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接触
1国共谈判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8000多万人，军队发展到47多万人，民兵有270多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1943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10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5月17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谈判时的合影。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意见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6月5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从9月起，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8月19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10月13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响应。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2会见外国记者和美国观察组
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4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
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们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3天，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赵超构等。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12日，参观团除5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7月14日和18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12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
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2、3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6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1944年9月，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8月2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毛泽东、周恩来(左一)、朱德(左二)、叶剑英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左三)在延安合影。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因此，为了协调中国国内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使中国军队能够一致抗日，使局势能按着美国的意图顺利发展，经马歇尔推荐，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于1944年9月6日前来中国。临行前罗斯福告诉赫尔利：你去中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崩溃，并促使中国军队继续参战。
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和国民党要员们打得火热，一屁股坐在蒋介石这一边。他几乎未经任何调查，更未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商量，就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具备有如蒋介石那样充分的领导条件；蒋介石和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了美国的所谓“最高利益”，建议将史迪威立即召回。
3与赫尔利会谈
赫尔利在重庆时就与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11月6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1月7日，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带着蒋介石修改的协定草案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8日上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赫尔利举行首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说：“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然后，他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毛泽东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在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中共方面提出了经六届七中全会讨论的五点对策。赫尔利看后问毛泽东：中共是否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赫尔利认为，中共所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这不仅不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他认定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盾是符合美国的原则的。他对中共提案作了一点修改，在10日上午征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后，便建议毛泽东在文本上签字，他自己也以证人身份签了字。
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后，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赫尔利对中共领袖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他还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当日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毛泽东等与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合影。然而，当赫尔利踌躇满志地回到重庆时，却遭到蒋介石及其周围人的强烈反对。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毫不客气地对赫尔利说：“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强硬地宣称：在他没有承认自己的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就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
赫尔利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在11月16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蒋介石根本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为了促使蒋介石接受五点方案，赫尔利曾劝蒋介石要气度大一点，让中共“插进一只脚趾”算了。得到的回答是“插进一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
赫尔利虽然对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不甚了解，但他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清楚地知道，扶持蒋介石、保证蒋介石的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和目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一旦蒋介石定下来不准备妥协的事情，美国政府实际上别无选择。善于见风使舵的赫尔利，在劝说蒋介石接受《五项协定草案》无效后，就毫不迟疑地掉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方案了。从此，赫尔利的调处活动实际就成了“抬蒋压共”。
4批评美蒋背信弃义
1944年11月19日，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许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证人民自由的许诺，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将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一针见血地质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与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中共坚决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谈判难以继续进行。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12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时，重申了中共的严正立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中共领导还对美国出尔反尔的态度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我们被告之”，毛泽东说，“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对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1944年10月，毛泽东等出席美军中缅印战区统帅部授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的仪式。
这次会谈结束后，戴维·包瑞德上校立即将这次会谈内容电告在重庆的魏德迈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包瑞德在报告中写道：“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毛泽东最后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中共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加入联合政府”。
在中共与包瑞德会晤后的当天，周恩来就致函赫尔利，表示他目前不可能再去重庆谈判，并说，为了晓谕民众，并使政府改变态度，现在有必要公布《五条协定草案》。这一封信让赫尔利着了慌。公布“五条”岂不等于向公众舆论揭露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在国际上丢尽脸面，那他这个大使还如何当得下去？12月11日，赫尔利复函周恩来，表示不同意公布“五条”。他说：“五条”和“三点”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并未结束，国民政府愿意继续谈判。
