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的政权建设
1面临困境
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日酋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华中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军事战斗频繁，八路军、新四军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时期称为“黎明前的黑暗”。他指出，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经毛泽东修改的《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原稿。针对敌后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940年11月7日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11月16日，又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四)强化政策工作；(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1941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一系列指示，部署各抗日根据地作好充分准备，战胜严重困难。
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毛泽东1941年11月7日代表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均很大。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约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和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指示根据日军进攻的特点，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总结和发明了有效的对敌斗争方式。当日军合击和反复扫荡时，主力部队“敌进我进”，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交通和后方要害区域，留小部队及地方部队、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待敌疲惫撤退或回援后方据点时，外出主力与根据地部队夹击之。根据地居民坚壁清野，创造出打击敌伪的有效组织形式——武工队，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斗争形式，使日军时刻处于人民战争的打击之中。
1941年2月初，毛泽东等关于今后集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根据华中的形势，以长江以南津浦路以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扫荡”，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与军事斗争相关联的政治、经济上的各项政策，巩固根据地，增强克服严重困难的力量。政治上实行一元化领导，使各种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更加密切配合，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另外，还有着名的“十大政策”的提出和贯彻执行，对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局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作战4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敌后抗战，并开辟了浙东、皖中、皖南和晋南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锻炼，根据地军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对敌斗争艺术，都得到了提高，解放区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年代。
2推行“三三制”原则
尽管从1940年开始，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在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进入1941年困难加剧。但是由于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毛泽东在发表演说。1940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3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共有21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18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1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叫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一位79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3赞成“精兵简政”议案
1941年11月的延安，早已进入隆冬时节。西北风呼呼地吹着，屋外呈现一派萧条的寒冬景象，树木早已被剥光了叶子，在狂风中战栗着。已是夜晚时分，天地间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个方案，一边看一边思考着，在他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最后又一字一句地将这些重要的字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这抗日战争处于困难阶段的时刻，一个党外人士，不仅与我们党患难与共，而且为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到来献良策，这是令人感动的。毛泽东高兴极了，兴致所至，他随手在旁边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方案，竟能引起毛泽东如此的重视？
原来，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l\/3，中间派人士(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1\/3。所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工人、农民、战士以及包括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内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他强调：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把持包办的权利。他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到会的共产党参议员和非党参议员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抗日救国，踊跃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全体参议员合影。然而，却有一个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沉默了，陷入深思之中，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这位老先生于1881年9月28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原名李丰功，字鼎铭，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一生为人正直。李鼎铭8岁进私塾读书，14岁因家贫无力延师，开始寄居舅父家读书，兼学中医。他在舅父的影响下，发愤学习，遍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及历史、地理等书，同时他对数学、医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1903年他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此后，官府开始按月供给他粮食。1913年，他担任米脂县东区区长，利用印斗乡灵水寺的庙宇，创办米脂小学，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成绩卓着。1930年，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在米脂县城东街，开了一个中药房，命名“常春医馆”，坐堂行医。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同情农工，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就这样，他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很多，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毛泽东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真诚态度，令他打消了疑虑，并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方案。
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他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接着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
提出这个议案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抗日战争至今，我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构，如果实行精兵简政，怎么应敌？果然，“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这个提案的重大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个提案，这给了李先生以极大的鼓励。
当这个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向李鼎铭点头致意。毛泽东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生动地解释着：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他还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李鼎铭深为感动。
