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全面抗战路线
1推动国民党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者突然向驻守在北平南大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月8日，消息传到延安。面对卢沟桥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刻做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就在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等领衔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3日，延安全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根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做讲演，再次号召：“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延安各界人民群众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六天，毛泽东的题词。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正确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善人民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几项纲领。文章尖锐地提出在对日问题上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认为：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和路线“就一定争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而实行相反的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到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样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谪‘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2提出红军作战方针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1日，毛泽东就提议红军一部组成抗日先遣队先期赴河北抵抗日军。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束，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晋，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拨主力”。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10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界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
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8月5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7月23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4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
这次会议为10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3洛川会议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洛川会议会址。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
“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指针。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治；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毛泽东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
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的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
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任务，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二、领导敌后抗战
1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9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这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署名发布的改编命令。8月30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9月2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际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8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
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做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1936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
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浦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把八路军3个师都放在山西，以利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9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张闻天在8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9月13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
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9月16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山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争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做出后，确定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做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八路军一一五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迎着敌军疯狂的进攻进入恒山山脉。依托有利的地形条件和作战时机，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
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因此，一一五师随后即于现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运动。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10个月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更加完备了。
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10月6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10月19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日军的机械化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10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友军，在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就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
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一二九师驰援娘子关，救出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1000多人。七亘村重叠设伏，黄崖底、广阳山两次伏击，歼敌2000余人，娘子关日军的滞留，使日军截击太原国民党军队的计划破产。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10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28日，娘子关失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部署敌后游击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做出新的部署。
11月8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于9日、13日接连发出指示：“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因此，他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时，要准备充分的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1937年9月，率部东渡黄河的八路军总部部分领导人朱德(左3)、任弼时(左2)、左权(左)和邓小平(左4)在渡船上。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疠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境，这就很有象征意义。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做出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下，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左2)在前线指挥作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师除留一定数量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分遣有力部分组成游击支队，实施战略推进。聂荣臻率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约2000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于1938年初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一二○师贺龙部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一一五师林彪部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人民抗战、组织敌后游击的指示精神，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泰(山)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建立了抗日基地。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开辟了太岳区。直南、鲁西南地方党组织了游击战。原国民党东北军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所部回师敌后，打开冀中抗战局面。中共河南省委在豫南、信阳地区组织了多支游击队。湖北省委在鄂东、鄂中、鄂北组织了几支游击队。安徽省工委利用省总动员委员会合法形式，派出30多个工作团在各地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还建立了凤阳游击大队。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考验。
11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两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11月27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在1938年2月至4月的晋东南作战中，毛泽东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在毛泽东的军事指导下，一二○师积极扰袭日军后方，迫日军山冈师团主力撤回太原防守；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左)和政治委员关向应在前线观察地形。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联合作战，迭获胜利，一一五师歼敌2000余人，一二九师继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歼敌2000多人后，在粉碎敌九路进攻和长乐村伏击战中又歼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迫使晋东南日军全部退走。1938年4月15日前，日军在华北有95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57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38个师团。4月16日后，日军增至115个师团，八路军抗击535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615个师团，敌后游击战开始大显神威。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3制定国共军队战略方针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12月13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做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做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做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6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做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
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
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4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3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7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1从山区走向平原和部署新四军工作
1938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八路军向敌军射击。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做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春做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来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做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1937年和1938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1937年12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
行署主任吕正操(左2)与副主任李耕涛(左3)等合影。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10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