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中共同意暂不公布“五条”。毛泽东电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可以暂不公布“五条”，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样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周恩来也致函赫尔利说，中共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目前进行谈判的根本困难在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7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赫尔利敏感地抓住中共表述的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于12月20日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请周恩来重返重庆。1945年1月22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爱国志士；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针对中共提出的上述要求，赫尔利在与蒋介石、宋子文等密商后，又策划了一个“四点方案”：第一，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第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第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第四，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对于国民党和赫尔利的所谓新方案，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在此后数日与宋子文、赫尔利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混淆党治与民主的界限，取消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强调，没有政治解决，其他就难于着手，只有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了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共才能把军队交给这个政府。
关于整编军队问题，周恩来说，当前应当首先改组军委会，改组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武装，而不仅是改组中共军队。周恩来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派会议、共同纲领、国是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样一个民主的程序。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立场十分满意，并于1月28日致电周说：赫尔利的新提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谈判诚意，完全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现在的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些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也表示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说：“我不同意，我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11月12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改编中共军队和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把国共关系中刚刚出现的一点缓和气氛驱除殆尽。
蒋介石讲话发表的第二天，3月2日，中共即发表评论，抨击蒋的讲话。3月7日，周恩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谴责蒋介石一意孤行、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在全国人民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明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
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时，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作了严厉的抨击。他说：“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的政策。
尽管中共对此多次提出警告，然而赫尔利在史迪威事件和调处国共冲突中，越来越明显地执行片面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务院部分官员的主张不符，更引起了美国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强烈不满。赫尔利对此非常头痛，尤其使他恼怒的是，观察组的戴伟思还常常把他的报告寄给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对于华盛顿的反对者，赫尔利暂时无可奈何，但对于他下属的“叛逆者”，他是决不轻饶的。他首先拿戴伟思开刀了。当戴伟思12月中旬从延安回重庆时，赫尔利指责他鬼鬼祟祟地跑到延安去破坏他的调停，威胁要打断他的脊梁骨，并命令他立即离开中国。
下一个受害者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同机去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的口信：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游击战；伯德上校还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25万人的部队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当赫尔利获悉包瑞德、伯德延安之行的信息后，大发雷霆，他认定这是中共“改变对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对我态度的真正原因”。为了对这种“叛逆行为”进行惩处，他不仅迫使魏德迈解除了包瑞德观察组长的职务，而且取消了晋升包瑞德准将的命令，结果使他永远失去了晋升将官的机会。
与此同时，赫尔利、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即不经赫尔利同意，美国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赫尔利还亲自审查那些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观察家认为，赫尔利的封锁有双重目的：一则，防止从延安传出对共产党有利的报道；二则，强行推行他片面扶蒋的政策，而不使中共在同美国人接触中发现他们内部的不同意见。
5停止与美合作
赫尔利的高压政策，并没有使一批有远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们屈服。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2月28日，一份经美国使馆5名外交官集体讨论、修改、签名，主要由谢伟思起草的报告发往了国务院。报告说，赫尔利使华以来的事态发展使蒋介石盲目乐观，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因而不愿作任何妥协，中共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他们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报告建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采取两项措施打破僵局。一是“组成某种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内阁，共产党人和其他集团在其中应有有效的代表性，并对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分担某些责任”；二是“共产党的和其他某些部队名义上合并于中央政府军，置于由魏德迈将军提名、经委员长任命的美国军官组成的指挥部统帅之下，各党派协议，这些军队只能在他们现在的地区内或指定扩大的地区内作战”。报告认为，只有实行上述“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美国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使他们投入到俄国人的怀抱”；才能“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地一切为了内战而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才能在中国“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这一大胆而又直率的报告在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中引起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重申他们的主张：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曾任驻华使馆参赞)在备忘录中还特别强调，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应当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当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由重庆美国外交官发来的电报后，暴跳如雷，他认为这是下属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他破口大骂：“我知道这份电报是谁起草的——谢伟思。我要宰了这个狗崽子！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他在5日至7日或亲自去国务院，或通过电话与国务院官员辩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场争论最后是由总统来裁决的。
当时，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面临的事情又千头万绪。上个月即1945年2月11日，他刚刚在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上与斯大林做成了交易，这就是以牺牲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民族权益为代价，换取了斯大林的两项保证。一项是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后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另一项是赞助美国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由于苏联将要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对于中共在对日战争中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已经不十分在意，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以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为核心的战后远东计划能否实现的问题。
罗斯福认为，如果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全面军事援助，不但不能促成国共合作，反而会促成中共不合作，从而使得建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主体的“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政府更加困难。罗斯福认为他的既定方针是最理想的。这就是由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迫使他向中共作出让步，实行政治妥协；通过美国不支持中共这种压力，迫使中共实行妥协，按着美国的愿望组成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罗斯福的既定方针就决定了他不会站在谢伟思他们这些年轻外交官的一边，而必然支持赫尔利。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返华前夕，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声称美国支持和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赫尔利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
