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九章 召开古田会议和领导三次“围剿”
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1屈受“严重警告”
红四军自下井冈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各地，指战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红四军内党的组织状况也差强人意。1929年5月，全军约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份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则占70％，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因为频繁的转战，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使上述状况衍生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思想，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争论。
这时，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红四军前委委以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的重任。他一到红四军队伍中，完全以“中央代表”自居，不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夸夸其谈，发议论，作报告，他不仅贯彻中央“二月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分得很散，而且说脱离生产的红军是不能存在的；甚至还带来“远方”的形式主义理论，搬用苏联红军的首长负责制，主张“长官说了算”，“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且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党对红军的领导。更有甚者，他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中挑拨离间，硬说红四军领导人分为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同时，他还任意指责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措施。这样，在红四军内部造成混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刘安恭等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
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意见。
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陈毅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一方面基本按照毛泽东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指出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指出“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对于党内争论的解决，陈毅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大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毛泽东、朱德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军情紧急，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3人为新的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2被共产国际误发讣告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主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下井冈山的行动方针。会上，中央军事部长根据敌伪报纸报道作报告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遭到强敌的追击，在大余失利，目前仍在转移，敌军紧追不放，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并做出分散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
中共中央在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最后命令道：“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共中央下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并为此作了十分周密的部署。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于2月16日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中央为了确保朱毛安全通过国民党统治区，转移敌人视线，在信中还特别指出：“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为南洋或安南。”
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上海《申报》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击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查中。”这个消息当然是个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仍然坚持在赣南闽西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不过，这条在《申报》上公开登出的消息，讹传给共产国际，为误发“讣告”提供了一个依据。
毛泽东在蛟洋文昌阁的旧居内景。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形式主义理论所否定，并且受到错误的处分，会后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7月上旬，毛泽东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来到上杭县蛟洋，正逢闽西特委准备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
7月20日至7月29日，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到苏家坡。以后，又转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9月下旬，毛泽东到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毛泽东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心境颇好，填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从7月到11月的4个月间，毛泽东一直在闽西特委作指导工作、患重病和治疗，没有跟随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和进军广东梅县和东江。国民党报纸当然也只能报道朱德率红四军转战的情况，于是乎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毛泽东已不在人世，就趁机连连造谣“匪徒毛泽东已死”。上海《申报》9月27日第四版，登载了国民党福建地方军阀张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权威电报：“（一）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彭毅年继。”《申报》10月21日第六版又登载国民党第六旅政治部主任罗放言在汕头二十日发电：“……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彭毅年继毛为政治主任兼党代表”等等。当时，中共中央是知道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指导工作和养病，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不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只能从国民党报纸或从别的渠道得到毛泽东的消息，关于毛泽东“病故”的消息，他们信以为真，经过慎重研究，起草了一千多字的一份评价很高的“讣告”，发表在第二年3月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3“九月来信”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去闽西特委指导工作。这时，中共福建省委转来中央要开军事会议的指示，希望红四军派一名代表出席。陈毅想借这个机会到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特地赶到闽西特委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去汇报一下，有好处。陈毅提出：是否请你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能回去，你们红四军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陈毅走后，前委工作由朱德代理。为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9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很多政治工作干部要求毛泽东复职，前委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分清争论的是非，不回红四军前委，给前委回信一封。
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红四军前委又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由一排地方武装从永定县合溪送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脸孔蜡黄，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
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棋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由此看来，红四军党组织自身已无法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只有等待中共中央的决断了，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这样，陈毅只好作罢，经厦门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中共红四军七大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关于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指示信。陈毅根据三人委员会确定的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出来后经过三人委员会多次讨论修改而成，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周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周恩来要陈毅把“九月来信”带回去，主要目的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中央曾经考虑过，让陈毅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陈奇涵又要陈毅同他一道去红七军工作。陈毅明确说：我回去把毛泽东请回来复职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可以听中央调动，哪里都可以去。
根据中央指示，陈毅迅即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并在11月18日的前委上杭官庄会议上，忠实地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即决定由陈毅出面请毛泽东回来负责。
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11月4日在攻占汀州之后，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毛泽东于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道：“根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4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毛泽东随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古田会议会址——原福建上杭县古田的溪背村曙光小学。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即有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了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材料。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
红四军进驻古田后，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都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驻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在八甲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联席会议之后，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党代表联席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二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起草修订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家祠）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作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发表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同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全体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两万多字，分为9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心思想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们在红四军党内的具体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非组织意识；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在决议中严肃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为此，决议具体规定了解决办法，主要如下：“以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5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各级党部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下级对上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关于军队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思想。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决议中强调指出：“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为了保证红军上述任务的实现，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批判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从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决议规定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着重提出举行废止肉刑运动，由最高军政机关领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此外，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要重视宣传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优待俘虏，要优待伤病员，等等。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军队即使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并在工人不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复信林彪
