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见到了相持阶段的严重形势。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敌后战场要做好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的准备，要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并指出：“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个主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敌占区和敌后农村，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具体方针，要求各地“广泛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主力作战”。
1938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一二○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全华北逐步开展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一二○师相继进行了黄家庄、邢家庄战斗、齐家会歼灭战等，作战160多次，歼灭日军4900余人，巩固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一部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日军“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此为日本侵华以来毙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打破了日军对北岳区的冬季“扫荡”。一二九师在冀南连续作战百余次，歼敌3000余，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和5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继而发动了邯郸、白晋、武沙破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进行了樊坎、陆房、梁山等着名战斗，1939年至1940年间粉碎日军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发展了抗日武装，扩大了山东抗日局面。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抵抗日军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因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发生动摇，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甚至于1938年12月29日公开叛国投敌。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幕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该会确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依照蒋介石的意旨，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并公开发表《宣言》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
随后，国民党中央向其各省高级长官发出密令：“对于共党应根本打破利用观念，并彻底扫除恐惧心理。”并陆续制定和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停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就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时，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
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
3月12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
4月29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了《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
5月1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2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国民军总指挥(以后又被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6月25日、30日，毛泽东连续发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反对投降活动》两篇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6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战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里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
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分裂活动。从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8月上旬，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8月24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27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4500余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9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16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
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
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败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着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10月10日，毛泽东在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强调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1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嚣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是月12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11月14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都加强了反顽工作，严防突发事件，做好了反对国民党集团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骚扰。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和警告，不但继续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磨擦，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晋西地区和八路军所在地太行山地区。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恂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煽动叛乱，迫害根据地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扰乱陕甘宁边区。
12月初，在蒋介石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由陈长捷指挥，突然进攻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晋西北阎锡山的两个军在赵承绶指挥下进攻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一二○师彭绍辉三五八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由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毁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同年冬和1940年初，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和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被打退后，朱怀冰配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分三路大举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石友三部亦从冀南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国民党把反共战线从陕西伸到山东，长达两千里，势头凶猛，气焰十分嚣张。
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朱德、彭德怀等于1939年12月25日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12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要“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的指示，并派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华北敌后回师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给予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还击。国民党虽曾侵占边区关中、陇东分区的5座县城，但八路军胜利地平息了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连续向八路军总部、一二○师和中共晋西南区委发出指示，指出这将是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的枢纽，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区，是很危险的。因此，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并具体做出粉碎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迎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命令一二○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晋西抗日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苦战数旬，予进犯的阎军重大打击，随后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协同下，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而后，抗日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经过整顿编入八路军。晋东南的抗日决死第一纵队，在陈赓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国民党顽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予以严重打击。决死第三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3个团外，其他部队仍坚持斗争，而后打破阎军多次阻击，与决死第一纵队会合，正式编入八路军。至此，阎锡山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彻底粉碎。
在太行区，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于2月9日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反共之石友三部，至18日，石部溃逃，共毙伤俘石部2800多人。3月4日至11日，又发起卫(河)东战役，毙伤俘石友三部3600多人，石军败退河南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冀南地区。在平汉路西，3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13个团，在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战至8日，消灭朱怀冰部万余人，朱怀冰率残部两千人南逃。
这样，至1940年春，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
3总结反磨擦斗争经验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
“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2月2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做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
二、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巩固华北华中根据地
1940年，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加紧空袭重庆，胁迫封闭了滇越、滇缅路，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国内一时充满悲观情绪。八路军从8月20日开始，在华北发动了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从10月份起，连续作战，粉碎日军疯狂报复“扫荡”。作战历时3个半月，至12月上旬基本结束。八路军前后战斗18万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00多人、伪军18万多人，拔除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重创日军。百团大战一扫失败悲观情绪，坚定与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粉碎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武装力量“游而不击”的谰言，对稳定全国抗日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战斗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强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联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另外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遂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到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1939年5月和1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和江南指挥所，相继成立了第五、六支队，并调华北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连续袭击日军宁沪交通线和据点后，东进北上，开辟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游击根据地和江北仪征、扬州、泰州游击区。第四、五、六支队开辟淮南路东、半塔集地区和豫皖苏边游击区。第三支队坚守皖南，屡败日军。