这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做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做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做出部署。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937年10月下旬，叶挺到延安。11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1938年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10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6月2日，毛泽东复电项英指出：“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应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地区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因此，6、7月间，陈毅、张鼎丞率领第一、二支队相继进入苏南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从9月到12月，先后粉碎日军大小20多次“扫荡”，创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进入皖南前线，进行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第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敌后，开辟以安徽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彭雪枫、吴芝圃率新四军游击队活动于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开创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局面。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2巩固华北，支援友军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6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当日军向武汉肆虐进攻，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疏于防备之时，毛泽东连续指示八路军各部，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缩小华北敌后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和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活动。”各地人民武装与八路军相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八路军主力大规模破击日军铁路交通线，一夜之间，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路沿线日军成百个据点、车站遭袭击，数百里铁道被破坏，日军铁路中断。日本华北方面军11个军团(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41%)，除驻开封一带的骑兵集团外，全由八路军抗击。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是年11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又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
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1600多次交战中共歼敌54万多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多人。共产党在敌后创建了晋西北和大青山、晋西区，晋察冀之北岳、冀中、冀东区，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区，冀鲁豫之直南、鲁西南区，山东之鲁西、湖西、冀鲁边、清河、鲁中、胶东区，华中之苏南、皖中区等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消耗大量日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于正面战场，后顾之忧严重，从而削弱、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加速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3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和相持阶段的到来，在全国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抗战前途产生了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肆宣扬“亡国论”。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连续溃败，这种“亡国论”影响了社会上某些阶层和部分劳动人民，使之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国民党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把抗战胜利前途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时刻幻想依靠英美或苏联的干涉，很快取得胜利。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中一些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于是“速胜论”兴盛一时。
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另外在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为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也有很多人认识到抗日战争将持久地进行，但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如何争取最后胜利，则没有明确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有力地驳斥错误论调，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坚持抗战。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演讲《论持久战》，完整、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思想。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从中日战争的性质入手，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是这里。”从这个总的根据出发，毛泽东指出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
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虽是一个强国，但它已是一个趋于没落、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必将唤起全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它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的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7年的经验。
第三，日本是一个小国，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第四，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它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是得道多助的。
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贯穿于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之中。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强弱对比，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日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遭受一定程度的失败。但这只限于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与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失败。因为敌我本来是相对的强和弱，敌军力虽强，但将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如野蛮退步、失道寡助、国小物匮及以小国凌大国等所减杀；我虽弱，但有其他有利因素如战争的正义进步性、国际社会的支援、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等所补充，加之我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将更加不断地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逆向变化。因此，敌胜我败必然只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造成了持久的局面。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敌我力量将消长变化，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竭尽最善努力，战争将越来越使敌国军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费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愈益孤立，由强而逐渐变弱，不断向下发展；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中国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敌人只能占领少数点与线，我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发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逐渐由弱变强，不断向上发展。敌我双方力量变化到一定新的阶段，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因此，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因而，“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把它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视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者则相反，他们只记起了其他矛盾，而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两个相反的极端，都歪曲了客观事物的真相。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但是，敌人在“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随着战争的进程，在这阶段的末期，战争双方却有向下、向上两种不同的变化。日本方面：向下的变化，表现为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废、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占领区、人口和资源的扩大。前一种变化会不断扩大，随着变化的量的增加，必将引起质的变化；而后一种变化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表现在量上，不会引起质变。中国方面恰巧相反：向下的变化，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构等的减缩；向上的变化，是战争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此前一种变化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量上，这种量的减少是暂时的、局部的，更不足以引起质变；后一种变化，是一种新的量和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这些新质因素虽然弱小，但它却代表了新生力量，是不能战胜的。中日之间这种相反的变化，反映了中日两国自身矛盾运动的特点。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现象，而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也必将限制其占领区的扩大，这是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将逐步克服落后势力和消极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利敌人的主要依据。
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将继续发展，中国继续向上，日本继续向下。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日本力量的减弱，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根本相反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双方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国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许多地方将遭到严重破坏，但抗日游击战争将广泛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此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和人民抗日运动，将消耗和瓦解大量敌军。“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长期艰苦斗争和准备，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更加增多，将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毛泽东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全程。
毛泽东根据三个阶段的敌我双方情况和战争特点，具体规定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属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敌形成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则处于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还有广大地区敌难于占领，这就给中国以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地盘，给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我们要利用地广兵多的两个长外，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坚持持久战。
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种战役的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对于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的必要的方针。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加上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直到我以绝对优势而获胜。
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因此，就必须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实施抗日民主政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依靠乡村广大人民进行战争，同时，必须坚持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反对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只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作战形式，是个战术问题，它不担负战略的任务。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游击战争是有战略地位的。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国和小国侵略一个大国、弱国，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日本占领中国地方甚广而兵力又不足的现象，战争的长期性就发生了。这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问题也发生了。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游击战必须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加以考察。”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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