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的楷模，青年的领袖
1苦读为救国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着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投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省一中的校长符定一，在符定一和胡汝霖等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最后做出了投考师范学校的决断。
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次年春天，湖南省教育厅根据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将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300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8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第四师范的学生比原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从此，毛泽东同第一师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半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了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充分利用其良好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奋发踔厉”，刻苦用功，“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当天上还是繁星点点的时候，毛泽东已起床做他每天必修的一门“功课”——冷水浴。这是毛泽东一天紧张生活的晨练，也是他的老师杨昌济所一贯提倡的健身之道。东方渐渐露出了晨曦，在同学们睡得最香最沉的时候，借着窗前的一抹亮光，毛泽东端坐桌前开始自习。自习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也是最能使他的思想无拘无束激扬飞越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自学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后是一天的课程。
湖南第一师范的水井。上课时，他总是端坐静听，认真思考，做笔记，课余时间也从不浪费，不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便是找老师和同学们交谈学问。虽然毛泽东求知欲极强，但他仍然是有选择地听一些课。他不大喜欢自然科学的课，也不怎么钻研，尤其不爱上图画课。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喜欢的是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并且废寝忘食地研读它们。中午，大家午休的时候，毛泽东则来到学校的阅览室，翻开当天的各种报刊，了解社会的动向，分析政治形势，而杨昌济向他推荐的《新青年》他是每期必读的。一天的课上完后，毛泽东就草草地吃完晚饭，一头钻进他喜爱的书中寻觅他想要的知识，感受书籍带给他的启迪。即使晚上熄灯后，他也常常跑到茶炉室、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这样的苦读一直要到深夜。
毛泽东好学不倦，克己严谨，求知欲极盛。他在一师读书，并不拘泥于几本教科书，而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他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折价书，旧书残缺就将其抄写修裱。但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
毛泽东知道，读书不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不管是人生观、道德观、科学观、政治观都是为了应用，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并指导我们的行动。所以，他特别注重利用所学知识分析时政，而了解时政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报纸，所以报纸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一个难以估量的作用。
他广读各种报纸，对各种报纸的特点和风格也渐渐有了一些了解和评价。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他在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发现他当时对长沙出版的几种重要报纸的评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报纸的研读程度。毛泽东说：“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着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由于遍阅大量报纸，毛泽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报风格。一是独立缜密的思索。他对报纸报道的内容首先以学习和了解的态度去吸收新的观念和思想，但他又不盲从，而是用冷静的分析去得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其次是认真细致的态度。凡是读到重要的材料，不论篇幅多长，他都认真阅读摘录，并写下当时的感想。他读报脑勤、眼勤、手勤，从而在知识的积累和研究上进步很大。
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不见他，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由于他熟读报刊，对时政的了解也就相对全面和细致，对时局的发展也就判断得更加准确。
同在一师学习的同学萧三回忆说：“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对国事的忧患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感染了每一位同学，人们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天下兴亡的强烈的责任感。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他通过报纸了解和研究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局势以及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他对复杂时局的剖析以及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索也就更加深入。
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的日报。”
实际上，毛泽东读报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一生，他对报纸的偏爱，我们仅从他日后为许多报刊的题词中可略见一斑。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实践斗争中发表政见，更多的也是依靠报刊。从他赴北京组织勤工俭学运动起，他就很有兴趣地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新闻研究会；1919年7月他着手主办《湘江评论》时，他畅论时事的愿望第一次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还不辞辛苦地撰写文章，在仅存的4期《湘江评论》中，他撰写的大小文章就有40余篇，既有《民众的大联合》这样近万言的长篇大论，又有议论时政的短文小品。他的文章时时引起省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湘江评论》也成为五四运动中最具战斗性和最有特色的着名刊物之一。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一直到解放后，毛泽东每每对不注重学习的部属进行批评时，都喜欢用这6个字——“不读书，不看报”。
