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十二章 把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中国力量大汇合
1三大主力会师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
张浩在24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徐向前回忆道：“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1月27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8万人锐减为4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
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7月1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7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7月22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8月3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10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9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3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9月15至17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日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9月27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9月30日起，分5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10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7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22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
2进军宁夏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10月11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10月13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做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10月23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5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6月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
9月14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19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
在收到朱、张、彭10月23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12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24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
25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26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27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30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10月28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10月30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6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21800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10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9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19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20日凌晨6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11月20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21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赶毛驴上山
1936年的一个隆冬之夜，寒风在陕北高原上呼啸着。保安炮楼山下的一孔窑洞里亮着闪闪的灯火。毛泽东手拿着一封电报，正在踱步沉思。
这天是1936年12月12日，正是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日子。
是日凌晨，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果敢行动，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的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当天，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联合致电，邀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以及捉蒋的善后事宜。
12月12日上午，在保安的毛泽东首先接到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的电报。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此举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窑洞中的毛泽东，一遍又一遍读着电报，仔细琢磨。中国共产党方面事先并不知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突如其来的大事，令毛泽东思绪万千。
扣留蒋介石，是他罪有应得。十多年来，他坚持内战，极力“剿共”，对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现在民族危亡在即，他仍坚持内战，调动大批军队逼近陕西潼关，并且亲自飞到西安，威胁和强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他这种坚持反共、对日妥协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当然也引起了国民党中爱国将领的极为不满，因而就对他采取了断然措施。
消息是令人振奋的。但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下一步如何处理。他想到了去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策略方针。他心头一震，似乎感悟到了什么。难道这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他隐约感到中国革命实现转折的时刻到了。
这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给他送水，毛泽东也正想松弛一下，微笑着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要跳起来：“真的吗？”
毛泽东挥动一下手里的电报，点点头，说：“真的。”
贺清华立即就要向门外跑，想去向同志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了他：“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同志……到这里来开会。”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当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聚集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小小的保安城沸腾了，各个窑洞都亮起了灯光，人人心情激动，到处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回抓住了蒋介石，非要整治整治他，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我们要报这个仇！”
有的说：“蒋介石打内战，不抗日，想让中国人当亡国奴，宰了他算了！”
还有的说：“把他押到咱们这里来，戴上高帽子游街，所有的村子游个遍！”
大家群情激奋，各自争相发表意见。不知不觉，天已亮了。
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很不清楚，中共中央于1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正式进行讨论和研究。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说这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设想，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推测、也有争论，会议开得十分热烈。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针对会上有人提出“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会议确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同蒋介石谈判。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决定红军开赴潼关、商洛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挫败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军事进攻。
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同时通知他们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周恩来等人身负重任，立即起程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出发那天，大雪纷纷扬扬，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告别，所有的期望与嘱托归结为一句话：“祝你们顺利！”
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到保蒋和平。19日，中央政治局经过两天讨论，做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的结果。
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扬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他的分析为大家所赞同。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既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他明确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但通电在当天即发出，21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以后，我党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态度和立场，以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抓住蒋介石又把他放了，许多人想不通，有情绪。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也不理解。那天，毛泽东告诉贺清华说：“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治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怎么？要放掉蒋介石？”贺清华感到十分惊奇。