赫尔利4月2日的讲话，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宣言。毛泽东警惕地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及时作出反应。在1945年4月到6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再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并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警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要求美、英政府严重注意中国人民的呼声，不要使其对华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两篇评论，对赫尔利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的行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要埋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尽管中美反动派十分猖狂，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和未来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以坚定的口气和十足的把握对全国人民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击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七大结束后，中共停止了与美国的合作。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面对的美国不再是可能的盟友，而是对手。
二、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筹备七大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开成。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须做到，是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是充分的，人家驳不了的；在5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正式大会前的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成员。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有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5月21日下午2时，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全会前1个小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通报了11天前的书记处会议内容，说明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决定七中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朱德和周恩来担任，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七大议程，除拟作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与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周恩来)、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任弼时)外，还拟安排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七大先开预备会，后开正式会(准备对外界公开报道)。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作了简单的中央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六大到现在16年，要作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很难。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报告，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过去中央的工作，到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现在即使要作工作报告也不能发表，准备将过去的中央工作放在历史总结中讲。
毛泽东在报告中，主要回顾了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国土的情况下，中共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他说，抗战以来都是实行这个方针，方法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在大部分时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个别时期对如何发展自己，团结友军曾经也发生过争论，关键是要不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到六中全会，这个问题解决了。抗战以来，“发展自己”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0年，是发展游击战争，采用“麻雀满天飞”的办法到处发展。第二阶段：1941-1942年，日本主力对我，我根据地与军队缩小，一面坚持反“扫荡”、反蚕食，一面注意了许多政策，十大政策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1943年以来到现在一年半，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得到了发展；开展整风，搞透思想，团结了全党，高级干部学习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注意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谈到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情况。他说，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曾指定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在六中全会上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些改变，即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到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最近又改为刘少奇作组织报告。过去的准备委员会亦未做工作，这工作是由中央自己做的。目前各个报告准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即将开始工作。
6月5日，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问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应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全会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发言。毛泽东首先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在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来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取得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军事上有近百万军队和根据地，将来还可以大发展。列宁在准备暴动时还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大的力量。政治口号，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进了城还是讲团结。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不管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夺取大城市。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现在应该提出这个任务，下决心加强城市工作。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现在要立即发出指示进行布置，不一定要等待七大来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主要讲了策略问题，指出争取伪军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内容，可以利用伪军起义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主要是里应外合，而不是以前欧洲式的单独的城市暴动。在宣传上，要强调民族的口号与人民的口号。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张闻天强调，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七大战略计划，就是夺取城市，提高我们的自主性。朱德认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针是抓住民族解放的旗帜，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组织群众，过去许多人怕“暴动”这个词，现在我们可用“起义”、“光复”等名词。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现在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恰是时机。国内国际的舆论都对我们有利。从现在起，在思想上、物质上都要积蓄力量，有所准备。在根据地主要是巩固、练兵整训和生产；大后方要有所发展；对外交工作要加强；我们要处处有理，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用人民的口号，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决定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刘少奇、陈云等14人，以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这以后，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建立起直接沟通的渠道。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湘桂战役，国民党军继续溃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社会舆论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这不仅成为重庆国共谈判和在延安同赫尔利谈判的中心议题，也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1月至12月间，六届七中全会及其主席团多次举行会议，准备组织解放区联合会，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并且成立了由党内的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19人共同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映，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时还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毛泽东等在延安。会的想法。后来，中央全会反复讨论，还是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明确肯定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即将召开的七大也要取这种态度。
