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三章 参加五四运动和创立中国共产竞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1运筹留法勤工俭学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同年，毛泽东的母亲去世，他也就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何入手？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发展？一直是毛泽东思索的问题。
在两个月前新民学会成立时，多数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像毛泽东一样面临着毕业，谋求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尽一份力，成为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了探索光明的道路，毛泽东于1918年6月同蔡和森、张昆弟结队而行，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
尝试失败后，新民学会的不少会员认为，湖南的政局混乱、军阀更迭、教育落后，而世界的发展变化又是如此迅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察总比在相对闭塞的湖南要好得多。所以，他们一致赞同向外发展。
毛泽东是同意会友们的上述分析的。他曾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实际上，早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打算过出外留学。据1918年3月31日毛泽东的同学萧三的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计划是让罗章龙先去日本投石问路，然后再图谋发展。为什么要去日本呢？因为那时有种看法，认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为此，到了4月下旬，新民学会成立没多久，罗章龙就启程往上海准备为新民学会打前站。然而，罗章龙在上海却听到了日本发生的迫害中国侨民的事件，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计划中止了。
但没过多久，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给毛泽东寄来一封信，信中告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筹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希望毛泽东等人能利用此次机会把湖南的勤工俭学活动搞起来。毛泽东看后非常兴奋。他马上召集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何叔衡、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商讨“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对学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条积极的出路，学会应尽快准备，并责成蔡和森“专负进行之责”。
蔡和森很快就来到北京了解情况，他经杨昌济的介绍，拜访了蔡元培，然后写信及时地把有关情况通报给在湖南的毛泽东，信中还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张昆弟、萧子升、李维汉等25名青年由长沙出发，经过4天的长途奔波到达了北京。由于毛泽东等人在来京之前已在湖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准备，随后陆续到达的湖南同学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但由于北京的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不充分，大家到京后一时无法赴法，一部分人开始出现急躁情绪。毛泽东形容当时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所以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毛泽东一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安慰大家，一面频繁奔波于有关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解决赴法的路费问题，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章、杨为同乡至交，又同在英国、日本留学，所以章士钊便亲自出面恳请湖南督军谭延闿给予这些立志建设国家和湖南的有为青年资助，谭延闿为表示自己的开明态度，拿出了3万元。毛泽东从章士钊处得到此资助后，便同蔡和森将这笔钱分成1600元一股，分予学会的会员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学瓒在一份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据毛泽东本人回忆：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着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当时留法已经成为很热烈的运动，长沙的报纸不断地鼓吹，教育界也大力推动，湖南的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1919年到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1700多人，湖南籍的学生就有430人之多，为全国之冠。在湖南不仅年轻人要去，连教了20多年书、已经43岁的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也要过海去当“老学生”。毛泽东是完全有条件出去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后还来信恳邀毛泽东赴法，但毛泽东留了下来。
首先他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
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但长沙是学会的重要基地，学会的基础应立足于长沙。所以，学会有限的人员应做合理的分配，过多的人去法国留学，学会便没有了后方。
为此，他曾劝说罗学瓒、何叔衡、陈昌等人立足于本国的教育工作，培养更多的人才，不必一定出国。
至于如何求学？毛泽东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以下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际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有可以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功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在出国的问题上，毛泽东通过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还是决定留在国内，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
这时，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纷至沓来，毛泽东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
2结识李大钊
毛泽东不知疲劳地为勤工俭学活动忙碌着，起初他住在老师杨昌济家里，但随着勤工俭学活动的不断扩大，毛泽东与许多会员的联系频繁，住在杨家需要往来奔波，实在不方便。所以，毛泽东便同蔡和森、萧子升等8个人一同搬到了位于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小院内，虽然开会、联系方便了，但生活上却清苦了许多。“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了北京。出于某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如老师杨昌济希望的那样去报考北京大学，毛泽东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老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北京大学日渐成为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战场，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不仅有各种思想的学术书籍，而且那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学界名流也经常光顾图书馆查阅资料。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自然不想放过接近他们的机会。但是“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着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语。”
李大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有识之上都拒绝毛泽东的，而最为接近也最为器重毛泽东的就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在中国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了毛泽东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发表了他着名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其后，他又认真地阅读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对毛泽东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往往在工作之余，两人就现实问题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思想和非凡的抱负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鼓励毛泽东努力接受新思想，并介绍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毛泽东曾说：“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那时，毛泽东特地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7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3拒包办、倡自由
