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1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其实早在长征之前，毛泽东就向中革军委请求能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中革军委认为毛泽东、王稼祥都是坐担架的病号，遂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力争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绝非偶然。王稼祥原以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到中央苏区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路线，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在宁都会议上，王明路线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时，王稼祥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至于张闻天，本是临时中央核心成员，到中央苏区后，同博古的那一套逐渐产生分歧，以致到讨论广昌战役时公开冲突，不欢而散。从此开始，他反而同毛泽东接近起来。直到长征前夕，他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泽东倾吐了。
毛泽东在长征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对第五次反“围剿”的看法，取得了共识。这对后来团结政治局的大多数，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取得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10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2说服众人挥师西指
由于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曾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着，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问，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而将博古、李德轰下台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祥还向周恩来、朱德等征求意见，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主张。
3再起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于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遵义会议会址。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做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二、大规模的运动战
1四渡赤水和强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万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不料遇到川军郭勋祺的追击。如果不打掉这股尾追敌军，红军将难以北渡长江。因此，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于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六千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中革军委根据会议决定，于1月29日3时发布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军外，主力分三路纵队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2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5日，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在2月20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神速东返，矛头直指敌军中的薄弱部分——黔军王家烈部，使战役态势迅速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急令黔军确保遵义，又令薛岳增援黔军。这样，在遵义的激战便难以避免。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以后，毛泽东决心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变化，他果断地决定：以红五军团的三十七团在官渡河、良村、双龙场一带阻止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
红三十七团巧施妙计，声东击西，逐步把川军3个旅9个团引向温水方向，达6天之久。在红三十七团北线阻敌的同时，红一、三军团与干部团胜利地进行了遵义战役。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闻报极为高兴，就在我中央红军全部攻占娄山关不久，便一口气登上娄山关。这时，天空突然露出了笑脸，他远眺如血残阳映照着巍峨的群山，俯瞰依然飘着硝烟的战场，不由浮想联翩，心潮澎湃，诗兴大发，正酝酿着一首名词《忆秦峨·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是蒋介石布置川、黔、滇围攻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他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
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境；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精心指挥下，成功地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将前锋直道贵阳。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入。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瞮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毛泽东当年指挥红军渡金沙江时住过的山洞。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4月28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2批评林彪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5月12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二是确定中央红军的当前任务，以统一领导核心和高级将领的认识。
这次会议是必要的，并且是必需的。参加过会议的聂荣臻曾回忆道：“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会议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波。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之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便是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当时向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次会议讨论是很热烈的，有总结，有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面对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我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痛了敌军，调动了敌军，把敌军甩在了后面。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毛主席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并且还说，“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这样才摆脱了敌军的重兵围剿。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泸定铁索桥。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他提出的方针，并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17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敌刘文辉部，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使蒋介石大发雷霆，便以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红军“自由渡过”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令刘文辉对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空气稀薄的雪山。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大雪山，大雪山，只见人上来，不见人下来。”当地群众如此形容大雪山可见其自然条件多么恶劣。7月17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唯一的一匹黄骠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警卫员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超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3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与张国焘的斗争和继续北上
1主张另建新根据地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党内立刻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6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20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2决定北上过草地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于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同时他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
杨成武回忆道：“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8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由于大草地杳无人烟，红军部队找不到吃的，先是断了盐，接着又断了粮。战士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青稞、包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这一顿也只是吃个半饱。
有一次，部队吃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豌豆叶子熬成的汤。警卫员一看到这样的伙食，心里不禁犯愁，让毛泽东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爽快地接过碗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炎帝为了给人治病，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说完，他大口大口地就吃下了这碗青稞混野菜。此后的路程，毛泽东始终和其他战士一样吃着青稞加野菜的食物。
水草连绵的沼泽地。一日，风雨交加，毛泽东和战士们正在草地上艰难行进，大家身上都淋得透湿。到了宿营地，也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到哪里去给主席找休息的地方呢？毛泽东的几个警卫员发起愁来。
开始，大家试着把一条被单绑在小树上，但由于风大雨急，试了几次都不行。
这时，毛泽东看见了，他出了一个主意，即让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遮风雨的油布拿下来，支起一个小油布篷。嘿！这办法还真行。战士们很快就支好了。毛泽东走进里面看了看，感到很满意。他笑着对几个战士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挤进去不合适。加上其中一个警卫员陈昌奉正在闹痢疾。
