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革命的危险之际
1交臂之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1927年7月中旬，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终于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8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得联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50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50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8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装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到汉口，去湖南会馆接头。
8月5日，中央地下交通员来到湖南会馆，与毛泽东接上关系，把他带进汉口三教街41号“治和新房”（今鄱阳街13号）。一楼是个印度人开的绸布店，楼上是武汉国民政府苏联农民运动顾问洛蜀莫夫的住处。洛蜀莫夫已回国，家中只有他夫人洛蜀莫娃，会场由前后相通的两间正房组成。
毛泽东走进会场，正在忙碌的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告诉他：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清算党在过去的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当局注意，代表们进入“怡和新房”后不能随便外出，开会、吃饭、睡觉都在会场内。
与中央接上关系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往回走，正匆匆地走在汉口的一条街上，忽然从前面不远的巷子里闪出两个人，并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觉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脱身，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可疑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当时毛泽东乃国民党反动派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之一，他们正是要搜捕毛泽东的。
正当毛泽东和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一个特务突然拉住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看见毛泽东没有？”
当时，毛泽东心中一震，但又立即镇静下来，因为对方的问话表明并没有认出他的迹象。于是，他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两个便衣特务信以为真，只是狠狠地盯了毛泽东一眼，便放开手，急忙地朝着那条小巷子追过去。
毛泽东也乘机从另一条小巷走过去，并且拐了几个弯才到船码头，渡过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自己的家里。
到了家里以后，毛泽东把与特务狭路相逢、化险为夷的事讲给杨开慧和保姆孙嫂听。杨开慧、孙嫂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地插问。直到毛泽东讲完这件险事，杨开慧、孙嫂她们才把吊在嗓子眼上的心放下来，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说：“多悬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这样的商人打扮，也起了蒙混过关的作用，要不然真危险呀！
毛泽东最后还说了一句：看起来这里也不是我们久住之地了，要准备搬家。当然，要听中央安排！
2参加八七会议
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任弼时、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0人出席该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记录。开会前，毛泽东经过深刻反思，认为大革命失败宣告陈独秀等“领袖同志”的主张是错误的，而被他们否定的、自己经过一个月实地调查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恰恰证明是正确的。这在他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从而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的思想。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且善于抓住主要问题。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切中要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却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真可谓“殊途同归”。他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大量军事武装和屠杀共产党、工农领袖的事实出发，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意见，强调指出：“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毛泽东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军事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其一，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抓军事，放弃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当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国民革命时无力反击，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二，湖南几万农民围困长沙的失败，完全是陈独秀等“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的。其三，蒋介石、唐生智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并且紧紧抓住武装不放，时机一旦成熟立即转向反动，把刺刀搁在共产党和工农的脖子上，实行法西斯镇压。从以上三个方面，得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不仅应当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为议决案所规定），而且应当同时解决小地主的土地（议决案只规定“减租”），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建议大中地主的标准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实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但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3制定秋收暴动计划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担起了这一新任务。