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八章 巩固井风山，开创赣南和闵西根据地
一、实现朱毛井冈山会师
1错被“开除”
毛泽东率兵上井冈山，实现“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军的几次“进剿”。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兵政权，以及农民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试点已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地区初步建立起来，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毛泽东率部不打中心城市——长沙，转兵在山区农村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是与中共中央的城市中心论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能不受到中共中央的非难和批判。派驻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多数常委们，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严重受挫看成是完全的失败。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在办公室举起手枪讥讽地说：枪杆子出政权，是从枪口里出来的，还是从枪屁股里出来的呢？11月上旬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错误地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盲动主义方针，而且还通过了错误的由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
参加这次会议的周恩来、李维汉后来回忆此决议案，都觉得新鲜。政治纪律是为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制定的。罗明纳兹要惩办的，首当其冲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为了保存军事力量，没有盲目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长沙的指示，而是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说：“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暴动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湖南省委几度遭到破坏，中央对于毛泽东的处分决定直到第二年春才传达到井冈山。传达者就是湖南省委军事委员、湖南特委代表周鲁。
1928年3月初，周鲁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正是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到达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了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那时，毛泽东在中央没有发言权，对这种胜者反被处罚的做法也没有反驳，直到50年代中期才在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批评了这种是非颠倒的行径。他指出：“‘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
2新城歼灭战
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成立工农兵县苏维埃政府，加上万安农民暴动的胜利，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大为震惊，严令驻吉安的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于10日内肃清万安、宁冈、遂川等地的暴动”，遂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1个团加1个营的兵力开入泰和准备进攻万安，又以1个营的兵力经永新进占宁冈县城——新城，趁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向井冈山根据地进犯，企图消灭分兵活动的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在延安合影。这时，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正在遂川分兵以发动群众，主持召开中共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制定互相配合的发展计划，总结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正规营进驻宁冈新城后，毛泽东一面写信指示宁冈党组织，派人侦察新城敌军兵力布置，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击，骚扰敌人，使敌人疲惫不堪；另一面，又亲自率领第一团悄悄地返回宁冈茅坪，与刚改编的第二团会合，集中兵力以对付敌人。
在工农革命军返回宁冈途中，宁冈县党组织根据毛泽东来信指示精神，动员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摸哨兵，抓敌探，捉散兵，日夜袭击敌营，使敌人一日数惊，同时也产生了“不过是些赤卫队而已”的麻木思想。
经过反复侦察查明，进占新城的敌军1个正规营，约300人，营部率1个连驻北街县政府所在地，1个连驻南街天主教堂，一个连驻南门外的先锋书院，城里还有宁冈县靖卫团和地主武装民团等200人。这些敌人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远在遂川，疏于戒备，每天清晨在南门外出操、训练。
毛泽东根据多次侦察的材料，决定乘新城的敌军兵力不大，态势孤立，又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围歼该敌。他又依据新城东北两面靠山、西南两面环水的地形和每晨有雾的特点，综合前委会讨论意见，制定了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缺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一团第一营潜伏于南门外先锋书院前河滩的草丛中，趁敌军在先锋书院前出操时，发起突然袭击，并从南门突进城里；第三营埋伏于东门外树林中，在第一营打响后进攻东门；特务连进入北门外山坡上，在第一营打响后进攻北门；虚留西门不攻，以第二团埋伏于西门外上、下曲石村，切断敌军从西门突围逃向老七溪岭的退路，协同第一团将突围之敌歼灭于西门外的一片水田中。
17日深夜，大地沉睡，人们正在睡梦中，四周一片寂静。做好充分准备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袁文才等的率领下，踏着露珠，分两路奔向新城，尽管道路崎岖不平，但20多里路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就到达新城脚下。按照原定的部署，各部队各就各位，毛泽东带着4人登上新城对面的棋山，坐镇指挥。
18日清晨，驻先锋书院的敌军对潜伏在书院前的工农革命军毫无察觉，把枪架在一起，照常出操。就在敌军列队时，埋伏在敌人列队附近的工农革命军一营突然开火，当即杀伤敌军的1个排。残敌丢下枪械仓皇逃进南门，紧闭城门。当时，第三营和特务连同时对东门和北门发起进攻。但是，南门外水塘却阻挡第一营无法展开进攻，东门外有护城河，敌人以猛烈火力封锁护城河桥，使第三营的突击分队受阻。在此种情况下，第三营营长伍中豪重新组织火力，压制东门城上负隅顽抗的敌军。三营火烧东门，伍中豪在登上城墙时，屁股上被敌人子弹打穿了一个洞，而他只大笑一声，继续指挥战斗，攻进东门。紧接着，特务连也攻进北门。敌人三面挨打，东奔西窜，死伤大批，最后从西门突围。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第三营和特务连沿街追出西门，与埋伏在上、下曲石村的第二团一起，将溃敌全歼于西门外水田里。
这一仗，工农革命军全歼守敌第七十九团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敌约300人，营长王国桢被击毙，活捉伪县长张开阳，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歼灭战的胜利。
新城战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对敌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从作战指导方针上说，这次胜利正是在于周密侦察，充分准备，把握战机，按照敌情、地形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围三缺一、网张西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作战方针。新城歼灭战的重大胜利，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宁冈人民，有力地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推动了湘赣边界斗争的深入发展。
参加新城战斗的陈士榘将军着书说到：“每当我回忆起新城战斗时，心里总是激动不已。战事本来是残酷无情的，然而战争的指挥又是一种科学和艺术，能够参加在毛泽东指挥之下的正义之战，简直是一种享受。”
井冈山的战斗和生活是艰苦的，在井冈山战斗过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说：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十分艰苦，毛泽东提倡唱《国际歌》，以坚定革命信念，振奋精神，鼓舞斗志。