在1945年2月3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提出联合政府的意义。他说：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否错了？不提，别人将提，我们反而被动。提了，蒋介石至多不理我们，我们反而主动。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蒋介石的政府，我为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抗战期内搞联合政府。这样，尽管在重庆的国共双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我党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坚决了。
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与蒋介石有根本区别的。在报告中对国民党蒋介石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还是批评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指出希望，虽然只是一分，这一分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犯错误。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都采取联合态度，但也显示区别，各有批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中间派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壮大是对我们无害的，他们可以听我们的话，但他们是动摇的，要坚决领导。现在国际国内的人心向我，连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在报告中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毛泽东在说明中还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报告中对孙中山是否讲得太多？毛泽东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做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而且我们与孙中山还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一道开过会。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现在不同了。党内厌恶孙中山的情绪相当广大，应该说服。
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毛泽东表示：在报告中，共产主义，我括去一次，又恢复了。不讲不好。对党名，党外许多人都主张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姿势搞坏了。所以这里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但提过了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里着重区别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与党内是很广大的。这次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这里也说明了有三种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好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得，富农存在得更久。这些都比《新民主主义论》有发展。
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毛泽东说：这个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说明意见，并对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董必武说：我们提的纲领这样完善，蒋介石他们再提也很难超出我们的范围。吴玉章还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又对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作了分析。还在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周恩来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两党谈判的报告时，毛泽东就曾经讲过联合政府的几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我们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与我们合作的政府，这要看政府设在什么地方，若设在重庆蒋介石的刀尖上则本质上仍是蒋介石的，独裁加若干民主，这样的政府我们也要，因为可以宣传，可以做工作，但不要幻想。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这样，他们的文章就不好做，我们的文章就好做。
这次，毛泽东又讲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他说：第一种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对这个方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毛主席所准备在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方针”。
这次全会还讨论了党章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对党章报告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刘少奇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二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以亲身经历表示，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因此，最后决定“任何”二字还是保留。任弼时将此议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刘少奇同志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军事报告、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的议事日程等问题。朱德就军事报告作了说明。他说：这个报告写了两次。第一次写的报告是准备大会不公开时对内讲的。后来改为对外兼对内。因为时间匆促，大家没有充分讨论。昨晚谈了一下，认为报告主要缺点是对内意义不足，战争关节说得不清楚。现在请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基本上通过后再修改，好在大会上讲。毛泽东提议，赞成就基本内容通过。基本内容就是人民战争与打败日本侵略者。文字上在讲话以前与发表以前再加修改。这样，“全体一致通过朱德同志拟向七次大会所作军事报告的基本内容”。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但是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动的原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
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因此，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原则性地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七大各项议程，均已按主席团提出的意见一致通过。这样，六届七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几经延期并为全党关注的七大即将召开了。
2七大预备会议及正式召开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七大代表总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除中直代表团外，其他是以地区为单位划分的。各个根据地有6个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是指蒋管区和沦陷区的，包括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和四川等地。周恩来、叶剑英都参加这个代表团。各个代表团又根据人数不等分成若干小组。如中直代表团分杨家岭一组、杨家岭二组、党校组、王家坪组、枣园组和解放社组。
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毛泽东的这番话，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即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为主任的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七大会场规则。七大议程确定为：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12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24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带着120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七大开幕，并发表了简短演说。
接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他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此外，彭真还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记录。
4月24日，由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书面报告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非常吸引人。
报告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例如关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好，把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说清楚了，并且讲得很尖锐，值得深思。
又比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所谓“私人经营”，即是允许自由发展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一段论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再比如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思想。毛泽东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否做到这些，至今仍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会上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在档案文献里也叫“政治报告”。它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泽东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泽东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在党内，这种思想会经常冒出来，需要保持警惕。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八大’还要在延安开会，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当时讲这番话，似乎是随便说的，其实是很认真的。因为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七中全会上中央一直在分析。日本人战败投降已成定局，国民党腐败无能有目共睹，中国的天下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人心所向。中央早已作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安排。因此，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