2反对学校多收费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湖南省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9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因其精明能干，通达事理，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30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当，故而生出了不少瓜葛和纷争。
1915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最近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颇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他找来笔墨纸砚，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激忿不已，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气恼至极！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中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
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平时，教师们都住在公寓里，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课就不来。对于自己的学生，一般了解得很少。张干作为一个有1000多名学生的“一校之长”，诸事缠身，与学生的交道就更少了。然而，对于毛泽东，先生们却有着深刻的印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有点“鹤立鸡群”。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也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
张干还了解到，毛泽东性格倔强，沉默寡语，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他常常有奇异惊人之举，有两件事，可以说是全校闻名。
一件事是在路灯底下读书。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必须遵守作息制度，晚上9点钟就寝，9点半熄灯，可是，每天熄灯以后，毛泽东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底下。或者茶炉房的门边，一直读到深更半夜，因为那些地方的电灯是彻夜长明的。他的这一举动，弄得值日的老师很为难——管吧，他的学习精神实在可嘉；不管吧，又是违反校规的。
还有一件事是在南门口读书。一般来讲，读书人是喜欢安静的，可是，毛泽东却恰恰相反。只要一有空余时间，他就在肋窝里夹着一本书，走到南门口去，坐在街道旁边，不声不响地读起来。这南门口，是长沙城里热闹的地方，过往行人，来来去去不断线；黄包车像过江的鲫鱼一样，响起一串嘈杂的铃声；卖油炸糍粑的，敲起了竹梆子；卖荷兰水的，扯起喉咙叫喊着……在这样的闹市里，身体差一点的，头脑都要弄得昏昏沉沉的，毛泽东却偏要来个“闹中求静”，说是用这种办法，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毛泽东因此招来不少议论，有人说他怪人做怪事，有人称他奇人有奇才。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20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课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画素描。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笔信手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读他喜欢的书去了。图画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给他40分——不及格！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侮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毛泽东带头闹事，就拿他“开刀”。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愤愤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进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二、初期革命实践
1游学和接触百姓
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有志于读书的人，用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以此谋生，成为一种变相的行乞。当时，许多人看不起这种行为，认为只有没出息的读书人才做这种事。他们读了几本书，不肯从事正当的劳作，又放不下斯文的架子，只好写几个字，诌几首诗，送给乡村里的土财主，换几个钱糊口，俗话叫这“打抽丰”，或者叫“打秋风”。
毛泽东则不然，他是借此来进行农村社会考察，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力求“周知社会”。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有一回，毛泽东从一份旧的《民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有两个青年，决心徒步周游全中国，并已到达西藏附近的打箭炉（原属西康，今为四川康定）。他看了很羡慕，也很钦佩，很想效仿这种做法，只可惜一没有钱，二没有闲，不能马上去做。后来他想：没钱，可以借游学这种旧形式来解决；时间不够，就先在湖南境内游起吧。遗憾的是正赶上学校放假，好朋友们几乎都离开了学校：蔡和森有事到湘乡原籍去了，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陈昌也都回了家，否则，和他们结伴同行就更好了。于是，1917年的7月中旬，毛泽东邀请萧子升和正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进行了一次游学。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他们三人带着雨伞、换洗衣服、笔记本及笔、墨等简单物品，换上草鞋，从长沙小西门出发，渡过湘江，然后向西过了白箬铺，向宁乡县走去。
7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乡下的山路又很不好走。走着走着，萧子升坐在路边的一棵樟树下叫开了：“哎哟！我走不动了，腿肚子打颤，喉咙里出烟。”毛泽东在他身边坐下问：“是肚子饿了吧？早晨那点点胡椒饼，只怕不起作用了。”萧子升叹道：“是有点饿了。还是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毛泽东也感叹地说：“正是的！现在尝到了一点灾荒的滋味了吧？这真是：不种田，不晓得粮米的艰难，不挨饿，不晓得穷人的苦痛！”
说着，毛泽东朝前面望去，看见约半里之遥的地方，有一家店铺掩隐在几株白杨树下，就回头对萧子升说：“走吧！到那里去送副对子，餐把饭总会搞得到手。”几乎躺倒在地的萧子升懒懒地说：“哎呀！我是一步也走不得了……这样吧，在这里把对子写好，我来写，你去送，搞点吃的来，有了精神，我们再赶路。”毛泽东说：“可以。”
于是，萧子升大笔一挥，用了一个老套子：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毛泽东笑了笑，捧着对联走了。
过了一会儿，瞌睡中的萧子升被空着一双手回来的毛泽东推醒，他惊奇地问：“怎么搞的，没有找到施主？”
原来，这是一家药铺，老板兼管看病，是个郎中。他的招牌叫益民药铺，他要济世益民，可送去的对子却是要人家发财致富的。毛泽东和老板谈了几句，没敢送对子，就回来了。
萧子升乐了，他说：“咳，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咧。好！那就另写一副：‘慈心济世，妙手回春’，怎么样？”毛泽东说：“也还好。我们先到药铺里去吧。那位老板答应请我们吃餐饭呢，走吧！”
他们来到药铺。老板先让他们写个“益民药铺”的招牌试试，一看，字写得很好，就又搬出了几张虎皮宣纸和花坯纸来，请他们写了几张条幅和对联。写出来一看，老板更高兴了，索性把药房里面的大牌匾，全都重新更换了。足足花了一两个小时，一切都弄妥了，才让他们进去吃了几碗冷饭，给了20个铜板。
来到宁乡县城，他们在同班同学王熙家住了两晚，走访了劝学所，给所长喻士龙送了副对联，又游历了香山寺，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们还写诗送给一位老翰林，得到了40个铜板。他们上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参观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然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