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议案。议案通过以后，对精兵简政这项工作，许多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抓得紧，效果显着，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认真去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2年9月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党的领导下，“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得到了广泛的实施，而且推广到了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这对渡过抗战最困难阶段，坚持长期抗战，迎接反攻的到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发动大生产运动
1重新认识经济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首先由部队系统开始。起初是由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就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但当时还只是出于改善部队生活的目的，并没有把这种农副业生产与解决经常性的财政供给问题联系起来。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于是他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
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他说：武汉、广州失掉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他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不久他又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表讲演，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及结论(即《反投降提纲》)，进一步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他还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场面十分壮观。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1938年3月，工业专家和技师沈鸿带着10部机器和7名工人来到延安，建立起边区机器厂。接着，恢复和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华寿俊在1940年用当地盛产的马兰草造纸试验成功，大大推动了边区造纸业的发展。
1939年到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同时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所以，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说：当时“我们还有饭吃，有衣穿”。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党中央采取“储蓄民力，力争外援”的方针，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救国公粮四种。
以公粮来说，1938年全边区只有17万石，1939年5万石，1940年9万石，分别占当时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到1940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140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挥笔题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
1941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7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
“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1941年7、8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
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2遭百姓“埋怨”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1940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1940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1940年征收的公粮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这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突然一声重雷，震耳欲聋，雷电径直穿入会议室内，到会人员都受到巨雷震动，头晕目眩，慌忙奔向室外。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因触电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这天正逢集市，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一位50来岁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大雨，他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又骂娘，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周围的老乡们一听，都吓了一跳，有人赶紧上前劝他，制止他又哭又骂。
然而，老汉的话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遍了延安城。顿时，街头巷尾，传言四起，有反对的，有同情老汉的，也有借题发挥的。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个老汉抓起来，也有人建议要及时汇报党中央，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雷电击死人，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奇怪的。可街头为什么那么多传言呢？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毛泽东觉得里面有问题，他立即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
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望着小吴，用一种极其亲切的语调说：“听说你非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呢？”
小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在大庭广众下侮辱您。”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小吴情绪激动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还接着说：“李县长是中了雷电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您，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您。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说：“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不。您是人民的领袖。骂您，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想过没有，真的特务汉奸敢在光天化日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起身走到小吴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问道：“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痛痛快快地回答道：“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接着说：“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吗？”
小吴还想辩解，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请你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
小吴走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作为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老乡究竟有什么情绪及不满，以至于当众骂人呢？原来问题出在边区政府内部。
当时，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层层包围封锁，另外，从1939年至1941年，边区每年都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这就给边区增添了困难。几年中，边区军政人员明显增加，全边区非生产人员相继增加到10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边区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至出现不少牢骚和怨言。
几天后，小吴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这些情况。毛泽东紧皱眉头，听小吴接着说：“抗战初，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噢，原来是这样！”
他思索片刻，对小吴说：“看来，这位老乡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
小吴点点头，由衷地笑了。