40多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到中国的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在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借着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与他们的会商，拟出我党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地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2）“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手人口少于土地之乡。”（3）“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通过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8月18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仍规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省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因此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和党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暴动应该主要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8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阐述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毛泽东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其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称赞毛泽东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于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23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这时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了实际情况，这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8月30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要求做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屠杀工农运动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越来越证明毛泽东举共产党红旗实行武装暴动的正确性。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视了革命形势，接受了毛泽东等同志关于秋收起义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而举共产党红旗的建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指出：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起义）指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目标不能实现，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决定“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中央决定：以后暴动，都举共产党的红旗。“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尽管如此，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与毛泽东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等人之间的争论继续发展下去。
二、领导秋收起义
1出征之前
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1937年9月在延安的合影。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后，毛泽东回到城里“板仓杨寓”休息。他高兴地告诉杨开慧：“省委决定要我去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可杨开慧开心不起来，她想，一个教书先生，耍耍笔杆子可以，要去搞那种枪杆子并不在行，枪林弹雨，凶多吉少，不免有几分忧虑。她说：“你不能干点别的工作，非玩枪杆子不行？”毛泽东耐心地做开慧的工作，说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她继续说：“这些道理我赞成，可你并不是行家里手呀！”毛泽东说：“行家不敢说，也并非一点不懂，我毕竟当过半年兵，缴过军阀败兵的枪，动枪动刀多少懂得一点。”她又说：“我还是不放心，请省委再研究一下你的工作吧。”毛泽东说：“这已经是省委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嘛！”开慧明知讲不过毛泽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转而问道：“何时动身？”毛泽东答；“后天出发。”杨开慧接着说：“那末，我明天就得回板仓了！”毛泽东说：“我送你回去！”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我们夫妻为革命，同舟共济整整七年，你帮助了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现在，革命需要我到前线去，家里仍要靠你照料，托你照顾好妈妈，看管好几个孩子。当然，在老家农村也可以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杨开慧素来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也有暂时分开的思想准备。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工作，她明确表示：“你放心上前线扛枪打敌顽，我在老家秘密搞农运，照顾好老的和少的……”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提着行李，送杨开慧离开省城长沙。夫妻俩紧紧相随，一边走，一边聊，互相勉励。毛泽东再次拜托杨开慧照顾好妈妈，照管好几个儿子，待稍为稳定下来，就立即来信。杨开慧要毛泽东“注意冷暖，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注意安全，一定要来信”。“千里送行”总有一别。杨开慧含着眼泪接过毛泽东手提的行李，拿出身边仅有的10多块银元给了毛泽东，并说：“这钱你带在身边或许有急用的时候。”还说：“你工作忙，别送啦，回去吧，总还得准备一下，我走啦！”毛泽东说：“再送你一阵。”杨开慧说：“不了”，扭头就快步向前走了。毛泽东含着眼泪目送她走远了。谁能想到，这次送行竟成为这对革命夫妻的最后一次诀别。
出征之前，毛泽东信心十足，镇定自若，完全是一派“大将”风度，甚至还有打纸牌的雅兴。就在奔赴前线的头天下午，这位秋暴前敌委员会书记约上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等人，晚上在沈家大屋打牌。易礼容也想趁毛泽东出征之前，与他话别送行。当他得到毛泽东打牌的“相约”，欣然同意，并再联系两人一同去打牌。
在打牌的方桌上，毛泽东与易礼容为一方，毛为上手，易为下手，其他两位为另一方，双方在打牌中演了一出桌上谈兵的好戏。大谈战争中的攻守进退，双方有进又有退，难分难解。下家的易礼容，要上家积极组织进攻，他来部署配合。上家的毛泽东，要求下家分清是侦察牌还是进攻牌，要特别注意敌方的兵力出动。有时，毛泽东打出一张侦察牌后，敌方不出击，还得再组织兵力打另一张试探牌。一副牌打完的间隙，毛泽东总要总结“前、后方”各次配合的问题。特别提醒后方，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会失败；易礼容表示，没有前线军事进攻的发展，后方决不轻举妄动。