毛泽东曾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过他鲜为人知的婚姻，他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说当时毛泽东的心态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和与一般世俗之人有所区别的高傲，但也是对旧式婚姻及伦理道德的义愤与反叛。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讲到这位14岁娶的结发妻子惟有一次，而且也不过寥寥几十个字。因此，我们尚无从知道这位比毛泽东大6岁的罗姓女子的详细情况，但她在毛家生活了几年之后便去世了。对包办婚姻的切肤之痛，使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封建的纲常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大声疾呼：“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在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情厚深，尽可以自由配合。”
由此，毛泽东对自由的、以真正感情为基础的婚姻非常向往。
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和向警予率先将这种新式的婚姻观付诸实践，他们在法国发表了一篇“向蔡同盟”的宣言，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以革命理想为目的的爱情结合。这一消息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对“向蔡同盟”钦佩不已。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中说：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作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也就在此后不久，当毛泽东在北京为勤工俭学奔波，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清苦生活时，他却以别样的情愫描述道：“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毛泽东的心态，不难感到在毛泽东许多表露自己的谈话中，这段话则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抒情意味，在其他的谈话中是很少有的。
如果我们再对照一下毛泽东1921年初写的一首《虞美人》，或许能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对北海、故宫、白梅、垂柳的美好记忆给他带来的“补偿”：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一个28岁的青年有着如此忧郁缠绵的情思，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在恋爱。
毛泽东自己也向斯诺承认说：“我在这里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
1918年冬天的北京因着毛泽东爱情的勃发而显得春寒料峭，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清贫生活也因杨开慧所给予的情感上的慰藉而显得丰富多彩。
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已久，早在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考入一师成为杨昌济的学生时，就经常到“板仓杨宅”去看望老师，也常常见到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一个12岁的少女，很难说他们当时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他们的交往因杨昌济和毛泽东的师生关系也形成得十分自然，相互的了解是逐步加深的。真正使两人产生出别样情愫还是在北京的异地重逢。毛泽东终于把对爱情的渴望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他不断地给杨开慧写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北海、故宫也就留下了两人漫步的身影。在杨开慧看来，毛泽东是个不平凡的男子，她是在读了他的日记和文章后爱上他的。杨开慧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小聪慧好学，一身傲骨，她超凡脱俗的个性使她对生活和爱情有着自己非同寻常的见解。
杨开慧生前曾写过一份自述，她特别谈到她十七八岁，也就是1918年、1919年同毛泽东定情、恋爱时候的心情：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右)、次子毛岸青合影。“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大约经过了两年的时间，1920年的冬天，两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结成了夫妻。婚后，杨开慧随毛泽东辗转奔波，并为他生了3个孩子。1927年秋天，白色恐怖异常残酷，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决定，匆匆离别了杨开慧去领导秋收起义了，这一别两人再没有相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湖南军阀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断绝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就可不杀她。杨开慧回答：“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1月14日临刑前，杨开慧坦然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不要做俗人之举。”
毛泽东知道噩耗后，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他失去爱妻的痛切感情和内心的遗憾，成为毛泽东一生一世挥之不去的情结。
二、湖南五四运动的旗手
1勇斗“张毒”
191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走第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之后，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最为关注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由英、法、美、日、意等国主宰的巴黎和会却成为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战胜国的地位，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撤除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要求，竟规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而昏庸的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束手无策，居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它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不满和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联合了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余人和市民，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走上街头，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游行的队伍走到曾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处时，愤怒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并痛打了在赵家楼躲避学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政府急忙派军队镇压，当天就捕去32人。然而，愤怒的火焰并没有被压下去。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联合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很快，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同时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湖南的毛泽东听到巴黎和会的消息后，陷入了极度的愤慨之中。他迅即找到新民学会的会员，研究新民学会如何参加到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去。他动员大家说：中国外交的失败，是北洋政府腐败造成的，全国的爱国火焰越烧越烈，我们新民学会会员绝不能在旁边看热闹，要组织起来，要行动起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5月7日，也就是4年前袁世凯想当皇帝，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署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长沙各校的学生举着旗子，高呼着口号，慷慨激昂地走上了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向围观的群众讲演，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从属于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见长沙的学生上了街头，非常恼怒，立即派出大量的军警封锁了街道，然后挥舞着棍棒冲向学生。游行的队伍没走多远，就被张敬尧的军警冲散了。
张敬尧是在1918年3月率领直皖联军击败谭浩明的湘桂联军后入主湖南的。他在盘踞湖南的两年中实行暴君式的专制统治，霸占良田，贩卖鸦片，滥发纸币，奸淫掠夺，可以说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逃难的逃难，躲兵的躲兵，田不敢种，店不敢开，被逼得妻离子散，卖儿卖女。湖南人没有一个不憎恨张敬尧的，人们不是叫他“张督军”，而是叫他“张毒”。
