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湖南党团和工会组织
1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船山学社，积极进行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据萧三回忆：“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堆子和墓碑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弓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此外还有三个人：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这五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团员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为此他亲自深入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建党和工运工作。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夏明翰到衡阳找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开座谈会，在第三师范的一间教室里，讲演历史上农民的造反行动。以前人们只听说黄巢、李自成都是“贼子”、“犯上作乱”，而毛泽东却肯定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明朝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实际上都是代表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还分析了历代农民起义其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当时学生听了，感到很新奇。
同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考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这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都能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毛泽东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
1921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安源，“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1922年1月，安源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6个人。
在此前后，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处，都建立了中共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
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发起，在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约千余人。在这大会上，他先后“讲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
5月间，湘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共有中共党员30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为委员（不久增加郭亮），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区委机关旧址——长沙清水塘。中共中央局1921年11月的“通告”还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为此，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发展团员，吸收了黄爱、庞人铨、张理全等，至1922年5月，仅长沙就有团员60余人。
毛泽东正在大力从事发展党、团组织之时，发生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惨杀黄爱、庞人铨事件。为揭露赵恒惕的罪行，1922年2、3月间，毛泽东赴上海，长沙团执委书记一职，由陈子博代理。3月8日，陈子博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写道：“因泽东仓促出省”，“Ｓ·Ｙ全国大会。此间须待泽东来信，方能决定进行办法，容后报告”。
毛泽东自上海回湘后，经过研究，即派易礼容、陈子博去广州，参加了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29日，毛泽东再次到衡阳。翌日，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给衡阳各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小时的“社会主义”讲演。5月1日，到湘南学联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并演说。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6月7日至15日，毛泽东连续3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有关团务。7日信道：“衡阳s·9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15日回信说：“常德Ｓ·Ｙ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依照新章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隆郅为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等7个工作委员会。由王梁、李隆郅（兼）、易礼容、周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运动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6月20日，毛泽东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复亮写信，报告长沙团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
在建团工作中，毛泽东强调扩大工农成份，防止使团组织成为“学生团”的错误倾向；强调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员担任。
从建党之日起，毛泽东即重视党、团的组织生活和纪律。如在一次会议上，他对一位年近60岁的共产党员、原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提出批评意见（为此，贺于1922年4月自动脱党）。又如有位同志对缴纳党费表示异议，毛泽东立即耐心说服，指出交纳党费是每个党员的基本义务。他早年极重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常拿有病就要吃药作比方。党中央的文件来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认真传达贯彻。中共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大都是他起草的。他最勤于执笔，常同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通信具体地报告和指示工作。他对同志非常谦逊、诚恳、关心有如家人。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谈话时，总是尽量让对方讲，自己细心倾听，重要之处就笔记下来。他解答问题简明扼要，极其中肯。他的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总是教育大家，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他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同志们。
毛泽东在一师附小的住室。在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的同时，毛泽东还建立了长沙织布厂。据当年厂负责人易礼容回忆：开办此厂不仅可以赚点钱，解决党的活动经费，而且可以安置几个人，打入社会，实际上也可说是党的一个机关和活动场所，它与武汉利群书社有联系，从那里请来了技师。
这时，毛泽东继续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参加了长沙教职员联合会。1921年9月25日，该会开会选举职员，他当选为编辑干事。28日，他参加了该会欢迎干事大会。毛泽东利用这些公开的社会职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0月22日，他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及欢送夏曦赴俄大会。会上。他发表讲话，强调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甚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同年9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寄发的通告和信件：所有会员重新填写入会愿书，并注明介绍人。毛泽东是1920年初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这次遵嘱补填了入会愿书。1921年底，还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在调查“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在“将来欲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在“备考”栏中，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2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相距时间仅两年，党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为了加强党和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的400元银元，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湖南《大公报》发表。