何叔衡，家住宁乡县杓子冲，他比毛泽东大17岁，本来已是秀才，37岁时又考入第四师范，后来和毛泽东一起转入第一师范。去年毕业后，也在楚怡小学教书，和萧子升是同事。
来到杓子冲何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大喊：“何胡子！何胡子！快起来开门，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叔衡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来了。得知毛泽东他们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说：“你们真是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何叔衡。何家是地道的“耕读之家”，他们在何家大开眼界。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这本书里写道：开阔的大菜园长满了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危害也，大矣哉，‘君子乎，圣人乎！’”
何叔衡向他们介绍了当地农民的疾苦，还告诉毛泽东“宁乡县的沩山那个地方，有几千人起来造反了，领头的是个石匠，叫张三元。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抗拒官军，杀死豪绅，声势闹得很大哩！”毛泽东一听，立刻激动起来，非去沩山不可。萧子升喃喃地说：“我们要去洞庭湖呀，到沩山不顺路吧？”毛泽东说：“那没有关系！从沩山再去安化，转益阳，下洞庭，多看一些地方，不是更好吗？”
这样，他们把原定计划稍微作了变动。离开何家，他们经沙田先到了巷子口，在一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了很长时间。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多数为官者都不廉洁。我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席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许多感慨和联想，一路上，他和萧子升都在议论着社会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他们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藏书，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详细了解了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情况。
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他们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在罗家吃过中饭后，他俩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的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途中，他们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就将包袱、衣服挂在了树枝上。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绅士的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
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得知附近有一刘邦庙，这引发了他俩关于怎样评价刘邦的讨论。他们边聊边走，很快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还到一些贫苦农民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当地的饱学之士、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夏先生当时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精通经、史，着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
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因此，毛泽东求见，两次都被拒之门外。但毛泽东并不灰心，当他第三次登门求见时，夏公终于开门相见，他挥笔写下“绿树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随即写下“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完，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不觉有些愧疚，连声赞好，并留下毛泽东昼夜长谈，最后还赠给毛泽东8元银洋。
在梅城，毛泽东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有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他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第7层塔壁上挥墨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之后，他们又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他们在这里呆了3天，除游览县城外，还走访了一些学校和当地人士，如当时的县长、原一师教员张冈夙。
他们离开益阳来到沅江。不巧，沅江正在涨水，街道被淹。看看也快到开学的时间了，于是二人乘船返回长沙。在湘江轮船上，两人就这次游学作了总结。毛泽东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
8月16日，他们回到长沙楚怡学校。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一师的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都纷纷称赞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曾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80多块”。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诸如此类的游学还有多次。如1917年12月，他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了解情况。1918年夏，他和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绕洞庭湖半圈，还将沿途见闻感想，写成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遗憾的是，这些通讯已无处可寻。
这些“游学”活动，使毛泽东有机会实地体察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他由此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打败北洋兵
全国解放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师生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沉着果断，不畏强暴，敢作敢为，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学生。
1917年，湖南正处在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面里，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不断混战，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重要省份。南北军阀常在这里进行拉锯战，今年南军打去，明年北军打来，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安宁日子，不论城市、乡村，不论穷人、富人，天天都有被抢、被烧、被屠杀的危险。长沙不仅是湘江和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而且是湖南的省会，更是军阀争夺的焦点，每遇战事，长沙首当其冲成为枪炮杀戮的战场。几年间，长沙受尽兵乱之苦，多次被洗劫一空。