井冈山上唱《国际歌》，是从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开始的。毛泽东为健全“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深入连排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他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气氛中向新党员详细解释入党誓词，亲自带领宣誓：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党纪，永不叛党。仪式结束后，他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抓紧发展新党员工作，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还应加唱《国际歌》一项议程。以后各营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都有唱《国际歌》一项。中共前敌委员会晚上开会，开得长了，大家疲倦了，打瞌睡，毛泽东就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首歌一唱，大家精神又振奋了，脑子清醒了，继续开会讨论问题。教导队办训练班，也教学员唱《国际歌》。这样，在工农革命军党的会议上，一般都先唱《国际歌》，然后再开会。《国际歌》就这样慢慢地唱开了。
3朱毛会师
南昌起义军的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率领留守三河坝的一部分起义军，沿闽粤赣边境向西转移，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以及土匪豪绅民团的袭扰，寻找立足点。1927年11月间，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在崇义、上犹地区打游击时，便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接受任务后，装扮成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化名“覃泽”，由资兴经茶陵到井冈山。见到毛泽东后，他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的问候。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一直非常关心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就派何长工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要何长工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0月下旬，毛泽东曾带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亦在于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0月中旬，何长工在长沙找到湖南省委后，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广州，尔后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及其部队，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汇报了这次下山找朱德联系的经过。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联系了。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把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暴动浪潮波及20余个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3月底在强敌进攻下，暴动失败。湘南暴动失败后，部队干部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去！于是，朱德、陈毅等果断地决定，除留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两千余人及湘南农军八千余人一起撤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4月上旬，毛泽东得知湘南暴动第一团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立即率领部队离开沙田，往汝城进发，以牵制敌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的转移。他还命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第一团经桂东，攻占了汝城县城。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经土桥、田庄、邓家湾，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没遇到了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朱德率领的队伍向东转移了。他还把今后的行动告诉了他们，要他们一起行动。尔后，两支部队由毛泽东率领，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24日，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回到宁冈砻市，和先两天到此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刚抵达砻市，毛泽东立即带领一、二团的部队干部去看望朱德等人。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偕同陈毅等人到门外来迎接。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了！这时，朱德41岁，毛泽东34岁，两人从此开始了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当时在砻市的“欢迎朱军长”的标语。
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的掩护。”两军会师后，朱德所部有2000余人，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毛泽东所部有1600多人。这么多的军队聚在一起，就有了统一领导指挥训练的必要。因此，众人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部营以上干部会议，通过了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和人事安排。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6个团。随后，在砻市召开了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并决定部队给养统一筹措，各部队没收的粮食、布匹，尽量运至井冈山储存。
5月2日，毛泽东以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央，介绍了边界军事、政治方面斗争的胜利，提出了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问题。5月19日，江西省委将吉安地委转来的毛泽东的信件，上报给中央。这是中共中央收到直接来自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重要报告。在这以前，江西省委曾于4月25日向中央报告：“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汇合，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新方向发展。”
5月4日，在宁冈砻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讲话。他宣布：根据党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是陈毅，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5月底，因枪械及人数不足，给养又发生较大困难，第四军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6个团，主力是4个团，即：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宜章农军为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秋收起义部队为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原井冈山地区的工农革命军为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三十团和三十三团为耒阳、郴州、永兴、资兴农军。后来这两个团于5月间在各县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就地坚持革命斗争。