因湖南自修大学是利用船山学社经费开办的，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挂名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负实际领导职责，于1921年9月开始招生入学。次年4月，贺民范辞职，校长职由毛泽东继任。
湖南自修大学十分重视德育，它要求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毛泽东在创立宣言中这样说道：“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为此，《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写道：“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自修大学学生在1921年9月间入校者“只有一人”。1922年夏有30余名，毛泽民、陈佑魁、夏明翰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员。
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的指导。教学内容“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课程的设置和研究的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还要学习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思想及心理学等课程。自修大学内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集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报。
自修大学旧址——船山学社。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及于省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反映也很强烈。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曾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称湖南自修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自修大学创办后，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造谣攻击，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他们声称船山学社停办了，400元光洋也无需再供应。为继续获得这笔经费，同时为满足失学青年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
1922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夫妇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到长沙，12月23日湖南《大公报》发表《自修大学新聘学长到湘》的消息说：“该校自修生于昨晚开会欢迎，并讨论进行办法，拟于寒假期内聘请学者举行学术讲演大会。”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发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即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政治论文。毛泽东这篇文章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认为：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大农民仍处在蒙昧状态中，这种政治经济情况有益于军阀的统治。但军阀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按照历史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新时代》共出版了4期。1923年11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党对此早有准备，立即筹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湘江学校。原在自修大学的绝大部分学生都转入了这所学校。湘江学校开始由罗宗翰、易礼容任校长，但不久即由何叔衡担任校长。湘江学校一直存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3月由湖南党组织决定停办。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着名社会活动家。
3争取黄爱、庞人铨和湖南劳工会
中共“一大”闭会不久，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随后成立，毛泽东任主任。
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无政府工团主义传入湖南较马克思主义传入还早、还广泛，在工人、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也较深。袁绍先、杨叶、谢嘉陵、张公天、劳一、李鸿盛等组织的“大同合作社”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
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拥有七千名会员。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湖南劳工会的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这是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体现。同时，会内确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湖南劳工会不能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团体，而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
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爱、庞人铨在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因此毛泽东要将劳工会的人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有许多有利争取的因素：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并曾征得陈独秀的支持由上海回湘创办湖南劳工会；劳工会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明出路。
毛泽东仔细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又将黄爱、庞人铨那些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跟挂羊头卖狗肉的野心家区别开来；对一般工人会员进行具体分析，弄清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对劳工会的先进分子，毛泽东是重点培养，紧紧依靠。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等人谈心，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精神，同时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的工人运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1921年11月21日，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他指出：“劳工会这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紧接着，他针对劳工会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黄爱、庞人铨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为书记、组织、宣传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也交会费了。
1921年冬，毛泽东曾邀劳工会领导人之一张理全去安源，考察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给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当年毛泽东在安源的住址——八方井44号和当年毛泽东考察过的总平巷矿井。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去桂林会商孙中山，在长沙稍作停留。毛泽东接待了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介绍他与黄爱、庞人铨等接触，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庞和部分工人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和市民、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召开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毛泽东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定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1921年冬，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逮捕，翌日凌晨即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陈独秀曾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黄、庞被杀后，毛泽东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严密封锁，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毛泽东根据过去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不久，毛泽东自己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毛泽东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会上他报告了黄庞事件的经过，号召人们向黄、庞学习。
二、领导湖南工人运动