1918年3月，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第一师范由于在城市，又离江边很近，军阀的军队一进城，首先蹂躏的就是长沙一师的校园。军阀们来了，学生们上课的教室被占了，他们把食堂的饭菜抢个精光，吃完了还摔碗，到处拉屎、撒尿，喝醉了就殴打、欺负老师和学生，堂堂的学府被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11月的一天夜里，驻守在长沙的北洋军阀傅良佐的部队突然开拔了。第二天清早，整个长沙城一个北洋兵都看不到了。据说是被广西的军阀谭浩明打垮了，傅良佐带着剩余的部队仓皇向湖北出逃。
街上冷冷清清，不少店铺的门板和玻璃被砸得稀烂，满地的碎砖烂瓦，一些民房只剩下断壁残垣，烟熏火燎的木桩孤零零地立在街旁，长沙城一副破败凄凉的景象。
一师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这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走出宿舍自动到校园里去打扫卫生。他们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军队，再也不要打仗，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念书学习啊！
谁料想中午刚过，就有消息传来：北洋军阀第八师支援傅良佐的一个混成旅王汝贤的部队，从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下来，已经到了城南两里地的猴子石。听说这些北洋兵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沿途的老百姓已被洗劫一空。
长沙城沉寂了不到半天，又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因为此时的长沙城除去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旧警察外，没有任何直接抵抗的能力，城里的空虚使老百姓人心惶惶。而长沙一师更是退军要首先经过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长沙的最前线。
一师的学监主任方维夏召集老师和同学们开会，商议如何应付这危险的局面。有的人害怕了，主张逃走。有的人虽主张抵抗，但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毛泽东发言了。
他对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刚才我去金盆岭一带实地观察了一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据说这股部队有4000多人，100多支枪，但大多是些散兵游勇，再加上又是吃了败仗，正是抱头鼠窜的时候。他们前天早上被南兵从株洲赶出来，退到猴子石，却迟迟不敢进城，看来他们也不了解城里的情况。我们如果搞得恰当，是有可能把这股退军赶走的。
大家忙问如何办法。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只要把从去年就开展训练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再动员城里的警察参与战斗，是完全能够击退溃军的。况且这些北洋兵也都是一些贫困人家的子弟，他们和长官并不是一条心的，现在他们又累又饿，如惊弓之鸟，我们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一听有理，都齐声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平日那些刻苦操练的学生志愿军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经过反复的磋商，大家认为这个计划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于是全体动员，分头行动，迅速把学生和警察编成3支队伍，学生们手拿木棍，警察则拿有限的真枪。
傍晚时分，3支队伍悄悄地分布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出发的时候，沿途的一些工人和农民也带着铜锣和大鼓陆续参加到行进的队伍中来。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半圆的月亮爬上了东山。人们看到影影绰绰的北洋军的队伍像一条大蛇，胆战心惊地向北移来。
站在山头的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学生领袖见北洋军离伏击的地点不远了，随即命令山头上的警察鸣枪3响，霎时间，满山遍野的灯火一起点燃，工人和农民也敲起了铜锣和大鼓，紧接着，埋伏在前面的警察又是一阵排枪，一场“激战”就这样打响了。
北洋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呆了，随即晕头转向地向来的路上奔逃。哪知来路上也有满山的灯火，同学们在铁桶里放的鞭炮更像一阵阵密集的枪向他们打来。正在不知所措时，山上传来喊声：“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不明真相的北洋兵十分心虚，这突然的袭击已使他们无心抵抗，过了片刻，他们就缴械投降了。
人们把这些北洋兵都带到了一师校园的操场上，收缴来的枪支也搬进了学校，堆放了一地。
第二天，由商会出款，被俘虏的北洋兵每人得到3个馒头和4元遣散费，安排他们就地解散回家。
长沙城沸腾了，市民们免去了一场兵灾，人们纷纷地议论，说这是一师的一个后生组织的一场智勇双全的战斗，他可勇敢了，浑身是胆！
许多年后，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友人说：这是我第一次指挥的军事行动哩！
3组织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中国五四时期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它对一代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为这个团体的发起、创立并使之发展成具有纯洁性、严密性和战斗性的革命团体，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蔡和森。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以后，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他深深感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为了研究学问、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必须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组成一个坚强的、有革命精神的团体。
毛泽东最早结识的朋友有蔡和森、萧子升、萧子赏、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周世钊等十几个人。这些人大都出身贫寒，来自穷乡僻壤，有的还直接参加过体力劳动，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相当熟悉，因而在学习上比较刻苦，生活上比较俭朴。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经常研究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但是，毛泽东还是觉得自己交友不广，视野太狭窄，“友不博，则见不广”。由此引出了一张“征友启事”的故事。
1915年，中国的思想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带来的沉闷之后，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又趋活跃，并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思想的推动下，新奇事物不断出现。这年秋天，毛泽东也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并在一师附小教员陈昌的帮助下，张贴到长沙城的一些学校和城门口。
启事发出后，立即应征者并不多。毛泽东在这年9月27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以介绍。”