此时，全国各地党领导的部队都还不称红军，井冈山和各地起义军大多称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才明确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正式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6月4日，中共中央又在给毛泽东、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进一步明确指示第四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据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为红四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特别是在毛泽东、朱德的队伍会师以后，其影响波及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诸省。这就逐渐引起了敌人的不安，开始频繁地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和“会剿”，妄图将这支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4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接着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朱德总结了1927年秋季以来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16字诀。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16字诀”，是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共产党指挥军队作战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游击战争16字诀，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毛泽东称它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它不仅对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推广，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作战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5月中旬。赣军5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7门、山炮2门、光洋20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
另一次是6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他们改以第九师师长杨地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5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3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6月23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此时，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已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也称“朱毛红军”。朱毛红军被根据地的百姓看成是胜利的象征，也成了敌军官兵心惊胆战的代名词了。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有50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可以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创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部会合，巩固和发展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一面旗帜。
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
1挽救“八月失败”危局
中共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5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赞同。他在6月16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亦阐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这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并进入全盛时期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湖南省委在6月19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同月26日，湖南省委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又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3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三月失败”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湘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1938年在延安合影。会后，毛泽东在7月4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做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作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
最后，毛泽东恳切地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湖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一千多人的团只余下200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第二十八团随即撤到桂东。
此时，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国民党军队11个团将近1个月。8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使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这次红四军主力去湘南失掉一个团和在湘赣边界被敌军摧残的惨痛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8月23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度，除批评杜修经外谁也不责怪，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他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接着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即使受到毛泽东批评的杜修经，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也十分钦佩地说：在红四军负责同志中间，“坚决的有计划把握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
在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4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井冈山黄洋界哨口。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8月间遭受严重损失，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9月13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10月1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4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还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根据地。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120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反而得到了增强。健全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机构，土改胜利成果得到了巩固，人民群众和红军都为巩固湘赣边界根据地而奋斗。
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6月4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5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开始了新的战斗。
2领导边界土地革命