毛泽东指着陈昌奉对大家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是大家好好地到达陕北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
毛泽东这一番话，说得战士们心里都热乎乎的，可他们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毛泽东不由分说地招呼他们都进油布蓬休息，又让生病的陈昌奉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顿时急得满脸通红，急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有病，恐怕会传染给你……”
毛泽东哪里肯听，坚持让陈昌奉上担架上睡，其他战士也挤在周围睡下了。
冷风吹过显得更加阴冷，战士们在毛泽东身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进入草地后，由于部队缺粮，不少伤病员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指示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仍然坚持吃青稞野菜汤。
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日夜操劳，行军途中仍要坚持工作，很想让他吃点儿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提出给他马肉，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正巧，警卫班正设法给毛泽东弄吃的，也就瞒着毛泽东收下了。
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正想拿出马肉，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可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你们又打埋伏了！”然后叮嘱警卫员，把这块马肉留给警卫员戴天福吃。
戴天福在警卫班年龄最小，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长征到达大渡河时，戴天福得了疟疾，爬过雪山后，病情加重，现在跟在队伍后边。战士们告诉毛泽东，说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份马肉。毛泽东还不放心，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这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身后跟着两个担架员，毛泽东看他们的神情，预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果然，戴天福已经牺牲了。
警卫员把用纸包好的一块马肉交给毛泽东，流着热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们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好好照顾您。”警卫战士们听罢都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抑制住悲痛，只是紧紧地盯住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
稍顷儿，毛泽东把马肉包好，沉痛地说：“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说完，毛泽东慢慢地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同志致哀。
无情的水草和饥饿的煎熬吞噬了多少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
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毛泽东率领红军战士不仅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谱写了一曲领袖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动人乐章。
3粉碎张国焘的阴谋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张国焘。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张国焘的密电到时，右路军指挥内部正在开会，陈昌浩在作讲话。他接过电报，没有顾得上看就把它交给坐在身旁的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过电报，不禁心头一震，顿感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他开始不动声色地盘算着如何尽快将密电送交毛泽东。不久，他就借故离开会场，迅速向附近的中共中央驻地巴西赶去，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对叶剑英说：“剑英，你干得漂亮！”同时嘱咐叶剑英不要让别人觉察他已了解了电报的内容。
叶剑英担心地说：“主席，我看此地危险，不可久留，请您立即动身到三军团去，那里会安全些。”在场的博古说：“老叶，你不能回去，也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说完，叶剑英立即返回右路军指挥部。会议还没结束，陈昌浩仍在讲话。叶剑英回到原位，若无其事地把“密电”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避免了怀疑。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于是当晚，毛泽东在巴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2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30米宽，好像一座大山被一巨斧从中劈开两半，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有条腊子河，水流湍急，只有一座木桥架在两山之间，过后就是甘肃南部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于9月16日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三军团的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计划。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9月17日夺取腊子口，缴获粮食5万公斤，盐1000斤，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给红一军侦察连布置一项特殊任务：请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都要搞几份来。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哈达铺城内，巧遇敌军一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从他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报纸，其中一张登载着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合的消息，还有陕北根据地略图。毛泽东看到这张报纸非常兴奋，不停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
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牵挂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在党中央严肃批评和热忱帮助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直到第二年6月，张国焘才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动身北上，后又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二方面军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张国焘只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4会师陕北红军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连发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
聂荣臻回忆道：“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快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
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陕北吴起镇全影。决。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两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他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四、奠基西北
1直罗镇战役和命令刀下留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4800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历次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陕甘苏区成了革命的中心，也成了敌人“围剿”的重点。随着中央红军向陕北行进，国民党当局立即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10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甘泉县下寺湾举行，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1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获得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确切消息后，决定重新调整部署，以东北军5个师，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富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墙，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将红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局势看起来非常危急。但毛泽东却指挥若定，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所面临的敌情，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讃县的直罗镇布下的口袋阵，打一场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此次“围剿”。11月5日，毛泽东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首长研究制定直罗镇战役计划，决定：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敌人，阻敌增援，以保证在直罗镇胜利歼敌。11月18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11月20日下午，敌一○九师在红军警戒部队节节抗击下被诱入直罗镇。21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被包围之敌展开猛攻。战斗打响后，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他的指挥所就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他一再叮嘱：“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激战到下午2时，敌已大部被歼灭。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迫近。红军遂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敌一○九师残部，并阻击由富县西援之敌一一五师，集中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敌第五十七军的主力一○六师两个师。第一○六师见势不妙，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1个团，余敌仓皇退回太白镇。第一一五师见第一○六师主力后撤，亦急忙逃回富县城内。第一○九师见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于23日晚向东突围，结果于次日被全歼。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1个团，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这一切，大大补充和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找到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要彻底地实现奠基西北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毛泽东总是想方设法，尽快了解陕北的情况，以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为奠基西北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吴起镇部署“切尾巴”战斗的同时，会见了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张明科。