《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说：“我心情豁然开朗，需要结交几个亲密伙伴，有一天，我在长沙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的人与我联系，我指定要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响应我这则广告的有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以后又背离了；另两个青年后来都成了极端的反动派。这‘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态度不明朗的青年李立三。他听了我说的话，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罗章龙当时是湖南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三大”和“五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因为搞分裂而被开除出党。以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他曾回忆说：“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贴体，很像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来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上看，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看了启事，我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按着启事内容、地址，我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示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话。信末署名纵宇一郎……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启示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后来，我们按约见面，整整谈了三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罗章龙还把他的朋友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两人见面时，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手，表示欢迎。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对李立三讲起国家大事和自己对读书修身的看法。然而，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什么也没有表示就告辞了。后来李立三解释说：当时我才16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读书，见识少，一下子说不清楚毛泽东讲的那么多问题，所以就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征友启事》发出3年之后，毛泽东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他们热切追求新思想、新文化，其中大多数人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有着“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的：“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无暇谈情说爱和‘浪漫’，认为时局危机，迫切需要知识，而顾不上谈论女人和个人私事。……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在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就“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不断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从1915年到1917年冬，这样的讨论达百余次之多。在反复的讨论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他提议组织学会，并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1919年11月，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从1917年冬天起，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分头深入到省立一师、楚怡小学、第一联合中学、修业小学、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暗中物色会员，很快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组织团体的基本队伍。接着，毛泽东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章程。
1918年4月1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萧子升、萧子赏、何叔衡、陈绍休、罗章龙、毛泽东、邹鼎丞、张昆弟、陈叔农、叶兆祯、罗学瓒、邹蕴真、周明谛等，在蔡和森家集中，由毛泽东介绍学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发起组织这个学会，酝酿时间很长。为什么要组织学会，发起诸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首先，大家都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迫切；其次，当前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经发起，旧思想、旧伦理与旧文学，在诸位腹中已一扫而空，使大家都觉得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无聊，引发了对动的生活和团体生活之追求；第三，在座诸位对杨怀中先生所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之教诲念念不忘，决心身体力行。不知这几条是否能反映大家的想法？”
蔡和森大声附和：“润之兄所谈的这几条，正是我们之所以结成团体的原因。”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谈到学会名称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团体，最初拟名为新学会，意即在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子升兄则建议改为新民会。”
“是啊！”萧子升接着向大家解释说：“梁启超先生取《大学》新民主义，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是由于人民没有爱国心，没有自治力，因此，必须把‘新民’当作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我认为，梁先生之论颇有道理，所以主张我们的学会取名新民会，以提高和增强民德、民智、民力，走自新、自救、自立的道路为学会的奋斗目标。”
萧子升的话引得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教育国民，使其日新其德，新民会好！”有的说“我们都处在修学储能时代，个人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叫新学会更贴切。”
邹鼎丞发言了：“新学会、新民会各有道理，润之、子升已作商量，合二为一，就叫新民学会。”大家一听，齐声叫好，“新民学会”这个名称就这么被确定下来了。
接着，毛泽东将起草后的会章逐条宣读、解释，大家各抒己见，共同对会章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并逐条表决，最终形成了11条明确、简洁、可行的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5条纪律，如有行为不正或故意违反会章者，经多数会员决议，令其出会。
最后，大家一致推举萧子升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罗迈(李维汉)、夏曦、何叔衡、郭亮、萧子升、蔡和森、萧铮等。从此一个由自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有组织、有纪律、生机勃勃的进步团体诞生了。
三、影响他一生的几位老师
1“如婴儿之得慈母”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深得几位老师关照，毛泽东也是终身难忘。