1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途经武汉时，会见了陈潭秋、黄负生、陈荫林、刘子道、李汉俊、丁默村、包惠僧等人，交谈了党务、宣传、组织和劳工运动等情况，拟回湘后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但谭延闿在与赵恒惕的斗争中失败，赵恒惕重新取得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地征求民意。许多政客为之捧喝，惟独湖南《大公报》开辟了“省宪草案讨论”专栏，毛泽东撰写了《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载于4月25日至27日的专栏内。
文章指出：省宪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认为，“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三项中，以“第三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会失去生存权。
毛泽东不仅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而且主张省宪法应当明确规定惟有有正当职业的人，才能参加政治，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将来的政治成为一种职业政治”，而不是现在无正当职业之人当权的“游民政治”。省宪法草案中两个最大的缺点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如果这样，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因此，他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作根本性质的修改。
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除了应加入上述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还着重提出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随后，李六如、易礼容、陈子博、陶斯咏相继撰文揭露省宪法草案的虚伪性，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毛泽东等人这些批评意见，赵恒惕政府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但是赵恒惕的假民主，却为毛泽东首倡劳动立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时机。
赵恒惕经过一场自演自吹的双簧戏后，不顾民意于1922年元旦悍然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3月，据这个宪法，改选了省议会。接着，又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赵恒惕正在得意间，毛泽东又利用这一假民主，再一次发起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幽默风趣地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所谓生存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子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产生的东西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强调生存权和劳动权，“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提醒人们对省宪法不多抱幻想。“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是不可抛弃的。“‘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这些劳动立法观点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中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要早一年零五个月，从《更宜注意的问题》算起，也早了四个月。毛泽东不愧为我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倡导的劳动立法运动中，毛泽东也是一积极的拥护者和行动者。1922年夏，中国南北都发生了战争，北方为奉直战争，南方为孙陈战争。奉直战争结果，张作霖失败，吴佩孚宣布恢复国会；孙陈战争结果，孙中山被逐出广东，陈炯明取消广州护法政府；国会议员不能在广州立足，应曹锟、吴佩孚之召重回北京，并于8月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如毛泽东抓住湖南自治运动和赵恒惕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时机一样，号召全国各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8月16日，邓中夏等人向北京参政两院提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联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国会提出《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国会制定劳动法案。《劳动法案大纲》19条，第一至四条系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契约缔结机、国际联合机。五、六条是各类工人，包括从事夜工、十八岁以下的童工、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问题。第十三、十四条为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劳动组合等问题，第十九条为工人补习教育问题。
这19条的内容与毛泽东早已倡导的劳动立法内容大体一致，故毛泽东积极拥护这19条，并于9月6日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励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4项基本权利。通电提醒议员们：若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请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其观点之鲜明，态度之坚决，为当时各省劳动立法运动之冠。
虽然《劳动法大纲》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但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工组合权的呼声，已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2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当时安源是中国南方较大的矿山之一，约有1.2万多工人，株萍铁路约4500人。安源路矿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三重压迫，生活非常艰苦。压迫愈重，反抗愈大，这里蕴藏着很大的革命力量，所以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在1921年冬，先后两次到安源，深入矿井，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启发工人觉悟。他向工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工人懂得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和求得解放的道路。据老工人回忆，他曾打了一个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心里豁然开朗，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说，就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李先生即是李立三，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时，他也去了。1919年底，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两年后回国。1921年冬天，李立三受党中央派遣，到湖南长沙找当时的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毛泽东，请求安排工作。
两个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国参加革命，二人畅谈了自己近年来的经历。接着，毛泽东向李立三介绍湖南的革命形势，介绍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党的“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对李立三说：“在你的老家醴陵不远，有个江南最大的煤矿，1898年开办，那是外国人控制的矿山，是官僚买办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专门从株洲修了一条铁路往外运煤。那里，工人比较集中。现在要乘世界革命高潮的东风，把中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地搞起来，那可是个理想的地方呀！”毛泽东希望李立三能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
李立三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派我去安源，行。”
毛泽东接着说：“是啊。那里的工人遭受重重剥削，生活不如牛马，心里窝着火，迫切需要党去发动，去组织。因此，决定派你到那里去开展工作。”
“我一定不负重托！”李立三表示自己的决心后，又认真地问道：“我到那里后，工作应当怎样着手呢？”
毛泽东说：“你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条件，争取公开活动，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积极分子，逐渐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工人的核心。然后公开组织工会。”毛泽东告诉李立三，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残暴和黑暗的，因此首先需要利用合法的条件开展工作，才能站稳脚跟。长沙有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那里工作，你去他那里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党把开辟工人运动的重任交给了你，有什么困难就写信来。过些时候，我还会派人去帮助你。”