当5月7日的游行被张敬尧冲散之后，有些同学非常泄气。毛泽东对大家说：我看国家已坏到了极处，人民已苦到了极处，社会已黑暗到了极处，不彻底地改造是不行了！我们此次的游行就是向这旧世界发起的第一次冲锋。我们应该看到，在这场全国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不仅有学生，还有知识分子、工人、市民等广大群众，他们同样被这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震动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湖南政治如此的腐败，支持北洋政府的张敬尧不会放弃其主子。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张敬尧所施的高压政策，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张敬尧作斗争。
长沙的报纸不顾张敬尧的封锁，于5月9日毅然刊登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近况，同时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起来为中国主权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一为毛泽东。完整以死相争。新闻舆论的支持，使长沙城群情振奋，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竞相传递着最新的消息。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奔走呼号，紧密结合，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再次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张敬尧坐不住了，他惟恐湖南的学生运动会掀起更加强大的浪潮，动摇其在湖南的统治。在大骂了一通报纸之后，他于当日立即召集长沙各学校校长开会，声色俱厉地宣称：如鼓动风潮，恐遭外人诘责。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同时，他还勒令长沙各报绝不允许再出现此种情况，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均不得刊登，为防意外，长沙城从即日起实行宵禁。
面对种种压制，毛泽东认为必须以更加广泛的学生运动来回击张敬尧，才能使湖南的爱国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新民学会的会员应积极地活动，联合各校爱国学生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组织来发动和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
在毛泽东的倡议下，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紧接着长沙各校学生在学联的组织下，开始了无限期的罢课。随即，湖南全省的学生也进行了总罢课。
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设在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内，学生会的日常工作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担任。毛泽东的住处离学校很近，所以他白天多在学校指导学联的工作，有时还住在学校。“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张敬尧恐慌了，下令严加镇压，凡“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察觉，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准备对学生进一步施以高压。6月11日，为使学生上课，张敬尧又气势汹汹地发布了《告诫学生训令》：“近日青岛问题发生，京津学生多所误会，停课要挟，聚众游行，蔓延宁沪，牵及鄂湘。我湘省学生近为潮流所惑，亦卷入漩涡，三数日间踵起罢课。”“尚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氛未靖，本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
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照样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照样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与张敬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5日，学联同湖南工商界人士共几千人举行游行，喊出了：“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置日货”的口号。学联还动员商号的工人积极地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到了7月初，湖南的爱国运动已发展成为由学生、工人、商人等联合行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学生代表，还有湖南纱业、染织业、轮船业、印刷业等行业的代表，更有泥木行、码头行等工人代表。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须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大会号召湖南各界人民“推翻武人政治，排除官僚派和阴谋家”，并由各界组织救国十人团、演讲团、检查团和戏剧队，分赴湖南各乡镇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8月中旬，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焚烧日货的集会。集会开始不久，张敬尧就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他们强行闯入学联撕去标语，捣毁设施，殴打学生，并张贴告示，宣布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查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同时还没收了刚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
毛泽东听到张敬尧的暴行后非常愤怒，当晚召集学联骨干开会，决定向全国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致函北京的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以争取更大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内心已强烈地感受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开的学联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指出：五四运动的不断深入已使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北洋军阀中的派系各怀鬼胎，出现了直、皖两系的内讧，这是驱逐张敬尧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各界人士的支持，驱张运动实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又一次派军队以武力镇压了集会。
连续两天，毛泽东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会议，商讨对策。6日，长沙各校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他们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由此，由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转变成为同张敬尧的实际斗争，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发展成为有目的、声势浩大的驱张政治运动。
湖南总罢课后，学联迅速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常德、衡阳、广州等地寻求更加广泛的支持，坚决把张敬尧赶下台！
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赴北京，他沿途作了一路的反张宣传。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到达北京后，组织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通讯社每天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稿，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他们手持控诉张敬尧罪行的标语和旗帜，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从前门出发，涌向总理府，吓得总理靳云鹏托辞不敢见请愿的学生。与此同时，分赴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的驱张代表团也积极地开展反张示威宣传活动。一时间，省内省外驱张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张敬尧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920年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原在湘南的谭延闿、赵恒惕步步进逼长沙，张敬尧孤立无援，当晚在一派混乱狼藉中仓皇出逃。
2主编《湘江评论》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他到修业小学找到了好友周世钊，周世钊问毛泽东在何处居住，毛泽东说还没有定下来。于是，周世钊便邀毛泽东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这几节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于是，在周世钊的引荐下，毛泽东不久便成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并住到了修业小学。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深感急需创办一种刊物，以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推动运动前进。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并聘毛泽东为主编。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主编这个刊物，并且亲自为《湘江评论》写了大量的文章。