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率领坚持当地斗争，一部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率领东渡运河，开辟了淮海根据地。
1940年10月，陈毅指挥黄桥决战，击败韩德勤顽固派的进攻，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李先念等于1939年组建的豫鄂挺进纵队，进行了陈苍桥、繁昌等着名战斗，创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后，苏、浙、豫、皖、鄂游击战得到进一步发展，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连成一片。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中共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战争的迅猛发展，使日本侵略者惊恐不安、不断增兵。到1939年末，全部侵华日军有34个师团、18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其中以16个师团和13个独立混成旅团(约占侵华日军62%)及14万伪军，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军民作战。1939、1940两年，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千人以上至数万人兵力的“扫荡”百余次，作战8980多次，歼灭日军96500余人、伪军88900余人，收复华北5省敌占区375座县城中的198座。华中、华南敌后军民作战2500余次、消灭日伪军42000余人。敌后战场无论作战范围、作战次数还是作战激烈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了急剧的增加，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战斗中，华北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和大青山、山东等根据地；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创建了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鄂豫皖边、苏北、淮海等根据地；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东江、珠江、琼崖游击根据地。人民抗日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2接待陈嘉庚
从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中，毛泽东意识到要争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不仅要同日寇、汉奸斗，而且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斗，打破他们的阻挠和压迫。因此，仅仅凭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广泛的同盟者，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1940年5月31日，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5000多名来自各单位、学校的八路军官兵、干部、学生、市民等，聚集在公路两旁，欢迎着名的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1940年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这一天，《新中华报》用了几乎整版篇幅，刊载全国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从重庆发来的报道：《陈嘉庚先生印象记》。
陈嘉庚与侯西友、秘书李铁民一行3人是从重庆辗转到延安的。在延安，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当陈嘉庚一行走下汽车时，等候在公路两旁的人群顿时欢呼起来，“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陈嘉庚兴奋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陈嘉庚自幼侨居新加坡，1910年加入同盟会，跟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扶植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及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陈嘉庚从20年代起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1928年日本出兵占领青岛、济南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南京陷落，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去电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揭露汪精卫一伙的卖国嘴脸。1939年冬，陈嘉庚不顾年届古稀，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并亲自率团回国。
在热烈的欢迎气氛中，陈嘉庚讲话。他说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接着，他报告了慰问团回国慰劳考察的目的和经过，以及南洋华侨关心祖国抗战、募捐和抵制日货的情况。最后，他表示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第二天，毛泽东在杨家岭寓所里亲切接见了陈嘉庚。
毛泽东衣着朴素，蓄着长发，面容消瘦，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也极简朴，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室内仅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和一条长板凳。这难道就是赫赫有名的毛泽东的全部家当？陈嘉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毛泽东高兴地为陈嘉庚敬烟、点火，两人谈笑风生。
陈嘉庚讲：“我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代表南洋侨胞向祖国致敬、慰劳前方将士的。我们虽然生长在南方，但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西北，西北是我们的老家。到了延安，备感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切。”
毛泽东点点头说：“感谢南洋侨胞的爱国热情。”
晚上，毛泽东宴请陈嘉庚，朱德作陪。
席间，毛泽东说：“我们的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毛泽东请陈嘉庚向海外侨胞转达。
陈嘉庚在延安各界欢迎会上致词。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陈嘉庚不知出席过多少次盛宴，这是平生第一次出席由重要人物邀请的俭朴的宴会。说是用餐，而且是一党的领袖作东，总司令陪同，却十分简单。十余人围坐一桌，一块陈旧无光的圆桌面放在一张旧方桌上，四张白纸覆盖桌面以代桌巾，开宴之前，一阵风把白纸吹落，就干脆不用。菜也不多，只比平常毛泽东的饮食多了一盆鸡汤。毛泽东向陈嘉庚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为此，陈嘉庚感触很深。
宴毕，毛泽东和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晚会上，陈嘉庚激动地说：“我们来延安后，得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诸领袖畅谈，亲耳听到许多话，使我们万分相信祖国的抗战一定没有问题，并将此言转达给南洋各侨胞。”在互敬欢迎词后，陈嘉庚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了由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前后共停留了8天。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次回国慰问，陈嘉庚先到了重庆。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和考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但他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他脑子里挤满了种种疑问：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共产党是不是不讲伦理道德？毛泽东、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是否拥护共产党？……带着这些疑问，陈嘉庚决定赴延安考察。蒋介石得知后，心里很不痛快，他不愿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见他十分坚持，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几天来，陈嘉庚在延安不停地参观访问，多次找人交谈，目的就是想弄清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他参观了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商业区等地方，还私下观察了延安的市容。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思考。
延安华侨联合会多次安排华侨青年拜访陈嘉庚，同是华侨，他们的交谈亲切、随便、自然。华侨子弟坦诚相告：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代表穷苦人的，不但与日本军队英勇作战，而且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
作为一个教育家，陈嘉庚了解到延安办起了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不少学校，对此由衷地赞叹和钦佩。
毛泽东、朱德多次和陈嘉庚深谈，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陈嘉庚代表海外侨胞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毛泽东坦诚地请陈嘉庚放心，说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十分重视国共两党的团结，珍惜各界合作抗战的机会。会谈中，陈嘉庚进一步表示，希望共产党能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磨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毛泽东向他反复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对于陈嘉庚的担忧，毛泽东又向他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势力的必要性，指出对国民党反动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达到团结的……陈嘉庚回想起国民党对他来延安的重重阻挠，不由得对毛泽东的话深表赞同。
几天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团结、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毛泽东的朴素坦率，亲切自然，对党外人士礼贤下士，与群众平等相处的作风，和蒋介石的那种皇帝似的威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政治态度转变的转折点，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此前，他一心一意拥护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也非常尊崇。而经过重庆与延安的鲜明对比后，陈嘉庚逐渐倾向共产党，将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身上了。
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各界代表的欢送下，离别延安，前往山西考察。
一出延安，陈嘉庚就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7月，陈嘉庚重返重庆后讲演西北观感时，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举出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使大后方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受到极大鼓舞。回到南洋后，他向华侨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并深有感触地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深感中国有希望了!”从此，陈嘉庚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皖南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凡是贯彻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等正确策略思想的地区，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就会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下使人民的武装力量遭受损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削弱。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对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准备不足所遭受的失败，就与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右倾错误分不开。项英在抗战爆发后，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害怕同国民党发生矛盾，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而是强调皖南地区的特殊性，发展进步势力有困难。针对项英的这种右倾观点，毛泽东在1940年5月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有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这些指示，并没有引起项英的足够重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皓电，图为皓电全文。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作了围歼新四军的部署。早在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叶挺，命令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同一天，蒋介石又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江北新四军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据此，第三战区制定了防堵皖南新四军北移计划。蒋介石批准了这一部署与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研究做出了对策。11月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到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时间，哪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加强反投降、反内战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在白区，要有秩序地隐蔽起来，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