毛泽东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指示西北局组成一个考察团，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向中央作详细汇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指示边区政府减征公粮，最后决定减征公粮4万担。
此举一出，使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那个骂人的老汉也悔恨交加，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是俺错了！是俺错了！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骂毛主席！”
在减征公粮之后，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但是，一些地方救国公粮任务仍很重，有些地方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清涧县一位农妇，丈夫死了，家中缺少劳力，生活极其艰难。家中3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只有3岁半，还有一个瘫痪的婆母。一家人住的两孔窑洞，临近水沟，水一涨就淹了。家里没钱，也没有劳力打孔新窑洞。这几年，前去征粮的县、乡、村干部不少，有些人不顾她的实际情况，强行征粮，甚至还骂人。农妇忍不住也就大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因此很快也被抓起来押往延安，保安处准备审讯后予以惩治。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指示：“把骂我们的那个妇人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农妇十分害怕，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命可能都保不住了。见了毛泽东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劝她说：“你不用怕嘛！请坐，坐呀！先吃几个枣吧。”
农妇战战兢兢地坐下来。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她家里的情况。说着说着，农妇却掩脸痛哭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想不到毛泽东还亲自接见她，同她亲切地拉家常。她感到内疚，说：
“毛主席，咱不对哩，咱不应该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吧。”
毛泽东正要劝她，只见她双腿一跪，求毛泽东处罚。
毛泽东连忙俯下身，双手扶起农妇，说：“你不用难过嘛！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
农妇见毛泽东态度诚恳，也就放了心，她擦干眼泪，一五一十地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
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半晌不语。
农妇试探着问：“主席，咱讲完了，咱只求您，看在三个娃的份上，把咱早些放回去，行不？”
毛泽东满口答应：“行！行！”
他叫来有关负责干部，立即指示说：“这位妇女，马上放人！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这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别照顾。同时，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撤换下来。”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这件事得到了妥善处理。
毛泽东在责骂声中心明似镜，目光敏锐。他的这种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用以改进工作的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3视察南泥湾
为了扭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峻形势，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努力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亦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1、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受到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中，一二○师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那里百年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区，后因清朝政府制造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再加民国后军阀横行，土匪劫掠，该地便成了蒿蓬塞路、鸟兽纵横的荒野了。朱德提出部队实行屯田的主张后，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1941年3月至1942年，三五九旅分四批开进南泥湾。部队由旅长王震率领下，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披荆斩棘，开荒种植，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就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部队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本着“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从事多种经营。他们养猪、烧炭，建成纺织厂、肥皂厂、木厂、铁厂以及磨房、粉房、榨油房，开挖了盐井、煤井，建起了运输队、骡马店，办了商店，各项经济事业都得到发展。1941年，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1942年，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92%。到1943年，便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年，更达到“耕二余一”，而且向边区政府缴纳了公粮1万石。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延安南泥湾开荒。“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正是当时南泥湾的真实写照。从此南泥湾家喻户晓，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毛泽东对南泥湾的变化也感到非常欣慰，遂决定亲自去看一看。1943年秋，毛泽东从枣园出发，乘车前往南泥湾视察。
汽车在大地上疾驰，不多一会儿，南泥湾就进入了视野。毛泽东望着窗外，只见到处是一片令人欣喜的景象。不远处山坡上，是成群的牛羊，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生长着一片绿油油的稻苗，还有一块块绿色的菜田。毛泽东越看越高兴，不时地让汽车停下，下车仔细观赏一番。他们走走停停，直至中午，才来到三五九旅旅部驻地。
“毛主席来啦！”怀着焦急喜悦心情等待已久的指战员们顿时欢腾起来，他们欢呼着一起涌上去，毛泽东挨个和欢迎的人握手，并对王震旅长说：“庄稼生长得很好啊！”
三五九旅的同志们请毛泽东稍事休息，准备开饭。毛泽东一听，风趣地说：“刚刚来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口罗！”
吃饭的时候，饭菜摆了满满一大桌子。毛泽东看看说：“这么多的菜，我尝都尝不过来。”大家忙告诉他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粮食。
毛泽东边吃边谈，关切地问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王震回答说。
毛泽东问：“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副政委王恩茂回答，“有时杀口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王震接着详细地汇报了部队生产、生活情况。他说：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一般只吃两餐杂合饭，就是用南瓜、洋芋、野菜拌和小米或玉米面做成的饭。1942年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每人每天可吃到斤半粮，斤半菜，每月2斤到3斤肉。今年平均种地10亩多，口号是“不要政府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米，做到粮食经费全自给”。明年的口号是“耕一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六石一斗细粮，不仅要自己够吃，还要给政府上缴公粮。
毛泽东听着，不时点头微笑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可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要靠外国人。”
吃完饭，毛泽东参观通讯连战士宿舍，和战士们亲热地握手问候。毛泽东见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脸色红润，就亲切地问：“有没有发生柳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战士们说着，都伸出手让毛泽东看。毛泽东逐个仔细地看了看他们的手，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也消灭了！”大家都笑起来。
毛泽东见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粉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从哪里来的？同志们回答说，是自己动手烧的。毛泽东又问桌子、凳子是不是自己做的？大家都说是自己动手做的。毛泽东又一件件仔细地看着战士们自己动手打制的镢头、锄头、镰刀，做的扁担、木杈、连枷和纺车，还看了战士们用野杏仁榨制的擦枪油和自己制的木枪、木马、山羊、平台、天桥等训练器材，满意地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毛泽东拿起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他摸摸“纸”的厚度，又看看上面写的字，笑着对战士们说：“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他接着说，桦树皮还能做饭盒，做斗笠。边说边取过一顶桦树皮斗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去，看了又看，称赞做得好。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到厨房。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两只湿漉漉的手顾不得擦，迎上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亲切地问：“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毛泽东又问：“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四十几个人的。”