古田会议不久，即1930年元旦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提出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流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比较悲观的看法。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油印件。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他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是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因此，就产生了一件“除中国以外而无有的‘怪事’，‘哪里有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这种“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辟的乡村工农民主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此，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城市中心”的思想。他指出，“城市中心”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他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其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之下，中国农民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尤为深重，农民起义因而具有全国规模的发展，中国农民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导致其狭隘性、散乱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自发认识浓厚，所以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和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发展，决定了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然而，“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慨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为此，毛泽东分析道：“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要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同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来到，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子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第四，毛泽东指出，建立红色政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他在信中肯定地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里，毛泽东重申了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三个方面实行有机结合。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在古田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长期在农村发展情况下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2发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经过一年的转战，初步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但许多地方多次易手，县与县之间被敌军割离，新开辟的根据地，大多不够巩固，一些地区在主力红军撤走后，就又变为游击区。古田会议期间，蒋介石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全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但当时红军给养已经告罄。于是前委决定：由朱德率领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入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原定的争取江西的计划。另由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同赤卫队在龙岩小池诱敌，阻击刘和鼎之五十六师，掩护主力红军远征，然后寻机撤出战斗，去江西同红军大部队会合。
1930年l月5日，朱德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离开古田，经连城、宁化、广昌，至东韶红色区域，等候二纵队前来会合。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暂留古田，并主动向小池开进，阻击东线之敌刘和鼎部，牵制和迷惑敌五十六师，掩护红军大队转移。任务完成后，亦于7日离开古田，跟踪红军大队由连城以东的清流、宁化、归化县境，翻越武夷山亦入广昌。前委已知红军大队在东韶，遂于1月下旬由洛口入东韶与红军大队会合。此时敌人主力离红军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环境比较安定。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决定4个纵队在宁都、东固、永丰等县分兵，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
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2月3日，红四军三纵队到达永丰，赣西特委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找到红四军前委，报告了赣西的一切情形。前委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致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为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准备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开一代表大会。前委将信发出后，遂派出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等3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陂头，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两特委，五、六两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于2月7日在陂头正式举行，一共开会4天。参加会议的代表除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其他原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均按时出席。通常称此次会议为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会议认为在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遂围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以及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问题展开讨论。
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会议决定将以前中共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开展地方工作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前委，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四军另成立军委指导。这个前委由毛泽东、曾山、方志敏、朱德、陈毅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一同行动。
按照陂头会议的决定，2月15日，又召开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常委全体，赣南各县区负责人3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政治报告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批评了赣南党组织前段比较有倾向的错误，同意陂头“二七会议”的全部决定。
按照军事部署，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大队冒着大雪由广昌进至吉安中鹄区施家边，准备向吉水发动进攻。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之第五十师第一四八旅加强防御，并从湖北调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到江西，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主力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十二师金汉鼎部集中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动进攻。独立第十五旅经南昌、樟树镇，于2月20日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之线。根据这一情况，前委经过研究，认为不宜在吉水地区对敌军大部队作战，因为这个地区是地主武装会道门红枪会活动的区域，红军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前委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
敌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发现红四军后撤，随即兵分三路，向红军逼近。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面对这个情况，前委决定乘该旅兵力分散，态势孤立之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24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之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进至水南之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次日拂晓，红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残敌逃往吉安。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歼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10多挺重机枪，七八门迫击炮。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水南休整10多天后，3月10日，红四军开到东固。此时一是深知兴国、于都一带没有敌兵；二是于都北乡群众要打马安石土圩子之靖卫团，红军应群众要求去发展于都工作。同时想在于都一带解决给养，观察敌情之变化，遂移师至兴国。到兴国后探知敌金汉鼎部全部入闽，与刘和鼎夹击卢兴邦以争夺福州，赣州空虚，即决定攻打赣州。3月中旬，红军一部进至赣州城郊，方知金汉鼎部第十七团由万安回赣还未开走，闭门固守，红军不能入城。3月16日，红军从东、南、西三面猛力攻城。赣州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又无重火器，因此数日不克。
毛泽东在赣州关山坪视察了红军围攻赣州城的战势，指示停止攻城，并在赣州市郊楼梯岭主持召开了前委和红四军军委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撤围赣州，同时认为北进再打吉安无把握，南下去广东北江，对于夺取江西亦无意义。他主张，红军应乘金汉鼎部入闽和蒋冯阎酝酿战争不能分兵到江西之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把这一广大地区完全赤化，作为红军前进发展的根基，从而进一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这个目标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四、五、六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路线，时间以3个月为期。3月底，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毛泽东在大余城省立第十四中学召开了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
接着，毛泽东又在大余城吉安会馆召开的南康、南雄、信丰、大余、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4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越过大庚岭，胜利进占南雄县城。4月9日，毛泽东又发出攻打信丰城的命令。红四军第一纵队攻打南门，第二纵队攻打北门，第四纵队攻打西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吴兆丰。半个月后，红四军又经会昌筠门岭开入寻乌城，开展革命工作。
在红四军、红六军的相互配合运动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过去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有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正式红军第三军以及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等。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3寻乌调查和召开南阳会议