《湘江评论》周刊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毛泽东任主编。
这份4开一张的周刊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又有明快辛辣的小专栏。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长沙的街头巷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慷慨陈辞：“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挡。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在这种急流狂转的思想解放形势面前，毛泽东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向同胞们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宣言的发表，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勇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精神。他以辛辣的笔调，雄辩的事实，揭露旧中国的落后，以激励的语言描绘着未来中国的希望。他沸腾的政治生活，可以说由此开始。
《湘江评论》创刊伊始，能够为刊物写文章的人不多，毛泽东虽然约请了一些人，但每到刊物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够集齐或不适用。于是，毛泽东便自己动手开夜车赶写。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应该是第二期至第四期连载的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也是他对改造国家挽救社会的中国革命所作的新的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从近现代西方革命形势说开去。他说：“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其原因在于“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贵族、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依靠的武力、金钱、知识这三种手段，在广大民众携手联合起来的时候，也可以转化为平民所有。例如：“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由此可以推论辛亥革命的失败“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房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而五四运动则不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
文章还具体谈到了民众大联合的方法，他说：“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由许多小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入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相信只要人民觉醒，积极地组织起来，就能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战胜一切困难，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中国的革命要想取得根本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大联合，这已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证明了的。他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他由此号召说：“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积极进行！”
由于《湘江评论》以它大无畏的革新精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从而受到了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抢购一空，随之又加印了200份，依然供不应求。所以，从第二期起，《湘江评论》每期印5000份，不仅行销湖南，而且很快传播到武汉、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地，反响非常强烈。
李大钊、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后评论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着文，对《湘江评论》予以介绍：“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的文字。”北京的《晨报》也称《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魅力非常充足”。全国各地的重要报刊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湖南》还特别推荐了这篇文章。
一时间，《湘江评论》以它丰富深邃的思想，豪迈奔放的气概，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反帝反封建，探索中国未来命运的影响巨大的刊物之一，对湖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驱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青年在看了《湘江评论》之后，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它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最终引起了军阀张敬尧的恐慌。他没有想到舆论武器的冲击是如此的让他胆战心惊。他觉得不尽快把《湘江评论》扼杀在摇篮里，它的壮大将直接影响到他的统治。因此，在《湘江评论》存在了短短的一个月后，张敬尧就气急败坏地把它查封了。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战斗。此后，他又积极组织成立了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并接手主编湘雅学生会办的《新湖南》，作为他进一步宣传新思想的阵地。
此时的长沙已经沸腾了，湘江水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张敬尧再也压制不住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手挽着手，高呼着口号，走上了街头，一场民众觉醒的爱国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
3受陈独秀启迪最深
毛泽东1936年10月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1920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陈独秀。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五四运动前中国进步团体产生的时候，曾经谈到这样一段话：“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新青年》杂志是由原一师老师杨昌济北上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寄给毛泽东的，他读到这个杂志后便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它所表现出的强有力的冲破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解放思想，热情颂扬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打开了毛泽东沉闷已久的胸怀，而其主编陈独秀的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更受到毛泽东钦佩。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正是他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引进中国社会，并号召青年起来以自主、活泼、进取的精神冲绝封建的迷信与虚伪，真正使中国人的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时候，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成为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在图书馆出入的新文学运动的着名人物中，自然也有陈独秀，毛泽东也就有机会和陈独秀有过不多的接触。虽然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与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着名人物的交往多少有不很愉快的记忆，但同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交往则是对他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甚至评价陈独秀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其实，陈独秀对毛泽东的了解也不仅限于图书馆助理员这样一个小角色，早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就刊登过由杨昌济转来的一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对那位“二十八画生”还是有着深刻印象的。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主动向陈独秀介绍新民学会和勤工俭学等情况时，陈独秀也就恍然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助理员就是《体育之研究》的作者，两人的谈话自然也就亲切了许多。陈独秀对湖南的情况了解不多，当听到勤工俭学湖南来的人最多，很是感叹。他对湖南，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也就发生了兴趣。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主要是在湖南发动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和组织出版《湘江评论》，对运动中的陈独秀他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斗争时，被北京警察厅和步兵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陈独秀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声援之声四起。毛泽东立即在湖南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营救文章，在这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两千多字的文章中，毛泽东先向读者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的经过及各方营救的情况，然后以激越的文字热情赞扬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