毛泽东打牌时也搞“调查研究”。他会记牌，什么牌出了，什么牌还没有出，清清楚楚。他会算牌，谁打出了什么牌，估计手里还留着什么牌，都八九不离十。他有输的时候，但总是赢的时候多。
四人打牌一直打到东方放白才结束。牌打完了，前、后方在暴动中如何配合的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易礼容最后说，我们在等待着前线的佳音。由于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毛泽东迅速脱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换上一身农民的粗布衣裳，向几位“牌友”告别，上前线去了。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
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后，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8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2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在安源的工作已安排就绪，准备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党员易子义陪同，赴铜鼓领导中路军第三团起义。在路上，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
毛泽东身穿白线褂和白细丝长裤，陪同的潘心源、易绍钦也经过乔装打扮，三人从安源出发了。他们走小路，绕过敌军盘踞的萍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村，在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在吃早餐，忽听得屋外一片狗叫声，随之而来是一阵叫喊声。毛泽东问店老板：“外头在干么子呀？”老板回答：“挨户团在抓人哩，三天两头闹腾一回，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的共产党！”易绍钦听了有些紧张，想赶快走。毛泽东稳住他说：“遇事不能慌张，咱们生意人怕什么？照常吃饭。”话音刚落，3个手持梭镖的团丁跨进屋，其中一个恶狠狠地问道：“你们从哪儿来，来干什么的？”毛泽东沉着地回答：“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的”，说着便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递给那个凶汉，“这是矿上的证明。”团丁看后又盘问了一番，未见破绽，接着到铺房里看了看，就出门了。毛泽东等总算松了口气，继续吃早饭。
不一会儿，另外两个团丁又进来了，说是要他们3个到民团总部走一趟。本地人潘心源开口质问：“不是刚才查问了，怎么又来烦人呀！”其中一个吆喝道：“别多废话，这又不是做买卖，还讲什么价钱，要是惹火了老子，只能用绳子绑着走了。”毛泽东觉得弄僵了反而要吃苦头，给潘心源两人使了一个眼色后说，“好吧，就走一趟，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3人走出客店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些人，尽是些做小本生意、走亲戚的人，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等3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3人有安源煤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
这些团丁一共有20来人，他们用梭镖抵着毛泽东3人的脊梁骨，把他们作为有证明信的“嫌疑犯”放在一串人后面，一同押往民团总部。刚离张家访村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各自抽烟、说话，对“犯人”稍有放松。毛泽东边走边想脱身的办法。他急步走近潘心源，轻声问：“钱好拿吗？”潘心源回答：“捆在里面，一下拿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也罢！”其实，他身上有些钱，无非是通一点“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并学着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地走着。潘心源听到后面团丁“快走、快走”催促声，也加快步伐，且有意碰了一下易绍钦。他们两人故意拉开距离，团丁要毛泽东加快步伐，不要掉队。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团丁说：“老哥，我脚疼，是伤筋了。”团丁道：“嗬！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派辆轿子来抬你？”毛泽东接着道：“说到哪里去了，我是说快不起来，我忍着痛尽量走就是了。”他说着，有意的用脚踢了一块石头，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声来。顿时，团丁的眼睛睁大了一下。毛泽东倒过身去问团丁：“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团丁朝前面看了一眼，低声地回答：“本人姓黄，家里5口，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这时，毛泽东已挨着团丁井然走着，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给团丁，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团丁接过钱迅速地藏进贴身的小衣袋里。
又走了一段路，毛泽东走到一边是山林、一边是稻田的地方，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团丁回答道：“不远了”，并朝山林方向一呶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抓一些铜板放在前面的路上，一拐就往山里跑了。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人影才喊：“跑了一个，跑了一个！”有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往后追，见到路上的铜板，更信是往后跑的。潘心源大声喝道：“你们青天白日到处抓人，搞啥鬼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一突如其来的吼声怔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绍钦趁机拔脚朝稻田方向处跑，来掩护朝山林方向跑的毛泽东。这一招真灵，民团队长吹起哨子，命令一部分团丁留在路上看守，指挥一部分追赶易绍钦。潘心源看见仍有五六个团丁去追毛泽东，心里非常焦急，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弟兄们还不赶快跑啊！”他边喊，边带头跑，队伍乱成一团麻，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民团队长认定易绍钦、潘心源是“共党头子”，除一部分团丁继续追山上的“逃犯”外，把主要力量集中起来抓潘心源和易绍钦。
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有一个水塘，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便钻进草丛里一直猫到日落。团丁们追过来，又往山沟里寻找。过了一会儿，潘心源、易绍钦先后被抓住了，且用绳子捆绑起来。这时，民团队长才觉得那位张先生才是真正的“共党头子”。于是，他命令一部分团丁看管好潘心源、易绍钦外，他指挥大部分团丁上山搜寻“共党头子”。他们来到水塘边，有好几次毛泽东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团丁们摆开横队往山上搜查，甚至搜过了山岗，弄得又饥又饿，疲惫不堪，有几个还骂起娘来。天近黄昏，民团队长哨子一吹，命令团丁们停止搜寻，下山去了。