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心情很激动，这次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对工人运动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他工作的周到考虑，使他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佩之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很快办好了去萍乡的手续。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偕同李立三以及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宋友生、张事全等3人一起去安源。
1922年初，李立三按照毛泽东“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意见，携带湖南省教育会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函去安源，通过萍乡县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学员60余人。李立三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俱乐部成立，李立三带领工人举行了安源历史上第一次游行示威，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时，毛泽东又增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自己亦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工人中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行动，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着急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组织。安源党组织在1922年2月中旬成立，李立三任支部书记。到罢工前已发展到30多人，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注意斗争策略，创办了方便群众、为工人服务的“消费合作社”。这样，工人们更感到俱乐部与自己有“切身之利害”关系，“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7、8月间，安源路矿工人对湖北汉阳铁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举行罢工所获得的胜利，甚为惊喜，而对路矿当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的几成工资不发十分不满。于是“俱乐部乘此时机，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8月，李立三去长沙，向毛泽东详细报告安源工人的组织情况和群众情绪，认为在安源举行工人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请李立三在长沙暂时住下，参加和帮助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然后他将去安源同党组织和李立三一起讨论和安排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就在李立三离开安源后的几天里，安源路矿当局利用李立三不在的机会，搞了一系列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活动，企图赶走俱乐部领导人，“训令从此俱乐部自行停办”。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罢工。在这关键时刻，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他先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进一步肯定了安源工人组织的团结和壮大。通过总结前一段安源路矿工人在湖北汉阳钢铁厂罢工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对安源斗争形势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目前最重要的是做罢工的各种具体准备。接着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研究和讨论罢工的具体实施方案。
据老工人回忆，毛泽东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罢工运动的大好形势，尤其是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安源敌人方面的情况，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有空隙可利用；同时指出工人不能孤军作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强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地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的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坚决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求他立刻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因为“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9月11日，毛泽东即派刚刚从苏联归国的刘少奇“到安源来”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
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1922年9月14日，以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由于准备充分，14日一早，随着不断长鸣的汽笛，成千上万的工人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涌上街头，他们举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标语，大声疾呼：“罢工！罢工！”聚集到路矿当局的门前。刘少奇作为工人总代表向路矿当局重申了罢工宣言中提出的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其中包括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条件，要求与路矿当局谈判。
罢工开始后，在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安源工人们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顶住了来自路矿当局的威胁利诱。路矿当局在软硬兼施都失败后，18日，只好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与俱乐部的工人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面对面的激烈对质和交锋，路矿当局计寡力竭，只好同意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承认俱乐部代表工人的权利。在三方签署协议后，安源路矿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的结果宣告结束。
当天，路矿工人游行，庆祝罢工的胜利，全国的工人阶级都为之欢欣鼓舞。
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到安源。在安源，他再次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工人们生活的近况，并召开主人代表大会，向安源工人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嘱咐工人俱乐部要进一步作好团结工人的工作，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安源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由于这一胜利的影响，安源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3年，俱乐部已由罢工时的700人猛增至1万人，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加入了这个光荣的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如燎原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召集包括安源在内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毛泽东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局方有请派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使矿局限于被动，终于不敢有所动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又到安源，指示中共安源地委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守势中取攻势，在退却中寻找进攻的道路。
3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1922年10月，紧接安源罢工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6400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
当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中，以泥木工人人数最多，也最有斗争精神，从1917年以来斗争未曾停息过。毛泽东依靠一批积极分子，经过二三个月的努力，以“十人团”的形式把工人组织在一起，到1922年9月初已组织108团，达1000多人。5日成立了长沙泥木工会。任树德被选为总务股主任（即委员长），易礼容被聘为秘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沙土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规定该会的宗旨是：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互济；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10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举37人组织委员会，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读、会议、庶务、交际5股，进行日常工作。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务。各工会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领导各工人俱乐部。