他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人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中意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是非常高的。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启迪由此来看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仔细比较陈独秀在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所陈述的学术及政治观点和毛泽东此期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所提倡的各种主张，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时虽对各种思想尚无定论，但陈独秀、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影响毛泽东的重要思想之一。
1919年2月，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紧张忙碌的同时，他的活动却不仅仅限于驱张，他是把驱张放到整个社会改造的大框架中去思考，他更多的是在思考整个社会的改造方案。
当时，整个知识界正提倡一个新村主义的实践，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都对这一运动给予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对此也发生了兴趣。因为在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曾同蔡和森等人进行过这种半工半读、相互协助的试验。显然，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这种工读互助团的组织与他早先所进行的“新村生活”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一到北京，毛泽东就专程拜访陈独秀就工读互助团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然而，由于这种生活离现实的社会脱离太远，空想的成分太多，工读互助团像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结束了。此时正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重要转变时期，又一次告诉了我们陈独秀对他思想转变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回忆说：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1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接着，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文章，驳斥胡适的观点，指出研究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是适应的。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邓中夏收到后，将其全文刊登在10月23日《北京大学月刊》上，并附上启事，“我的朋友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月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在北京逗留期间，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
《章程》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构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伦理道德等方面，列出一百多个问题，作为研究的项目。第三条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第四条规定，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带有“普遍性”意义，即可提出研究。第五条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第六条指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从这个简章看，当时的毛泽东既有胡适的影响，更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他不同意胡适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要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在京期间，特别是在后来，毛泽东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远远超过胡适。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毛泽东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第二次到北京的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的书刊、文章，如饥如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信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根据当时报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情况及罗章龙多次回忆进行分析，当时毛泽东所读的《共产党宣言》，既不是罗章龙说的油印本，更不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而是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毛泽东边学习理论，边思考问题，边筹谋实践。他在1920年2月致陶毅信中说：“我觉得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要组织“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方法，讨论“怎样实践”。“我过去对这些问题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他在信中还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现：“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对于“这件事”，我“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又说：有一些感想和计划，很愿“和你讨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虽然如此，他正在积极地做调查、研究、比较，“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中，剃取精华，以求在自己头脑中“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并说，这样做，“都是预备将要稍微有所作为的”。“正因为这样，在同时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而且“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去做好他日所必重的基础事业。
毛泽东在北京与李大钊等多次接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4月11日他离京往沪，途经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于5月5日抵上海。这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着手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9年底至1920年夏这段时间，对毛泽东一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他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空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为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湖南人民，也使毛泽东受到启迪，思想和世界观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在同年11月25日致会友信中，即深刻地反映了自己思想认识上的这一飞跃。他写道，通过近几个月来的湖南自治运动，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在同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他们的法子，是最好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积蓄和发展力量。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通过自治运动这一实践，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客观环境也迫使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此前后，他认真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对照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理解。他懂得了：俄国共产党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首要条件是有主义作指导。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不仅带头研读马克思主义，而且带头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时，还担任过一师本科国文教员。毛泽东利用这些社会职业的身份，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组织他们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着作，或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给他们作辅导报告，讲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指导萧述凡等组织“崇新学社”，夏曦、郭亮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开展学习、讨论活动。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在第一师范占着明显的优势。