毛泽东待团丁撤出山坳，就从水塘草丛中走出来，为避免暴露又进到山沟里往上爬，翻过山岭，从一条山沟往下走，鞋也丢了，脚底被戳破了，还流着血。他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又饥又累，正在发愁。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农民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走过来，毛泽东连忙站起来向他问路。农民说，天快黑了，到铜鼓城里还不近呀！并对毛泽东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怀疑地问：“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了？”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并恳求农民兄弟帮忙。农民满口答应，朝山中一指说：“前面炊烟处就是我们村子，我挑柴你兴许跟不上，你就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回家就来接你。”
毛泽东说：“谢谢老哥，听你安排。”农民挑柴起步，又加一句：“你放心，我们村子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没多久，这位农民把毛泽东接到自己家里。在吃饭时，毛泽东问农民老哥：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农民告诉他可以想办法。毛泽东拿出两块铜板，托农民买一双鞋、一把伞、一些食品。待毛泽东洗了脸、洗完脚，那农民已经把东西买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便与这位友善的农民拉起家常，谈了一阵，觉得实在太累，便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清晨，这位农民带着毛泽东启程，越过了浏阳和铜鼓的边界。进入铜鼓界内后，农民对毛泽东说，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出事的。两人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农民指明往铜鼓城的方向后就要返回，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农民朝毛泽东笑笑就走了。毛泽东非常感激这位好心农民兄弟，见他走远了，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中午时分，他停下来买碗凉茶，吃点干粮填饱肚子之后继续赶路。傍晚，当他走到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手提枪杆大喊一声“站住!”厉声问这位素不谋面的前委书记：“干什么的？”毛泽东笑着回答：“同你们一样搞暴动来啦！”战士又问：“有介绍信吗？”毛泽东回答说：“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他们说：“没有介绍信只好先抓起来再说。”毛泽东倒是不怕这些义勇军抓，便对战士说：“要见你们的大队长陈知峰。”
很快毛泽东的双眼被黑布蒙住，押到陈知峰面前。陈知峰问：“你是哪一个？”“押犯”回答：“我是毛泽东。”陈知峰赶快叫队员松绑并解下蒙眼的黑布。陈知峰仔细一看，果然是毛委员，歉意地说：“啊哟哟。弄错了，弄错了。”那几个押解的队员顿时楞在一旁。毛泽东用手擦了擦眼睛称赞道：“你部下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接着，他风趣地说：“陈知峰，你可知道，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大队长陈知峰连连道歉：“同志们正焦急地等着您的到来呢……”
9月10日毛泽东平安地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即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当即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10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为庆祝起义顺利爆发，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地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尽管湖南省委制定了“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合的计划，在组织上建立前方的前敌委员会和后方的行动委员会，并且要求互相密切配合。然而就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来看，攻击中心城市是难以实现的。经过数次进攻，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在接到毛泽东报告前方失利的情况后立即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3三湾改编
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起义军必须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如果率部进攻长沙，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可能会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毛泽东实在难下定决心。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针对指战员的失败情绪，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进攻长沙，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所以我们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广大指战员听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起义军南下的路途上充满了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着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24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300。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时年23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9月25日，工农革命军来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再受挫，加之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90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他们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不幸的是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先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所以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结果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出发，朝永新方向前进。因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极为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很严峻。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也难以继续前行。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着名的三湾改编。