10月初，毛泽东在清水塘召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详细研究罢工问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罢工。毛泽东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还应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络，争取他们的声援。
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开始罢工。罢工宣言写道：“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当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决不受何方面的剥夺的。现在我们采取唯一方法是：冒得三角四分和二角六分钱一天的工价的，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工。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表示“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泥木工人罢工时，正值双十节。各机关、学校、急需扎牌楼，加之久晴欲雨，寒风即将袭来，许多商店、居民急需修理房屋。因此，当罢工进至第五天后，很多学校、机关、商店、居民给泥木工会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复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工价发给工钱。这时，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泥木工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分析此情况，启示工人：长沙县公署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掌握时机，克服困难，加强团结，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同时，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发动各界支援，给予适当救济。
长沙县公署不顾民意，拒绝接受工人条件。10月21日，泥木工会召集两千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开会，一致高呼：“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决定23日向长沙县公署请愿，非达目的，决不甘休。22日，长沙县公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该布告将泥木工会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少数工人害怕再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庞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件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的眼色，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当然也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毛泽东还说：“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和周瀛干干到底。”党的决心和信心，马上由“十代表”传到工人中去了，大家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10月23日上午8点钟，数千泥木工人在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决不出衙门。这天的请愿由泥木工会秘书易礼容任首席代表。上午9时，队伍冒雨向县公署进发。“沿途大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秩序井然”。毛泽东这天穿了一件对襟衫，大步走在工人队伍中间，指挥着请愿示威游行的队伍。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队伍到了县署后，请愿代表分两批入见周瀛干。第一批代表出来无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时过正午，仍无消息。毛泽东便从人丛中跳到坪中的花坛上，向工人鼓动：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就一起到衙门里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领着工人高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
由于工人同卫兵起了冲突，赵恒惕调来一连军队包围工人，但工人仍不屈服。于是，赵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来“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回去。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被迫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同代表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办法，于凌晨3点钟，工人撤离县署。
经过一天一晚的激烈斗争，周瀛干深为工人声威所震惊，有加害工人首席代表之意。毛泽东洞悉后，便决然自己出任首席代表。
10月24日上午，两千余工人又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再向省署请愿”。下午2时，派出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杨福涛等12个代表去政务厅坐催公团会议，扮着工人模样的毛泽东就在他们中间。在谈判时，毛泽东手执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辩论。毛泽东“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他只好使诡计，转个弯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接着说：“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政府解决工资问题。”谈了3小时，还没有结果。工人在教育会坪用电话警告吴景鸿无结果，只得来署请愿。至晚8时，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只得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过目，并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工人有营业自由。于是代表一边将谈话记录带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一边撰写呈文，交赵恒惕批。
第二天，湖南《大公报》就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工价”，“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文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长沙县署，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等语。这是一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相结合的策略。
10月25日上午，仍由毛泽东和任树德等代表到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当吴景鸿送赵恒惕阅后盖印时，毛泽东等发现阅批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专由该工人等一面加以限制”两句，认为后句“万不可存，力争请删除”。在理屈词穷情况下，吴厅长乃承认删除其末句，并对工人群众说：“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谈判签字后，工人一齐拥向长沙县公署示威，欢呼“‘罢工胜利’、‘劳工万岁’，声震屋瓦”。旋“回教育会大坪”开庆祝大会。10月26日发出复工布告。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鼓舞了长沙各行业工人和湖南各产业工人，使全省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开展，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原来许多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现在也相信共产党了。
4粤汉铁路工人和长沙铅印工人罢工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3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郭亮任秘书。
在全国罢工高潮和粤汉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一位姓王的局长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挠工人运动。王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恩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3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3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匆来干涉”。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姓局长唆使“工人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遭到军警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赶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惨杀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各工人莫不切齿痛恨，当经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并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名义，通电全国，请予援助。”同时还派出三个代表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协助工作。