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时你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的团结，走向胜利。
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再次提议读5本马列着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内容充实，虽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报告的精神和许多思想在党内传达了，使全党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3“毛泽东思想”被提出和选举方针的确定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为其写了初稿提纲，并写了部分初稿。这个报告最早是准备讲讲建军的几个问题，其中第6个问题拟为“论毛泽东军事学派”，写了数千字。报告初稿阐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理论上同古代的孙吴兵学、近代取法西欧的中国的军事学派，以及同苏联革命军事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特点，毛泽东军事学派基本理论、战略战术和革命本质及研究方法等等。但是后来没有被采用，因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覆盖面广。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毛泽东、朱德作完政治、军事报告后，大会进行讨论。4月27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在枣园召开的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两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原定大会发言人数也不很多，后来也突破了。从4月30日始，在继续讨论政治、军事报告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到5月11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和李富春。
在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5月14日、15日)后，从5月21日至23日，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林彪、马凤舞、刘澜波、张鼎丞、傅钟和叶剑英。大会发言一共进行了10次，有26人讲了话。除两位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尽管各组讨论对一些同志的发言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总的说来这些发言普遍地受到大会欢迎。
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整个报告很精彩，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非常精辟，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24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在听取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即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即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选举标准是什么？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各个方面包括“山头”要不要照顾？是不是主要看能力强，有各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才能选等等。对许多问题，人们不甚清楚。大会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40、50还是70？)与提名方式(由主席团提，各代表团提，还是由各代表团的小组会提？)进行过讨论，曾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5位同志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与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联席会议请他在大会上讲一讲。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回顾六大选举以来的历史教训，列举了许多情况，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回答代表们提出的疑问。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10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泽东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
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他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有大、中、小三个方案。大的100人左右，中的70人左右，小的30人左右，在这三个方案中间，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比较好。七大应当选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25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状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毛泽东的报告把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讲透了，大家纷纷表示拥护其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27日召开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会议还研究了军事报告和政治报告的总结问题。刘伯承提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问题应着重讲，这是正本清源。在他看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武装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思想。二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在一起。5月30日，朱德向大会作军事问题的结论报告，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题。他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全部系统是和国民党完全对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也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军队来自人民，取自人民，既靠人民打仗，也靠人民养活。因此，军队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军民关系。人民军队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战略战术特点，多半采取游击战、袭击战、运动战或者大规模的运动战。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井冈山是萌芽时代，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初步发展，到现在完全形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事思想的整个系统。朱德的这个报告是对他前次报告的补充。
5月31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着重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降，但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部分资本主义还是有用处的，落后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
第二，关于国内形势问题。毛泽东讲，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3万份，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但是很多人说，共产党有办法，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到光明，但是要准备困难。于是毛泽东接着列举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英美大骂；国内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大块；损失若干万军队；内战全面爆发；跑掉若干万共产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国民党实行暗杀政策；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等。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包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方针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可能暂时吃亏，但终究我们要胜利。
第三，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干部关系、准备转变、理论等13个问题。当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问题时，他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东北4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4省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但大会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25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过25年不解决，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这些东西，还能活下去。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转变问题，把掌握工业问题的认识提得如此之高是过去没有过的，使得代表们的思想再一次豁然开朗。
毛泽东还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泽东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毛泽东的讲话再次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呼。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4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召开七届一中全会