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的地方：枫树坪。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1个，共有700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10月3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毛泽东的讲话，犹如在黑暗摸索中射出的一道耀眼光芒，照亮了指战员们的心。大家豁然开朗起来。那种因处境艰难造成的沮丧和灰暗气氛，一扫而光，从心头像点燃了一把火炬。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带着坚定的信念，毛泽东率领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精神抖擞地继续南下，寻找革命落足点。
三、落脚井冈山
1结交绿林朋友
袁文才。王佐。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转战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一面部署部队整编，一面考虑联系井冈山绿林武装的问题。当时井冈山有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武装，一支在山顶，一支在山腰，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各有六七十支枪和一百五六十人，互相配合，据守井冈山。袁、王二人还是拜把兄弟，结为“老庚”。要想落脚井冈山，不得到王佐、袁文才允可那是办不到的，于是，毛泽东写信给袁文才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请他们来三湾一趟，共同商议联合暴动的事。
当工农革命军一进三湾村，袁文才很快就得到消息。他怀疑是国民党军队冒充的，就派人去侦察，揭下工农革命军贴的宣传标语，连夜送到茅坪。头领们看着“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议论纷纷，都觉得不像国民党伪装的队伍。
正在袁文才等头领们议论的时候，哨兵带进两个陌生人，说是从三湾来专门送信给袁大哥的。袁文才接过信一看，果然是给自己和龙超清的。于是，袁文才下令要头领们讨论这封信。头领中有个叫陈慕平的人，曾经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当过学员，一看到毛泽东署名的信件，显得格外高兴，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几个头领不约而同地问他什么原因。陈慕平说：“我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老师来了，能不高兴吗？”陈慕平接着说：“这是送信上门来请的，当然得去，不去恐怕有失礼面。”
至于怎样去接头？头领们却众说不一。有的提议袁大哥亲自去，有的却不同意，说办起事来留个回旋余地好。于是，有人提议：最好由陈慕平代表袁大哥去，一来可以见见老师；二来师生之间谈起话来也方便些。陈慕平立即表示：那好，我同龙超清去三湾走一趟，摸一摸情况。大家都表示赞同。袁文才最后说：“这几天大家不要走远，万一有个不测，集合起来也方便一些。”同时，他还指派人尽快把龙超清找来。
中午时分，龙超清回来了。他读罢毛泽东的信，兴奋地说：“这下可好了。”他转而问袁文才：“怎么打算？”袁把陈慕平代他去接头的事说了一遍。龙超清点头道：“这很好。吃过午饭就动身。”袁说：“今天你已走累，还是明天一早走好。”
毛泽东在三湾翘首等待着袁文才和龙超清的到来。当知道宁冈来了两个人时，毛泽东立即出门迎接。看见一个陌生人朝自己挥手喊道：“毛老师，你好！”毛泽东十分惊讶，仔细端详后问他：“你是哪一个，怎么喊我老师呢？”“我叫陈慕平，是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毛泽东猛然想起来，“嗅！是你呀！你不会游泳，大家叫你旱鸭子，对吗？”陈慕平连连点头道：“是呀！是呀！”并转过身将龙超清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礼貌地将他俩迎进屋里叙谈。
三人坐定后，陈慕平首先向毛泽东解释：“本来袁大哥自己要来，只是有点伤风不能来，要我代表他向大家问候，欢迎到宁冈去。”紧接着龙超清简单地介绍了宁冈县的情况，并说：“你们来了，我们很高兴，袁文才那里估计不会有问题，他是今年1月入党的党内同志嘛！”毛泽东听了两人的谈话，甚是高兴。他亦连忙向两人介绍秋收起义严重受挫、转移到这里来的情况，然后说道：“在莲花县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我们到宁冈、井冈山找你们。看来是十分正确的。”
双方谈得颇为投机，互相又介绍了一些情况。忽然，毛泽东发现他俩都没有带枪。问其原因，龙超清答道：“我们这里枪很贵重，有钱买不到，带出来怕丢失，一般外出都不带。”毛泽东说：“如今是革命暴动时期，出门要随身带枪，你们回去每人带一枝枪走。”这时，团长陈浩对毛泽东说：“部队吃粮困难，能否早点开到宁冈去？”毛泽东转向龙超清：“你们看怎么样？”龙超清说：“行啊！明天就可开到宁冈的古城去，离这里30里，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还有前来联络的龙超清和陈慕平。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扩大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
工农革命欲在井冈山落脚，不征得袁文才、王佐二人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而事情也远非那么简单。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参加了绿林组织，但在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
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拜把兄弟王佐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也就是王亚久在安源会议上发言所谈到的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后因国民党军队五个团来进攻，袁、王两部被迫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央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他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但是，袁、王两人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没有多少了解，甚至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态。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攻高山”。
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拿什么当见面礼呢？这是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从与龙超清、陈慕平的接触中得知，枪是他们的命根子，而本部队枪支恰恰有多余，就在“送枪”上做文章吧。毛泽东盘算着送少了不解决问题，干脆他狠下决心送他100支，袁文才原有60支枪，加上送的这些枪几乎可以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了，一定能够解除他的戒心与顾虑。工农革命军团部几个主要干部听到要送100支枪，大为惊讶，说：“这要占自己全部枪支数的六分之一，以后自己发展、扩大怎么办？”毛泽东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明争取袁文才的重要性、送100支枪的必要性，终于统一了团部干部的认识。
龙超清回到茅坪找到袁文才，转告毛委员要会见他的事。在同他商定会面地点后，龙超清又回古城通报情况。袁文才迅速召集头领们议论会见毛泽东的事。多数头领提出：“热情款待，准备全鸡、全鸭、全鱼。”少数头领仍顾虑重重：会见凶吉未卜，还是作些军事防备为好。袁文才认为此意不妥，有失礼节。其中一位头领献策说：“可以将30人隐蔽在大仓村后面树林里，不露蛛丝马迹。”袁文才只是皱皱眉头，没有再说什么。