在安源、武汉及京汉铁路的援助下，粤汉铁路工人19天罢工终于获得胜利。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
毛泽东主办过期刊，平时与报馆来往又很密切，因此，对铅印工人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的痛苦知之甚详。1922年9月21日，他帮助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自己兼任秘书。1922年11月19日，铅印工会开会，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店主增加薪水，减少工时”。21日，派代表邀请各印刷公司的老板同他们进行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并将“要求十三条”及公函“递与各经理，请在三日内答复”。谈判未能使工人取得满意的结果，于是工会负责人遂与毛泽东紧急商议，决定罢工。
当时报纸上有关罢工斗争的报道。11月25日，铅印工人宣布罢工。“全城印刷局十余家同时休业，报纸十余家亦同时停动”。据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老排字工回忆：当时官方以为工人只会停工二三天，就会因感到吃、住困难而不能坚持，所以起初不闻不问。殊不料工人们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老早防备了这一着，全市三百多铅印工人的吃、住并没有发生困难。”坚持八九天后，他们看见工人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工人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各印刷厂的资方，企图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以恐吓和要挟工人。“当时小部分工人慑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形后，便及时告诉大家。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用武力强迫，但是只要大家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而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大家听了毛泽东这一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
印刷工人罢工，社会上因无报纸可阅，反应强烈。报界和印刷业资方因利益受损，对各印刷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催促甚急，罢工工人也有不少实际问题，都有从速解决之要求。因此，毛泽东自始至终采用两手，一手发动、支持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一手“发起调停”，进行谈判。
罢工的第三日，毛泽东即开始发起调停。据当时湖南《大公报》报道：“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议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以限定交稿时间”，“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12月9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张平子；铁路界之卢士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陈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代表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谈判会“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当场双方签定草约”，11日“复签定正约”。
当时的报纸还报道：签约时，印刷“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表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当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于十三日出版），盖亦明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而“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12月12日工人正式上工，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前后坚持17天，最后获得胜利。
三、扩大湖南工人运动
1开展请愿斗争
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毛泽东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一致赞成。随即在新河粤汉铁路总工会内开工会联合会代表会议。“列席者：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卢士英、毛子任（即毛泽东——编者）；岳州铁路工会代表王俊岭、黎有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朱少连、李涤生；长沙泥木工会代表黄志信、任树德；理发工会代表童继发、阳秋生；笔业工会代表郑应奎、贺佳；人力车工会代表黄德仲、张长生；缝纫工会代表张汉藩。”在会上毛泽东被推为会议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了演讲。会议一致表决下列3项：（一）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二）推粤汉铁路总工会担任起草简章；（三）推粤汉铁路总工会负召集第二次代表会议之责（以本日为第一次代表会议），即由第二次代表会议议决简章，然后再定期开成立会。”会议之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
11月5日召开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泥木工会、理发工会等9个工会的代表。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凡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时，他们往往说：“找工团联合会去！”“我们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湖南的工人运动亦日益组织化。
湖南工人的大罢工，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于是想方设法破坏罢工运动。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说干工人运动的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又说工人运动倡导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等。同时还放出政府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以威胁工人群众。此外，不断制造向工人挑衅的事件：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7家新店；旧缝纫工会的封建把头，寻衅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群众情绪极为愤慨，少数落后分子动摇。
为了进一步鼓舞工人的斗志，揭破谣言，保护工会，解除部分群众的思想顾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派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其所属工会的代表，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以逼迫赵恒惕在工人运动和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公开重申自己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时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诺言，同时就势解决具体纠纷事件。
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0多人，先后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等人，同他们进行了3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这次说理斗争涉及10个问题：（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六）人力车工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12月13日、14日，长沙各报都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新闻，但由于“省略方多，且多与实际交涉情形不符”。故此，毛泽东等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将翔实情况披露，刊于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湖南《大公报》。
关于政府对工界的态度问题，在毛泽东等代表的质问下，赵恒惕等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在谈及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事件时，赵恒惕强行辩解，并重把“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罪名，加在黄、庞身上。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
关于集会、结社自由问题，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恒惕等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于是，毛泽东等代表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与政务厅长吴景鸿展开辩论。
毛泽东等说：“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吴厅长谓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代表仍谓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吴景鸿等无词以对。