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张明科回答：“就是本地人。曾在刘志丹家当过长工，后来，又跟上刘志丹参加了革命。”
毛泽东听他说起刘志丹，立刻就产生了很大兴趣。
刘志丹是陕北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他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秋，赴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随军东征。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0年代初，他和谢子长分别将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合并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陕北当地流传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毛泽东对刘志丹的才智及贡献早有耳闻，对他的现状也尤为关注。他急忙问张明科：“刘志丹现在哪里？”
张明科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说话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觉得蹊跷，反复追问，他才告知刘志丹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毛泽东大吃一惊，忙问：“什么时候关押的？为什么？”
张明科低沉地说：“押起来十几天了。到底是啥原因，我不知道。”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急切地问：“押在什么地方？”
“押在瓦窑堡。听说押了好几百人，很快就要处决。”
毛泽东一听，立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事不宜迟，他马上派人找到知道详细情况的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以证实听到的消息，了解大致情况。
事情令人震惊：就在陕北苏区军民奋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紧要关头，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部分领导人，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逮捕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有的同志甚至被杀害。由于刘志丹的威望，他们不敢在前线明目张胆地逮捕，便以指挥作战的名义骗刘志丹回瓦窑堡。刘志丹正好因公要去瓦窑堡，到安塞县真武洞时，通讯员给刘志丹一封信，原来是一份逮捕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一些领导人的黑名单，刘志丹位于第一名，刘志丹看罢信后觉得问题严重，但为顾全大局，同时也想去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领导当面申述理由，以便尽快停止这场错误的肃反活动，坚持只身前往瓦窑堡。可他一进瓦窑堡，就身陷囹圄。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了干部群众的反映后，马上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已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毛泽东对反映情况的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党中央立即派人到瓦窑堡办理这件事。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嘱咐经办此事的王首道等同志：“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组的同志遵照毛泽东的请示，仔细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认定刘志丹的问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干部的残酷迫害。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也来到了瓦窑堡，他听完调查组的情况汇报以后，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是完全错误的。对这些同志应立即释放，恢复他们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立即派人接刘志丹来与他见面。这天，时值隆冬，寒风刺骨，毛泽东却站在门口迎接，令刘志丹感到心头阵阵暖意。
毛泽东笑着上前同刘志丹握手，拉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冷吧？快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血沸腾，哪里感觉到冷？他含着热泪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诙谐地说：“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可算是一种休息哟！”毛泽东说笑又亲切地问他：“你受委屈了。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带上了手铐脚镣！”
听到毛泽东亲切而又幽默的问话，刘志丹情绪稳定了些，他坦然地回答说：“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周恩来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哪！”周恩来是看到刘志丹脚脖子上被脚镣勒下的深印，才这么说的。
毛泽东接着说：“陕北地方穷，穷则思变嘛！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儿闹起来的。其实，这里地理条件好，群众条件也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你们在这儿搞得蛮不错嘛！”
刘志丹说：“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连忙摆了摆手说：“不，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刘志丹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激动。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感谢党的信任，并表示要跟着毛泽东，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半个多世纪以后，同刘志丹一起被释放的习仲勋、马文瑞等回忆起这段经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无限感慨地说：“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毛泽东坚决果断采取措施，消除了陕北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使党中央在陕北站住了脚跟。
1936年春，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毛泽东闻之极为悲痛。后来，毛泽东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2瓦窑堡会议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25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蒋介石一心想消灭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迅速重新布置兵力，卷土重来。在陕甘苏区的南面、西面布置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的一部分亦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积极准备开始新的进攻。但是，一部分国民党人已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20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60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1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瓦窑堡会议会场。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14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6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根据这个决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2月24日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3东征山西和西征甘肃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1月底，他就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2月17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2月18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2月18日晚8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23日，已控制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25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缴获枪支800多，俘虏1200余人。
毛泽东在23日到达距石楼县城20公里的张家塔，致电红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方面军主力应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4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14个旅的兵力，编成4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3月8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10日至13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4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14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毛泽东指挥红军强渡黄河东征山西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为解决如何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的问题，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3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5月2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5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75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20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30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后，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5月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做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5月15、17、19、20、22、23、28日的7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西征甘肃便成为红军最紧迫的军事行动，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联名发布西征作战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5月19日起，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由于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25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蒋介石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三十五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遗防由东北军派部接替。