工农革命军这一边亦对毛泽东此行而担忧。团长陈浩提议，至少带一排兵去大仓村。毛泽东立即反对：“此议不可取，只你和警卫员去。”陈浩有点担心地问：“3个人去行吗？这帮人原是绿林好汉，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毛泽东耐心劝慰道：“要相信人家，尊重他们，人去多了反而不好，会增加他们的疑心。”最后毛泽东还是决定3人去，由龙超清带路，毛泽东等3人按时赴约。茅坪的头领们也早早来到大仓村，在村口等候，当看清毛泽东只带两个随员时，立即示意撤去武装埋伏。陈慕平指着前方说，那个头发长长的就是毛委员。袁文才大步向前，热忱欢迎。
袁文才把毛委员等迎进屋里，说道：“毛委员，咱们久居深山，孤陋寡闻，先给我们讲讲当前时局好吗？”毛泽东说：“还是请大家先谈谈。”谦让一番后，他向众头领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表明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地区的目的和想法，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接着，他话题一转问道：“听说你们这里也闹得很欢呀！”袁文才接过话说：“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局势逆转，就退回山里来了。如今你们来了，革命斗争有指望了。”毛泽东又问袁文才：“你们有多少人和枪？”袁文才答道：“有一百六七十人，60多支枪，有的枪还不能用。”毛泽东以赞许的口吻说：“你们在逆境中保存这么多枪，很不容易呐，但这还不够，还应扩大才是呀！这样吧，工农革命军送100条枪给你们。”
袁文才听完不禁一愣，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疑惑地望着毛泽东，其他头领也半信半疑，互相对视。毛泽东见此情景，又道：“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这回众头领方才听清楚，个个咧嘴欢喜，袁文才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他也不含糊，当即说：“听说工农革命军眼下给养有些困难，我们准备了一点钱（600块银元），先送你们略作补充，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陈浩向毛泽东递了个眼色，得到毛泽东的应允后对袁文才说：“文才同志，还有一件事要与你们各位商量，我们有伤病员要安顿，想把医院和留守处设在茅坪，你们尊意如何？”众头领对此感到突然，把目光一齐投向袁文才，等着他表态。袁文才深明大义，环顾众头领一眼后，痛快地说：“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咱们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也同意留守处和医院建在茅坪。”
既然双方已谈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顺理成章。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得以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10月中旬，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3人赴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对于袁、王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自始至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对派出的干部作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给他们指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注意体察入微，直接做袁、王的工作。除抓住机会直接面谈外，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王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为了团结、改造好袁、王部队，毛泽东还抽出时间，到袁、王部队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开阔大家的眼界，提高觉悟。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很快也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2月上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团，下辖两个营。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收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对袁、王部队的成功改造，创造了我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
2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努力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摸索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制订，既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正确地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问题，又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军战士用的写有“六项注意”的布包袱皮。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分连、排、班深入到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当地工作的基础，决定和力争按质按期完成十天半个月或稍长时间内的工作任务。为了加强部队的纪律，毛泽东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增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在加强军队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努力密切军民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对重建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工作，也予以高度重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9月25日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在此召开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在了解莲花、永新等地情况的同时，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随后，工农革命军攻下莲花县城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召开了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永新与莲花的一部分党员正躲在该地“打埋伏”，当晚，毛泽东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部分党员的会议，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党的各级组织，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在这里，他不仅亲自主持了赖毅、欧阳健、李恒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在朱家祠堂接见了酃县党组织派来接头的同志，指示酃县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暴动。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永新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听取他们的汇报之后，着重提出要抓紧时间，把三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策应万安暴动，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随后分兵发动群众，帮助建立了以陈正人为书记的中共遂川县委和王次淳任主席的县工农兵政府。不久，前委召开了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再次强调重新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发挥党的战斗作用。