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指示各地加紧粉碎蒋介石严重进行的准备；指示周恩来、李克农、项英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并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指示南方局作紧急布置，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要求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全党应完全有秩序的退却下来；指示周恩来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
1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但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必要的退让，允许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这一决策，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处于有理的地位，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人民抗日阵地。
毛泽东11月9日致电周恩来，阐述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佳电“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11月30日，毛泽东又指出：“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决心已下。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部队全部调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的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为了实现围歼新四军这一阴谋，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个师8万余众的兵力，调整了皖南指挥系统，选派上官云相为总指挥，统辖各军并作了严密部署。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夹击之势。
对处于危局的皖南新四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12月以后，皖南形势日益险恶。12月3日，毛泽东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要求项英回答下列各项问题：“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战线工作如何。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的实际上准备。”
12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陈毅等：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12月2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两次指示叶挺、项英，命令：“(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叶挺字)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与资财势必被打散。”同时严厉批评了项英在险境面前“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错误。
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的指示中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并一再告诫项英：“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
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地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指出：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皖南新四军北移，成为当时毛泽东特别关注的一件大事，他全力注视着皖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于12月29日、30日和1941年1月3日，连续就新四军北移的具体问题向南方局发出电报，探讨北移的行军方案。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领导了为皖南新四军北移争取时间和条件的工作。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与蒋介石交涉：皖南新四军北移“须有两个月时间”；要求国民党军“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北岸由张云逸派人接防，“掩护渡江”。
1941年1月4日，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再督促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军部所在地出发，但这时国民党调集聚歼新四军的部署已经基本完成。1月6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和袭击。国民党军利用有利地形，布置重兵，计有新七师、四十师、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二师、八十三师、一四五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六十五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一四四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之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新四军被围后仓促应战，被迫自卫。
毛泽东获知新四军被围后，于1月7日即与朱德电示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并将情况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当时，项英动摇不定，当攻夺星潭受阻后，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主张，改令部队向西南方向行动，复又令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并不告而击，私自离队，使部队失去正常指挥。1月11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叶挺：叶挺等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等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12日，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毛泽东再次指示叶挺等，速谋突围东进或北进。同时，毛泽东连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通电，抗议蒋介石包围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行径。
途经茂林镇的新四军。但是，由于项英徘徊不进丧失了坚定突围的战机，而蒋介石决心扩大反共内战，一面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新四军部队英勇拼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在依约前往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蒋介石在阴谋得逞后，得意忘形，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下令调集20万军队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2成功处理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动员全党和各地的人民武装做好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更大规模的进攻和从政治上、军事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猖狂挑衅的充分准备。针对蒋介石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毛泽东于1月20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一部。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对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
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严正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尖锐斗争，并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反共行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分裂、内战阴谋。这一切，使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
皖南事变将国共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要求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国民党。事实上，毛泽东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明国民党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且“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他当时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和“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两个反击方案，征询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
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指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唯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的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极其愤慨，他连电各地军政首长，要他们做好反击国民党军的准备，但他始终没有下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蒋介石的命令。毛泽东认为，在中日矛盾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还应力争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前途。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不能实行这种政策。他最后确定，以其在事变前提出的第一方案，即“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作为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方针。在毛泽东的亲自带领下，中共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卖国行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为皖南事变多次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分别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指出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内，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他们未敢发动进一步的反共战争。蒋介石被迫表示一切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空前的危机得以缓解，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终被打退。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和抗战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并坚持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策略方针，从而使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中间力量日益觉醒，顽固势力更加孤立。特别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一方面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军事上严阵以待，同时又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及时地予以揭露，使得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发动，就被迅速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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