在率领井冈山军民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经过广泛的调查，毛泽东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只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却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占40％以下的土地。“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地剥削广大贫苦农民。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茅坪的谢氏慎公祠。1927年11月上旬，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了有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指示各县党的负责人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并根据边界的具体情况，指示各地在旧历年前，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乘机扩红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城后，立即分兵三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2月，毛泽东又带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深入永新秋溪乡一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并亲自创建了秋溪乡党支部。同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酃县中村时，亲自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群众讲述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用事实说明，依靠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与帮助，农民群众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毛泽东还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插牌分田。4月上旬，毛泽东又到桂东沙田一带，打土豪发动群众，进行分田试点工作。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开展全面分田。会后，在湘赣边界特委的具体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分田高潮，在边界各地迅速掀起。
分配土地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配，边界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莲花以乡为单位分配；宁冈多数以乡为单位分配，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配；遂川多数以乡为单位分配，黄坳区以乡为单位分配，小江区以二四个乡为单位分配，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配。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冲突，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乘机瞒田，有的因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
毛泽东等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后来确定以乡为单位分配，作为分田的主要办法。另外，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也是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边界各地也有多种做法。开始时，多数地方按劳力进行分配，但自从毛泽东在永新塘边村进行分田调查，制订了分用临时纲领17条以后，各地基本上又改为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
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分配土地的实际工作，在10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12月，以湘赣边界工农政府名义正式颁布。在这个土地法中，毛泽东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一条规定土地分配的方法：“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l）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第二、三条规定土地分配后的经营方式：“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第四条规定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第五条规定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水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第六条规定山林分配法：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第七条规定土地税征收标准：“（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5％，10％，5％。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免纳土地税。”第八条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第九条规定：“红军及赤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井冈山土地法》有三个重要缺陷，即：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属农民，农民只有耕种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政纲，它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而，不仅为边界土地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3提出红色政权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进行勇敢不懈的探索；另一方面对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和教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与升华，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一时期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集中表述在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和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的后来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长篇报告中。在这两篇着作中，毛泽东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着重地阐明了中国的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答复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之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中国的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广大的落后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城市工商业和停滞的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村经济同时存在。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形成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加之“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便引起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革命力量就能够获得可乘之机，“于是发生出赤色政权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湖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赤色政权之产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小块红色政权的发生和能够比较长期的存在的地位，不是那些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发动起来过的地方，特别是湘、粤、鄂、赣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农民协会的组织和工农阶级对城乡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这些地方的人民和军阀的军队都受过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因此，红色政权就易于先在这里发生并能够长期存在。
第三，小地方红色政权能否长期的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形势是怎样呢？实在是跟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之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是继续发展日渐接近总政权之取得的。”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之存在也是红包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提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观念。”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作了重要阐述。他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由于军阀和豪绅地主阶级不准农民有自由，更不准农民作反抗。所以在中国，要革命就只能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须知“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里，毛泽东讲的是要进行武装斗争。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种民权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要知道，“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这里，毛泽东讲的是要开展土地革命。