与会会员1920年7月18日在蒙达尔尼公园合影。可以说，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经验教训，是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契机，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信等言论，是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13个会友，在蒙达尔尼举行了为期5天的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蔡和森等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接信后，仔细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先后给蔡回了两封信。1920年12月1日的复信中首先表示同意“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共同目的，并说这正与他平日的主张相同，并且也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接着，他着重阐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总的结论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必须建立共产党。他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先要建立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还力图把新民学会会员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1920年底，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商定，拟于1921年元旦，组织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前，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出一张写着14个问题的通告，请个人事先研究准备。
1921年1月1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潮宗街文化书社内热气腾腾，10多位新民学会会员欢聚一堂，研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等问题。会议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会议重点讨论了下面3个问题：①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②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③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在讨论之前，毛泽东介绍了法国会员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情况。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开始有的会员提出不必多讨论。毛泽东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两派主张：一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改造，一派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为代表主张改良。具体讨论时，对学会的共同目的，提出了3种不同意见，即改造世界、改造东亚、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提出“世界”是国际的，可以表明学会的主张，提出“中国”就能明确我们改造从何处下手。
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时，首先毛泽东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将当时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引导大家讨论。
讨论中，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赞同何叔衡的主张，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月3日，着重讨论了第三个问题。何叔衡、陈启民、彭璜等人相继发言、各抒己见。有的主张“有组党之必要”，有的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挚”。毛泽东最后发言，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办法”都表示“赞成”，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
1月16日，长沙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
毛泽东还根据丰淞园会议的决定，在新年会前后，为了进一步提高会员的认识，巩固新民学会组织，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三集），编写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两号），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会务报告》主要叙述了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情况和一些重要会议的主要内容；《通信集》是“会员抒发所见，相与商榷讨论的场所”，主要选编了“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的会员之间的来往信件。所收信件是从1918年6月至1921年1月会员通信信件中的一部分。第一集共13封，其中毛泽东3封；第二集共32封，其中毛泽东7封；第三集共7封，其中毛泽东2封。
在《通信集》出版时，毛泽东还为其起草了《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启事》、《发刊的意思及条例》和《新民学会启事》、《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二集序》、《新民学会紧要启事》。在第二集中还对《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一信写了按语。他在按语中指明：要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就必须“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复蔡和森另一信中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时，他已和何叔衡等全力以赴地从事建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
2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同时，何叔衡、彭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在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准备了条件。1920年冬，毛泽东等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李启汉、李中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陈独秀、李中常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告诉毛泽东，并给他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陈独秀还把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
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会见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商量组织共产党。预备在一年内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小组，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忆：上海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有毛泽东负责”。这说明陈独秀着手组党时，曾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
蔡和森多次鼓励毛泽东“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蔡和森的来信，加速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毛泽东明确回信：“知了就要行的”，并自豪地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这里明确地告诉了蔡和森，长沙已有党组织，而且是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的一部分。
长沙小组成立的时间，毛泽东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证时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实际上，长沙小组是在1920年秋开始酝酿，11月底至12月得以正式成立的。