三个报告的总结作完后，大会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各代表团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这种民主是党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汇报情况后，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有的同志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毛泽东和周恩来(右二)、聂荣臻(右三)、陆定一(右五)等在一起。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大会休会几天后，6月9日正式开始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正式中委。6月10日宣布正式中委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接着酝酿候补中委的选举。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委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支持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了，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表示：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东北问题的作用，这说明毛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首先，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闭幕会上，朱德、吴玉章和徐特立发表演讲后，由毛泽东致闭幕词。它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评价非常高，认为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达到了预期目的。
谈到选举时，他说：这次选举，大家非常慎重，考虑分析，调查研究，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整个大会可以这样说：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这种制度，这种方式，全党都应采用。对于中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愚公移山》。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毛泽东也作了些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以经过从小半个中国(即目前有1亿人口、100万军队和许多块解放区的状况)，到大半个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华北、东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打下若干大城市)，到整个中国(人民最后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是长期的；二可能和平转变；和平的与浴血的两种可能都有，但和平转变的可能性大；三是由人民来决定何时转变。毛泽东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坚决执行大会的路线。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会议时间较长，但由于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当时国民党正在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我党七大形成对台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对国民党六大文件作了些研究，为《解放日报》写了篇题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的社论。这篇评论的最后结论是：“每一个客观地比较过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共产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一贯的，它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出发，它不说中国人民在现在条件下不能做、不必做以及不准备做的事，它所提出的任务坦白、确定，而且有切实可靠的行动基础。相反地，国民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矛盾的，反动的和表面‘漂亮’实质反动的东西支配着并取消着‘漂亮’的东西；它没有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因而它所规定的工作，如果不是不应做的，就是不能做的，或者虽然应做能做，但是不准许有实行的前提；因而它的措辞也就既武断，又暧昧”，“只能乞灵于两面三刀的官样文章与阴谋词令。”当时的这篇评论对国民党六大采取了非常“客气”的态度。历史为这两个大会做了结论，对国民党六大是报之以无情的否定。
七大以后，大多数代表陆续离开延安回到原来的地区和部门。6月15日，七大主席团举行会议，七大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讨论七届一中全会议程，酝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选。
6月19日，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正式中委27人，候补中委17人。曹瑛和胡乔木作会议记录。全会由任弼时主持，报告了主席团会议的酝酿情况。最后全体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本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决定不再成立解放区联合会一类组织，但由于国民党不赞同组成联合政府，并宣布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在七大期间党中央决定，也唱一出对台戏，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会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谢觉哉等向革命死难烈士致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蒋介石过去每当摇摇欲坠之时，就说要召开国民大会，以欺骗人民，但说了就放下了。这次蒋介石一定要开，我们决定不参加，把难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中间派劝我们不参加。蒋介石一定要开，就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即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以前没有这样一个斗争形式，现在找到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反日、反反动派的斗争形式。
50天后，即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除通过前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主要讨论了时局问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议，宣布对日作战。这次会议就是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位同志作了发言。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引者注)。目前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毛泽东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这不会犯冒险主义。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关于制止内战，毛泽东说：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大块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个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毛泽东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比如中等城市的问题归各解放区管，大城市问题则归中央管。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依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党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而增加。
抗战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许多干部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各根据地干部一批一批地离去。许多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当时也动了心。但毛泽东指出，后方总是要留人的，不能都到前方去，要提倡不动心。大家听从组织安排。随着日本军队的投降和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开始为新的任务运筹。
三、指挥对日寇最后一战
1部署抗日军民展开局部反攻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意、日军节节败退，盟军开始全面反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毛泽东领导敌后抗日军民战胜了严重的困难。1943年，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军民连续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大量消灭了敌人，扭转了不利局势，华北八路军还制止了日军的疯狂进攻。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人民抗日力量发展了，根据地人口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又有了47万，民兵发展到227万，共产党员发展到了90多万，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艰苦的斗争锻炼了人民抗日武装。敌后军民广泛而形式多样的对敌斗争，迫使日军不得不分兵去防守它所占领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进一步分散。为了增援南洋战场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日军又从华北抽走一部分兵力(1943年从华北抽走3个师团，1944年抽走更多师团)，敌后日军更是捉襟见肘，机动兵力减少，处于守备状态，已无力发动进攻了。
根据敌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适时地部署抗日军民展开局部反攻。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向敌后军民的致贺电中，号召敌后一切共产党员和全体军民，“更好地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巩固根据地，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预见到抗战结束还需两年时间。在临近胜利的时期，毛泽东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大力作战，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继而，他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要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伟大号召，指示八路军前方指挥员，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的斗争。据此，八路军部命令各解放区：在适当之时出击日伪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之后敌后军民普遍开始了局部反攻。
行进中的部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袭击灵丘、定襄等县城和忻口车站，捣毁敌人据点、碉堡400多个，解放村镇1600多个、人口80余万。北岳区部队还深入雁北、察南和平绥路两侧等地区。冀中区军民攻克怀德、官厅、旧城等地，解放肃宁县，袭击天津市，拔除敌人据点、碉堡800多个，解放村镇3800多个、人口120余万。冀东区军民攻克敌人21个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直逼北平、天津近郊。这一年，晋察冀军区作战4469次，毙伤日伪军229万余人，俘虏日伪军及争取伪军反正、投诚22273万人，攻克敌人据点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西、平北区，坚持了冀东，恢复了冀中区。战斗中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辽军区。