毛泽东指出：必须“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备而不恐”，“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这里，毛泽东讲的是要有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和相互联系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在白色恐怖包围下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也就不能得到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将失去依托而走向“流寇”行动，走向失败，土地革命也就无法、无处开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1围魏救赵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700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着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1928年11月7日，湘赣两省敌军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以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纠集了25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1929年1月1日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对如此严峻的军事形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井冈山前委，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商讨破敌对策及红军的行动方向等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的方案。毛泽东指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红军则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了这一方案，并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向敌人后方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万一守山不住，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同红四军主力会合。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部队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从茨坪、小行洲出发，分兵两路离开井冈山，一路走下庄、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两路又会合，之后，一起进军赣南。
毛泽东、朱德在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进军途中，红四军散发了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还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指示精神，编写、散发了以中国共产党第四军军党部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要实现的三项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剥削”、“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下列十大政纲：（1）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的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6）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的农民；（8）改变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军间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毛泽东起草的《布告》和《宣言》，阐明了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用群众习惯和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内容又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起到了发动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号召书的作用。
红四军一下井冈山，敌人就得知了消息。“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急忙抽出4个旅的兵力，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进行堵击。这样，毛泽东、朱德调走了“会剿”敌军的一半，包围井冈山的敌军只剩下了4个旅，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军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另一方面，却给红四军主力增加了较大的困难。为了摆脱敌军的围困和追击，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途中，先后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
1月25日，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28日，敌军李文彬第二十一旅3个团悄悄逼近大余县城，突然发起猛攻，围攻大余。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城东高地阻击敌军，展开激战。由于当地没有共产党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因此无人替红军当侦探报消息。红四军事前不知道敌人前来进攻，兵力未能全数集中，仍是休息队形，仓促应战，导致此战失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不幸负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也英勇牺牲。
红四军撤离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在此途中同“进剿军”三次接火，均且战且退。毛泽东当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表明脱离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有多么艰难：“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随即，部队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休息两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指示“为安置伤病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往东固。”因为东固地区此时已发展成为赣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四军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2大柏地战斗
1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项山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地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后就询问朱军长的下落，同时下令要想一切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
在行军途中，环境是极为艰苦的。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一般是自己布置工作，听取汇报，起草命令，还要看很多报纸。所以，他每天睡得很晚，当时没有钟表，估计要到后半夜才能睡觉。往往指战员吃完早饭，他还没有起床。因此他有一个勤务员专门负责把他吃的饭给盛好带上。有时他一起床就走，一走就走得很快，勤务员掉队了，他就没得饭吃。
毛泽东虽然是前委书记，但和身边的战士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盆汤，没有丝毫区别。有一次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还没有吃饭，看见曾志在路边休息吃饭，才感觉到肚子饿了，勤务员又不在身边，只得走过去，对曾志说：起来迟了，早饭没吃，也没有带上午饭，我的肚子饿得很，你的饭能匀给我吃一点吗！