1930年4月底，毛泽东率红四军按前委原定计划到达寻乌，消灭了寻乌澄江的地主武装，并于6月上旬指导召开了寻乌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同时红军部队分兵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逐步地扩大红色区域的范围。毛泽东则仔细研究了寻乌的情况，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一个集散地，只要明了这个县的情况，对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明了，而它对于全盘了解工商业状况和中国的富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党在土地革命中对中间阶级、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防止出现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决定在寻乌亲自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毛泽东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制定了限制富农的政策。中国的富农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一般带有很重的半封建的性质。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反对封建剥削的土地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同时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的剥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对待富农在经济上应采取削弱而不是消灭的政策。怎样限制富农？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在土地斗争中，富农往往把持好田，抽多不抽肥，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在对比分析寻乌南半县、北半县土地分配的快慢情况以后，他指出，土地分配“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在考察了“抵抗平田的人”的情况以后，他还发现，在分配土地时，“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抽肥补瘦”的问题，但还未作为政策规定下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调查时，写了着名的《调查工作》一文。二、制定和检验了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土地没收标准问题，寻乌土地没收标准比较明确，即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地主阶级把持的“公共土地”，对于富农的土地则实行“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问题，寻乌已经分配土地区域的80％是照人口平分的，即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去分配。这种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平田主义”，得到了多数农民的拥护，只有地主、富农反对。因为这样分配土地对于贫苦农民有利，只对于地主、富农不利。关于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问题：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土地，还是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这是寻乌土地分配中讨论较多的又一个问题。寻乌的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有些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所以寻乌县85％是以乡为单位分田，还有15％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以区为单位的则没有。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毛泽东生动的描述：“‘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她了解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由于地理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地方去，这同样是经济理由。毛泽东说，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也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关于非农民分田问题，《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考察研究了“非农民是否分田”的问题，肯定了寻乌的做法，即“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对于游民，除了纯粹的流氓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娼妓不分田外，大多数都是要分田的。寻乌城郊游民分了田的占60％，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40％。调查研究这些情况，为完善党对农村手工业工人、游民等非农民的土地政策提供了依据。
三、解决对城市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寻乌城的人口构成，了解了城镇居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寻乌城共有农民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手工业者297人，占全城人口的11％，这两者共占71％，表明寻乌城“还完全是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城市贫民（包括娼妓、游民）432人，占全城人口的16％；商人135人，仅占全城人口的5％。商人中5家是商人兼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两家是反动的，有3家是“不话事”的。其余商人能向政界“话事”的也仅有4家。寻乌城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只雇少数几个店员、徒工，多数是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这些调查材料说明，这时寻乌城并没有资产阶级，商人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力，即使有点权力的商人也是处于地主阶级帮手的地位。而城市贫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是“苦群众”，“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与贫农所得利益差不多”，因此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应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关于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整理出了《寻乌调查》。它共分5章、39节、104个纲目，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情况。
1930年6月，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毛泽东、朱德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率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南端，再次到达闽西境内武平县，胜利地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上杭县境内。这是红四军第三次入闽西。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前委、红四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出席了联席会议。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解决分配土地中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和创办粮食合作社、建立工农银行的措施，同时实行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经过认真讨论，联席会议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在原来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规定了“抽肥补瘦”的原则，从而解决了分田当中，“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针对当时农村的地主豪绅阶级被打倒后，贫农、雇农同富农之间发生争多分田，分好田的尖锐斗争的新情况，《富农问题》决议案指出：“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而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对于富农有利。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只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主要还是半地主性的和初期性的两种，纯粹资本主义的农场或农业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简直看不见几个。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因此，《富农问题》决议案接着又指出：“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年末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
这些正确规定，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土地政策，更符合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推进了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但是，必须指出：《富农问题》决议案对什么是富农和富农阶级性的分析上是不确切的，因而提出了反富农的过“左”政策。
南阳会议后，毛泽东又乘战争的间隙，作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写下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等重要着作，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同时发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的耕种”的严重现象。毛泽东在调查中指出：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
因此，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指示江西省苏维埃要发布一个通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这样，毛泽东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注意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克服来自“左”的右的干扰，集中全党的智慧。到1931年初，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
4策略地抵制“立三路线”
党的“六大”后近两年间，由于各地党组织正确贯彻“六大”决议，革命力量有了较大发展，红军发展到１０多万人，革命根据地从１００多个县，发展到３００多个县。此间，在实际上担负中央主要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工作做出了显着成绩。在大好形势下，如果能正确估计和利用大好形势，本可以大大地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者的党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片面分析形势，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反动统治的危机，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主张集中主要力量搞城市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李立三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他的“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
１９３０年６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尖锐地批评毛泽东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６月１１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草案，这使李立三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党的领导机构得以确立，“立三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６月１５日，李立三以中央名义致信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并列举红四军前委“‘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的所谓错误。信中还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这封信后不久，李立三发出了“争取三省总暴动胜利”的号召，下令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的红七军、红八军进攻广州，后北上合攻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二军团和红四军会攻武汉。