“辛苦口罗！”毛泽东勉励他说。
李金山回答说：“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又鼓励他说：“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足，才有劲生产。”
接着，毛泽东又来到养猪场。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懒洋洋的一大群肥猪和一窝乱拱乱跳的小猪，满心欢喜地对饲养员老杜头说：“老同志，你养的这些猪好肥啊！”
老杜头只顾在栏内忙活，没注意来了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老杜头，毛主席夸奖你猪喂得好呢！”老杜头这才抬起头，看见毛泽东来参观养猪场，高兴地连手里的铁锨也忘了放，赶忙给毛泽东敬了个礼，不好意思地说：“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毛泽东亲热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乡在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养猪的，老杜头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最后说：“老同志，你的工作很光荣，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生活，你说对吧！”
“对，对！”老杜头快活地回答。
毛泽东最后向老杜头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
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向他们走去，亲热地招呼大家：“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身，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关切地问同志们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春天潮不潮。战士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一一回答。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了同志们的战斗热情，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千万别累坏了身体。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碾一碾，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毛泽东走了很多地方，毫无倦意，这美丽富饶的南泥湾，这些顽强奋斗的指战员们，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三五九旅指战员们开垦南泥湾的历程是异常艰苦的却又非常感人的。上自旅长兼政委王震和其他领导，下至勤务员和炊事员，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参加劳动。开始时没有房住，就在树林里露营；没有粮吃，就到百里甚至几百里以外去背；没有菜，就去挖野菜。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劳动竞赛，使开荒进度不断加快。劳动英雄李位用过的一把5斤多重的镢头，最后磨得只剩下马掌那么大，他曾创造一天开荒3亩7分多的记录，而另一个劳动英雄又很快以4亩1分多的成绩超过了他。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身先士卒，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表扬。
在一次会议报告中，毛泽东深情地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到不可名状。”他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他说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正是这种上下一致，艰苦奋战的精神，保证了南泥湾屯垦乃至整个大生产运动的成功。
三、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1带头开荒生产
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
一天，警卫员们正在杨家岭的山坡下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过来，问：“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大会。”警卫员们回答。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这很好嘛。”接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向大家讲话，说：“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杨家岭山上的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
警卫员们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可以在附近给我分一块地。”
一听说主席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大家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坚定地说：“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劳动生产。”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大家就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毛泽东一有空余时间，就在这块土地上参加劳动。
这天，毛泽东去刨地，几个警卫员一见，慌忙跟去抢着刨。毛泽东想阻止他们，说：“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1943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警卫员们只是笑，继续接着刨，毛泽东摇摇头，没有办法，也只好接着刨了。
地刨完了。毛泽东打算用这块地种菜。他问警卫员们：“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一个班长说：“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那很好，我就拜你作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脸马上红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齐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很快地，这块地里就种上了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等。菜苗出土后，毛泽东每天休息时，都来给蔬菜施肥浇水，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毛泽东种的西红柿，长得又红又大，架上的黄瓜，顶花披刺，又粗又长，嫩绿的豆角摘完一茬又一茬……这下，大家都能吃到丰富而新鲜的菜了。有时吃不完，毛泽东就嘱咐警卫员摘一些送给其他领导。
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
大生产运动进行得越来越深入。机关生产委员会给每位同志都落实了具体的生产任务。而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几位同志都没有列入……
一天夜里，毛泽东端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批阅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送来的报告，看了一遍后，他提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叫来。
不一会儿，兼任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匆匆赶来，气喘吁吁地问：“主席，有事吗？”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面前的椅子说：“请坐！”
李富春坐下后，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报告说：“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同志工作太忙……”
“不！不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发号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
李富春见毛泽东态度坚决，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继续说：“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上山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毛泽东向他询问大生产进展情况，李富春告诉他现在同志们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
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忙问：“缴多少？”
李富春回答：“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李富春马上说：“那怎么行呢？”
毛泽东诙谐地反问：“那怎么不行呢？”
李富春严肃地说：“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毛泽东笑笑说：“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偷闲？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代交行吗？”