晋冀鲁豫军民相继发动了春季攻势、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太行区收复蟠龙镇、水冶镇和榆社、林县两座县城，并出击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和临(城)内(丘)线，摧毁敌人三道封锁线，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太岳区出击济源、垣曲地区，控制了部分黄河渡口，收复国土26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1万。冀鲁豫、冀南军区恢复了昆张区，打开了东平、汶上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并向郓城、菏泽、考城、东明、曹县进攻，使鲁西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这一年，晋冀鲁豫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虏日伪军349万余人，收复县城11座、土地6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余万，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扩大了解放区。
山东根据地军民讨伐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李永平、赵保平、励文礼、张步云、张景月，相继进行了胶东战役、渤海战役、莒县战役、蒙阴战役等，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和海(州)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区与滨海区的联系，使滨海与鲁中连成一片，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宫县、沾化、青城、文登、荣成等县城，歼灭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发动攻势作战。1月至2月，苏中军民以高邮、兴化、宝应、泰州、泰兰、如皋为重要目标，连续发动攻势，攻克敌人17个据点，粉碎了日伪“扩展清乡”和“屯垦”的计划。3月初，粟裕指挥发起了着名的黄桥战役，攻克敌人重兵据守和贮存物资的重镇黄桥，并歼灭日伪援军一部，乘势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根据地联系起来。苏北军区发动了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钱集、杨口等敌人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淮北区解放了泗洪、灵璧、睢宁三县广大地区。淮南军民曾攻入长兴、溧阳等县城，淮南军民攻入盱眙、定远县城。皖中区也捣毁敌人10余个据点。日军为防守交通干线和战略支点，曾以攻为守，对新四军“扫荡”达67次之多，均被粉碎。全年新四军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土地7400多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
反攻中的华南游击队。华南东江纵队由数千人发展成为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九龙附近，曾炸毁九龙铁桥，在广九路以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广九路以东亦大部被东江纵队控制。同时，琼崖纵队也主动出击，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1944年5月至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打通平汉、湘桂铁路和连接通向东南亚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仅8个月时间，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损失兵力五六十万。战役爆发之初，毛泽东就发出指示：我军应乘敌人南犯后方空虚时，开辟豫北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5月至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连续电示华中局、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指出河南地处中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河南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即可使华中、华北和陕北连成一片，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毛泽东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兵南下，恢复了新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了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自7月起先后派出5批部队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间等地建立了东西长达70多公里、南北近百公里的根据地。9月，新四军第四师进入肖县、永城、宿县地区，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9月起，中共中央从太行、太岳、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抽调部队由皮定均、徐子荣和王树声率领进入豫西，建立了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根据地。
1944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向南和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在新的沦陷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扩大对日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中央军委在关于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抗战进入了第8年头，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空前有利的。不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出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是要依靠共产党及华南广大人民。9月27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发展东南敌后，控制苏浙皖边区，以便尔后“破敌、收京(指南京)、入沪”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1945年1月，成立苏浙军区，建立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抗日根据地。1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要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能与南进部队取得联系，琼崖纵队要派得力干部向南路发展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并占领整个琼崖。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1944年11月，王震和王首道率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配备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两次渡过黄河，穿越同蒲路、陇海路，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彬县、宜章地区，开辟了南北130多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湘鄂赣根据地。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渡长江，挺进苏浙边，创建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抗日根据地。同时，东江抗日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粤中和粤北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军民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1万余次，消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摧毁和逼退敌人据点2500多个，解放人口1700多万，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下一步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准备大规模反攻
在部署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作战的同时，1944年，毛泽东领导全党积极为大规模反攻作战进行准备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整顿思想，进一步改善群众关系，注意发展生产和节约民间物力，“在军事教育方针上要养成部队白刃战、夜战、进攻战的最高度的勇敢性与熟练、结实的技能。”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军发展、毛泽东。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整训须对军队政治工作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应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用检讨错误和缺点、发扬成绩、总结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模范人物等方法，改进政治工作，并注重培养干部与整训民兵。8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中，再次强调：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大大提高，有利于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
同时，强调开展城市工作。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指出：我们要承担起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任务，“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城市工作极为重要，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帝出中国。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担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9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建立城市工作部，“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的原则一配备，要能负担起发动和组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艰巨工作”。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开辟东北的重要性。9月5日，中共中央分别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局面，而且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因此，中央决定由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和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分别成立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各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都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指示要求各个分局和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满洲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战略反攻须有一系列配套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适时部署，为反攻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准备。