长沙小组的成员，据毛泽东回忆，正式发起时在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至“一大”召开时，“一大”筹备成员李达回忆有10人，张国焘回忆约10人。这就是说，长沙小组从初创时的6人，发展到10人。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目前有较多材料可以认定的是前4名。
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组织此事须秘密”，活动必须“潜在从事”的建议，发展党员注重质量，开展活动注意秘密，重视基础事业，常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领导，宣传、组织工运等活动。
宣传方面着重抓了5件事：第一，全力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乃毛泽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需，在何叔衡的鼎力协助下办起来的。何叔衡在书社的创建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除把自己的微薄积蓄拿出来，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联络思想较为开明的知名人士，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承担了书社的大量具体事务工作。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主持下，文化书社办得很有生气，向国人介绍了极多的进步书刊。第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笼络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为党的建立和壮大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同时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共产党》月刊上的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还有中俄通讯社的《布尔什维克史》和欧洲工人罢工的消息。第三，把讨论建党的通信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放在文化书社公开销售。第四，召开新民学会新年会议，开展“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指导的辩论。第五，通过何叔衡、谢觉哉主办的合法的《湖南通俗报》宣传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民众大联合等思想。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慎重地发展党员外，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上。另外，还组织了长沙中韩互助社。1921年3月17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建立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何、贺分任该社通讯、宣传、经济部的中方主任，当时在长沙的黄永熙、李基彰、李愚氓分任朝方各部主任。
工运方面，1920年秋毛泽东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收工人40余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在他及其战友们的推动下，以黄爱、庞人铨为首的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了两所工人夜校及一处平民阅报室，次年又增设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湖南劳工会是当时全省最大的工会组织，毛泽东及其小组成员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取和帮助该会及其首领黄爱、庞人铨。同时，又利用赵恒惕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机会，开展争取工人民主权利的斗争。长沙小组的活动成果，得到中共“一大”代表的公认。
毛泽东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于是他立即从新民学会会员中，从在校的学生中，物色对象，积极筹建湖南团组织。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当时，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威望很高，他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吸引了不少青年，许多青年人如黄爱、庞人铨、萧石月等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当时父母双亡，小弟泽覃、堂妹泽建已去长沙读书，大弟泽民在家理事。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泽民、泽覃、泽建等人在厨房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启发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
3出席中共“一大”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陈独秀、李达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党小组，担负了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下午6点，毛泽东来到长沙通俗教育馆找到何叔衡，两人一同赶往小西门的水上码头，在浓浓的雾色中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旅费是由熊瑾玎协助筹集的。与何叔衡一起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他们动身时的情形，谢觉哉后来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但会议的组织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亲自到会。参加大会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共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另外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这些人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汇聚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博文女校内，开会则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家里。
会议自23日始开了8天，还有一天就要结束了，法租界的巡捕房注意到，这个“北大暑期旅行团”既不旅行也不观光，所有的人都是闭门不出聚在一起一谈就是一天，而且像是在“密谋”着什么，巡捕们决定捕个人来问问。消息传到了会议上，大家没有料到畅谈革命的同时，严酷的斗争马上就来到了面前。有的代表提出转移，不仅转移，而且吸取这几天开会的经验，真正做出旅行观光的样子来，才不至于再次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去“旅游观光”一天。中国共产党的这次重要会议，于31日在一条缓缓飘荡的游船上结束了。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以后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成立起来的。在会上，毛泽东主要担任记录工作，说着一口湖南话。不过，开口的时候并不多，只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靠的也是刻苦的自学，他同与会者不同的是具有更多的实践斗争的经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在高深的理论上。所以，他不像在座的其他人如李达、李汉俊等那样饱读马克思着作，又精通外文，可以在会上引经据典，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他给人留下的是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印象。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1979年3月《回忆党的“一大”》一文中形容毛泽东说，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李达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常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会议最后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大会还选出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浪淘沙，经过血与火的岁月，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12位正式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沦为汉奸，刘仁静成了托派分子，李汉俊、邓恩铭、王尽美、何叔衡、陈潭秋先后被杀，李达走向自由职业，当了教授，张国焘走上了叛变革命分裂党的道路，作为非正式代表的包惠僧后来也作了国民党的官。1949年10月，当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中共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曾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在杭州，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美丽的西子湖。8月中旬，他回到了湖南。
党的一大，使毛泽东真正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开始了他光辉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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