毛泽东轻轻地摇着头说：“不，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听罢此言，李富春心中翻滚着激动的波澜，他凝望着毛泽东，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这样，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增加了生产任务和劳动时间。毛泽东一有时间，就去菜地劳动，实在脱不开身时，便利用饭前饭后或与同志们交谈的机会，拿出刀子刻制羊角纽扣，一天几个、十几个，一个月下来就是一长串。年底一算账，同样完成了分配的任务。
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信心，成为推动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
2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发展
1941、1942两年中，边区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工业有较多的发展。1940年冬，各机关学校响应朱德的号召，掀起手摇纺毛运动。接着各单位纷纷建立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纺织业”的方针，一方面对现有公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另一方面以投资和订货等办法，扶助私营工厂的发展。这一年，边区生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公营纺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区生产的纸张，已能自给。
萧劲光(站立者4)等参观延安机关干部纺线。这两年边区的农业继续有所发展，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可以向外输出一部分。植棉亩数大为增加，1939年仅3700多亩，1940年15万亩，1941年39万亩，1942年达到94万亩，每年都成倍以上地增加，这为发展边区纺织业逐步做到丰衣奠定了基础。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他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
对朱德“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泽东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口号基本得到实现。
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着提高，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只占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20万石，1945年减至12万石。
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生产竞赛运动。
在边区涌现的第一个着名的劳动英雄是延安县的农民吴满有。吴满有在土地革命时期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多施肥，勤锄草，深耕土地，及时播种，每亩地平均较其他农民多收粮1\/6。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并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号召“成百成千的吴满有涌现出来”。毛泽东对吴满有运动十分重视，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边区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1943年8月，他在一份电报中又说：“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相方法)”，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别的根据地也“正须提倡”。吴满有运动即是生产竞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劳动英雄倍出，大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业战线最着名的模范工人是赵占魁。赵占魁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入农具厂，任翻砂股股长，他的具体工作就是炉前看火。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他都坚守在熔炉前，工作极为平凡，又十分艰苦，但他几年如一日，从无懈怠。同时，他又努力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使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涌现出来”。从这时起，赵占魁运动同吴满有运动一样，持续开展下去，成为工业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
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举行招待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着名讲话。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希望他们“不要自满”，回去之后，要“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次大会把边区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1943年12月9日，毛泽东和陈云、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泽东看到林伯渠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他便向林伯渠表示：“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他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3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
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是从1942开始的，1943年、1944年发展为普遍运动。敌后的情况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那样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定的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但是，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生产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发给彭德怀的一个电文中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为此就必须实行各项正确政策。在对人民的政策方面，“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又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要求也应不同。以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说，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我们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活动，一次学习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走上坚实发展的道路；它以具体事实证明我们党所指引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之路，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它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都得到调整和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政、军民、上下级的团结；它给我们党积累了领导生产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大业作了一定的准备。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曾引用古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激励边区军民努力克服困难。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已经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的基础上，又在会办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3把群众组织起来
对于根据地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时就有所考虑。他在主持苏区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对农村经济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主张。
在陕甘宁边区，民间很早就有变工、扎工等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用以解决农忙季节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府也曾根据江西苏区的经验，号召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优红耕田队等，但由于环境的动荡，这些组织基本流于形式。1937年国内和平实现后，边区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农业生产逐渐回升。1939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生产运动，不但部队机关学校行动起来，边区农村也掀起开荒热潮。这时，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越加突出。
适应这种情况的需要，一方面，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又自发地增长起来；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进行较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的尝试。例如延安县，1942年为了完成开荒8万亩的任务，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大力组织扎工和变工，全县参加扎工队和实行变工的劳动力，占到全县劳动力的1\/3。结果，大大推动了开荒任务的完成。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它表明，即使在其他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以恰当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的提高。