在重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还经常教育大家：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它就像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因此，“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为了发展党员，建设好党的支部，前委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1927年底，毛泽覃到了宁冈的乔林帮助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翌年春天，毛泽东、宛希先分别到了永新的秋溪与三湾，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支部。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强调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而且也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由于边界党员的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出身，边界党组织的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之上。长期落后的个体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他们受到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经过调查了解，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边界党组织内部，存在着这样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地方主义，二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产生是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同姓同族共同居住的关系，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党支部开会，简直就像家族会议。后者则产生于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械斗。
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便时常发生无原则的斗争。此外，边界的党组织还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与白色势力的严重包围之中，社会上的各种落后思想意识，以及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无时不从各个方面侵袭边界的党组织，使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腐蚀。边界党组织所存在的这些情况，使得毛泽东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由此，毛泽东和前委要求，“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拢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对于现有的党员，则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对边界的党组织明确地指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连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努力下，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有效地克服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到1928年2月，茶陵、永新、宁冈、遂川4县建立了县委，谭思聪、刘珍、龙超清、陈正人等4人分别担任4县县委书记。酃县建立了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莲花建立了特别支部，朱亦岳为书记。此外，前委还和万安、攸县等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边界各县党组织的重建，有力地推动了边界的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各项工作的进行。
在边界党组织重建的基础上，前委于1927年11月，曾考虑成立边界的特委，以加强地方上党组织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根据地尚属初创，党的组织还未健全，因而，前委的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到1928年5月，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各县党组织大多数建立，成立特委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从此，边界各县党组织，在特委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这样，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以宁冈为中心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都县、茶陵各一部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
3下山领回革命军
从1927年10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内部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扩展的大好时机。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去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绳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
工农革命军在大陇集合出发，毛泽东作战前动员说：这次打茶陵，我们要扩大政治影响，要宣传工农革命军的政策，组织群众，武装工农。并且风趣地说，我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可我这个脚不太革命，不能和同志们一道去打茶陵，预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茶陵县城。但是，部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虽然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但除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外，其他人员照旧，每天依旧坐堂审案，收税纳粮，派款派捐靠商会，地主豪绅仍然趾高气扬，而人民群众依然没有说话的权利，对此群众很不满意。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情况。