关于表明工人态度问题，即信仰问题，毛泽东等代表严正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至工人对于现政府之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教。”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因而他们“均以工人来这种态度极为得当”。对当前澎湃的罢工运动，赵恒惕等提出“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大损失”，“劝工人稍微忍点痛苦”。毛泽东等代表立即指出：“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至与之冲突了。”
关于人力车工会问题，是在警察厅交涉的。毛泽东等代表说明：“长沙人力车工会依照省宪第十二条组织，人数一千八百余人，组织极其完善，乃西区警署忽将会牌取下，指令上有‘擅自设会’之语，并且出言粗恶，其势汹汹，警厅周科员更拍桌打椅，出言辱骂，毫不尊重工人人格。外间传言，有谓业主与厅里职员串通舞弊，未知确否。各工会异常愤激，以为一个工会可以取牌，其他的工会都可以取牌，危险实甚。”在事实面前，警察厅长石成金只好故作“惊愕”，并说“未下此项命令，比即承认人力车工会备案，文到即可批准”，恢复会牌。
关于理发工问题，毛泽东等代表“在长沙县及政务厅，指出此案各项情弊，并指出原判违反‘省宪法’营业自由之规定，码头随规事实上要打消，四六分账最为持平各点。周县长允停止执行原判，候省署将原判变更即可了结，并允保释工人骆美祥出狱。吴厅长竟否认有新指令要长沙县执行原判之事，谓我并不知道（可见此案弊病极大）；随允依照省议会议决案办理，加议决案不到，则由工界来一呈请求变更不合理之原判，即可办理了结”。
其他笔业罢工问题，机械工会与缝纫工会中少数封建把头寻衅引起纠纷问题，长沙县、政务厅都被迫“允照实在情形办理”。
这次为时3天的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典范。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等人既彻底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假民主的真相，但也为湖南工人阶级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事后，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2领导工运继续发展
毛泽东直接组织的请愿斗争的胜利，给予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工人罢工的呼声，有如阵阵春雷，响彻三湘。1922年底至1923年春，湘区工人运动，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
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消息使3000多铅锌矿工人颇受鼓舞，刘东生、罗同锡等暗中发起组织俱乐部，并由刘东生前往安源学习、求援。不久，蒋先云、谢怀德等由中共湘区党委从安源抽调去水口山。他们广泛发动和组织工人，按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办法，于11月27日，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即组织“十人团”代表会议，连日讨论关于改良工人生活待遇、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人工资等4项（罢工后发展为18条）要求。当矿局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之后，12月5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经过20天的激烈斗争，迫使矿局承认了工人的全部要求。12月27日全矿工人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
有千余年历史的长沙铜官3000多陶业工人于1923年1月间，在郭亮等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官府增收“窑门捐”、“窑货捐”的斗争，并在此斗争中建立了铜官陶业工人工会；由省政府官办的湖南造币厂1600余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要求省政府撤换官僚厂长宾步程；汉冶萍公司株洲转运局300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生活条件，实行罢工，并获胜利。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惟独湖南的工人运动仍似浩荡湘江，奔腾向前。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罢工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到底！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去全省各地，介绍京汉工人罢工斗争的英勇事迹，揭露军阀吴佩孚一伙惨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以救济“二·七”烈士家属和受伤的工人，仅安源工人即募捐680多银元。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两万余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的游行示威，还先后发出4次通电，指出吴佩孚、萧耀南等是“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此人种之公敌”。并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起，“众志成城”，“伸张民权，打倒军阀！”
湖南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工会组织的继续扩大。2月间，长沙电气工人，湖南黑铅炼厂工人、醴陵窑业、新化锡矿山工人建立了工会。3月湖南第一纱厂3000余工人，开展了向厂方争分红利和反对开除数百名工人的斗争取得胜利，并成立了纱厂工人俱乐部。
毛泽东在1923年7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对工人运动基本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从1922年5月到1923年4月，属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的工团计23个，会员3万余人，较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新增8个，新增会员7000余人。共计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达9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22250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这些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二·七”惨案后，湖南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还体现在工人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1923年4月，湖南工团联合会、湖南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把工人运动引上反帝的道路。水口山工人罢工胜利后，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成员刘东生回到老家衡山白果，向乡亲介绍工人罢工经验，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组织了岳北农工会。这是他省少见的特色。故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是符合当年历史事实的。
自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于1917年4月刊登在《新青年》上，6年过去了，经过了五四运动，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日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1923年1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一大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遂派李维汉到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离湘前，毛泽东两次召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会议，向党中央派来接任书记（“三大”后改称委员长）的李维汉介绍了湖南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在介绍工作经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利用赵恒惕政府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毛泽东单独同我谈了两次话，介绍湘区党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我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谈了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在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就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并初步摸索了一些统战工作经验。
当时毛泽东离湘赴穗，还有一重要原因是躲避赵恒赐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勇敢，以“省宪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威风。
从此，赵恒惕仿佛有一块心病，对毛泽东怀恨在心。当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整个工人运动开始处于低潮，赵恒惕见时机已到，又一次跳了出来。他一面收买行会与工会搞对立，一面压制产业工人的工会，并于1923年4月下达了通缉“过激派”毛泽东的通缉令，企图借此机会加害于毛泽东。
面对敌人的抓捕，毛泽东从容布置好湖南党的全盘工作，便于1923年4月下旬离开了湖南，从而结束了他领导“两年工人运动”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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