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明确向全党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继而，他代表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必须把敌人一切守备薄弱的和在我现有条件下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待战略反攻阶段到来，就将敌寇全部消灭或驱逐出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敌后军民在1945年初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部队进行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平(安)战役；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南乐战役等；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忻(县)静(乐)公路、五(察)三(岔)公路沿线敌人据点发动攻势；山东部队进行了胶东战役、渤海战役、莒县战役和蒙阴战役。在华中，苏北部队控制了东(海)淮(阴)公路；淮南部队袭击金钩、黎城；淮北部队破击了津浦路西和路东；苏中部队控制了苏浙皖边10个县的广大地区。华南人民抗日力量也在继续发展。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建有行政公署24个，专员公署104个，县政府678个。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北平、天津、太原及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大部分海岸线都处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解放区已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力量。
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在战后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大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大会号召解放区军民准备大反攻，要求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到以运动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占领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
在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的鼓舞下，遵照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军队，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八路军新四军于1945年5月起，发动了夏季攻势。
晋察冀军民进行了察南战役、雁北战役、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消灭日伪军两万余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和主要城市。晋冀鲁豫军民进行了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收复16座县城，消灭大量日伪军。山东军民进行了临(沂)费(县)边、郯(城)码(头)等十几个战役，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9座。晋绥军民连续作战，将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12条公路线附近。新四军进行了宿南战役、睢宁战役等，摧毁敌人许多据点，解放人口20万，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夏季攻势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对敌人占据的点线包围越来越紧，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取得了作战的主动地位。
3举行全国大反攻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1945年春，苏、美、英盟军猛烈进攻德、意法西斯。4月，意大利北部人民起义，游击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之处死。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于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起，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面沿1200里战线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苏军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集中力量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形势下，中国大反攻的时机来到了。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重要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准备迅速占领所有被解放区包围的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并规定人民军队进占城镇时，应宣布政纲，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注意保护各种资财，照顾统毛泽东(中)和朱德(左)在延安机场检阅南下支队。一战线。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伪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为了指挥反攻，毛泽东日夜操劳。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写到：“毛主席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书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主席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主席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或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
正确的决策是行动的指南。解放区军民迅猛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展开攻势凌厉的大反攻，横扫当面之敌，解除大量日伪军的武装。
毛泽东和朱德在一起。在晋察冀解放区，冀晋军区部队分别向同蒲路北段东侧、平汉路石家庄以北路段西侧地区进攻，攻夺大同、集宁、商都、丰镇等城；冀察军区攻夺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冀中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到北平段东侧及天津附近进攻，攻夺天津、塘沽、石家庄、保定；冀热辽军区向北宁路唐山至山海关段进攻，攻夺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并向吉林、辽宁挺进。
晋绥解放区，分南北两线反攻。北线指挥部指挥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向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进攻，攻夺归绥；南线指挥部指挥吕梁军区部队向同蒲路北段西侧和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地区进攻，攻夺太原。晋绥解放区其他部队互相配合，攻击当面日伪据点。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军区主力分别向同蒲路南段东侧地区和平汉路石家庄至邯郸段西侧地区推进；另一主力向新乡至博爱铁路沿线进攻。太岳军区向同蒲路南段和黄河北岸平遥、介休地区进攻，切断介休至临汾段交通。冀南军区部队向平汉路邯郸至石家庄段东侧进攻，消灭了运河以东伪军，攻占临清城。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邯郸至新乡段东侧及陇海路开封至徐州间进攻，相机攻夺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解放区攻夺济南。
山东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作战。鲁中部队向南至兖州沿线进攻，逼近济南近郊。滨海部队分别配合胶东部队新四军进攻青岛、连云港。胶东部队向青岛外围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渤海部队向济南、沧州沿线进攻。鲁南部队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及徐州东北地区进攻。
华中新四军各部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路等地区大反攻。江南部队(包括浙东军区、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就地向四周发动进攻，直逼南京、上海；江北部队(包括苏中军区、第二师兼淮南军区、第三师兼苏北军区、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向抗日根据地周围日伪进攻，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
在华南，从8月14日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西岸、雷州半岛日伪据点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通广州、汕头、海口等地。毛泽东为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题词。
此外，中共中央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军，收复失地并收缴日伪武装。
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从8月11日至9月2日，敌后军民收复张家口、烟台、邯郸、威海、泰兴等县以上城市146座，摧毁日伪据点747处，消灭日伪军57万余人，破袭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
猖獗而凶狠的日本法西斯，在苏联红军及美英盟国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和日军参谋长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任凭艰难困苦，抗日决心始终不渝，终置日本帝国主义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使之深深陷入而无法自拔脱身，终至遭到灭顶之灾。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敌后战场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消耗了敌人的战争储备和战争能力，使之逐渐由强变弱。而当时机成熟后，毛泽东部署抗日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乃至全面反攻，予敌猛烈的打击，摧毁了其处心积虑设计的企图作最后挣扎的防线，加速了它的覆灭。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最伟大、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条件。而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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