这时，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一面致电彭德怀，要红一军团立即由吴起镇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据此，西方野战军于6月间相继取得曲子、阜城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的第一阶段任务。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领导提出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为：“以最大努力赤忱占领区域，摧毁定边、安边、豫旺(堡)及像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等城，歼灭敌军和民团千人以上。7月上旬，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4个师和第三十五师残部，集结于固原、庆阳之间，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并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进攻，红一军团一举将其击溃。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此举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此后，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7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西方野战军及各军团、各军首长，指出：“两个月来，西征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西方野战军的作战于8月1日结束，军队开始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两千余人枪，战马500余匹；开辟了横宽200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4接见第一位美国记者
1936年夏，一位西方记者来到保安。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这就是美国记者斯诺。他与毛泽东从此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1936年，周恩来(中)与聂荣臻(左)在西征前线热烈欢迎斯诺。1936年7月的陕北，骄阳似火。一行人在沟壑中行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在这一行人当中。
一名向导牵着一头骡子，骡子上驭着简单的行装。斯诺跟在后面，好奇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即将见到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即将踏进中国红色区域，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斯诺在上海期间，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宋庆龄介绍，结识了鲁迅。1933年秋，斯诺由上海北上，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在燕大期间，他同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并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在和进步青年的接触中，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出于职业习惯，斯诺立刻产生了前去采访的念头，随后便活动起来。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由北平启程，前往西安，开始了他的首次西北红区之行。
当时，中国的局势正处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全国民众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当时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已同红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就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斯诺先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肤施（延安），接着步行前往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
31岁的斯诺充满着对共产党的好奇心。天气炎热，路途遥远，可这并没有冲淡他要采访苏区的强烈愿望。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停地想象着红区的景象，想象着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模样。
斯诺徒步行走了一天半，终于到达了安塞县的百家坪。
迎接他的是安塞赤卫队队长。这时，突然又走来了一位军官，竟用英语温和地向他打招呼，斯诺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反应过来，这位军官就是红军的着名指挥员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也早有耳闻，有些了解。
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相信你会如实报道的。”周恩来帮他制定了一份详细的采访计划，需时92天。
斯诺惊奇得几乎不敢相信。他没有想到红色大门竟如此便利地向自己打开。
离开百家坪，斯诺很快就被一小队红军护送到了保安。
对于斯诺的来访，毛泽东十分重视，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记者，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现出原形，使共产党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斯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在保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出面迎接，欢迎的群众还打出了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
毛泽东有力的大手握着斯诺，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来到窑洞里，毛泽东让客人坐在简陋的木凳子上，双方亲切交谈、寒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着斯诺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我们这里来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我们这里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提供方便和帮助。”
停了停，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们可以穿上红军的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对待，就不会把你们当‘洋鬼子’看待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和他做了彻夜长谈。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描绘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1936年毛泽东摄于陕北。有一次，毛泽东问斯诺：“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不愧为职业记者，说话很幽默：“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谈话的对手，也风趣地说：“我看你到我们这边来，的确是撞上大运啦，保证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在红色区域调查访问4个月，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除了斯诺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和斯诺会面。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他们谈时局、谈红军、谈共产党的政策等等，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做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9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谈起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生涯。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毛泽东为此常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在毛泽东看来，他与斯诺的谈话，绝不仅是一般私人朋友式的交谈，而是通过这位外国记者，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政策，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
正是斯诺的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享有了特殊待遇。斯诺在保安，被安排住进一间距毛泽东住处很近的朝阳通风的房间，毛泽东还特别允许他随便走，随便问，随便看。
谈话在一夜又一夜地继续，一般是在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题前，毛泽东常常讲一两个短故事，谈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通常是馒头和简单的菜，莱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这也表示毛泽东对客人的热情。
通过接触，斯诺对毛泽东的生活也逐渐了解。他看到了毛泽东住的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惟一的一件奢侈品是一项蚊帐，所有的财物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吃饭也非常简单，常是辣椒就馒头。斯诺为此非常惊奇，红军领袖的生活竟是如此俭朴。
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这本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通过这种深入的往来，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也为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及博通古今的才学大为折服，两人从此也建立了长期而深厚的友谊。
斯诺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媒介”使命。他把这次终身难忘的采访，编着成一部着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立刻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此书又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名为《西行漫记》。
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埃德加·斯诺是外国记者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人，也是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病逝。毛泽东闻讯异常难过。他给斯诺夫人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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