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黎锦熙，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即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个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1\/3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
对这段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刊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着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惟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发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着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70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70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70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着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1913年毛泽东入一师至1915年秋黎锦熙离开长沙赴北京这段时间，两人须臾不离的亲密交往乃全校人所共知的事。
在1915年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通过毛泽东与黎锦熙通信中所透出的信息，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是何等亲密和信赖。黎锦熙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珍视，解放前冒着杀头的风险，始终珍藏着毛泽东写给他的6封信。解放后，毛泽东见到这些原件时说，谢谢黎老在漫长的黑暗年月中敢于保存至今，并让荣宝斋制作了影印件，还赠先生留作纪念。
2“不动笔墨不看书”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身“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以下仅撷取几例，从中可以领略毛泽东当年勤学苦思的精神风貌。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惟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讲堂录》是一个9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点滴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10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1.2万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着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振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着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如原着中论及专制政体与暴君时，他便在旁边注上“如袁政府”；当论及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时，便注上“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语。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它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探讨青年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到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徐特立。与此同时，与邪恶势力毫不妥协的徐特立，也奋不顾身，勇赴国难。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民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
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最令毛泽东难忘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词，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左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事后，湖南省内外的一些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新闻，有人还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南霁云系唐朝将领，以忠贞报国、视死如归而名垂青史，人们以徐特立比南霁云，借以称颂他的爱国义举。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3劝学数理化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成绩突出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那一手兰亭体小楷和作文，更是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但数学成绩却令人不敢恭维。
有一次，数学教师王立庵对毛泽东说：“润之，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下星期天我在家里等你，你看行吗？”
毛泽东知道王立庵住在“李氏芋园”，就在袁仲谦先生的隔壁，而他是常去袁先生家请教学问的。于是，便点头答应说：“好的，届时我一定来。”
早晨的芋园，显得特别幽静。先生们忙了一个星期的教学，难得有这么个歇息的机会。毛泽东怕打扰了王立庵先生，在花园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才来到王先生家。
王立庵也起得很早，他正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着毛泽东。见他来了，忙把他迎进书房里面。
毛泽东趁王立庵正在泡茶的机会，打量起书房的布置来。书房里除北面墙挂了一幅山水画外，东西两堵墙壁，被一排落地大书柜遮住了，玻璃橱内，摆满了许多数理化书籍，也有不少厚厚的线装古书，还有些外文书。毛泽东早就听人讲，王先生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不仅对数理化精通，就是对文学和历史也有研究，被一些老师谓之“通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润之，”王立庵给毛泽东倒上一杯茶，打开了话题：“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以我近日观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太偏重于文科了呢？对于其他学科，你钻研得怎么样呀？”
毛泽东抬头望着王先生，只见他穿一件青洋布面料棉长袍，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宽阔的前额上爬满了许多皱纹，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和蔼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切和崇敬的感觉。此刻，他正用敦厚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顿时消除了拘谨，坦率地承认说：“王先生，我是在注意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先改变天下的民心，再才能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
“你说的道理很对！社会科学是得下苦功钻研，但数学、图画等课也很重要呀！你想过没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某个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师，那么，数学、图画这些课还开不开呢？若是开这些课，你不会，岂不误人子弟！若不开这些课，别人又怎么能聘用你呢？”