毛泽东立刻回信，要陈浩他们改变做法，充分发动群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和茶陵地方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碎旧政权，抛弃旧制度，由工农兵团体推派代表，于11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人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第一任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县赤卫大队等组织。红色政权建立后，立即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掀起了一场较广泛的群众斗争风暴。
12月下旬，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近20个连的兵力立即向茶陵反扑。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处于危急之中。这时，正在桂东一带打游击的第一团第三营，在张子清率领下赶来参战，但总兵力也只有7个连。战斗非常激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宛希先、张子清等主张部队撤出战斗，向东返回井冈山。可是，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等因不发动群众受到毛泽东批评而心情不快，觉得条件艰苦，又得不到前委的信任，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悲观失望，开始心怀鬼胎：这次指挥战斗，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导致战斗失利。在大家的竭力催促下，被迫撤出战斗，但他们一面命令少数人把回井冈山必经的东门浮桥拆掉；一面把部队往南面拉，准备投向湘敌方鼎英（陈浩在黄埔军校时的教育长）的十三军，并派心腹把投降信偷偷送给方鼎英。广大指战员对陈浩一伙鬼鬼祟祟的行为提出严厉指责，队伍走走停停，进展缓慢。幸好宛希先、张子清亲自布置的岗哨抓住了陈浩的心腹，截获了投靠方鼎英的密信，他们尽量设法把队伍拖住，力争东折向井冈山靠拢。
毛泽东虽身在井冈山养脚病，但心系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安危。12月下旬，他的脚病略有好转，后方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安排，想下山到茶陵看一看指战员们。一日，毛泽东忽然从报纸上看到湘敌第八军独立团和地主民团开回茶陵“平乱”的消息，感到很震惊，随即对工农革命军的处境忧虑万分，决定亲自赴茶陵同大部队会合，共同谋划对付这支反扑的敌军。他立即找陈伯钧谈话：我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请你负责护送。陈伯钧向袁文才作了说明，训练工作也作了交代，便立即找人准备护送毛泽东下山。
有关毛泽东下山的惊险情况，曾经亲身经历的陈伯钧作了如下回忆：“能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覃、黎育教两同志以及随从人员。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袁（文才）营长派来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我们一行八九人，紧赶忙赶，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我们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好在茶陵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沿途有农民赤卫队放哨，我们一边询问情况，一边继续前进。不久，夜幕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打了一天的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夜已深沉，枪声逐渐稀落、疏远。”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我军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酃县水口（应为茶陵湖口）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运河追赶部队。早饭也来不及吃了，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临时把放在岸上的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着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湖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碰到3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见到毛委员，真是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花了，走不得了。’毛委员一边亲切地安慰了他们，一边将自己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向茶陵进攻的敌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的部队。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谁曾想到，毛委员和我们竟变成了我军撤退的最后‘收容队’和‘掩护队’了。我们赶到湖口，天已黄昏，部队正在休息。”
毛泽东先找到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和三营营长张子清了解部队情况，并要张子清派可靠的人维护会场秩序，然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宛希先、张子清表示坚决退回井冈山，反对把部队开往湘南。陈浩故作镇定地说：我们准备开到酃县船形一带山区去打游击，没来得及报告毛委员。毛泽东“唔”了一声。宛希先指着神色慌张的陈浩和徐庶揭发说：“他们要叛变革命，把部队拉到方鼎英那里去！”陈浩脸色突变，跳起来叫道：“宛希先，凭甚么血口喷人？”“哼！”宛希先将陈浩一伙写给方鼎英的求降秘信，当场予以公布，揭穿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陈浩一伙见此阴谋败露，狗急跳墙，作最后的挣扎，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拔出枪来，已被解除了武装。陈浩还想强辞争辩……毛泽东冷冷地说道：陈团长就不要再狡辩了，你们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吧！
毛泽东接着说：在三湾改编时就明令宣布：愿意走的，发给路费，但不准带枪，更不能拉走部队，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你们作为团的主要领导，当时是同意的，今天你们明知故犯，企图拉走部队投降敌人，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会议最后，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营、第三营全部开回井冈山；将陈浩、徐庶、韩昌剑三人逮捕押回井冈山！第二天早上，在毛泽东率领下，工农革命军折向宁冈，返回根据地，茶陵游击队200余人由谭家述带领，跟随工农革命军一起行动，被编为第一团第二营，谭家述任营长。工农革命军抵达宁冈砻市，前委召开大会，宣判了陈浩、徐庶等叛徒的反革命罪行，并严厉地处决了他们。会上，任命第三营营长张子清为一团团长，朱云卿任参谋长，伍中豪接替张子清任三营营长。
毛泽东和前委的果断行动，维护了军令军纪的严肃性，挽救了这支革命队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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