曾志回答：好，可以。毛泽东又说：你够不够呀？
曾志说：够，一大缸子饭，给你一些还足够吃的。
毛泽东说：那好，就给我一点吧！
曾志随手把缸子盖盛着的饭和腌菜递给了毛泽东，解决了毛泽东暂时的民生问题。这件事被传开了，有的同志就开玩笑说：前委书记竟成了讨饭吃的“乞丐”！
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战士衣服单薄，粮食匮乏。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不料，厄运已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2月10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是一个山区村镇，在瑞金北部，距县城大约60华里。此地的南北走向，有一条10华里长的狭谷，两边高山耸立，峰岭逶迄，森林茂密，杂草遍野，只有一条石板小路直通宁都。这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并且是瑞金到宁都的必经之地，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
1929年2月9日早晨，毛泽东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大柏地。这天正好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纷纷跑到山上去了。而紧紧跟着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为抢头功，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突然停下不走了，营士兵委员会到处联络，坚决表示不能再让敌人赶着跑了，决心在狭谷之中拚一死战，打垮尾追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后续部队无法行进。见此情景，三营党代表罗荣桓、营长陈明迅即向毛泽东、朱德报告。
毛泽东立即召集前委会研究，认为：自下井冈山20多天来，连续行军近2000华里，沿途不断遭到敌军的袭击，始终未能摆脱敌军尾追的被动局面。从刚抓获的俘虏兵口中得知，尾追的敌军，正是5个月前在遂川被打败的刘士毅旅，他们想报一箭之仇。前委会研究决定，在大柏地打伏击战，歼灭追敌。接着，朱德军长召集营以上干部会，部署兵力，布置埋伏。最后，毛泽东说：“今天是大年初一，群众在家里过年，可是敌军在后面穷追。这股敌军就是我们在遂川打败过的刘士毅旅，现在缩编为江西独立第十五旅。我们在大柏地以南麻子坳一带设伏，坚决割掉尾追的刘士毅这条尾巴。”干部们回去一传达，全军指战员都兴高采烈，呼喊：“割尾巴，贺新年！”
再说敌军方面，也在制定南北夹攻消灭红军的计划。刘士毅洋洋自得地说：这支“共军”在大度遭到兄弟部队李文彬旅重创，在圳下又被我们部队打散，现在我们乘胜追击，消灭“共军”于大柏地的狭谷之中，他还提出口号：“消灭朱毛共军，领取重赏过年！”但这支敌军的士兵大多是被迫抓来的穷苦壮丁，本来就怨声载道、毫无斗志；一听到要同朱毛红军打仗，就联想起遂川吃败仗的惨景，不免手脚都哆嗦起来。
到底是“割尾巴，贺新年”，还是“领取重赏过年”呢？
10日上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分三路迅速进入伏击阵地，形成一个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敌军来钻。下午2时许，敌军刘士毅部开始进入红军伏击圈。东、西两路红军待敌军全部进入“口袋”后，随即派出小部队迂回到敌军后方，扎住“袋口”切断其退路和增援，然后紧紧围住敌军，使敌军整夜乱冲乱撞，无法突围。
11日拂晓，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突然冲锋到阵地前沿，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和手榴弹一起飞向敌军阵地，在大雾弥漫中敌人无法辨别方向，只得在石阶小路上闯来闯去。早已埋伏在山上的东、西两路红军一齐冲下来，把敌军分割在几个山谷中，为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上午10时许，雨过天晴，阳光四射，毛泽东、朱德亲自带领红军指战员冲锋上前，一举拿下刘士毅旅的指挥所。他俩站在山峰上，命令8个红军号手同时吹响冲锋号，指挥全军发起总攻击。红军指战员如同猛虎下山，奋勇杀敌，同敌人打近战、拚刺刀，打得敌军狂喊“救命！投降！”那些被迫抓来的贫苦壮丁最先放下了武器。打至将近正午时分，大柏地战斗胜利结束，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获缴多种枪械800余件，刘士毅这条尾巴几乎全部被割掉了。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仅消灭了尾追的刘士毅旅，吓跑了企图前堵的赖世琮工兵团，而且镇住了敌军李文彬旅，迫使他们不敢再穷追不舍。大柏地战斗乃红四军向赣南进军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朱毛红军状况时写道：“至2月中旬（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旅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3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800余枝，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接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经过这场战斗，红军基本上摆脱了尾追之敌，转被动为主动，继续向前。
3取信于民和长汀休整
1929年农历大年初二即阳历2月11日，红四军主力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当天就地宿营。可是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还不了解，在开战前都跑光了，造成有钱买不到粮食的困境。毛泽东素来强调部队的群众纪律，在斗争中还总结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明文规定，红军不能私自拿群众的一点东西。这样，红军虽然打了胜仗却还要饿肚子，3600多人真的吃不上饭那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各级指挥员没有一个不着急的，尤其是司务长急得团团转，怎么办！怎么办！
毛泽东、朱德也在指挥所里焦虑不安，踱来踱去。在前委工作的一位干部，走进指挥所问他们：“部队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毛委员反问：“你说怎么办？饭总是要吃的口罗！”这位干部说：“只好先吃房东的粮、菜，给房东留下借条，以后归还。”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立即通知各部队照此办理，先吃房东的粮、油、菜，留借条，出布告，以后赔偿。”朱德接过话说：“这是逼上梁山，没得别的办法了！”命令一传达下去，司务长脸上的愁容为之一扫；战士们打胜仗，又有饱饭吃，真是皆大欢喜。这样，红军吃了大柏地群众一天的粮、油、菜，欠下了一大笔“债”。
红军第二天离开大柏地，从山上回来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多数群众认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抢东西，不翻箱倒柜，吃了饭、菜还留借条，在情理上都讲得过去的。少数富裕的人，趁机讲红军的坏话，说什么：“红军、国军一个样，吃粮吃菜都不付钱，留张纸条顶啥用！”有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说得更损：“眼下只是‘共点小产’，将来还要‘共大产’哪！”几个诚实的农民冲着他说：“你没有大产业，大可放心呀！”有个雇农家里，一担准备度春荒的粮食让红军吃了，生活上紧张，可他还通情达理地说：红军只要有一点办法，我看决不会立据欠债呀！留着吧，说不定哪天就来还款哩！”不过，大多数群众对红军还款，不寄予很大希望，但借条先留着也无妨。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军留在大柏地群众手中的欠条，一直设法偿还，及早去兑现。事隔50多天，当红军从闽西向赣南转移时，毛泽东、朱德决定第二次进军大柏地，目的就是向群众偿还上次战斗中所欠的款子。行军路上，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他回想起中学时写过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上，论述了要取信于民，必须使立法本身要有利于民，国家与人民应有良好的联系才行。他很赞赏商鞅当众以“徙木即赐金”的办法，取得民众的信任，为实行“变法”打开了局面，进而增强国力，为秦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他联想到，中国古人商鞅尚且能以“徙木立信”，我们为全国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处处为群众着想，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了。我们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红军的法规，红军实行这个法规更为重要，以取信于民。想到这里，他狠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向群众赔偿的事办好。
红军到大柏地偿还群众损失的事，大大出乎群众的意料之外，那么快就兑现“借条”也是不曾想过的。毛泽东把这件事当作军民关系的大事来抓，他对军需处的干部交代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吃的、用的东西，这次一定要赔偿，只许多给，不许少付。部队一进村，军需处干部就带一部分红军，手持三角小红旗，分头走街穿巷向群众作宣传：“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上次打仗借了和吃了你们的东西，这次补偿你们的损失。”下午，在大柏地村坪上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讲完话后，就由军需处干部负责办理赔偿群众损失的事。