对李立三的命令，毛泽东深知，这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因此，他和朱德都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时尽可能抵制错误主张，减少红军损失，毛泽东采取方法策略性地抵制“立三路线”。6月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7月9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7月1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0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24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7月27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29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8月1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做出解释。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1.8万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８月上旬，攻占长沙城１１天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长沙。李立三严厉批评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犯了“右倾错误”，他命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合彭德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界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8月18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4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23日北上浏阳水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方向。当时，以李立三为主的中共中央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很多人主张打长沙，但是那时尚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8月24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29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6个师又1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9月1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3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10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11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8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9月13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9月28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10月4日晨，在赣西10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毛泽东果断的军事行动，有效地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
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到1930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4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在仅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致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全局性的重大损失。中心城市暴动相继失败，地下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屠杀，红军伤亡巨大。广大干部和党员强烈不满，纷纷起来反对“立三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三、粉碎敌人三次“围剿”
1确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粉碎第一次“围剿”
1930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3个军分别从14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10月17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29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30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10月30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10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10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集结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较之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10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10月28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11月2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3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9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200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周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不曾有过的便利条件。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12月1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12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12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10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1.4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有4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12月25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12月27日和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
就在28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第二天晚8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12月30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激战到下午6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蟑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二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1931年1月3日早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1个半师15万多人，缴枪12万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2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2提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和粉碎二次“围剿”
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虽然成功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但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必须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931年2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4省“围剿”部队。4月初，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3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线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20万人，红军只有3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做出决定。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后进”等。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联则神。攻坚则假者坚，乘联则坚者暇。’（《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立刻在1月19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分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25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讨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3万多红军在20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25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20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5月13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做出敌军14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5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5月21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24日晚11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25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
26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光集中主力进攻广昌。5月27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5月31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5月16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两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3初胜第三次反“围剿”
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是：“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6月6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22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24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7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7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
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3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13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7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7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2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7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放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3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8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面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20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于6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7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1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8月11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
从8月7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8个团1个营共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破10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4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歼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10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到8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9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9月4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9月7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15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9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30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7个团，共9万余人，其中俘敌18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两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0月11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10月14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12万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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