毛泽东回答说：“是啊，放掉他，是为了抗日。”毛泽东接着耐心地向他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亲日派何应钦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这样日本人就会趁机侵略。慢慢地，贺清华有些明白了。
之后，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报告，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
这天，毛泽东来到保安东头寨子山下的窑洞前，向红军大学的学员作报告，听众一千余人。在报告中，毛泽东风趣地说：“陕北的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一番话，使大家心里明白多了。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方工作，终于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收到了特效。西安事变顺利实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再次握手言和，共同抗日，革命的航船终于驶进全民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
2致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7年3月6日，毛泽东等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回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他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此，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翌年2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着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做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毛泽东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各地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文，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
1937年5月，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到延安建立革命大本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等决定把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因为延安地处交通要道，又是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便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离开保安，出发到延安去。
警卫员们个个精神焕发，一路上说说笑笑，毛泽东兴致也很高。
行军的第三天，就要到达延安了。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要到延安啦。在陕北来说，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啦！”
红军开进延安。大家顿时跳起来欢呼，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望着他们激动、兴奋的样子，毛泽东温和地叮嘱他们：“延安过去一直是在国民党的军队统治下，我们刚解放这里，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到了延安，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群众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马上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终于看到延安了，远远望去，只见人群蠕动，彩旗飘扬。
l月13日，是延安百姓难忘的日子。人们听说毛泽东要来延安，个个兴高采烈。普通市民、红军战士、学生，还有远道赶来的赤卫军和农民，都早早地赶到了延安北门口，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大砭沟口，约有1万多人。大家手里挥动着彩旗，旗上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
数九寒天，寒风阵阵，但欢迎的人们却群情振奋，气氛热烈。
军委总参谋部的同志，跑步到毛泽东跟前，报告说：“延安市各界代表前来迎接主席！”
毛泽东身穿灰土布棉衣，戴着八角帽，健步走到代表们面前，一一握手，表示谢意。这时，一位代表牵来一匹披红挂彩、脖子上吊着锃光发亮的铜铃铛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摆手不肯，他坚持步行，和大家有说有笑，向延安城走去。
踏着冰面，越过了延河。毛泽东边走边关切地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当毛泽东一行快要走到大砭沟口时，夹道欢迎的群众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接着，锣鼓声、唢呐声、鼓掌声，交织在一起，震荡着山谷和平静的延河水。
第二天，延安各界召开隆重大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刚进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住在凤凰山麓。
延安的凤凰山，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城西有个小村庄，住着十来户人家，人们一年辛勤耕耘，终不得温饱。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美丽的凤凰，落在村里一株梧桐树上。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家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好光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凤凰鸟老了，但仍不愿离去，大家也舍不得它。最后，凤凰鸟将自己的身骨化为一座青山，坐落在村北，以阻挡来自北国的风寒。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只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凤凰，便把此山叫做凤凰山。村名也改为凤凰村……
党中央机关住在城西凤凰山麓群众临时腾出的窑洞和房舍里。
当时延安城的居民只有3000人。中央机关、红军大学和警卫部队一下子都进来，延安城顿时挤满了人。原县衙门、府衙门、天主教堂等都被利用起来。毛泽东住在一位郎中先生李家堂家的一孔石洞里。
这孔石洞既阴暗，又潮湿，一年四季都给人一种阴森森、凉飕飕的感觉。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对毛泽东的身体确有很大的损害。大家多次提出要给他另换一个住处，毛泽东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延安就这么大个地方，一下进来这么多人，群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再给老乡添麻烦了。夏天多晾晾被褥，冬天多烧点火就可以了。房东也不是住这样的窑洞吗？他们能住，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呢？”
后来，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毛泽东才搬进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一家姓吴的院落。
毛泽东住进这里以后，警卫员怕影响他办公，建议将院中的碾子和石磨搬走，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搬走了，房东使用起来就不方便了。”他多次叮嘱大家注意群众纪律，一定要爱护房东的一草一木，并且要他们坚持每天给花浇水；又多次叮嘱他们，晾晒被褥时，不能把绳子拴在小树上；也不能把马拴在树上……
毛泽东不仅教导战士们爱护百姓的财物，还想方设法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指战员给乡亲们打井，给他们治病，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后，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弊，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莫非传说中的那只神奇的凤凰鸟又回来了？
难怪陕北人民到处唱着这样一支“信天游”：
甜甜的延河水哟，
永远流不断。
毛主席的恩情哟，
永远说不完……
三、总结历史经验
1“靠总结经验吃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对待理论工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1927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着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1936年12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党内关于军事问题的多次争论导致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已经激烈地进行着。主要是围绕李德这个洋顾问所提出的军事方针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战略展开争执。由于李德在历次重要时刻所做出的军事决定都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每每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总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此，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就做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件事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在红大讲话和194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着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着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2论述哲学理论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着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12万余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2600多字。
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着内容的提要；对原着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着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着作《实践论》。”
1937年7至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着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如果说：在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后，毛泽东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在建党建军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着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那末，到陕北后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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