办法是由群众自报，报多少，给多少，只多不少。大家领得差不多了。那位雇农手里拿着“借条”，自报一担粮食，红军给了五块光洋，他连连说，“给多了，给多了。”红军干部说：“不多，你就拿着吧！”那个二流子跟在这位雇农后面，想趁机浑水摸鱼，多捞一把，自报两担粮食，想领10块光洋。那位雇农实在听不下去，转回来问他：“你有‘借条’吗？”他说：“丢了。”又问他：“你家什么时候有过两担粮食？”弄得他张口结舌，可他还是厚着脸皮说：“总得给一点呀！”最后红军还是送给他两块光洋。这一次，红军一共发出3500块光洋，相当于红军平时10天的伙食费。
大柏地群众领到那么多银元，全村都欢腾起来，一段时间成了他们议论的中心，房前屋后讲，田间地头也讲，男女老少都讲。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红军说话算数，钉是钉，铆是铆，我们信得过。有点文化的群众还说：自古以来军吃民粮不给钱，不抢你东西就算好的，如今红军不抢、不拿，吃了民粮还给银元，真是奇事啊！那位雇农说：一担粮食至多值4块光洋，可红军给了我5块，红军真是咱穷人的队伍。在群众的议论中，也说到二流子的缺德：“报两担，想捞10块光洋，这不是向红军‘共大产’吗？”大柏地是个圩场，方圆几十里。农民、商人都来此赶圩，红军发光洋付粮款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100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5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1927年2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700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1928年4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后，红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当地驻敌赖世琮部不战而逃。红军在宁都休息了一晚，之后，经宁都的赖坊、永丰的君埠，于2月17日到达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会合，尔后又和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随后，在场上云汉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报告，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诉案，阐明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为了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还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示性的意见。同时，红四军前委还决定留下毛泽东等一批干部，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建设。毛泽东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在东固，红四军进行了短期休整，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排，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在这期间，传来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救援井冈山的计划亦无法实现。2月中、下旬，国民党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下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1929年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经永丰、宁都、广昌，向南折回瑞金之未田，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3月上旬，红四军第一次进入闽西。3月12日，到达四都。13日凌晨，闽西地方军阀郭凤鸣即派其侦察连前来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乘胜沿渔溪、上蒸、南严、破溪一直追到长岭寨脚下。在陂溪，遇到了前来反映情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当日下午，在陂溪村小河边的草坪上，举行了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占领长汀（古代汀州治所），彻底消灭郭凤鸣部。
1929年6月，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宣布废除债务、租税等六项政策的布告。3月14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不一会，便打散守敌，占领了长岭寨主峰的两侧高地。这时，郭凤鸣率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过来。红军前哨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与敌接火后，且战且退，退上山去。敌军自以为红军战斗力薄弱，害怕交战，便立刻向上追赶，中计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突然从隐蔽地点勇猛冲杀出来。敌首郭凤鸣逃跑不成，被红军战士击毙。这场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500余支。毛泽东得知郭凤鸣被打死的消息后，指示红军战士将其尸体抬到长汀城里示众。
毛泽东来到长汀城后，住在城东面汀江河畔的辛耕别墅。为摸清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毛泽东当日晚上就查阅了《汀州府志》和《汀州县志》。了解到长汀乃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16日，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6种代表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开座谈会。通过调查，毛泽东初步掌握了汀州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
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并以红四军军党部名义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除阐明共产党革命的三大任务外，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书中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界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在长汀，毛泽东和朱德还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原二十八团一、二营扩编为一纵队；独立营和特务营以及二十八团三营合编为二纵队；三十一团为三纵队。每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营），每个支队下辖了3个大队（相当连）。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枝、1200多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这种整编，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的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全面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20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前敌军委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会议当天，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又向中央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并建议中央：“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报告中特别强调“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敌军大部调离赣南。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陈毅接到了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突围出来进占瑞金之后的来信。于是，毛泽东等决定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的群众割据。
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长汀回师赣南，行进一天就到了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师。会师后，前委决定，将彭德怀所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并决定，红五军“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
4反对“二月来信”
