表示：“好，我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锻炼锻炼……”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10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为了让儿子多了解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自己的病情稍有好转后，在1946年2月春耕快来之际，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临走时，毛泽东不忘嘱咐儿子：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得知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非常担忧，多次催促他进行治疗，对战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努力推动和平态势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20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5项重要协议，在1月31日闭幕。2月25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2月4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1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迎接。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3月6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3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3个地区第一期精减1\/3的兵员，3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1\/3；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但从2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2月10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日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着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视察，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3月20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7个军约25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明，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3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4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3月15日和18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
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3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11月21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1、2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1、2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虽然毛泽东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1946年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
2指示建立东北根据地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1946年3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9省3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30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945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与蒋争夺东北
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1946年1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1946年3、4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7个军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1945年10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月13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3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3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3月27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4月2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4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1万至2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3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4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4月26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日至30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5月14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10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8000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5月18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19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6月7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15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1万多人，给了他们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了从6月到10月的4个月的实际停战的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
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战中守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四平保卫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有所得的。当然，四平保卫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以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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