延安县组织劳动力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把推广延安县的“劳动互助”，列为发展边区农业的重要政策之一，并且详加解释。
他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
他还说：“此外还有一种扎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在各种调剂劳动力的办法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全边区发出的号召，又是具体的工作指导。1943年1月25日，《解放日报》根据高干会议和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社论说：“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三十多万个全劳动力和三十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人，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支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而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边区的劳动互助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43年春耕期间有10%-15％，夏锄期间有40％左右，秋收期间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这时的劳动互助继承了民间旧有的组织形式，但已带上不少新的特点。它已不再是农民自发地进行，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
边区组织起来的广泛的劳动互助起到了这样几方面作用：一是通过劳力、畜力的调剂，保证了农活的及时完成；二是把小农个体经济所具有的分散微弱的生产因素结合起来，变成较集中强大的因素，扩大了生产规模；三是一定程度的分工与协作，节省了劳力，提高了效率。因此，它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就，是同广泛的劳动互助密不可分的。对此，毛泽东给予充分的估价。他说：1943年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军民两方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劳动英雄。“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大生产运动促成了劳动互助运动，反过来，劳动互助运动又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再向前发展的关键一环。
人民群众的成功实践经验，使毛泽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43年10月1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向全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接着，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报告，11月29日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关于《组织起来》的讲话，对通过“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
第一，关于组织合作社的意义。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当时根据地“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它可以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继破坏封建剥削关系之后的“第二个革命”。
第二，关于合作社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变工队”、“扎工队”一类农业劳动互助组织，“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对当时互助合作组织的性质做出的科学而又准确的规定。
第三，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方向。根据边区劳动互助运动的实际，毛泽东提倡发展这样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一)“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变工、扎工等集体劳动组织，这是普遍推行的一种；(二)“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三)“运输合作社、(运盐队)”；(四)“手工业合作社”。他还认为，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也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
这里所列的第二种“综合性合作社”，最着名的是劳动英雄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该社成立于1936年冬，第一年只有社员160人。由于经营有方，得到群众拥护，股金和社员数不断增加。到1943年，社员增至1600多人，包括了南区所有家庭。同时，经营范围逐渐扩大，除设有多处商店和营业部外，还成立了运输队、信贷社，开办了饭馆、客店、手工工厂，把供销、生产、运输、信贷联为一体。毛泽东称赞这个合作社为“模范合作社”，说它有四大优点：一是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从消费合作开始，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合作。二是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三是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四是根据人民的意见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于南区合作社带动了全区整个经济事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认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
第四，关于组织合作社的自愿互利原则。毛泽东一再指出，在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愿和等价的原则”，必须是农民“自愿参加”，而“决不能强迫”。这是因为劳动互助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在他们切实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并真心愿意参加之时，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劳动互助也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强迫命令只会适得其反。当时也有一些合作社是硬性组织起来的，结果只能是流于形式。到1945年初，毛泽东提出两个方针的问题：一是“强迫命令、欲速则不达的方针”，一是“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我们只能采取后一种方针，而反对前一种方针。而自愿是与等价和互利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关于组织劳动力的“按户计划”。这是延安县在组织农民生产中创造的一种办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被他列为组织劳动力的形式之一。其办法为：在春耕前，由政府派干部到每个农户(或找典型农户)帮助制定生产计划，并把计划贴在窑壁上，政府按季检查、督促。
在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后，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应把合作事业的范围扩大，举凡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的及一切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都应当像经济工作一样，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
1944年7月3日，他在边区合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合作社的业务包括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又说：“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
7月5日，他改写《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定》，指出：“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大踏步向前发展”；通过“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不难看出，毛泽东已把合作社当作推动边区所有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了。
毛泽东认为，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改造个体经济的正确道路，而且还能带动我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他说：“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边区，已经初步地展示了这些方面的变化，无论就个人，就家庭，就社会来看，组织起来前后都有许多显着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我们党思考、制定中国农村发展战略时，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经验，无疑起到了强化毛泽东领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信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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