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艰苦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广大指战员，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收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中对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由于这种悲观的估计，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把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以待时机。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被强敌追击的形势，所做出的悲观估计，乃是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时所作的指示起草的。布哈林这个指示，当事人周恩来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
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经召集前委开会讨论后，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组织力战斗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的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战略计划，这也是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只是关于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随即感到有“一些急躁性”。
1930年1月5日，他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又做出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5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8日，红四、红五军由瑞金开到于都，毛泽东随即召集了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岁寿男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的形势，又一次做出了红四军争取江西的决定。下令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根据彭德怀的要求，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在兴国县城，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同时他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明确指出了打击的对象是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所谓“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有政治性的，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如义仓田和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如学田；有宗教性的，如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有宗族性的，如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都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无权干预，正如毛泽东所称的“死地主”。毛泽东说：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为了贯彻《兴国土地法》，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又亲自在兴国城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与革命政权。毛泽东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接着，毛泽东又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其主要内容有：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
（2）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
（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地累进税；
（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等地贯彻实施。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际，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江西方面的敌人大部分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军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主力。而5月13日，在广东又爆发了粤桂战争，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造成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同时，毛泽东等于5月18日收到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并请求红四军再次入闽。
审时度势，根据情况变化，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19日，红四军从瑞金的武阳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5月22日傍晚，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晚间，毛泽东、朱德等在小池圩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陈国辉部的近况，决定乘龙岩城内陈部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
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边的大草圩，向全军作了攻打龙岩城的战前动员。随即，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奔龙岩城。激战至中午时分，红四军胜利结束战斗，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当日下午，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红四军主力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并在永定成立了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扩大了战果和政治影响。
红四军撤出龙岩城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一部分主力，在“失而复得”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不期，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四军三纵队会同地方革命武装于6月3日第二次攻下龙岩城，并于6月5日成立了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二进龙岩之后，奉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再次撤离龙岩城，一则扫清龙岩外围的反动民团，二则让开永定龙岩的大道给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不久，红四军第四纵队在新泉宣布成立，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
6月间，陈国辉所部在红军骄兵之计的“引导”下，趾高气扬地回到龙岩城。红四军前委见歼敌之机到来，即于6月18日指挥部队从新泉回到小池，三打龙岩城。6月19日拂晓，已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四军发起总攻。四面楚歌的陈国辉扮成老百姓的模样潜逃，200o余部下则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枝、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四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大胜仗。
红四军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不久，毛泽东来到闽西，与闽西特委一起，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在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努力下，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到1929年11月，闽西根据地已由龙岩、永定、上杭3个县扩大为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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