“是的，先生！师范学校的学生，一出去就要当小学教师，大概是什么都要懂一点。正因为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繁杂，将近30门学科。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的流逝，实在令人心痛啊！”
王立庵听了，心里怔了一下，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学生：“是这样吗？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福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
王立庵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上，他感叹着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立庵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已经21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王立庵又好气又好笑：“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宋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教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孔子讲‘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不是提倡世人都要待到老之将至再去学习，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不自弃，尔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的。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王立庵的话掷地有声，余音萦绕在耳，使毛泽东感到心头一震。他思忖：先生说的是极对的，可自己心里的话也得向先生讲一讲，相互沟通沟通，或许能找到契合点。
于是，毛泽东恳切地说：“先生，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21年，还有几个21年呢？不能再白白地浪费青春了。难道说，要待到腰弯背驼时，再来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吗？！”说到此处，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了。
王立庵被强烈震动了！他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肺腑之言，心情实在不能平静。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半晌没有说话。他想：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想到这里，他真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虽是你的先生，看来还没有真正了解你。你应该有你的选择，别人不能苛求于你，只要是认准了的路，你就坚决走下去吧！”
“先生……”毛泽东没想到王立庵这样理解和支持他，而且态度又是这般恳切，心里很是感激。
他怎能不感激呢！？说心里话，他太需要理解与支持了。在第一师范，既有一批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先生，也有一些比较保守，苛求于人的先生。他毛泽东平素听到的不是溢美之言，便是尖酸刻薄之辞，有的夸他是“异材”，有的说他是“怪人”，甚至还有的因他常常有违校规，视之为“害群之马”、“毫无可塑之望”，建议学校开除他！相比之下，像王先生这样既有逆耳忠言，又是真正爱护他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捞薪水、混日子的老师比比皆是，有几多像王先生这样真心诚意地为学生的学业着想，为学生的前途设计的呢？也是他毛泽东三生有幸，求学以来总是遇上这样些好老师、好人！自己如不努力钻研文化知识，力争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有何面目对老师呢？！
王立庵手抚毛泽东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在你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就应另当别论。老实说，一师的课程的确太繁杂了；论深浅程度，也只适合于十几岁的少年。你今年21岁了，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你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可以专攻一门了。有些课程对你来说，显然是不重要的。而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探索宇宙之大本大源，却是十分必要的。从现在开始，赶快加紧努力吧，再也不要延误了。有什么难处，我当竭尽所能帮助你！”
毛泽东感到心头一热，他向王立庵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先生！”
光阴似箭，春去夏来。1915年的上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
“布告栏”里贴出一则消息：各班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3天之内离开学校。
毛泽东收拾停当之后，去邀家住湘乡的学友萧子升一道回家。萧子升告诉他，已决定不回家了。当毛泽东了解到萧子升留校是为了补习代数、几何、英语等课程的意图后，也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决定留在学校，一方面自修一下哲学，同时也请数学教员王立庵给自己补补数学课。
毛泽东把留校的事和补习数学的想法告诉了王立庵，王先生很是欣喜。他对毛泽东说：“润之，来补习吧！正好我假期闲着呢。”
这以后，毛泽东每天早晚在学校读书，上午和下午便来到“李氏芋园”听王先生讲数学课，中午就在王家吃午饭。
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往返于一师和“李氏芋园”之间，要走很远的路程，很是辛苦，加之天气炎热，既吃不好，又睡不安，就和同事黎锦熙商量，让毛泽东和陈昌一起搬到“李氏芋园”的《公言》杂志社内寄宿。这个暑期，毛泽东在“李氏芋园”住了两个多月，直到新学期快要开学时，才在王先生的安排下，回韶山去看望父母和弟弟们。
在这些日子里，王立庵先生每日不辞劳苦，尽心尽意给毛泽东辅导，补上了平时掉下的数学课。王先生还把一个由他亲手抄满数学公式和定律的本子送给毛泽东，帮助他学好这门功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按计划读完了自己选定的哲学书，并且在王先生这里借阅了大量书籍。
这次补课，毛泽东感到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巩固了已学过的旧知识外，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受益。王立庵先生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炽烈热爱，给毛泽东补上了一课，使之真正认识到了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这段时间，王先生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但他并未因此忽略对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熏陶，以及放松对他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检查督促。相反，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王立庵越是要求他一定要设法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以求学以致用。王先生利用补课期间师生过从甚密的机会，反复向毛泽东阐明这样一些观点——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其终生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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